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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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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腦思想控制英語:brainwashingmind control),透過系統性方法,有意圖地向別人灌輸思想,來符合操縱者的意願,一連串的手法與過程,稱為洗腦。英文「brainwash」意指洗腦,由中文洗腦一詞翻譯而來;沿於上世紀1950年代的韓戰美國士兵被中國人民志願軍俘虜之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改造,獲救之後回到美國,支援中國共產黨政府,於是美國記者Edward Hunter就用「brainwash」一詞來描述此事。[1][2]

洗腦經常被應用到政治宗教商業活動上。洗腦與宣傳大體方法相同,均是讚揚、推廣某事,不同之處在於,洗腦具有強制持續性、與外隔絕性、批判性等特點。[3]

常見如政治洗腦:當權者或獨裁者強制向人民灌輸單一的思想,推崇某政治人物或某執政集團,及指出某些思想是錯誤的,加以批判。在重覆和密集灌輸下,群眾往住不自覺相信了某事或信任某個政治組織;宗教組織透過刊物、活動推廣,造成觀眾思想容易受到影響;商業公司等電視媒體傳達,不斷重複播放推廣其商品或意念,以「謊言多說幾次,就會成為真理」方式,此等宣傳方法都被認為是洗腦,儘管推廣者本身可能沒有非法惡意情事。不過通常惡質的思想,都加予洗腦的貶稱。思想改造能導致群眾有跟從團體、不可質疑、思想推廣、護航言論的一致行為逐步出現。

歷史淵源[編輯]

柏拉圖最早提出,統一理想國內人民都一切文化活動,禁止一切非正統的思想言行是哲學王的責任。柏拉圖的法哲學思想具有明顯的理想主義特點,他在《國家篇》中描述了以正義觀和人治觀為基礎的哲學王統治。他認為,詩人的作品應呈送政府稽核,政府以該作品是否有益於人民的精神健康作為許可出版的標準。按照柏拉圖之意,國家必須對神話的講法作出嚴格的規定,作為統治根據的神話具有正統教派的特點,只有一種講法;而其他異教徒和不敬神者,則要予以嚴厲的處罰,因為他們的存在威脅著城邦的和諧與幸福。柏拉圖在《法律篇》中說:「對一切不敬神的人普遍宣告:他們必須放棄他們現有的習慣,贊成敬神的生活。」[4]對犯了瀆神罪的人,要進行監禁,對無神論者則也要進行訓誡、監禁,必要時必須處以死刑,禁止非法的宗教活動,乃是「一條普遍的法律」[5]。所以厄奈斯特·巴克英語Ernest Barker說:「《法律篇》的結束就是中世紀時代的開始。」[6]柏拉圖主義影響整個中世紀。中世紀基督教占絕對的統治地位,新柏拉圖主義與基督教神學相結合,部分地實現了柏拉圖的哲學王理想。中世紀的教皇可視為"哲學王"的一種折射,基督教教會擁有管理意識形態的權力,教會將反對它的宗教組織定為異端,交由宗教裁判所審判。基督教為了控制人們的思想,緊緊抓住了文化和教育,因此中世紀的教育便帶有濃厚的宗教性,西歐的學校幾乎是清一色的教會學校。宗教利用文學藝術來形象地宣傳教義,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的巨大投入促進了藝術的發展。文藝復興時期,馬基雅維利主張國家安全至上論,指出思想的傳播和討論應受嚴格管制。馬基雅維利學說的核心是如何取得權力,並使人們對統治者百依百順。哲學家霍布斯主張社會契約說,認為契約社會的統治者有絕對無限的權力,人民的言論未經許可不得發表。黑格爾進一步發展了國家主義,提出國家有無上的權力,人民的最高任務就是作為國家的一份子。

學術研究[編輯]

1961年,美國精神病學家Robert Jay Lifton(羅伯特利·夫頓)博士專程到香港採訪被中共釋放的戰俘和傳教士,研究中共洗腦行為,著有《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思想改造和極權主義心理學:中國的洗腦研究),書中詳細分析了洗腦的方式、意義和影響,是最早期以科學角度研究「洗腦」的書籍。[7]

