雅典事件

雅典事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上的一次事故，發生於1973年5月的希臘雅典。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以色列未建交的情況下，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希臘王國大使周伯萍誤入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

背景

1972年6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希臘王國建交。1972年12月，周伯萍由糧食部副部長調到外交部，被委任為中國駐希臘王國的首任特命全權大使。1973年3月28日，周伯萍正式向希臘王國遞交國書，開始成為特命全權大使。為了推動兩國關係的發展，外交部決定於1973年邀請希臘副首相馬卡雷佐斯訪問中國，邀請信由周伯萍在赴任時帶去。周伯萍到雅典後經與希臘外交部幾度磋商，確定訪問時間為5月的下半月。

在當時，阿拉伯國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盟友，而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關係極差，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認以色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以色列也沒有外交關係。不過在1971年召開的聯合國第二十六屆聯大會議上表決中國代表權議案時，以色列投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並驅逐中華民國政府代表的提案。

「文化大革命」時期，周恩來主管外交工作，「四人幫」把周恩來作為他們最大的奪權障礙，一再聲稱大使中有壞人，並以此攻擊周恩來。

經過

1973年5月7日，周伯萍前往希臘外交部，商定時任希臘副首相馬卡雷佐斯訪華計劃，事情完成時已到13時15分。周伯萍在返回使館途中，看到附近街道警哨、車輛比平時增多，顯示有重要外交活動。由於不知是什麼事，回到使館後，周伯萍讓翻譯去使館查看請帖。由於當天使館值班人員剛學英語，看到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的一張請帖，而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名叫科威克，第一個字母為K，值班人員誤認為是科威特大使館請帖，也未留意日期是8日中午，見翻譯匆忙便詢問是否從科威特大使館招待會回來。翻譯聽聞後誤認為是科威特大使館開辦國慶招待會，匆匆看一眼請帖，由於請帖標註時間為12點到13點半，即離散場只有10分鐘，翻譯慌張未看日期扔下請帖跑去告知周伯萍。周伯萍聽聞後着急，在未按正常的辦事程序（查看請帖、司機探明道路）的情況下決定立即趕去科威特大使館。

由於周伯萍、翻譯、司機未去過科威特大使館，不知地址只知道距離很近，亦不知道東南方附近有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翻譯和司機都以為東南方車輛往來很多的地方為科威特大使館，未問路而是順着警察手勢行駛，因此前往以色列外交代表處。周伯萍由於未見過科威特大使館臨時代辦和以色列外交代表，誤認為站在門口的以色列外交代表為科威特大使館臨時代辦，一下車就急忙與他握手並向他表示祝賀國慶節（以色列的國慶日即獨立日每年的以珥月5日，在1973年為5月14日），並解釋遲到原因。當時《紐約時報》一名記者在場，詢問周伯萍到「這裏」（指以色列駐希臘外交代表處）是否意味中國承認以色列。由於翻譯把「這裏」翻譯成「雅典」，周伯萍認定記者是無故尋釁便簡單頂回。周伯萍看到記者的表情迷惘，但未加理會，與正待離去的荷蘭、墨西哥、烏拉圭等國大使簡單問候後與以色列代表告別，返回大使館。

5月8日中午，在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館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周伯萍遇到羅馬尼亞大使。羅馬尼亞大使對翻譯說了些話後翻譯變了神色。周伯萍見狀，催問翻譯和與羅馬尼亞大使再次詢問，才知道昨日誤入以色列外交代表處。

處理

當時阿拉伯國家敵視以色列，對有關以色列的問題特別敏感，且此事可能會被「四人幫」用來攻擊周恩來。周伯萍從捷克斯洛伐克使館一回來就召開使館黨委會，決定採取三項措施：向希臘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國使節說明誤入以色列外交代表處是「使館工作上的差錯，不意味中國外交政策有變化」；立即向外交部報告錯誤情況，作初步檢查；向使館通報情況，要求從他的錯誤中汲取教訓，改進使館工作。外交部接到周伯萍的報告後復電同意補救措施，詢問犯錯的詳細情況，後又打電話要求周伯萍不要對外談論此事並立即回國，要原定回國參加接待希臘副首相的政務參贊申志偉留館主持工作。周伯萍在5月14日下午乘法航班機返回中國，15日晚到達北京，16日上午到外交部報到。外交部副部長仲曦東、喬冠華知道周伯萍有心臟病，先後與周伯萍談話時囑咐他不要過分緊張，先休息兩天再寫檢查。但周伯萍回家後還是立即寫檢討，報告事件經過，懇請嚴厲處分。

5月14日，周恩來在國務院辦公會上對事件發怒：「美國出了水門事件，我們出了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門不幸！這是新中國外交史上的特大醜聞，必須從嚴查處。」17日，總理辦公室已用外交部名義發出通報，稱事件性質是「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駐希臘使館收到外交部通報後也寫檢討，主動分擔責任，並稱周伯萍在犯錯後積極補救。在收到周伯萍的檢討和駐希臘使館的檢討後，外交部黨的核心小組會議一致認定周伯萍所犯錯誤嚴重，但考慮到他「態度正確，認識較好」，建議免予處分，繼續參加希臘副首相的接待工作，在國內學習一段時間後返回希臘工作。19日，周恩來作出同意外交部報告的批示，並決定讓周伯萍參加希臘副首相接待工作後，返回使館工作。24日，毛澤東查看周恩來的批示，將報告中「十分嚴重、極為荒唐的政治錯誤，成為外交界的醜聞，影響極壞」一段話改為「是沒有調查研究的結果」，將周伯萍對所犯錯誤的認識「較好」改為「很好」。周恩來見到毛澤東的批示後加註：「請外交部遵照主席批示，估計這次『雅典事件』的性質，並對周伯萍同志的檢查，按主席指示給以鼓勵。同時要將主席指示在部內進行傳達。對外通報也要加以改正。」

後續

5月20日，希臘副首相馬卡雷佐斯前往中國訪問，周伯萍參加接待工作。5月25日，周恩來接見馬卡雷佐斯及代表團主要成員，由喬冠華、王棟和周伯萍陪同會見。交談中，周恩來主動談及此事，並就周伯萍返回使館工作徵詢希臘方面的意見。馬卡雷佐斯表示此事有偶然性，與警察指揮錯誤也有關係，感謝中國政府允許周伯萍回去工作。會見結束後，周恩來將周伯萍大使留下來談話，周伯萍感謝恩來對其錯誤的寬大處理，周恩來笑着回覆：「要感謝應該感謝毛主席，是毛主席親自處理的。這件事這樣結束，我當然很高興。過去我常講外事工作無小事，並不是外事沒有大小之分，而是說外事工作特別敏感，小事如不注意，也會出大事故，所以遇事要謹慎。經過這次事件，我想你會有深刻理解了。」

1975年，周伯萍接替林中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爾及利亞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