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逆流

  提示：此條目頁的主題不是二月政爭。

二月逆流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
日期	1967年2月11日至2月16日（5天）
地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中南海懷仁堂（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
起因	大鬧京西賓館，大鬧懷仁堂 一月風暴 大批黨內元老感到自身處境岌岌可危，同時亦自發地對文化大革命政策產生不滿情緒。 受毛澤東信任的江青不被這些元老認可。 此前毛澤東、林彪對陳伯達、江青等人的批評使得元老們覺得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機會到了。
目標	中共的老幹部派集體希望抵制文革對他們權力、利益甚至是人身安全的侵害
結果	毛澤東支持的中央文革派勝利： 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元老們遭受批判，作出檢討。 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稱其為二月逆流 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為其平反 1979年初，中共中央肯定其為二月抗爭
衝突方
老幹部派：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 中央文革派：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
領導人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陳毅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葉劍英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徐向前 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聶榮臻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顧問康生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江青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副組長張春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部長謝富治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在懷仁堂召開的兩次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人（陳、葉、徐、聶擁有元帥軍銜，譚和二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因此又被稱為「三老四帥」或「四帥三副」）與受毛澤東支持的中央文革派人士康生、陳伯達、江青、張春橋、謝富治等人的鬥爭，後被中共稱為「文革初期一次黨內公開的抗爭」。

鬥爭的實質是中共的老幹部派系集體希望抵制文革對他們權力、利益甚至是人身安全的侵害。亦有人指出「二月逆流」其實是在服從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總的指導思想的前提下，所做的一些很有限的反抗。鬥爭的結果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

周恩來雖然主持了這兩次會議，但政治經驗老道的他並沒有在第一時間站在任何一邊。並且在毛澤東表態支持中央文革派後，周立即緊跟毛，放棄了實質上和自己主張更為接近的老幹部派，甚至對中央文革說出「今後我為你們辦事」這種謙卑服軟的話。另外，這次「大鬧懷仁堂」的老幹部派並非毛澤東在「9.13事件」後宣稱的是針對林彪的。譚震林甚至在會後給林彪寫信反映情況，希望得到林的支持。

背景

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軍委、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軍隊院校的「造反派」也像地方院校一樣蜂擁而起，「踢開黨委鬧革命」，各軍隊院校以及領導它們的總部、軍兵種、大軍區機關，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一些軍隊領導也和地方黨政領導一樣，遭到揪斗、遊街、罰跪、囚禁等各種類型的暴力批鬥。葉劍英、聶榮臻等軍隊領導力主保持軍隊的穩定，在軍隊是否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問題上和中央文革小組互不相讓，鬥爭激烈。不在軍隊內工作的元老也想通過李富春、蔡暢夫婦將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傳遞到毛澤東處。

事件過程

大鬧京西賓館

自1967年1月4日，全軍文革小組組長、解放軍總政治部副部長劉志堅被「揪出」後，總政機關在很短的時間內相繼成立了幾十個造反組織，揭發了劉志堅大量的問題，其中不少涉及到總政治部主任蕭華。1月11日，全軍文革小組改組，徐向前任組長。

1月19日下午，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擴大的碰頭會，商討在軍隊裡搞「四大」的問題。陳伯達、江青、葉群在會上激烈批評蕭華，指責蕭華是劉志堅的「黑後台」，準備讓蕭華在當晚十萬人大會上向軍隊院校師生作檢討。會後，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違背徐向前關於會議內容需要保密的指示，向下做了傳達。當晚，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的「造反派」和總政文工團的一些人抄了蕭華的家，蕭華逃到西山葉劍英家中躲避，葉劍英向毛澤東打電話請求指示，毛表示「抓蕭華、吵架和搶檔案都是不對的」。

1月20日上午，軍委碰頭會繼續在京西賓館舉行，蕭華講述被抄家經過，參加會議的高級將領得知了毛澤東對蕭華的保護態度，紛紛開始批評中央文革。江青依然不示弱，追問蕭華昨晚躲到哪裡去了，徐向前生氣地對蕭華說：「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麼？他們能把你吃掉嗎？」。葉劍英拍案而起，說：「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承擔！」，並說：「誰想要搞亂軍隊，絕不會有好的結果的。」由於力量過大，葉劍英的右側掌骨骨折。中央文革小組指責楊勇泄密，要負責。當晚葉、聶、徐等軍隊領導即指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回去布置「火燒」楊勇。

1月21日凌晨，紅衛兵抓走楊勇進行批鬥。當日中央軍委繼續召開擴大的碰頭會，會上軍隊幹部繼續批評中央文革小組（當日僅關鋒前來參會），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說：「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

1月22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這些高級將領，既批評了軍隊對於「造反派」的壓制，同時也表示「造反派」不能隨意衝擊軍事機關。作為新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於1月24日晚，前往林彪住處毛家灣，要求制定軍隊開展文革的規則，以保持穩定。林彪表態支持：「讓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表示軍隊不能亂，並請聶榮臻、葉劍英趕到毛家灣，共同商議出七條意見。之後徐、聶、葉三位元帥趕赴釣魚臺國賓館，與中央文革小組、周恩來、陳毅等討論，確定七條意見。送毛澤東審閱，毛指示增加了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問題」的規定，1月28日，林彪與徐向前到中南海毛澤東審批該八條命令，這便是著名的《軍委八條》。

