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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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戒嚴及清場
八九民運、改革開放的一部分

6月4日凌晨4時半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於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可以看見背景處的人民大會堂
日期1989年5月20日－6月9日
地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
領土變更 中國人民解放軍控制天安門廣場及北京的各個街道。
參戰方
示威群眾
抵制方：
指揮官與領導者
  • 中華人民共和國 鄧小平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軍委主席）
  • 中華人民共和國 陳雲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
  • 中華人民共和國 李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 中華人民共和國 楊尚昆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
  • 劉華清
    （中央軍委副秘書長）
  • 遲浩田
    （解放軍總參謀長）
  • 楊白冰
    （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示威學生和示威市民
  • 中華人民共和國 趙紫陽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
  • 胡啟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
  • 閻明復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
  • 芮杏文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 中華人民共和國 彭沖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
  • 中華人民共和國 胡績偉
    （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兵力
180,000－250,000 50,000－100,000（示威者）
傷亡與損失
  • 外界估計：
  • 15人死亡
    6,000人受傷[4]
  • 1,000輛軍車毀壞
  • 60輛左右裝甲車毀壞
  • 30多輛警車毀壞
  • 120輛其他車輛毀壞[4]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官方統計：
    非軍人200餘人死亡（北京高校死亡42人，其中學生36人，教職工6人；北京市工業系統職工死亡43人[5]），3,000餘人負傷[6][7][8]
  • 外界估計：
不明，死亡人數估計大約有20人到近萬人左右[9][10][11][12][13]。
受傷人數：7,000人到10,000人左右[14][15]。

六四清場，國外有稱「六四屠殺」，也被中國政府稱為是平息反革命暴亂，即在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早晨，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鄧小平為首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下令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於中國首都北京市對六四事件示威者進行武力清場的事件。

1989年5月2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宣布在北京市局部市區實行戒嚴。執行中，於前一日即19日晚開始集結並試圖進入市區的部隊受阻，20日在豐臺區大井村戒嚴部隊與示威者發生小規模衝突後，戒嚴部隊收到命令暫停進入市區。6月1日，李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報告《關於動亂的實質》[16]。6月2日晚，數萬穿夏季常服、未攜武器的戒嚴部隊試圖小跑徒步進入市區指定執勤區域，途中受示威者拉扯阻攔和毆打後，大部分再次回撤。6月3日上午，與戒嚴部隊分開，由大客車運往執勤地點的軍用武器裝備亦受示威者攔截，部分武器流散，少部分武器被少部分示威者上交公安。6月3日下午，中共中央將運動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並確定採取「一切必要手段」執行清場[17]。

隨後戒嚴部隊指揮部通過無線和地方有線廣播開始反覆播報戒嚴令，要求全體市民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當晚，戒嚴部隊分發了作戰服，鋼盔和武器，開始慢步徒步向執勤區域行進，伴隨著少量63式裝甲車先行前往市區，部分運兵汽車往來於各戒嚴部隊之間，有居民稱看到解放軍從地鐵和地下通道湧出。6月4日凌晨一點半左右戒嚴部隊主力抵達天安門廣場周邊，凌晨四點半，戒嚴部隊指揮部宣布，天安門廣場開始「清場」，死傷人數至今仍有爭議。而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的這次清場行動在日後也成為中國大陸思想討論的禁區。[18][19]軍隊清場行動結束後，也改變中共政治軌跡，黨內以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在6月底舉行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被驅逐出政權高層。[19][20]

軍隊部署[編輯]

儘管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警人員被部署在北京名義上只是擔負保衛安全和禮儀上的職責。但在1989年5月份，被動員進入北京的軍隊人數超過200,000人，這在北京的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

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去世後，學生開展悼念活動，後來進一步發展為遊行示威運動。四月二十一日晚，近10萬名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外舉行自辦的追悼會來悼念胡耀邦。[21]在四月二十二日舉行胡耀邦的葬禮期間，由北京衛戍區和第三十八集團軍組成的近9,000名士兵被部署在人民大會堂及其附近。[22]四二六社論發表後，第三十八軍被第二次召集到北京，加入北京衛戍區的部隊，抵禦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學生。[22]四二七遊行時，幾十萬學生從校園中走出，加入遊行隊伍，並聚集在北京的中心地帶，但沒有進入廣場[21]，約有5,100人的部隊參與了這次的軍事部署。[21]五月中上旬，在北京駐紮的軍隊被要求保衛人民大會堂，保障在當年5月4日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會議以及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蘇共中央總書記米哈伊爾·戈巴契夫對北京的國事訪問。[23]

