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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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時期 前200,000 – 前2,500
蜀國 約前2,500 – 前316
蠶叢柏灌朝(傳說) 約前2500 – 前1700
魚鳧朝 約前1700 – 前1200
杜宇朝 約前1200 – 前600
開明朝 約前600 –前316
甌雒國 ? –前207
巴國前?年 – 前316
廩君巴國前?年 – 前?年
周屬巴國 前?年 – 前316年
秦國秦朝 前770 – 前207
秦國秦人前316 – 前221
秦朝(統一中國) 前221 – 前207
楚國復國西漢新朝更始帝劉盆子時期 前206 – 25
西楚諸侯漢國前206 – 前202
西漢(統一中國)前202 – 9
新朝(統一中國) 9 – 23
更始帝與劉盆子時期(統一中國) 23 – 27
成家 25 – 36
東漢 25 – 220
東漢(統一中國)36 – 188
漢獻帝時益州牧(割據) 188 – 214
蜀漢 214 – 263
曹魏西晉時期 263 – 316
魏國(三國) 263 – 266
西晉(統一中國) 266 – 304
成漢 304 – 347
南朝十六國統治時期 347 – 405
第一次屬東晉時期(南朝) 347 – 373
前秦(十六國,氐族373 – 383
第二次屬東晉時期(南朝) 383 – 405
譙蜀 405 – 413
南朝時期 413 – 553
第三次屬東晉時期(南朝) 413 – 420
劉宋(南朝) 420 – 479
蕭齊(南朝) 479 – 502
蕭梁(南朝) 502 – 552
蕭紀(割據) 552 – 553
西魏北周隋朝唐朝 553 – 907
西魏(北朝,鮮卑553 – 557
北周(北朝,鮮卑 557 – 581
隋朝(統一中國) 581 – 618
唐朝(統一中國) 618 – 907
劉闢(割據) 806 – 806
陳敬瑄(割據) 885 – 892
王建前蜀 892 – 925
王建(割據) 892 – 907
前蜀 907 – 925
後唐後蜀 923 – 965
後唐(五代,沙陀925 – 934
後蜀 934 – 965
後周宋朝951 – 1279
北宋(統一中國)965 – 994
李蜀 994 – 995
北宋(統一中國)995 – 1126
南宋(南朝)1127 – 1274
吳曦(割據)1207 – 1207
大蒙古國元朝 1206 – 1388
元朝(統一中國) 1234 – 1363
明夏 1363 – 1371
韓宋明朝 1351 – 1644
明朝(統一中國) 1371 – 1643
大西 1643 – 1660
後金清朝 1616 – 1912
清朝(統一中國) 1660 – 1912
中華民國(官方中國) 1912 – 1949
熊克武(割據) 1918 – 1925
劉湘(割據) 1920 – 1937
劉文輝(割據) 1920 – 1933
楊森(割據) 1918 – 1937
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中國) 1949 – 今

重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大中央直轄市之一,全國九個中心城市之一,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四川成渝經濟圈的中心城市之一。重慶定名於南宋,自南宋升為重慶府後逐漸發展成為四川地區政治與經濟中心城市之一,並在近代因地理位置的優越又率先接觸資本主義從而發展成為全國中心城市之一。

史前時代[編輯]

在重慶市巫山縣發現了原始人類的頜骨和牙齒,這一被定名為巫山人的發現表明在200多萬年前重慶地區即有人猿的生存(巫山人屬人還是猿仍有爭論)[1][2]。到新石器時代,位於今重慶市巫山縣的大溪遺址(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3300年)屬於長江中游文化。而在今重慶市忠縣發現的哨棚嘴遺址和文化則是重慶地區土著文化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代表,與山東的龍山文化,長三角的良渚文化屬於同一時期。在重慶市巴南區發現的熊家灣遺址是重慶主城發現的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從文化屬性上熊家灣遺址屬於哨棚嘴文化,明確了重慶主城區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屬於渝東新石器文化系統。

重慶歷史系列條目
史前時代 舊石器時代
新石器時代
巴國
巴國
春秋
戰國
巴國
巴郡
涪陵郡 巴東郡
三國 益州
梁州
南北朝 梁州
渝州
山南西道渝州
五代 前蜀 後蜀
夔州路
四川等處行中書省
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四川省
中華民國 四川省 重慶市
中華人民
共和國
重慶市

先秦時期[編輯]