2004年,牛津大學的Kathleen Taylor(凱瑟琳·泰勒)出版了《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英語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洗腦:思想控制的科學),從科學原理研究洗腦,她認爲,人類大腦推理和認知的神經科學(neutroscience),證明了當許多不符事實及帶強烈意識形態的詞彙被有意的、重複不斷的灌入大腦,令神經元之間更加暢通,從而影響、動搖和改變人們的感情和信仰。2011年,她接受過《陽光時務》存取,稱限制人民資訊自由是政治洗腦的特點,她稱只有吸收不同管道資訊,才能培養獨立思考能力,免被惡意洗腦。[8]

英國作家、紀錄片製作人多明尼克(Dominic Streatfeild)著作中文譯本:《洗腦:操控心智的邪惡科學》(Brainwashing),作者透過一些解密檔案,存取經歷冷戰時期戰俘、受害人等,撰寫洗腦從的起源,冷戰時期的中、英、美、蘇暗中展開洗腦競技,多個國家甚至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專門實驗研究。著作內容更包括涉及宗教洗腦行為。[9]

政治[編輯]

2012年,一個參與遊行的人士,戴上反政治洗腦的道具。
電視節目不斷重複灌輸單一的思想,觀眾可能不知不覺被洗腦,認同其傳播的價值觀

政治動機的洗腦規模及影響力可謂最大,因此一直備受爭議,在一些沒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資訊被控制的國家,當權者透過全權控制媒體,透過日常生活中,從播放的電視電影、表演等滲透某些政治思想。再配合教育等方式全面推行政治洗腦,如對歷史以及教科書的簒改,不提對自己不利的歷史,以達到隱惡揚善的政治目的。政治洗腦可為執政團體帶來更自如以及容易控制的政治為目的。推行政治洗腦的通常發生在極權國家,因為商業組織、宗教組織的權力及資源有限,而且無法強行實施。[10]

涉嫌洗腦的近現代國家、地區和組織[編輯]

 大日本帝國[編輯]

日本於確定南進政策以後,台灣總督府於1936年9月起在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從精神上消除臺人的民族意識,生活上脫離漢民族及臺灣原住民的生活型態與文化,全力推行皇民化運動,大倡臺人全面日本化,將日語的使用當作同化的基礎,在臺灣積極推行日語教育。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廢止公學校的傳統漢文課,廢除臺灣本地報紙中的漢文版,以中國語文為書寫工具的作家被迫停止寫作,臺灣話(福佬話)的使用也遭到更多壓制,日語成為主流的語言。[11]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自殺式襲擊的特別攻擊隊-「神風敢死隊」以人肉炸彈式襲擊美軍,那些年輕的海軍飛行員被指遭日本軍國主義洗腦,參與一場不義戰爭,害人害己。但日本右翼團體對「神風敢死隊」歌功頌德,例如2007年拍下電影《我為你犧牲生命》。[12][13]

 納粹德國[編輯]

納粹德國元首希特勒向國民灌輸集體主義反猶太主義思想。法西斯主義不僅受到古羅馬帝國的對內專制獨裁和對外侵略掠奪的思想影響,而且也受到馬基雅維利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索勒爾的暴力主義和費希特大日耳曼主義等影響。其中尤以新黑格爾主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影響最大。[14]希特勒所領導的德國新政府在1933年的第一任內閣中,設立了"宣傳及公共啟蒙部"。宣傳部的主要目標就是確保納粹思想和資訊成功的滲透到藝術、音樂、戲劇、電影、書籍、廣播、教材以及新聞等領域內。由大眾媒體推行其宣傳及洗腦的目的。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在柏林等地組織大規模的焚書活動,將猶太人寫的書及其他「非德意志」書籍(如共產主義書籍)均焚毀。1933年9月22日,納粹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戈培爾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管理新聞媒體。同時密集無線電覆蓋度,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把收聽外國電台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15]

 蘇聯[編輯]