毛在軍隊開展文革問題上暫時的退讓態度使得老幹部們產生錯覺，從而開始醞釀對中央文革更進一步的反擊。而隨着上海「一月風暴」的爆發，陳丕顯等華東地區老幹部被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打倒。這一事件最終促發了軍隊老帥和政府系統內老幹部聯手反擊中央文革的「大鬧懷仁堂」。

大鬧懷仁堂

1967年2月初，為及時處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總理主持，每兩三天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吸收各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參加。會上老幹部與「文革派」成員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2月8日，周恩來在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會上，徐向前同陳伯達就劉志堅問題發生嚴重爭執。

2月10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批評陳伯達：「你這個陳伯達，你是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指陶鑄），過去你專門在我和少奇之間進行投機，我和你相處這麼多年，不牽涉到你個人，你從來不來找我。」也批評了江青「你這個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你眼裡只有一個人，打倒陶鑄，別人都沒有事，就是你們兩個人幹的」，提出讓中央文革小組內部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儘管毛澤東指示對於陳伯達、江青的問題在別的地方一概不准談，但是葉劍英和李富春還是向幾個元帥和副總理透露了常委擴大會議的內容。

2月11日，在下午舉行的懷仁堂碰頭會上，葉劍英和徐向前等與陳伯達、康生就軍隊穩定問題發生爭執。葉劍英在會上指責陳伯達、康生：「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要幹什麼？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到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陳伯達辯解：「不要忘記，馬克思高度讚揚了巴黎公社原則，這些在馬克思著作里都有論述。」葉劍英：「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徐向前拍着桌子激憤地說：「軍隊是無產階級政權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要不要支柱了？要蒯大富這類人指揮軍隊嗎？」康生反駁徐向前說：「軍隊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麼了不起！」聶榮臻在會上說：「你們把幹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說成是「聯動」成員，反動保守分子，進行打擊迫害，縱容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有的還關押起來，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批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周恩來一直沒有表態，最後才以會議主持人的身份宣布散會，說：「今天的議程沒有你們爭論的問題。你們願意爭論，可以以後再說」。

2月14日，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陳伯達、江青。江青未到會，陳伯達非常緊張、甚至想要自殺。

2月16日下午，懷仁堂碰頭會繼續進行，會議原定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但一開始就因在「一月風暴」中被打倒的陳丕顯陷入了爭論。譚震林問張春橋：「陳丕顯怎麼還沒有來北京？」張春橋回答說：「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吧，看群眾答應不答應。」譚震林：「黨可以做工作嘛。」張春橋：「現在黨不管用了。」譚震林氣憤地說：「什麼群眾？老是群眾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嗎？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是形而上學。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高幹子弟統統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抓，這不是反動血統論是什麼？就是用反動血統論來反對反動血統論。蒯大富這些人是什麼東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個『百丑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任何一次」「就一個出海捕魚的問題，你們就鬥了我四次。江青硬是要把我整成反革命，這是她當面跟我說的。」謝富治說：「譚老闆你也要實事求是呀，我在會上幾次聽江青說譚老闆是擁護毛主席路線的，譚老闆要保！從來沒聽她說你是反革命。」譚震林邊收拾文件邊生氣的說：「我不要她保！我是為黨工作，不是為她一個人工作。早知道有今天，我就不參加革命，不參加共產黨，我不該活到六十五歲。不該跟毛主席四十一年。我不幹了！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周恩來拍了桌子，叫譚震林回來。陳毅接着說：「不要走，跟他們鬥爭。這些傢伙上台，就是他們搞『修正主義』，在延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這些人，還不是擁護毛澤東思想最起勁！他們沒有反毛主席，他們根本沒有見過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嗎？歷史不是證明了到底是誰反對毛主席嗎？有些人表面上擁護主席，實際上反對主席。斯大林死後不久，赫魯曉夫就篡了權，他上台，還不是大反斯大林嗎？以後還要看，還會證明的。」在聽到陳毅講到延安挨整時，周恩來說：「應該檢討，整的對嘛！我有錯誤，對當時的批評，從來沒有意見。」余秋里說：「這樣對老幹部怎麼行！計委的所謂造反派不給我道歉，我就不會檢討。」李先念說：「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麼是反動組織呢？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譚震林插話：「我從來沒有哭過，現在哭過三次，哭都沒有地方哭，又有秘書，又有孩子。」李先念：「我也哭過幾次。」譚震林：「我從井岡山到現在，他們檢查一下，哪裡有一點反對毛主席？」謝富治：「不要從個人出發，從全局出發。」譚震林反駁：「我不是為我自己，是為整個的老幹部，是為整個黨！」李先念：「從《紅旗》十三期社論開始，那樣大規模在群眾中進行兩條路線鬥爭，老幹部統統打掉了。」周恩來當即責問康生：「這篇社論你看了嗎？這麼大的事情，你為什麼不叫我們看看。」康生：「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陳伯達也表示自己沒有看。周恩來在會議中間打電話向毛澤東報告了會議情況，毛澤東派汪東興前來聽會，但當汪東興趕到懷仁堂時，會議已經接近尾聲。當天晚上，張春橋、姚文元、王力三人到毛澤東處匯報了會議的情況，毛澤東對陳毅關於延安整風的發言部分尤為不悅。