頒布戒嚴令[編輯]

主條目：六四戒嚴
1975年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與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在人民大會堂會晤。雖然在1989年時他既不是中國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也不是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但他仍然以中共革命元老的身份通過保留給他的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直接控制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運作。

在北京實行戒嚴的決定最終是由中共元老之首的鄧小平與總理李鵬為首的強硬派作出的，目的是以軍事行為來結束由學生發起的示威活動。而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則反對使用武力，主張通過政治談判手段解決危機，而他們在之後亦隨即被逐出高層；該決定也使得軍內一些反對派抵制戒嚴命令，但最後也被逐出軍隊高層。

5月11日，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私下會見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並討論了對學生運動的處理方法，認為這次運動不採取強硬措施無法解決。[24]鄧小平認為，雖然學生提出的打擊官員腐敗、清理官倒是可以接受的，但某些人卻「利用」這些口號為藉口來推翻共產黨。[24]他補充說，黨應該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學生的運動，但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必須準備採取果斷行動。[24]在五月十三日，當學生們開始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時，國家主席楊尚昆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都給鄧小平做了報告之後[25]，鄧小平和部分黨內元老對政府無力結束活躍了近一個月的學生運動表現出了明顯的無法容忍的態度。[25]此後，鄧小平再次重申有必要採取果斷行動。[25]

趙紫陽失勢[編輯]

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美國總統隆納·雷根於1984年會見。在1989年學運期間，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但他對學生示威表達寬容的態度和立場被強硬派批評，並最終失去了鄧小平的支持。由於趙反對實施戒嚴的決定，被撤銷一切職務，並在餘下的生命中一直被軟禁。

5月1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五位常委，包含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以及非常委的國家主席楊尚昆和時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召開緊急會議。並決議：

5月17日，五個常委聚集在鄧小平住處，在那裡鄧小平明確指出沒有讓步的餘地，認為時機已到，可以開始實行戒嚴[27]。當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實施戒嚴。[26]在這一次會議上，五個常委未能對是否實施戒嚴達成共識，李鵬和姚依林支持同意，而趙紫陽和胡啟立則反對，喬石棄權。[28]之後趙紫陽主動提出辭去黨的總書記，但被國家主席楊尚昆勸阻，建議其向中共中央申請三天病假。[28]在那之後，趙紫陽不再具有政治影響力。[28]

五月十八日早上，在總書記趙紫陽缺席的情況下，中共元老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薄一波、王震和解放軍將領秦基偉、洪學智、劉華清等聚集在鄧小平的住所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這次會議上，通過決議：

  1. 於5月21日零點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
  2. 於1989年5月19日晚上召開中共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
  3. 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負責，立即部署軍隊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的行動計劃，成立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4. 向徐向前、聶榮臻兩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通報北京目前的形態，並通報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即將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的決定；
  5. 向各地黨委通知黨中央的決定。[29]


戒嚴令發布[編輯]

參見：六四戒嚴

戒嚴令發布時間原定於五月二十一日，但由於在開會前北京戒嚴的消息已經外洩，為了防止意外，中共臨時決定將北京開始實施戒嚴的時間提前。5月20日清晨，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正式宣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令。但是也有人表示，李鵬並沒有軍權，因此，鄧小平有很大一部分責任。當天下午，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宣佈由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擔任戒嚴行動的指揮，全權指揮戒嚴行動[30]。

反對戒嚴的退役將領
葉飛
蕭克
楊得志
陳再道
宋時輪
李聚奎
張愛萍

在五月二十一日，解放軍七名退休將軍，包括前國防部長張愛萍，聯名簽署了一封反對武力鎮壓學生示威的抗議信：

動員[編輯]

自五月十九日開始，中共中央軍委開始依據戒嚴令在全國各地調動部隊。除了北京和天津的駐軍，至少從5個大軍區中動員了至少30個師[32]。根據比較可靠的數據，估計在地方動員軍隊的數量範圍在18萬到25萬左右。此次軍事動員的規模超過了中國與越南、印度和蘇聯邊境戰爭的總和。