《華陽國志》記載:巴族「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蠻」。春秋戰國時期遷入今重慶境內定都於江州(今重慶市渝中區)的是姬姓巴國[3],起源於漢江上游地區,其國境東至魚復(今奉節縣),西至焚遭(今宜賓市),北接漢中,南極黔涪,覆蓋了今重慶市、湖北西部、陝西南部和四川東部的廣闊土地,堪比其他七國。

殷商時期,姬姓巴國與殷王朝相互之間戰事頻發。商王武丁時與巴方發生過多次戰爭,均未能獲勝,最後一次,武丁親自統率商朝中期著名的女將婦好、名將沚震出征,還在國內徵發村社眾人參戰,最後幾乎是傾其全部兵力,才把巴國打敗,但也因此,巴國與殷王朝結怨。商末周武王伐紂時,巴國也出兵參加伐紂聯軍,成為滅商的主力之一。《華陽國志》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實得」二字,把巴國軍隊在滅商戰爭中的突出作用講得非常清楚[4]

秦漢三國時期[編輯]

公元前316年,秦滅巴國,自此重慶地區便由中原諸王朝所控制。秦滅巴國後,於前314年於其故地建巴郡,為三十六郡之一,治所在江州城(今重慶市渝中區)。 公元前206年漢劉邦取得巴蜀之地後,仍依秦制設巴郡。東漢時又增設涪陵、巴東兩郡。並於今江北嘴一帶新建一城,稱北府城。巴郡太守一度於此辦公[5]

重慶地區三國時期的遺產眾多,包括白帝城張飛廟等。三國演義裡面的很多故事都發生在現重慶地區。

兩晉南北朝[編輯]

曹魏滅蜀漢之後,四川地區分置益州和梁州,重慶屬梁州。此後重慶地區先後隸屬於西晉、北秦、南朝宋、南朝梁和北周。這一時期由於中原大亂,人口流動頻繁,使中原文化對四川的影響達到了空前水平,而重慶地區則是首當其衝。

隋唐宋時期[編輯]

隋文帝開皇元年(581年),以渝水(嘉陵江古稱)繞城,改楚州為渝州。這就是重慶簡稱的來歷。

唐代延續渝州之稱,屬山南西道管轄。

宋代時,重慶主城屬夔州路管轄。宋代重慶地區隨着農業的發展,人口迅速膨脹,加上逐漸發展成四川與中原和江南交流的交通要道,手工業發展迅速。也是在宋代,「重慶」得名,一直延續到今天。公元1102年,宋徽宗改渝州為恭州。公元1189年,南宋孝宗皇帝的第三個兒子、封在恭州為恭王的趙惇,因為孝宗讓位給他而當上皇帝,他就是宋光宗。按照皇家制度規定,凡是皇帝繼位前受封並居住的地方,都要由州升為府,光宗認為:他受封恭王是一喜慶,由恭王繼承皇位又是一喜慶,一共是兩重喜慶,所以他下令改恭州為重慶府。重慶得名至今已有八百餘年了。

■ 農業的發展 宋代重慶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是梯田的大量修建,這是川東丘陵地區農民戰勝自然,對土地開發利用的傑出成就。人們隨山坡的傾斜,把坡土改成階梯形,層層而上,地邊築埂,積水灌溉,便可種稻,這樣就因地制宜地改造了山區,變坡土為稻田了。例如,合州地區的人們將坡土改造成梯田,等到打雷下雨,積水插秧,因此當地俗稱梯田為雷鳴田。重慶地區處於長江沿岸,氣溫高,地暖早熟,許多地方已種植早稻和中稻了;不宜種稻的地方,則種小麥和大麥等旱地糧食作物。邊遠的南平軍一帶(今綦江、萬盛、南川等地),也因大量漢人的遷入開墾,使這些地方的農業也很快發展起來。各種蔬菜,如豆、蔥、韭菜、冬瓜、茄子、莧菜等,在渝州市場上到處都可以買到。此外,合州還是荔枝的重要產地。由於農業的發展,重慶地區的人口增加迅速。宋太宗時(976年~997年),重慶西部地區僅4個軍州(渝州、合州、昌州南平軍),只有6萬戶;到1080年已是11.2萬戶;到1102年已是13萬戶,30萬人。今整個重慶市境內當時共有12個府、州、監(軍),1102年達71萬餘人,到公元1162年的南宋時,已猛增到110餘萬人了。

