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摄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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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历史
布达拉宫
藏区 · “西藏”名称
远古时期
吐蕃时期 633–877
分裂时期 877–1264
各教派分治 1264–1720
清治时期 1720–1912
近代 1912–1951
现代 1951年至今
西藏问题
历史年表（吐蕃）

西藏摄影史从19世纪开始。西藏摄影史指以学界定义的“西藏”地区为主题或是藏人的摄影作品。[1]

1863年8月19日英国军人菲利普·亨利·艾格顿在西藏阿里地区拍摄了西藏的第一张照片，但在1903年木龙年战争爆发前仅有很少量照片拍摄于西藏。当地藏人从19世纪开始接触摄影，到了1910年代摄影已经融入藏人生活，第九世班禅喇嘛与第十三世达赖喇嘛都会摄影，第十世德木活佛德木·丹增嘉措是最早广为人知的藏族摄影家。1920年代拉萨开始有专业摄影师，之后有摄影工作室从事人像摄影。

在1950年前，一些欧美探险家与英国官员在西藏拍摄了许多照片，汉族摄影家则以1930-1940年代的庄学本较为著名。蓝志贵是1950年代至1970年代西藏官方摄影的代表人物，泽仁多吉则用相机纪录了文革时的西藏。

随着摄影技术的普及，西藏成为很多摄影爱好者喜爱的拍摄地。

1903年以前[编辑]

1863年8月19日在西藏阿里地区拍摄的照片。

实用摄影的历史从1839年开始，当年路易·达盖尔公布了银版摄影法，但是此技术有无法复印照片、曝光时间长达半小时等缺点。[2][3]19世纪下半时期，摄影在世界各地逐渐普及，但是西藏当时与世隔绝，外界对其所知不多。此时期的西藏摄影主要有两个动机，一个是纪录当时在世界地图上的空白地区，一个是当地居民的神秘宗教仪式。[4]此时期的摄影因此有三个主题：藏族、藏传佛教的仪式，以及喜马拉雅山脉地区的风景。[5]

1850年代火棉胶摄影法（英语：Collodion process）发明后解决了达盖尔银版摄影法的缺点，逐渐取而代之，这是最早在西藏应用的摄影技术。1863年8月19日英国军人菲利普·亨利·艾格顿（Philip Henry Egerton）从英属印度跨过国境数英里，进入西藏阿里地区拍摄了照片，但是他被当局发现后驱逐。这是历史上第一张在西藏拍摄的照片。现存的该照片是用蛋白印相术（英语：albumen print）从负片（英语：Negative (photography)）印在相纸上。[6]但是这张照片并不出名，西方曾长期将奥尔良的亨利王子（英语：Prince Henri of Orléans）与邦瓦洛特（英语：Gabriel Bonvalot）于1889-1890年拍摄的照片误当做最早在西藏拍摄的照片。[7]

萨拉特·钱德拉·达斯为了替英国搜集情报，1879年获得扎什伦布寺摄政第四世生钦活佛的邀请前往西藏，1881年再次入藏，在拉萨见到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8][9]他于1902年出版的《Journey to Lhasa and Central Tibet》（《拉萨和卫藏之旅》）中的照片包括人物、藏传佛教、风景以及天葬。[10]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亚洲馆馆长克莱尔·哈里斯教授将其与伦敦皇家地理学会的照片对比，认为由于达斯匆促离开西藏，难以携带玻璃版底片（英语：Photographic plate），书中照片可能是编辑柔克义（藏学家，后任美国驻大清公使）从档案中找到在西藏之外拍的照片。[11]书中唯一确定在西藏拍的照片是布达拉宫，由尼泊尔驻北京使团成员拍摄。[12]

在所有的西方新技术中，从十九世纪传入西藏的摄影可能是最早传入的，而且从一开始就非常受欢迎。[13]1879年第四世生钦活佛请萨拉特·钱德拉·达斯看他收藏的几百张立体投影照片是哪个国家（法国），并评论幻灯片投影机可以多人观看，优于立体投影，希望达斯帮他制作幻灯片供班禅喇嘛观赏。达斯还将摄影手册翻成藏文供他阅读。据说达斯还教他火棉胶摄影法（英语：Collodion process）。[14]

奥尔良的亨利王子（英语：Prince Henri of Orléans）与邦瓦洛特（英语：Gabriel Bonvalot）于1889-1890年穿过青藏高原，他在藏北高原和西藏东部拍摄的照片常被认为是欧洲人最早在西藏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于1891年出版的《Across Thibet》中以插图形式出现。[15][16][17]这是首次在纯粹藏族的地区对藏人的摄影纪录。[18]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893年起三度前往西藏，在其西部与北部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但他在1900年与1901年两次企图前往拉萨都被拒，最早拍摄拉萨的欧洲人是两个俄国人崔比科夫与奥夫舍·诺尔祖诺夫（法语：Ovché Narzounof）。[19]