徐勤先抗命[編輯]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8集團軍是當時北京軍區里裝備最精良的部隊，而軍長當時的領導人為徐勤先少將。戒嚴令頒布後，徐勤先公開拒絕執行調度命令。徐稱他不會遵守一個口頭命令，要求查看和閱讀書面文件。當北京軍區的軍區司令官告訴他，在「戰時」因情況緊急，書面報告將在稍後提供時，徐當場反駁學運不是戰爭，再次重申他拒絕執行命令。[33]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後來試圖派周衣冰到保定去說服徐執行命令。徐問周問中央軍事委員會是否已經批准了戒嚴令。周回答說，鄧小平和楊尚昆已經批准，趙紫陽則沒有批准。徐則稱沒有趙的批准，無法執行命令。後來徐勤先為抵制戒嚴令還專門請了病假。[來源請求]

由於徐勤先的抗命，鄧小平被迫從南京調出第十二軍，空運到北京；[34]而第十二軍也成為南京軍區唯一一個動員的部隊[來源請求]。

動員軍隊一覽[編輯]

在戒嚴令頒布後，中國全國七大軍區中的五個軍區都派遣了軍隊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
在北京豐臺區的一個軍事基地的一個59式坦克紀念雕塑。

根據歷史學家吳仁華的研究，以下軍事單位確認參與了戒嚴行動：[35]

北京軍區

濟南軍區

瀋陽軍區

南京軍區

廣州軍區

士兵[編輯]

大部分進城兵員是來自農民家庭，從來沒有來過北京，亦被禁止接觸10天內的任何新聞，不清楚他們即將面對的局面，他們被告知此次調集是來維護首都的治安。而由於來自其他地區的部隊和北京市民使用不同的北方方言，增加了進城的混亂和後來清場時因語言不通而造成的傷亡。[36]

記者：您接到命令的時候，說明了北京市是什麼情況嗎？

上校甲：當時，對我們說是到北京來執勤，維護首都治安。

記者：戰前動員，對指戰員們講了些什麼？

上校甲：講得很清楚，我們說按照上級的要求，來到北京執勤，應該熱愛首都北京，熱愛北京市人民，熱愛大學生，我們對部隊進行了教育......[37]

清場前衝突[編輯]

在1989年5月20日，至少有五架從法國進口的瞪羚直升機（圖）被部署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盤旋，並向示威群眾空降傳單。[38][39]在學潮被鎮壓後，歐盟宣布對中國實施武器禁運，全面禁止諸如此類直升機的高科技武器被銷往中國。[40]

在五月十九日晚上，第二十七軍、第三十八軍和第六十三軍在宣布戒嚴令前已經先行到達北京。但由於先前的新聞刊發使得戒嚴令的內容被釋出，所以學生和市民們也在北京遠郊組織抵擋軍隊進城。

五月二十日，第二十四軍、第二十七軍、第二十八軍、第三十八軍、第六十三軍、第六十五軍、第三十九軍、第四十軍、第五十四軍、第六十七軍以及北京衛戍區的部隊開始向北京挺進，並被告知實施戒嚴。[41]郊區數萬人架設路障，導致大量軍隊滯留豐臺、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古城、清河、五棵松、復興路和外三環。空降兵第15軍降落在南苑機場，空運無間斷地持續了三天；五架軍用直升機出現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空降大量傳單，呼籲示威者離開廣場。第六十五軍多次努力前進到天安門廣場，但在學生反制下，被迫撤退到石景山和海淀區。炮兵第14師從沙河乘火車抵達北京，但在火車站遭到市民堵截；[42]而即使在這種環境下，部隊和學生之間的關係基本上還是保持和平的。[43]在北京部分地區，軍隊和抗議者一起唱紅歌，有些市民還給士兵送來食物和水。[44]

大井事件[編輯]

而在豐臺區大井路段，示威者與軍隊之間爆發了最早的衝突。[45]當第38集團軍指揮部、步兵第112師、步兵第113師的步兵第339團和高射炮兵團、集團軍炮兵旅大部、通信團一部，共有6700多名官兵前進到北京市西郊的五棵松至西長安街上的中國人民軍事博物館地域時，開道的防暴警察打傷若干學生、市民。在學生和其他民眾的強力阻擊下，其中一個軍團被困於北京市海淀區沙窩村。[46]此後，軍隊接到命令，暫停進城，防暴隊離開，而軍隊則在當地被困三天三夜。[47]5月22日，軍隊首腦在和學生進行談判後達成協議，向豐臺西倉庫轉移。但在轉移過程中，第113師部隊遭到包圍群眾的抗議和襲擊，引發第二次的衝突事件。根據當時的雙方口供比對，有百餘名軍人、11名學生、12－13名群眾在暴力襲擊中受傷，有一名軍人（上尉陳知平，後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因事故死亡。有幾個學生因保護士兵也被流彈擊中，本來官方鎮壓的理由為在軍團撤退中示威者襲擊軍警，但該段記錄士兵受辱的紀實文章，在後來出版的紀錄中因故被刪去了。而兩個星期後，受到暴力襲擊的第113師部隊則被用來在北京西郊對示威者開火。[45]