蘇聯共產黨通過書刊審查片面歷史教育對其政治、經濟體系進行正面宣傳。蘇聯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之後,列寧就十分重視文化建設,特別是在他最後幾篇文章里尖銳地提出文化問題是聯共(布)黨和蘇維埃工作的中心問題。思想文化方面,實行思想灌輸和控制,將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作為唯一正確的真理並通過黨和國家的宣傳機器向人民群眾灌輸。早在1919年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俄國共產黨(布林什維克)黨綱》中,就明確規定「在人民教育方面,俄國共產黨給自己的任務是:把從1917年十月革命所已開始了的事業進行到底,即把學校由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變為……進行社會的共產主義改造的工具」,黨綱還要求「展開最廣泛的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工作,為此目的,要利用國家政權的機關和資財」。俄共第八次代表大會決議中指出: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學校課程中「必須列入下述內容:根據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所寫的文化史通俗概論以及專論俄羅斯偉大革命歷史的特別一部分」。1928年,布林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頒布文學必須為黨的利益服務的法令。思想文化體制的形成則可追溯到1929年底史達林在馬克思主義者土地專家會議上的報告,正是以這個報告為起點,開始了思想文化體制形成的過程。

1925年史達林展開的「布林什維克化運動」,提倡「意識形態100%的純潔性」、「100%的布林什維主義」;到30年代,史達林還進一步提出警惕「中間居民階層」的「不健康情緒」,「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同「非無產階級思想」作鬥爭。1931年11月,聯共(布)中央1932年4月通過關於「改組文學團體」的決議,宣布解散所有文學團體和派別,成立全蘇單一的蘇聯作家協會,各文藝團體也照此辦理。蘇共根據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需要,取消文化藝術團體和派別,官方直接自建社會文化和學術團體,並通過掌握其幹部任免大權使各文化部門和學術團體成為黨和國家層層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屬機構,促使其走上統一化、行政化和國家化的道路。蘇聯報刊的組織管理權力高度集中,由各級黨委宣傳部直接控制,要求記者接受蘇共中央的領導,按照決議和指示開展宣傳鼓動工作,培養人民對於黨的領導的需要、對於黨報的需要。每一級黨委都有其直接領導的機關報,並指導其轄區的所有報導工具的活動。1941年7月1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發布了《改組政治宣傳機構和在工農紅軍中實行軍事委員制度的決議》。

 中華民國[編輯]

中華民國政府撤守台灣後,蔣介石提出「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反攻大陸口號[16][17][18][19][20],實施徹底的反共教育,要求台灣地區人民積極準備反攻大陸[21][22],將「反攻大陸」塑造成台灣人民的使命[23]兩蔣統治時期,在「中國史觀」的主宰下,台灣日治時期五十年之間的台灣歷史幾乎在教科書中一片空白[11],日治時期的台灣史被排斥,其中有利於國民黨統治的抗日事蹟才能被強調,且加強台灣屬於中國的觀念,鞏固其統治基礎[24]。台灣學生則接受以中國五千年歷史為榮的史觀教育,以便使蔣中正的獨裁政黨合理化[25]小學教育中也加入了中國國民黨的影響力[26]。台灣人近百年來的歷史觀被灌輸成以中國國民黨的歷史為中心[27],自廣東軍政府起,東征、北伐、剿共、抗戰、直到來台,對時任總統的蔣中正塑造其神格化的英雄形象,如「全民擁戴」、「四海一心」、「萬眾景仰」、「日月同光」等[28][29]。人民對政府的態度則被要求「鞏固領導中心」,除此之外,反對或批評政府的聲音皆有可能遭到政府當局的整肅迫害[30][31][32][33][34],異見人士甚至會被送到綠島集中營進行酷刑折磨和思想改造[35][36]

 中華人民共和國[編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早期通過文藝、宣傳提出的「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穩定壓倒一切」等口號,被認為是「洗腦」行為。毛澤東建政以後的中共操控媒體致使民間沒有輿論自由,又透過教育,局部呈現現代歷史等方式進行「正面意識形態宣傳」也被認為屬於「洗腦」行為,實行意識形態灌輸的歷史教育。