1900年的布达拉宫。崔比科夫摄。

布里亚特人崔比科夫与奥夫舍·诺尔祖诺夫（法语：Ovché Narzounof）于1900年到达拉萨，他们拍摄了布达拉宫、桑耶寺、扎什伦布寺等的照片，分别于1903年与1901年发表[20][21][22]。他们为俄罗斯帝国地理学会写的报告中五十张照片现由美国地理学协会图书馆收藏[23]。这是西方人最早在拉萨拍摄的照片。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于1905年1月精选了其中一些照片出版，结果十分成功，使得该杂志此后以出版照片为主。[24][25]

1903-1950年[编辑]

1904年的岗巴宗。怀特摄。

1903-1904年的木龙年战争使英国人大量进入西藏，西藏摄影作品的数量大为增加。[27]当时业余摄影师开始使用柯达公司的小型手持照相机，因此许多参战的英军能带相机在西藏拍照。虽然随军记者在发新闻稿时也用普通士兵拍的照片，但是军官拍的照片在数量与品质上更有影响力。[28]英方高层对于此役出版了五本著作，其中《泰晤士报》随军记者佩尔斯瓦·兰登（英语：Perceval Landon）的书《The Opening of Tibet》（西藏的开放）首先出版，《业余摄影家》杂志编辑称赞它刻意以照片叙事；劳伦斯·瓦德尔（英语：Laurence Waddell）的书《Lhasa and Its Mysteries》（拉萨及其谜团）强调高品质的彩色照片；首任英国驻锡金政务官约翰·克劳德·怀特是荣赫鹏使团的官方摄影师，其《Tibet and Lhasa》（西藏与拉萨）中西藏照片的特色是重风景而轻人物，呈现出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西藏风情。[29]珠穆朗玛峰也首次被威廉·海曼上尉拍摄。[30]

满洲正白旗人全绍清于1906年随清廷驻藏大臣入藏任医官。[31]1906-1907年间，他拍摄了许多照片。1912年清帝溥仪退位，成立民国，《国家地理杂志》10月号是中国专辑，发表了全绍清拍摄的60幅拉萨照片。[32][33]他是第一个在外国发表西藏照片的中国人。[34]

木龙年战争也导致西藏对西方开放，更多藏人接触到摄影器材与知识。到了1910年代，摄影已经进入了藏人的生活。[13]第九世班禅喇嘛于1905年时拍摄的照片至今仍在。[35][36]在第四世生钦因协助达斯被处决后，摄影在什伦布寺发展的情形不明，不过当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于1907年访问扎什伦布寺时，他遇到了一位僧人替他照像留念，并在寺中自己的暗房里冲洗底片。这位僧人是在1906年与第九世班禅喇嘛一起到印度时学会摄影。[27]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4年出走到蒙古时，带着他的柯达布朗尼相机（英语：Brownie (camera)）。[37]他于1912年时亲手拍摄冲洗的照片至今仍在。[35][36]御前大臣博迪苏奉命劝达赖喇嘛回藏，护送的清军马队军官李廷玉于1906年曾替他拍照，但是此照片并没有传世。[38][39]十三世达赖喇嘛1910年因川军入藏而被迫逃离西藏赴英属印度，驻锡金政务官查尔斯·阿尔弗雷德·贝尔因此迅速同达赖喇嘛相熟，拍摄了达赖喇嘛第一张传世的相片。[40]贝尔也于1921年拍摄了达赖喇嘛在夏宫罗布林卡的第一张照片。[41][42]台克满（英语：Eric Teichman）1918年调解康藏边界纠纷时遇到的一位藏军代本是柯达相机迷，替他们照相，代本当天晚上将底片冲洗出来，结果非常好。[43]

1912年9月8日，被日本京都西本愿寺选派到西藏留学的日本藏学家青木文教由印度入境前往拉萨，他在西藏生活了近5年，于1916年离藏。青木文教在进藏途沿途以及在拉萨生活的三年中，用自己携带的相机拍摄了大量西藏风光、民俗、宗教、人物等纪实照片。1920年，青木文教将其在西藏的经历整理为《西藏游记》出版，选用的151幅照片中仅个别源自受赠。1927年，日本“亚细亚写真大观社”出版《亚细亚大观》中还收录有青木文教进藏途中拍摄的60张照片[44]。