後撤[編輯]

五月二十四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部隊暫時從北京主要城區撤出。[48]當局為了安撫軍隊的不滿情緒，組織各級黨政軍機關向駐紮在北京市郊的戒嚴部隊發送慰問信，派遣文工團進行慰問工作。[49][50][51]

與此同時，當局為了控制行動失敗而不斷高漲的抗議形勢，被迫調動更多部隊進入北京市周邊警戒。而被調動的解放軍士兵也被進行一段時間的隔離並被灌輸「保衛社會主義祖國免遭資本主義勢力顛覆」的思想。[52]

正式清場[編輯]

外部影片連結
video icon 六四事件：BBC天安門現場報導全紀錄

清場前期[編輯]

天安門廣場平面圖

從6月3日開始，中共中央軍委決定清場。軍委再次調集20萬戒嚴部隊進入北京，包括北京軍區第24、第27、第28、第38、第63、第65等6個集團軍，濟南軍區第20、第26、第54、第67等4個集團軍，瀋陽軍區第39、第40、第64等3個集團軍，南京軍區第12集團軍，以及空降兵第15軍、炮兵第14師、衛戍第1師、衛戍第3師等。[53] 當天下午4時，楊尚昆、李鵬、喬石和姚依林等召開軍政會議。會議確認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必須果斷採取強硬措施扭轉局勢。會議決定當日入夜後採取行動，「由周衣冰同志統一指揮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力量，迅速開進天安門廣場，堅決執行戒嚴任務」[54]。當晚6時半開始，戒嚴部隊透過廣播器、廣播電台、電視台等等，發出一則通告：

一，三日晚九時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首都公安幹警配合；
二，關於天安門廣場清場。戒嚴部隊於四日凌晨一時抵達天安門廣場，六時完成全部清場任務；
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
四，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
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特別是北京電視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天安門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當天晚上，李鵬、楊尚昆、劉華清、李錫銘、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羅幹等在中南海坐鎮指揮[55]，並發出三段《緊急通告》。通告反覆廣播三十多小時，節錄如下：

全體市民們：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保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56]。

……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57]。希望北京市的廣大人民群眾嚴守戒嚴令的規定，支持軍隊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行動[58]。

……戒嚴部隊指揮部，絕不能置諸不理。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裡，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59][60][61]。

木樨地衝突[編輯]

清場的士兵裝有56式自動步槍（上）以及AKS-47（下），一般部隊只是拿它恐嚇示威者，但部分則發放實彈來槍擊示威者。[62]
達姆彈。解放軍中著名的外科醫生蔣彥永認為，在6月3日到4日的清場中，解放軍曾使用這種子彈射擊學生和市民。[63]圖中為6.5×55mm瑞典毛瑟拴動步槍用達姆彈，五六式/AK47自動步槍使用的7.62×39mm子彈不僅無達姆彈種，且自動步槍若使用達姆彈會導致炸膛[來源可靠？]。

6月3日傍晚，北京傳出部隊進城的消息後，天安門以西五公里外的木樨地的街頭開始聚集了示威學生、市民[64][來源可靠？]。有學生指這是軍隊進城的必經之路，示威民眾前來協助阻截部隊。

晚上9時許，三輛無軌電車被人推到木樨地橋上橫著；有人將行道上的水泥磚砸成碎塊，在街道兩旁堆起水泥牆，還有人開卡車和三輪車運來磚石，此次木樨地突發的阻攔行動由民眾臨時湊合，無人指揮[65][來源可靠？]。

不久後，先頭的戒嚴部隊到達並發射催淚彈，試圖進城。根據當時的英國搜集的外交電報紀錄[66][67]：軍隊為了突破，總共發動了4波攻勢。清場一開始以徒手和徒步方式進行，雙方保持一定距離，第一波幾十名戒嚴部隊隊員手持木棒徒步清障開路，而示威者則遠程投擲碎磚襲擊。遇到強硬阻攔後暫時停軍，先頭部隊開始裝備槍枝展示做震撼之用，市民和學生得知後立即排成一線，衝向大橋。而後來戒嚴部隊發放彈藥後喊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士兵對空鳴槍，但遭到示威者投擲石塊攻擊依舊未能前行。在僵持不下中，最後一波部隊從後方抵達，這第二批部隊是負責監戰的第38集團軍，配備裝甲車準備進行強行突破，並且立刻開始向示威者前面五十米以外的地面上開槍掃射，響起密集槍聲，現場陷入混亂，有人中彈倒下。[68]約十分鐘後，戒嚴部隊已經穿過木樨地橋，來到二十二號部長樓和二十七號樓之間的北京地鐵木樨地站一帶[69][來源可靠？]。