1921年中共一大後根據共產國際直接指導幫助下制定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模仿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成立「中央宣傳局」。1924年5月《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議決案》在「中央宣傳局」架構內正式成立中央宣傳部。中宣部副部長即國務院組成部門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和國務院直屬機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最高領導及黨委書記。在省級及省級以下文化與廣播電視行政管理機構由同級黨委宣傳部管理。五十年代全盤蘇化期間,中共先後成立單一的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各文藝團體,並通過掌握其幹部任免大權使各文化部門和學術團體成為黨和國家層層控制、缺乏自主性的下屬機構。高等學校所需要的黨員正副校(院)長,由中央宣傳部會同中央組織部和各有關政府黨組及省(市)提出具體方案,加以調配,黨委書記則由各省(市)委和自治區黨委負責調配。[37]中宣部要求社會力量辦學必須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學校黨組織在教職員工和學生中發揮政治核心作用,貫徹黨的教育方針。中宣部組織建立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管理體制和執行機制。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高等院校、中小學的思想政治課直接對學生進行洗腦。有評論指[哪個/哪些?],中共文革時期大規模和連續的共產主義宣傳教育運動,明顯是洗腦行為;當時中共將視為反對者的人民劃定為「階級敵人」、將這些人強行施以「勞動改造」(勞改)、「思想改造」,強權和暴力使整個社會幾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自由意志。[38]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電視媒體中國中央電視台,被一些異議人士[誰?]指責所播放的部分內容存在洗腦,是淡化了中國走向自由民主的氛圍,具有洗腦性質,而央視的《新聞聯播》選擇性「報喜不報憂」,像是「宣傳聯播」。[39][40]

2014年,作家傅志彬因撰寫並在臺灣出版銷售《洗腦的歷史》,評析人類三千年歷史上各種極端思潮、宗教、主義等對人類社會帶來的禍害,被江西省公安廳評為「抹黑、歪曲我黨歷史,否定我黨建國執政的合法性,攻擊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洗腦和思想控制』,誣稱『中共在蘇俄的支援下建立並奪取政權,運用紅色恐怖洗腦術控制全國人民的思想』、『列寧的紅色恐怖洗腦術上加簡化版的中國傳統權術』,並對我黨的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等極端侮辱、抹黑,影響十分惡劣。」而遭中國警方逮捕,2015年遭判有期徒刑1年10個月入獄、罰金15萬人民幣。傅志彬的辯護律師張讚寧表示傅志彬是「思想犯」,對他的判罪直接違反了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的「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和普世價值觀」。[41][42][43]

 香港特別行政區[編輯]
學民思潮高登網友製作的「反洗腦」海報

2012年3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助、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製作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其中一頁指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是「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同時又批評美國是「政黨惡鬥,人民當災」等歌頌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內容引起爭議,以及《課程指引》指出「國情範疇學習,重視『情懷』、注重『情感』、本於『真情』」,引發部分香港人稱為洗腦。2012年7月29日,九萬人上街遊行,要政府在9月開學前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44][45][46]。9月7日,再有約3.6萬至12萬人在香港政府總部外集會反對國民教育,政府最終讓步,雖然沒有撤回檔案,但容許學校選擇[47]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編輯]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抗拒外來物資,境內物資缺乏,製造和貿易幾乎停止,經濟、醫療等制度惡劣,統治者讓人民對外部世界隔絕,藉機創造了個人崇拜,不少人民卻仍然支援該國領袖金日成金正日[48]。在他們相繼過世時,總看見北韓人民在街頭哭天搶地,在北韓人民口中他們是「偉大的領袖」。國家地理頻道曾派人喬裝成醫療人員,跟著醫療團隊冒險進入北韓拍攝,發現北韓人民從小被愛國教育洗腦,崇拜金正日,節目採訪過一名家徒四壁的失明盲婦,她稱不擔心自己生活不方便,而是悲傷自己失明不能親眼看到金正日。該節目表示,北韓教育從小就徹底執行必須敬愛、服從領袖,美其名是是為了團結北韓人民,實則是藉「洗腦」實行鐵腕統治[49]