擦绒家族成员是早期藏人摄影爱好者。擦绒·旺秋杰布于1907年从加尔各答买回相机，他于1910年拍摄了刚出生的女儿仁钦卓玛（法语：Rinchen Dolma Taring）与妻子的照片。[45][13]仁钦卓玛还曾把自己的照片送给自己曾就读的寄宿学校校长留念。擦绒·达桑占堆于1910年将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相片装在红漆相框中送给查尔斯·阿尔弗雷德·贝尔。[46]巴兹尔·古德于1936年请藏族艺术家绘制了以布达拉宫为主题的耶诞卡分寄西藏与英国，收到耶诞卡的达桑占堆于次年藏历新年寄给古德贺年卡，卡片正面贴了达桑占堆所摄的（包含布达拉宫）红山全景，如此将摄影用于社交活动具有跨文化的创意。[47]

第十世德木活佛德木·丹增嘉措是最早广为人知的藏族摄影家，1925年开始摄影，拍摄了西藏大量的僧俗人物、社会风情、传统文化、宗教活动等照片。[48][49]他在文革时以反革命罪名被斗的照片显示他脖子上挂着莱卡相机，作为他的罪证。[35]死后他的照片由其子德木·旺久多吉整理成书，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50]

美籍奥地利探险家约瑟夫·洛克从1920年代起在康区等地考察，他在康区拍摄的彩色照片部分于1931年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内容包括纳西人、藏族舞蹈的阎罗王等。[51][52][53]这些文章可能是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香格里拉的原型。[54][55]

1924年6月乔治·马洛里与安德鲁·欧文在尝试登顶珠穆朗玛峰途中丧生，两人是否曾经登顶成为登山历史上著名的“马欧之谜”。他们携带的柯达背心口袋照相机至今未被发现，如果照相机被发现，现有的技术可以将胶卷冲洗出来，有可能揭开“马欧之谜”。[56][57]

法国女探险家亚历山大·大卫·尼尔因为是潜入西藏，不便携带相机，她的著作《我的拉萨之旅》中1924年四张在拉萨的照片是由藏族摄影师拍摄，[58]她也成为第一位在布达拉宫前留影的西方女性。[59][60]拉萨最早的专业摄影师可能是一位来自拉达克的穆斯林，名叫伊斯梅尔拉（Ishmael-la）。他1924年拍摄了一个男婴的照片。他会到顾客家里拍照，相机是用那种用一块黑布盖在上面的老式木制相机。他不一定成立了工作室，但是一定有暗房来冲洗照片。后来，内瓦尔族摄影师巴颇那地（Bhalpo Nadi）在拉萨市中心开设了一家工作室，顾客可以在有风景的背景前摆姿势拍照。内瓦尔族摄影师不只一位，如达赖喇嘛在1933年11月就要拉萨的一位内瓦尔族摄影师替他拍照。[13]次登扎西是锡金最早的摄影师，他除了在拉萨开业，还在噶伦堡与甘托克成立了锡金最早的摄影工作室。[13][61]他在《西藏镜报》上1939年登的广告包括蔡司Ikon相机、底片等。[62][63]他也是锡金却嘉与不丹国王的御用摄影师。南嘉藏学研究所（英语：Namgyal Institute of Tibetology）曾展出其1940-1950年代的锡金照片。纽华克博物馆（英语：Newark Museum）收藏了他照的150张贵族活动的照片。[64][65]

意大利的藏学家朱塞佩·图齐于1928年至1948年间8度入藏探险，到过阿里、卫、藏和西藏中南部，他的团队拍摄的上万张照片与底片中包括许多珍贵的佛教建筑、经卷、壁画、唐卡、雕像，这些作品现藏于意大利罗马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英语：National Museum of Oriental Art）等地。2018年，“未知的西藏——图齐探险之旅及唐卡艺术”在纽约的亚洲协会博物馆展出。[66][67][68][69][70]

庄学本从1934年至1942年间数次试图进入卫藏拍摄都失败，但此期间他在四川、云南、甘肃及青海藏族聚居地区拍摄了万余张照片，其中藏族的影像是西藏摄影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71][72]南京博物院于2010年5月展出庄学本、蓝志贵的藏族摄影精品。[73][74]

西奥斯·伯纳德（英语：Theos Casimir Bernard）于1937年6月下旬从印度抵达拉萨，一直住到9月15日。[75]在此期间，他用了两万呎电影底片与上万张照片来拍摄拉萨各大寺庙的活动，现由加大图书馆（英语：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ies）与加大菲比·赫斯特人类学博物馆（英语：Phoebe A. Hearst Museum of Anthropology）收藏。[76][77]