示威者此時撤退到大街兩側的街心花園和樓房之間，以樹叢、建築物作掩護，繼續喊口號狠斥部隊，並投擲石頭；戒嚴部隊士兵推開電車、清除路障，並且開槍還擊。有相關人員事後稱，「哪裡有人喊「法西斯」，哪裡有人扔石頭，部隊會馬上用槍枝向那裡掃射。約百名民眾倒在血泊中，由其餘民眾將他們送入復興醫院[69]。」

晚上11時許，手握步槍的士兵、裝甲車、軍用卡車列隊向天安門方向駛去，期間還有市民焚燒了3輛電車，以阻截後續部隊[70][來源可靠？]。

在復興門外大街兩旁大樓的一些居民探頭出來痛罵，也有人扔東西攻擊，戒嚴部隊陸續開火還擊，從木樨地到全國總工會約五百米路段，兩旁建築物佈滿大量彈痕。二十二號樓、二十四號樓兩幢部長樓，共有三人被槍殺，其中包括住在22號樓8層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宋汝棼女婿尹敬，當他進廚房開燈時，被戒嚴部隊的子彈擊中頭部死亡，葬於八寶山人民公墓2區17排12號 [70][71]。

根據香港電台《神州五十年》[72] 綜合所得，木樨地的行動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傷[73]。事件平息後，官方調查並沒有對此披露實際開槍時間和死傷人數，陳希同只說部隊採取了「極其克制」的態度[15]。

進駐天安門廣場[編輯]

晚11時32分，322號裝甲車從正陽門東側駛入天安門廣場，在廣場周圍繞行兩圈後被示威者攔下。車長李勃下車與學生領袖談判，保全裝甲車免遭示威者燒毀。322號裝甲車是第一輛駛入天安門廣場的裝甲車，向廣場上的示威者宣示戒嚴部隊的存在。在事件結束後，李勃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74]

晚12時許，抄近道提前到達的339號裝甲車以高速駛入天安門廣場，有人向裝甲車投擲汽油彈與磚塊。裝甲車因無處停放掉頭，向西單方向離去。裝甲車開到新華門西側一百多米處時，發動機熄火，乘員被迫棄車。此時新華門前，站著近百名士兵，有市民怒斥，有的還扔小石，士兵們一言不發。二十多分鐘後有學生想將滿身血污的339號裝甲車乘員 — 中尉連長韓開印送入新華門內，士兵立即子彈上膛，大聲喝止。韓開印用盡全力大喊到「快……救救我。我是中尉……339裝甲車……」隨後送他過來的人將其放下，中南海警衛戰士將其送過去搶救。[75][76]）

晚12時20分，003號裝甲車指揮車抵達天安門前金水橋東側，遭到示威者的包圍，暴力示威者打砸裝甲車的觀察窗，並向裝甲車投擲燃燒瓶，使裝甲車被燒毀。受傷的車組乘員被學生帶上一架巴士並關上門[77][78][79][80]，保護他們免遭暴力示威者的攻擊。[81]

凌晨1時許，據共青團北京市委《70天大事記》所記，天安門廣場尚有學生、市民數萬人[82]。

凌晨1時25分，空降第15軍抵達天安門廣場的南端，凌晨1時30分也就是5分鐘之後，第38集團軍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的北部、集結在天安門城樓前面，從這個時候開始，第38集團軍和第15軍就分別在天安門廣場的北南部朝空中開槍[83]，驅趕抗議的民眾。[84]與此同時，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再次發出內容完全相同的《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85][86][87]。」上萬名的市民和部份學生，在聽到《通告》後，開始離開廣場。[88]

凌晨1時50分，幾名示威者開著一輛裝著汽油桶的47路公共汽車從東觀禮台前側靠右的地方駛向天安門城樓，試圖點燃停靠在金水橋的軍用卡車，當場被戒嚴部隊抓獲。[89]

凌晨2時許，曾經有幾十萬示威者的天安門廣場，只剩下堅持不走的幾千名學生和市民聚集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90][88][來源可靠？] 同一時間，大批士兵駐守中國歷史博物館、前門箭樓以北及毛澤東紀念堂以南的廣場上。人民大會堂之內亦有一批士兵候命[90]。