■ 手工業的進步 在農業發展的基礎上,手工業較前代有了發展。就紡織業而論,向朝廷進貢布匹的地區,在唐代只有渝州,宋代增加了昌州(中心在大足);上貢絲織品地方也由唐代的昌州一州增加到昌州、渝州、南平軍三個軍州。茶葉的生產點,唐代時四川雖有八個,但川東一個也沒有。到了宋代,僅重慶地區就有合州、南平軍兩個軍州。合州的"水南茶"與久負盛名的雅安蒙頂茶一樣馳名了。南平軍因生產茶,還成了宋朝與南方少數民族進行茶馬互市的一個重要地點。制瓷業在重慶地區更獨具特色。這裡生產的一種黑釉瓷器,釉面紋飾豐富,有兔毫紋、玳瑁紋、油滴紋、鷓鴣斑紋,以及最珍貴的曜變花紋(在陽光照射重慶塗山窯宋代黑釉罐下,隨着觀察的角度不同,呈現出紅、天藍、紫等艷麗的色彩)。坐落在今南岸區黃桷椏一帶的宋塗山窯,前後綿延上十里,是當時重慶生產這種黑釉瓷的最重要產區。合州是造船中心,南宋時,四川打造的運送馬匹的馬船,大部分都是合州製造的,僅1167年一年,四川宣撫司就撥錢7.5萬緡①給合州,讓造馬船200艘,以運馬匹到荊南地區。

■商業貿易 隨着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商品增多,商業交換迅速發展的繁榮起來。當時渝州城邊,長江、嘉陵江里,商船舟楫往來交錯,十分繁榮。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批農村集鎮湧現出來,其規模比例已超過經濟最發達的成都府路。當時成都府路有14州58縣,有集鎮158個;而重慶地區僅西部的渝、昌、合3州11縣,就有鎮106個。商品經濟的發達從稅收上也反映出來。以1年為例,渝州每年收稅3.9萬多貫②,居夔州路之首;合州收稅3.7萬多貫,亦居梓州路之第三。 宋時重慶地區的交通是非常重要的。從四川運往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市)和江南的物資多走水路,渝州便是一個中繼站;四川中部的物產要首先經過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渠江運出,合州是第一個集中地,然後再運往渝州集結,等到其他地方的物資匯集後再一道裝船出川。在陸上交通方面,從荊襄入蜀到成都的人,多先乘船到萬州(今萬州區)上岸,經梁平墊江,過鄰水而達合州,再北上遂州(今遂寧市)、飛鳥(在今中江縣境)、資陽,直到成都,這是當時一條省時省費的捷徑,而合州則是中轉站。南平軍則是四川向貴州的出發點和由貴州進入四川的入口,也是商業要道。

不僅是農業和工商業,宋代重慶地區的文化和理學也達到了巔峰狀態。重慶地區現今唯一的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就雕刻完成於宋代,而涪陵則是宋代理學研究的中心,形成了對朱熹等中國後世理學家有重要影響的涪陵學派,現涪陵區北山坪仍保留着點易園

抗擊蒙古[編輯]

宋朝期間重慶地區和四川地區經濟的蓬勃發展對抗擊蒙古入侵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宋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軍隊首次入川,於次年再攻四川,陷成都,全川震動。時任四川制置副使兼重慶知府彭大雅遂加固重慶城,並派部將於合州釣魚城築寨。淳祐三年(1243年)宋廷命余玠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淳佑四年正月,以余玠華、文閣待制,依舊四川安撫制置使兼四川總領財賦、夔路轉運使、知重慶府,四川軍事、政治、財政等主要機構都集中到了重慶。此後直到南宋滅亡共36年(1243年-1279年),宋廷在成都府均未設制置使。

余玠在釣魚山築城,屯兵積糧,抗擊南侵的蒙古大軍,並作為保衛重慶的屏障。同時根據川南、川東的地形特點,攻防得失,於各地興建城寨20座,構造了完整的山城防禦體系,對支撐南宋半壁江山起到重要作用。[5][6]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其弟忽必烈和大將兀良合台分三路大舉進攻南宋。1259年蒙哥大汗親自率領80萬軍隊出征,在親自督戰攻打合州釣魚城時被守軍重炮擊傷,於農曆七月二十七日死於重慶縉雲山下的北溫泉[7]

蒙哥死後,在湖北前線的忽必烈匆忙和進攻潭州(今湖南長沙)的塔察兒,以及占領了大馬士革、正在與埃及馬木留克王朝軍隊作戰的旭烈兀,為爭奪汗位而匆忙回師重慶治喪,蒙古貴族集團即開始了長期的內部爭戰爭奪汗位,而金帳汗國伊兒汗國也於不久後開戰。