1982年11月14日,世界拳擊協會(WBA)比賽中韓國拳擊手金得九遭擊倒意外身亡。朝鮮故意大肆宣傳並且誇大南韓拳擊運動員金得九在美國死亡的原因,有評論指這是北韓用以激起民眾反美思想的「洗腦」方式[50]

塔利班基地組織[編輯]

有證據指出,塔利班基地組織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邊界對附近居民甚至兒童[51]進行宗教性質的洗腦。有報導指出其強迫附近居民從廣播電視中灌輸塔利班思想[52][53]

 伊斯蘭國[編輯]

伊斯蘭國」正在培訓兒童成為「哈里發國的新世代」,設立訓練營向15歲或以下兒童灌輸極端伊斯蘭宗教思想,教導他們以消滅異教徒為人生目標,滿16歲則接受軍事訓練。[54]

敘利亞有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綁架大批庫爾德族兒童,對他們進行洗腦,強迫學習極端宗教思想及觀看殺人和自殺攻擊影片,培育他們成為自殺式襲擊者。[55]

拉卡,伊斯蘭國禁止學校教授音樂美術體育哲學社會學基督宗教。數學科不可提及利息計算,自然科學必須合乎神創論,不可教授關於進化論的內容。不可提及敘利亞國歌、民族主義思想,又命令學校停止使用「祖國」或「敘利亞」字樣,要用「伊斯蘭國」、「穆斯林的土地」或「沙姆省」等詞彙代替。此外,伊斯蘭國強制學校實施性別隔離。[56]

教育[編輯]

香港的「反洗腦萬人大遊行」,要求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學校教育是常見的一種洗腦方式。通過設定學科和編寫特定教材灌輸某黨派獨有的政治意識形態。另外,選用某一種學術或理論觀點的教材,並非世界同類教育公認或學術界所慣用。所謂「歷史是贏家所寫。」,思想的控制一直都是教育常有的事。備受爭議的LGAT課程也有洗腦的嫌疑。

商業[編輯]

書報文章、音樂、海報、電影、網路等媒體的放送行為,無論有意無意因而使人們腦中充斥著其文字、旋律、歌詞、語言、畫面、思想、意境等,受其影響並驅使人們產生模仿、效法、嚮往、久久不忘等行為皆可稱為被洗腦。

廣告[編輯]

重複密集式地播放或不斷重複一些對白廣告被部分人認為是洗腦,這類商業廣告非常普遍,例如:

  • 2008年中國大陸恆源祥公司,密集播出了一分鐘的恆源祥十二生肖廣告,被認為是洗腦廣告[57][58]
  • 香港已結業平霸電業公司1970年代廣告,旁白叫喊一連串列埠號:「彩色電視,平霸啦!冷氣,平霸啦!雪櫃,平霸啦!洗衣機,平霸啦!電器,平霸啦!……」。[59]
  • 香港地產發展商天馬行空的樓盤電視廣告被認為是「洗腦」廣告。
  • 保健食品英國巴哈急救寧(藥丸)、甜睡寧(噴霧)在九巴路訊通重複播放也被認為是「洗腦」廣告。

傳銷[編輯]

在一些企業及很多非法傳銷組織之中,也存在著洗腦式教育宣傳,從而迫使其成員在思想上服從首腦的意志。反覆灌輸虛假資訊也可以達到洗腦的目的。

宗教教派[編輯]

很多宗教都存在洗腦爭議,對於宗教來說,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洗腦,導人反智。宗教洗腦的危害和後果,最可能造成某些宗教狂熱者引為的宗教衝突恐怖活動等。

民意調查[編輯]

2013年4月2日,根據一家專門分析政治動向的美國機構 — 公共政策民調基金會所做的調查顯示,有15%的美國民眾相信,政府或媒體在電視廣播信號中加入了心智控制技術,來對人民洗腦[60]

文學[編輯]

小說[編輯]

喬治·歐威爾的政治小說《一九八四》中,對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進行的「政治新教育」被認為是洗腦的集大成,這也被認為是洗腦的來源之一。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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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