不久，建國門、東單方向傳來密集槍聲，許多示威者從廣場東北角往人民英雄紀念碑跑。廣場西北角的「工自聯」指揮部也開始撤離。與此同時，在歷史博物館北門外站列待命的士兵，則手持棍棒和沖鋒槍，衝向長安街，封鎖了長安街以東的路段[91]。

當時身在廣場的侯德健憶述，起初以為士兵只用橡膠子彈和木棒，有學生還給他套著棉大衣和塑膠頭盔自衛；但到凌晨2時，兩位醫生和兩位學生趕來告訴他們軍隊是開真子彈（當時中國的警務機關還在舊時代，並未配備現代化鎮暴裝備）[92]。陳清華表示，他與李蘭菊留在廣場東面，目擊一名死者，死者的弟弟是一名中學生，知道哥哥過世後衝出廣場，說要跟軍人拼命[93]。

凌晨2時20分，軍隊開進廣場，施放催淚彈，部隊從廣場南面的前門向中央推進，沿途向高空發射照明彈，群眾向天安門廣場北面後退[72]。

凌晨2時30分，軍隊包圍了天安門廣場，將留守的學生圍在中間，部隊停下待命[94]。

凌晨2時45分左右，上述的中學生被抬回廣場急救，大腿動脈中槍，最後在廣場上流血不止而死。其後李蘭菊暈倒，北京學生將她和陳清華強行送到醫院，發現醫院到處都是死傷者。[來源請求]

然而對於當日天安門廣場的清場行動中的流血事件，即使是學生內部，各方也有不同說法。柴玲和吾爾開希稱廣場上有坦克直接碾壓學生[95][96]。然而當時身處廣場的侯德健、劉曉波和周舵表示沒有看到有坦克輾壓學生或撒退的人群。支聯會和王丹（當時他並不在廣場，正在離開北京郊區）則表示清場行動中廣場上發生了較小規模的流血事件，流血衝突主要發生在廣場之外的木樨地、復興門、六部口至建國門一帶的長安街[97][來源可靠？]。

凌晨3時左右，封從德表示，約3,000至5,000名學生圍坐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85][來源可靠？][98][88]，此時正絕食的侯德健、劉曉波、周舵、高新決定勸學生離開，並在廣播中說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喚醒人民，讚揚學生不畏死的精神。劉曉波等人發現有學生持有之前從軍隊搶來的槍支，要求立即砸毀槍械，並命令學生必須堅持非暴力原則，否則解放軍就有理由向學生開槍[99][來源可靠？]。

根據戒嚴部隊指揮部記錄，3時45分左右，侯德健、劉曉波等人坐著救護車從紀念碑那邊開過來，舉著雙手，要求談判，部隊派出一名團政委與他們接觸。侯德健等人說，願意帶領廣場上的學生撤出，要求解放軍不要開槍，並讓他們組織隊伍撤離，團政委隨即回來向領導匯報。

凌晨4時正，清場時間到。廣場上全部關燈（關燈是即將開始清場的信號）。戒嚴部隊發出廣播，內容說：「我們呼籲，全體市民和全體同學，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燒垃圾，不要再加強廣場的混亂。」[100]與此同時，在人民大會堂內的尖刀營（穿著迷彩服）從東大門迅速出來前往搗毀高自聯的指揮部。[101]

等候在馬路邊的侯德健等人拚命大叫：「我們是侯德健！」「我們是來談判的！」「千萬不要開槍！」不到3分鐘，團政委回來告訴侯德健等人，政委說，「總部同意你們的請求。請你們立即帶領學生撤離廣場，往廣場南口撤。時間很有限。我們不會開槍。」聽完答覆後，侯等四人立即趕回去。[102][來源可靠？]

示威者撤離[編輯]

在凌晨4時關燈時，廣場上亦陷入恐慌。根據封從德、侯德健憶述，當時學生正以「聲音方式」投票，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兩邊聲音旗鼓相當，但考慮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聲呼叫，學生領袖認為想撤退的人更多，封從德宣布離開[103][104]。同學和市民、工人、市民糾察隊、北京的同學撤到海淀區去，往中關村走[103]。戒嚴部隊指揮部同時播放「清場通知」：「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這時，紀念碑上的學生用被子、木棍、帆布等物點起了幾堆篝火，人群一起高唱《國際歌》[105][來源可靠？]。