釣魚城抗蒙的勝利,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世界局勢,在蒙古西征已經到達敘利亞的時刻被迫回師,成功中斷了蒙古第三次西征,避免了北非文化可能被蒙古軍隊徹底摧毀的滅頂之災。

此後,一直到南宋滅亡,守將王立在元朝接受其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縣誌的條件下,有尊嚴的帶領合川居民開城降元,並將合川縣保留至今,結束了釣魚城36年抵抗歷史。

明清時期[編輯]

明清兩代,重慶府之稱延續。

元末時農民起義軍將領明玉珍領兵入川,平定巴蜀。於1362年稱帝,建都重慶,國號大夏,年號天統,史稱明夏。今江北區江北嘴附近仍存明玉珍之睿陵。

1371年明夏被已取得元大都的明朝所滅。明代,重慶府領3州、17縣。明攻重慶後,因久經戰亂,城牆破損,守城指揮使戴鼎乃重修重慶城,新城共辟有城門十七座,甚至比明京應天(今南京)多出四道(南京內城原有城門十三道),但有八道門徒具形式,無法開關,俗稱「九開八閉」。[8]而戴鼎所建新城,之後無多大更改,奠定了明清600多年重慶城的規模。

至清代,設川東道於重慶府,轄3府(重慶、夔州、綏定)、2個直隸州(忠、酉陽)和1個直隸廳(石柱),完全成為四川東部的政治經濟中心。清朝前期四川總督曾短暫駐於重慶。

重慶開埠[編輯]

清光緒2年(公元1876年),英國以馬嘉理事件為藉口,強迫清政府簽訂《煙臺條約》,其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又四川重慶府可由英國派員駐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輪船未抵重慶以前,英國商民不得在彼居住,開設行棧。俟輪船能上駛後,再行議辦」,為重慶的正式開埠埋下了伏筆[9]。1890年3月,中英再簽《新訂煙臺條約續增專條》,其第一款規定:「重慶即准作為通商口岸,與各通商口岸無異。英商自宜昌至重慶往來運貨,或僱傭華船,或自備華式之船,均聽其便」。1891年3月1日,重慶海關正式開關收稅,標誌重慶正式開埠[10]

1895年,清朝甲午戰爭中被日本打敗,根據當年4月簽訂的馬關條約中規定清朝須把重慶(連同蘇州杭州沙市)開放為通商口岸[10],重慶開始面向世界。

1898年2月,英商立德樂經長期準備後,駕駛「利川」號輪船抵達重慶,第一次有汽船抵達重慶[9]

清末的政治活動[編輯]

早在1897年,改良主義思想家、四川的宋育仁在重慶創辦了四川第一家報紙《渝報》,宣傳維新思想,《渝報》於1898年4月停刊。而革命軍的作者鄒容則出生於重慶,今解放碑的一條路還被命名為鄒容路[11]

1903年,四川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組織公強會在重慶成立。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重慶公強會代表童憲章、陳崇功等,在日本東京加入同盟會。並奉孫中山命令返回重慶建立重慶同盟會支部[12],為同盟會9個支部之一。

1911年武昌起義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同盟會重慶支部亦發起起義,與四川夏之時所率的起義新軍聯合,於11月22日進入重慶,宣布重慶獨立。23日,成立蜀軍政府,推重慶同盟會負責人張培爵為都督,夏之時為副都督[12]。重慶遂進入民國時代。

民國時期[編輯]

1911年,由於修建成渝鐵路案擱淺,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保路運動

辛亥革命後,1913年,四川軍政府廢府設道,以道統縣。廢重慶府,置川東道,以川東道領導巴縣、江津縣、長壽縣、綦江縣、南川縣、永川縣、榮昌縣、銅梁縣、大足縣、壁山縣、武勝縣、合川縣、江北縣、奉節縣、巫溪縣、巫山縣、雲陽縣、萬縣、開縣、達縣、宣漢縣、開江縣、渠縣、大竹縣、萬源縣、忠縣、酆都縣、墊江縣、梁山縣、酉陽縣、秀山縣、黔江縣、彭水縣、石砫縣、城口縣、涪陵縣等36縣。今重慶主城區,隸屬巴縣。今重慶轄區內除潼南縣以外,悉隸屬川東道。