1938年12月德国塞弗尔西藏探险队（英语：1938–1939 German expedition to Tibet）获噶厦准许进入西藏。他们拍摄了2万多张黑白照片，包括土地，人物，动植物等，其中约1万7千张底片现由德国联邦档案馆收藏，2000张照片已经上网，此外还拍了约2000张彩色照片。他们拍摄了约40,000呎的黑白影片，以及大约4,000呎的彩色影片。[78]

1942年，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伊利亚·托尔斯泰（英语：Ilya Andreyevich Tolstoy）上校与布鲁克·多兰二世（英语：Brooke Dolan II）上尉作为罗斯福总统特使到西藏，拍摄了两千多张照片。[79]

1947年至1948年，德国安纳加利卡‧戈文达喇嘛（英语：Anagarika Govinda）与印度莉‧戈塔米（英语：Li Gotami Govinda）夫妇在《印度图画周报（英语：The Illustrated Weekly of India）》赞助下到阿里地区摄影。他们拍摄过的古格王国遗址与托林寺等古迹在文革时被破坏，照片成为反映古迹原貌的重要资料。[80][81]莉‧戈塔米拍摄的200多张黑白照片收录在《Tibet in Pictures》中。[82]

（1936-1950年）拉鲁家族在德吉林卡花园中。黎吉生摄。

《西藏相簿》（Tibet Album）是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牛津大学和大英博物馆的合作项目，收藏了1920-1950年间英国公务员在卫藏拍的超过6,000张照片，摄影师包括查尔斯·阿尔弗雷德·贝尔、亚瑟·约翰·霍普金森（英语：Arthur John Hopkinson）、伊云·纳皮恩（英语：Evan Nepean）、黎吉生、斯潘塞·查普曼（英语：Freddie Spencer Chapman）、哈利·斯丹顿（英语：Harry Staunton）、贝尔的锡金籍副官饶登·雷布查（英语：Rabden Lepcha）。[83][84]其中黎吉生拍摄的照片最多。[85]黎吉生拍摄擦绒·达桑占堆女儿的彩色照片曾在中国网站上流传。[86][87]

1950年之后[编辑]

2011年从西藏拍摄的珠穆朗玛峰北侧

解放军进入西藏后，一些随军摄影师开始进入西藏拍摄。在此期间，中央新影拍摄了第一部反映西藏的长纪录片《解放西藏大军行》。对于摄影内容的分类上，中国官方媒体利用摄影描绘西藏的过去和现在，用以宣传其意识形态。中央新影等制片厂拍摄许多以“农奴制度的消亡”和“新西藏的诞生”为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经常将“旧西藏”与“新西藏”作鲜明对照，“旧西藏”被称为“人间地狱”，“充满了压迫、落后和黑暗”，“新西藏”被描绘成一个“解放”、“民主”和“开放”的地方，获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利益”[88]，以“宣传、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89]。

蓝志贵于1952年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的随军摄影记者军入藏，领到全新的135mm长焦莱卡相机和120张禄莱福莱克斯（英语：Rolleiflex）相机，纪录了解放军进军西藏、建设康藏公路、镇压反抗、土地改革、西藏自治区成立等历史事件。代表作《拉萨节日的欢乐》是中国现代摄影史上第一个国际金奖作品[90][91][92]。

解放军第18军军官程宽德（藏名泽仁多吉）是一名业余的摄影师，他是一名汉藏混血儿（母亲是康区藏人），1950年代中期用两年的工资购置一台120张蔡司伊康相机，拍摄有大量西藏的黑白照片[93]。2006年，其女唯色将父亲泽仁多吉于西藏文革期间所拍摄的近三百张照片整理入《杀劫》在台湾出版，这批照片主要拍摄于1966至1970年[94]。

文化大革命之后，由于藏区大量汉族干部被内调，造成当地缺少包括摄影师在内的专业人才，使得不少对西藏风土人情有浓厚兴趣的摄影记者进藏拍摄。车刚在此期间以《西藏日报》记者的名义进入西藏，随后便留在西藏直至退休，留下了《天路》等作品[95]。

作家陈琳整理西藏黑白老照片五千余张，2013年起编成《老照片·新西藏》系列相继出版五辑，将千余张西藏黑白老照片，编著成西藏“解放”、建设的若干个故事[96]。

1991年8月2日，西藏自治区摄影家协会在拉萨市注册成立[97]。

荷兰摄影师玛莉‧坦‧沃尔德（Marieke ten Wolde）用镜头记录了西藏在二十一世纪经历的巨变[98]，于2013年整理成书出版。[99]

2021年8月25日，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和中国图片社主办的《西藏·70——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影像展》在拉萨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开幕，该影像展编选了时间跨度达70年的200幅摄影作品，用以展现西藏70年来的社会发展、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100]。

注解[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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