當時離開的狀況陷入極度混亂，大批戒嚴軍手持衝鋒鎗指向紀念碑。尖刀營衝上紀念碑，搗毀位於紀念碑最上層東南角的高自聯指揮部。在占領高自聯指揮部後，尖刀營戰士用短點射打掉高自聯的高音喇叭[101]。根據示威學生憶述，當時一批手持木棍、電棒的武警和軍人衝上紀念碑的第二層、第三層，追打示威學生，不少學生被打至頭破血流。學生於是被迫向下層逃離。同時，大批坦克車和裝甲車由天安門衝向紀念碑，開始將廣場上數百個帳篷營幕撞毀輾平，並以火焰噴射器燒毀[106]。

凌晨4時11分，中尉張旭東帶領8名戰士前去拆毀女神像，他們驅散了試圖保護女神像的示威者，將女神像拆毀。正在這時廣場的燈重新亮起。隨後，一輛裝甲車開了過來，從被推倒的女神像上碾過。[107]

凌晨4時30分左右，廣場再次開燈，戒嚴部隊再次發出廣播說：「同學們，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現在清場。我們同意同學們的呼籲，請同學們立即撤離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指揮部，六月四日。」的重覆廣播。[100]與此同時，武警與戒嚴部隊組成人牆把廣場上的學生與群眾往南邊趕，不願離開的遭到軍警的毆打。

凌晨4時45分，示威學生已經開始撤退。在學生糾察隊手拉手的維護下，大批示威學生舉著校旗唱著《國際歌》撤離。[108][來源可靠？]。

凌晨5時20分，大部分學生撤離廣場，只有二百多名學生滯留在廣場東南角不願離去。[109]

凌晨5時30分左右，清場過程基本結束。[110] [111][來源可靠？]

清晨時分，從廣場撤退的學生沿途受到示威市民的歡呼，示威者又在木樨地的要道重新設置路障，阻擋軍車，有人怒罵士兵，有人向軍車扔磚頭。木樨地、北蜂窩、公主墳一帶，很多示威市民都出來了，不少人圍著軍車訴說。軍人木然地坐在卡車裡頭，毫無反應。

軍隊補給困難[編輯]

因為在開進的過程中戒嚴部隊的補給車部分被燒毀，再加上示威者為了阻擋戒嚴部隊進城製造了大量的路障，使北京市的交通陷入中斷，物資無法通過車輛運輸抵達天安門廣場，在4－6日廣場上的戒嚴部隊使用米-8直升機空運補給，直升機運輸的給養杯水車薪，使廣場的戒嚴部隊非常缺乏給養，每天每兩個戰士才能分吃一包方便麵，許多載具因為缺乏燃料不能正常行駛。[112]

6月6日晚起，戒嚴部隊組織武裝押運，在坦克和裝甲車的掩護下前往市郊運輸給養，這一舉緩解了戒嚴部隊的補給問題。

衝突再起[編輯]

六部口事件[編輯]

約6時15分，撤離學生從天安門轉入西長安街，到達六部口時，離黨政中樞機關只有50米的地方，三輛坦克衝來，發射催淚彈，其中一名受害人方政，雙腿被坦克輾壓，後被送到北京積水潭醫院搶救。[113]2009年他在美國安裝上智能假肢，呼籲尋找六四真相。[114]

木樨地衝突[編輯]

7時25分，一隻裝甲車隊通過木樨地大橋的時候，一夥示威者往車隊投擲催淚瓦斯，導致兩輛裝甲車撞到路障上，使後面車隊都被堵住。車隊的官兵拋棄載具後撤入中聯部大院。

10時左右，一夥示威者開始焚燒停在木樨地街道上的裝甲車。與此同時，一架前來指揮交通的米-8直升機從木樨地上空飛過，一群示威者開著一輛編號為422的裝甲車，用高射機槍朝天上射擊，試圖擊落直升機。[115][116][117]

媒體工作者抗議[編輯]

6月4日上午，北京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英語部向全世界播出了以下消息：「請記住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悲慘的事件。[118][119]

張寶林將途中遭遇寫成一千多字的特稿《北京這一夜》。截稿時被刪成不足200字的簡訊，嵌入其他宣傳文字裡， 但仍以原標題刊登在6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120]這是當天唯一發稿記錄軍隊開槍和人員傷亡的中共黨報。

本報6月4日凌晨5時訊　解放軍報6月4日社論說：「自6月3日凌晨開始，首都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

3日22時左右，軍事博物館一帶響起槍聲，戒嚴部隊進城。

從午夜到凌晨，友誼醫院、阜外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鐵路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不斷給本報來電話告知收治人員的傷亡情況。