1921年,劉湘在重慶設置商埠督辦處[13],任命楊森為督辦,籌辦市政。其時重慶市區範圍未定,權以巴縣城關即今渝中半島部分及原江北縣城附近一帶居民區為轄區。1922年,將商埠督辦處改為市政公所。1926年,又改為商埠督辦公署,拓展城區,開始進行城市建設。1927年,又將商埠督辦公署改為市政廳,潘文華任市長,劃定重慶兩江上下游南北兩岸30華里為市區。但無明確邊界。

1929年重慶從巴縣分離,正式建市,編制為國民政府二級乙等省轄市,首任市長潘文華[14]

民國五年(1916年)至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升為院轄市之前,先後7次在重慶設立四川省長行署、四川省長公署、四川督軍公署、四川省政府。是當時四川省實際上的政治中心。

1936年改設四川省代為管理的一等院轄市(即地區代管的直轄市),並管理貴州省桐梓遵義地區。

1939年5月5日,南京國民政府頒令,將重慶升格為甲等中央院轄市(即直轄市),重慶亦是既南京上海天津青島北平後第六個中央院轄市,轄區範圍大致為今重慶主城區,即渝中區九龍坡區沙坪垻區九龍坡區以及江北區南岸區,而北碚市(今北碚區)為中央行政院臨時政府所在地。

抗戰陪都[編輯]

1941年朝天門的下江移民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

抗日戰爭爆發後,抗戰前線每況愈下,1937年7月淞滬會戰打響後不久,國軍便陷入被動,為防止首都被攻陷後陷入混亂,中華民國政府於1937年11月頒布《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定重慶為戰時首都。16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遷都大計,交代屬下的文官、參軍兩處幹員,清點好中華民國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連夜登船,先離南京而首途重慶。並於12月1日正式辦公,僅僅13天後日軍便攻破南京

  • 重慶於1937年12月11日正式成為首都
  • 1937年9月,駐紮重慶的川軍劉湘部攻入日租界,宣布收復租界。
  • 1938年,英國美國法國比利時德國瑞士駐中華民國大使館移駐重慶。
  • 1940年再定重慶為永久陪都[15]
  • 1941年12月,中華民國政府在重慶發表文書與納粹德國宣戰,德國大使館關閉。
  • 1941年12月,韓國流亡政府竄入今渝中區辦公,經過國民政府許可,重慶成為1941-1945年間大韓民國(流亡政府)的臨時駐地,韓國政府臨時辦公場所隨其四處逃竄而時有變化,如楊柳街、石板街,吳師爺巷1號,蓮花池街38號(該處現有「大韓民國臨時政府舊址」供參觀)[16]

在1937年到1944年間,重慶作為中華民國戰時首都,來自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蘇上海等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百萬移民遷往重慶及其周邊地區,這一群體被重慶本地居民稱作「下江人」[17][18]。同時,數以萬計的企業、學校,近8萬噸黃金都搬遷至重慶[19],因此重慶成為戰爭時期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反法西斯戰爭遠東指揮中心[20]

另外,國民革命軍空軍的作戰飛機[21],美國志願飛行團「飛虎隊」都曾經駐紮在重慶[22][23]

遭到轟炸後的重慶

在抗戰中,重慶共組織川軍62萬人,占川軍總數的一半還要多,是川軍的絕對主力。出川作戰的57個師中,有一半以上的部隊均是重慶籍士兵。

重慶是中國戰場最激烈,雙方損失最嚴重的空戰戰場之一。據統計,在重慶大轟炸中,日機空襲重慶共達218次,出動飛機9513架次,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傷14100人,炸毀房屋17608幢,有30所學校曾被轟炸[24]。國民革命軍空軍出動3117架次,擊落日機191架,擊傷400餘架,擊斃日軍飛行員375人,中國軍隊損失飛機277架,有224名空軍飛行員在空戰中犧牲。重慶是中國戰場上最大規模的空戰戰場。

蔣中正在渝中區鄒容路與五四路口設立「精神堡壘」昭示國民政府與重慶人民抗戰到底,願戰敗而亡不願投降而亡的決心[25]。在渝中區人民公園有重慶市消防人員殉職紀念碑[26],在臨江門都市廣場附近亦有重慶大轟炸紀念遺址[27]

1941年6月5日,位於重慶市渝中區公共防空大隧道中,躲避日軍地毯式戰略轟炸的7764名市民窒息死亡,釀成「大隧道慘案」,是重慶作為首都3年來單日死亡人數最多的一天。