2月17日，譚震林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信中稱江青等人「比武則天還凶」，自己「準備犧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把這封信送給毛澤東，並附信說：「譚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於意料之外。」毛澤東批示「已閱」。

毛澤東對「二月逆流」的反擊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周恩來、葉群、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謝富治等人開會。毛澤東說：「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葉群同志，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就和他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游擊。你們說江青、陳伯達不行，那就讓你陳毅來當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吧，把陳伯達、江青逮捕、槍斃！讓康生去充軍！我也下台，你們把王明請回來當主席麼！把張國燾也請回來，力量還嫌不夠的話，乾脆請美國、蘇聯一塊來吧！你陳毅要翻延安整風的案，全黨不答應！你譚震林也算是老黨員，為什麼站在資產階級路線上說話呢？」，「你說你不該那麼早入黨，不該活到六十五歲，不該跟我革命，那你可以退黨嘛！可以不革命嘛！可以不跟我嘛！至於你該不該活六十五歲，那怎麼辦哪，你已經活了嘛」。周恩來勸毛澤東不要這樣生氣，並作了檢討，說自己沒有掌握得好。毛澤東提議把這件事情拿到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一次不行就開兩次，一個月不行就開兩個月。政治局解決不了，就動員全體黨員來解決。會上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從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7次批評陳、譚、徐的政治生活會。康生在會上說：「毛主席發怒了，是無產階級之怒。這是十一中全會後最嚴重的反黨事件。這是政變的預演，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江青說這些元老搞的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幾個元老一個個做深刻檢討。自此，反對中央文革的老人被整的潰不成軍，原來由周恩來主持的負責黨、政、軍日常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被迫中斷，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

3月11日，以首都紅代會及農林口機關造反派為主體的近百個群眾組織，聯合成立「首都徹底擊潰譚震林自上而下資本主義復辟聯絡站」。下午，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等32個單位齊聚農業部前召開了「揪譚」誓師大會。

3月14日，北京50多所院校10萬人示威遊行，反擊「二月逆流」。遊行隊伍高呼口號：「用鮮血保衛中央文革！打倒譚震林！打倒陳毅！打倒葉劍英！打倒李富春！打倒李先念！打倒徐向前！打倒聶榮臻！」

3月16日，178個單位13000人在北京農業大學召開聲討譚震林大會。3月19日，農口革命造反組織在工人體育館召開批判譚震林大會。造反派的領袖們紛紛發出反對鎮壓造反派的呼聲，如蒯大富發表《迎接第八個回合》的文章，認為從中央到地方存在着一股妄圖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逆流，這是自文革開展以來兩條路線的第八次交鋒。

八屆十二中全會

1968年10月26日，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全體會議上說，會議「對『二月逆流』進行了嚴肅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他說：「在運動過程中，一條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一條是干擾這條路線的『左』和『右』的干擾，但最主要的還是來自右的方面的干擾，最典型的表現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最嚴重的反黨事件，是『劉鄧路線』的繼續，它的矛頭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堅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是想替『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翻案，還要否定過去的延安整風，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黨的領導』、『保護老幹部』、『保護高幹子女』、『穩定同志』、『抓生產』等漂亮的口號下，實現反黨反革命路線的目的。」「抓人風，揪高幹風，沖軍隊機關風，提出連隊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員搞的。他們卻倒打一耙，嫁禍於中央文革。」「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見眉目的這個打算，由於『二月逆流』的出現，這個戰略部署受到了嚴重干擾。」

毛澤東在10月31日的閉幕會上說：「所謂「二月逆流」這件事，我不大了解。經過差不多半個月，就比較了解了。這件事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意見要說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他們是公開出來講的，不是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他這個大鬧就證明他是公開出來的嘛，沒有什麼秘密。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細節無須多過問，比如誰跟誰來往了多少次，還是大綱大節要緊。如果黨內生活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細微末節，那就不好囉。」

1968年底，周恩來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幹部思想動態的簡報以後批示：「不要搞得過於緊張。」1969年1月3日，毛澤東在這份簡報上又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1月5日晚上，林彪的死黨黃永勝和吳法憲帶着上述批示來傳達，接着也傳達了林彪的所謂批示：「堅決擁護主席批示，派黃永勝、吳法憲兩同志傳達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幾位老同志）把身體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礙。」

後續

九一三事件林彪死後，毛澤東對「二月逆流」的態度有了較大改變，1971年11月14日，毛澤東接見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參會人員，當葉劍英走進會場的時候，毛澤東對大家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關、戚。那個王、關、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他們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