到截稿時止，戒嚴部隊已突進天安門廣場。

——張寶林，《北京這一夜》

傍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的主持人杜憲和張宏民身著黑衣，播報新華社的消息。杜憲語速緩慢，低沉哀婉。[121]

逐漸落幕[編輯]

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編輯]

6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122]

鄧小平講話[編輯]

主條目：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

6月9日，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鄧小平在其他黨政高層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高級幹部，而這也是自從學生發起示威活動以來鄧小平首次於公開場合出現[123][124][123]。鄧小平在之後演講中稱呼因為六四事件而喪生的解放軍士兵為「烈士」[125][126]，且稱示威活動的目的是「推翻黨和國家」，希望能進一步「建立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127]。鄧小平認為示威者之所以不斷強調包括官員貪污等等有關的投訴，便是為了掩蓋其底下試圖將當前社會主義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動機[128]。他之後還以此觀點表示：「這整個都是仍堅持帝國主義之西方世界的計劃，他們企圖讓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逐一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然後將它們帶往另一條充斥著國際資本以及壟斷資本主義的道路。[129]」

後續[編輯]

抓捕與收繳[編輯]

據統計，4月16日－6月25日，中國公安機關共抓獲各類人犯11,013名。共繳獲槍枝205支，子彈三箱零25,428發，兇器496件，反動印刷品60,713件，反動音像製品1,572件，軍用物資360件，贓款和贓物折款49.1萬餘元。[130]

參與者處理[編輯]

1989年9月5日北京市清查領導小組發表《關於對在動亂和反革命暴亂期間參加非法遊行等問題的若干處理意見》，提出對事件參與者以「對一般參加者從寬，對指揮、策劃、組織者從嚴，對一般黨員從寬，對黨員幹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從嚴，對認錯態度好的從寬，對頑固堅持錯誤的從嚴，對基層單位從寬，對黨政領導機關特別是要害部門從嚴，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令之前從寬，實施戒嚴令之後從嚴」為準的處理原則。[131]

大學生軍訓[編輯]

參見：普通高等學校和高中階段學校學生的軍事訓練

學潮被鎮壓後，中國國家教委對北京大學、復旦大學的新生在軍校實施長達一年的軍訓，當年及之後數年入學學生的學制延長為五年。[132]紐約時報認為這次特別的軍訓的目的在於灌輸思想。[133]

軍隊人事調整[編輯]

在6月3日與4日的鎮壓中估計有3,500名解放軍軍官不服從命令，不願意指揮他們手下的士兵壓制群眾。[134]西方媒體報導，在6月4日之後，這些軍官面臨了軍事法庭的審判。[135] 根據1989年8月19日軍委紀委關於貫徹執行中央紀委〔1989〕4號文件的通知文件[136]

一、凡有下列行為之一者，一律開除黨籍：

（一）策動部隊支持暴亂和動亂的；

（二）向國外境外敵對勢力或向非法組織提供軍事機密的；

（三）違抗命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的。

二、對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決策嚴重牴觸，具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給予黨內警告、嚴重警告或撤銷黨內職務處分；造成嚴重後果的，給予留黨察看或開除黨籍處分：

（一）對戒嚴部隊進駐故意刁難或對幹部、戰士執行戒嚴任務進行侮辱、誹謗的；

（二）對平息暴亂、制止動亂，採取各種方式發洩不滿的；

（三）公開為反革命暴徒鳴冤叫屈的。

三、對在5月20日宣布北京部分地區戒嚴以後特別是在6月3日平息反革命暴亂開始以後有中央紀委〔1989〕4號文件所述問題的，從重處理。

雖然沒有得到證實，但從1990年開始，軍方領導層進行大面積改組，指揮官的職階被下降到師級。[134][137]這樣的情況持續了數年。第38軍的前軍長徐勤先將軍因拒絕執行戒嚴，在事後被開除黨籍、開除軍籍，並判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清場中執行任務最積極的部隊和將領受到了獎勵、表彰與升職。在其中，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總指揮劉華清日後升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92年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指揮遲浩田進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成為要員並於1993年成為國防部長，1995年更晉升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1997年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鎮壓時身為20軍軍長的梁光烈在2002年成為解放軍總參謀長，最終在2008年登上國防部長一職。艾虎生在清場中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39軍116師347團率先進入到天安門廣場[138][來源可靠？][139]，在2007年成為了成都軍區的參謀長。[140]

參見[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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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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