據1980年代不完全統計,重慶的陪都遺蹟有近400處,隨着重慶數十年大規模建設,有些遺址已不復存在。現存有代表性的遺蹟主要有兩類,一是蔣介石宋美齡等要人的官邸、舊居;二是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戰在渝留下的紀念地,如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的舊址。位於重慶南山上的黃山國民政府遺址與總統官邸和位於渝中區的紅岩村遺址(原屬沙坪垻區)是重慶抗戰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保存最完整和相對集中的一處文物大遺址。

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隔年國民政府還都南京。[28]

國共內戰時期[編輯]

總統令 三十八年十月十一日

政府遷廣州辦公,為時半載,在此時期中,政府為鞏固廣州及西南大陸反攻根據地,已有既定之部署,現匪軍雖已侵入粵境,但政府保衛我革命策源地廣州及西南大陸之決心,絕不因此而稍有動搖。茲為增強戰鬥力量,減少非戰鬥人員對軍事上之不必要負擔,中央政府定於本月十五日起在陪都重慶開始辦公,所有保衛廣州之軍政事宜,着由華南軍政長官余漢謀負責統一指揮。此令。
代 總 統 李宗仁
行政院院長 閻錫山

解放軍攻占重慶[編輯]

  •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0月13日,李宗仁代總統由穗飛桂林行政院各首長由穗遷渝。
  •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0月15日,宣佈民國政府正式在渝辦公。
  •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0月18日,陪都各界歡迎政府遷渝大會。
  •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1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佔重慶的南泉戰役打響。
  •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1月17日,美國宣佈關閉駐重慶領事館。
  •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1月2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直接授權中統對關押於渣滓洞白公館的中共政治犯進行「最後解決」,400多中共政治犯被處決,後被稱為11.27事件
  •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11月28日,民國政府由渝移蓉。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編輯]

第一次直轄時期[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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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治時期[編輯]

1963年的重慶夜景
  • 1964年,北部灣事件爆發,三線建設開始,重慶成為三線建設的核心城市。從1964年至1968年4年間,從上海江蘇東北等地內遷三線職工27萬餘人,占重慶當時企業職工的1/4以上。
  • 1965年和1979年,全國三線建設重點控制鐵路工程川黔鐵路襄渝鐵路相繼通車。
  • 1969年-1972年文化大革命期間,重慶地區出現武鬥,市區工業受到嚴重破壞,部分街道被夷為平地,由於兵工廠眾多,重慶是全國武鬥最嚴重的地區,共計死亡1170人,傷7000餘人,失蹤600餘人,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億元,其中發生在九龍坡區幾個軍工企業間的楊家坪武鬥轟動全國,現沙坪垻區沙坪垻公園保留有全國唯一留存的紅衛兵公墓[32]
  • 1983年,永川地區八個縣併入重慶市,重慶成為中國第一個享有省級經濟管理權限的計劃單列市[33]
  • 1992年重慶闢為沿江開放城市。
  • 1996年9月中央批准重慶市代管四川省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34]

第二次直轄時期[編輯]

  • 1997年3月14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將原四川省重慶市、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合併恢復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同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政府機構正式重新掛牌[35]
  • 2003年4月10日重慶市旨在縮小重慶主城區與新重慶地區經濟差距的「百鎮工程」正式啟動,首批啟動40個鎮。標誌全國城鄉統籌計劃實驗實施的開始。
  • 2003年12月23日晚22時15分,位於重慶開縣高橋鎮境內的中國石油川東鑽探公司羅家16號井發生天然氣井噴事故,造成國內最大的一次天然氣泄漏事故,眾多人員傷亡。
  • 2005年10月12日至13日第五屆亞太城市市長峰會在重慶召開,並指定重慶為常任主辦城市。共有41個國家和地區、123個城市參會。
  • 2009年1月16日,國務院發布國發〔2009〕3號《國務院關於推進重慶市統籌城鄉改革和發展的若干意見》(國務院2009年3號)文件,把重慶市確定為「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36]
  • 2009年7月16日,科技部正式授予重慶渝北區「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牌匾[37][38]
  • 2010年2月,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編制的《全國城鎮體系規劃》中,重慶被確定為國家中心城市
  • 2010年6月18日中國第三個副省級新區兩江新區正式掛牌成立。 其面積為1200平方公里,包含重慶市渝北區、江北區、北部新區、北碚區(含蔡家組團)的部分區域,可開發面積約為650平方公里。但去除已建成區域150多平方公里,實際兩江新區的可用面積為450多平方公里。
  • 2010年6月29日,台灣海基會和中國大陸海協會在重慶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又稱《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英文譯名: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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