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宫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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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宫听政（1861年—1881年），是指在清朝后期的同治帝及光绪帝时，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一起垂帘听政的情况。咸丰帝驾崩时，遗命由顾命八大臣辅政。但慈安、慈禧，连同恭亲王奕䜣等人，发动祺祥之变，将八大臣或杀或贬，由两宫太后训政，并将祺祥年号废除，次年改元同治，此情况一直延续到光绪初年慈安过世，由慈禧独掌大权。
概述[编辑]
咸丰帝因英法联军，率领妻小、臣工逃至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却心力交瘁，咸丰辛酉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一病不起而驾崩，遗命由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端华之弟）、额驸景寿、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俗称顾命八大臣，辅导年幼的独子载淳登基执政，八大臣当中肃顺锋头最健。但是八大臣与载淳的生母西太后慈禧严重不和，慈禧于是与咸丰帝正室东太后慈安合作，并要御史董元醇奏请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但遭遇肃顺严厉的反对。于是慈禧、慈安也联合了恭亲王奕䜣、醇亲王奕𫍽、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军机大臣文祥、大学士贾桢、兵部侍郎胜保等人合谋夺权。慈禧命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柩由热河行走，自己先到北京，却是到北京召见奕䜣等人，安排政变，肃顺尚未入都，朝廷即下令拘捕了顾命八大臣，载垣、端华被赐死，肃顺被弃市，其余被贬，废除八大臣原拟年号“祺祥”，改为“同治”[注 1]，史称“祺祥之变”或“辛酉之变”。
机制[编辑]
两宫太后听政时期[编辑]
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等讨论内外奏章，进呈两宫太后阅览，由议政王大臣拟旨，翌日，议政王大臣将草稿进呈，由两太后审阅之后，分别盖上由御赐之“御赏”[注 2]及“同道堂”[注 3]小玺作为标识 [1]，然后以同治帝及光绪帝的旨意颁布天下。由于日常事务慈安并不感兴趣，不太关心，所以往往由慈禧独揽；但遇上重大朝政事务，慈禧仍会去征求慈安的意见。慈安拥有高于慈禧的政治地位和决策权。
同治帝亲政时期[编辑]
同治帝亲政后，议政王大臣、军机大臣等讨论内外奏章，进呈同治帝阅览，由议政王大臣拟旨，翌日，议政王大臣将草稿进呈，由同治帝审阅之后，朱笔批示处理，并盖上皇帝御玺颁布天下。但遇上重大朝政事务，同治帝仍会去征求两宫太后的意见。
慈禧太后听政时期[编辑]
慈安太后病逝后，在光绪帝尚未亲政前，听政大权由慈禧独揽。军机大臣等讨论内外奏章，进呈慈禧太后阅览，由军机大臣拟旨，翌日，军机大臣将草稿进呈，由慈禧太后审阅之后，盖上咸丰帝赐“同道堂”小玺作为标识，然后以光绪帝的旨意颁布天下。
光绪帝亲政时期[编辑]
光绪帝亲政后，军机大臣等讨论内外奏章，进呈光绪帝阅览，由军机大臣拟旨，翌日，军机大臣将草稿进呈，由光绪帝审阅之后，朱笔批示处理，并盖上皇帝御玺颁布天下。但遇上重大朝政事务，光绪帝仍会去征求慈禧太后的意见。与同治帝亲政时期不同的是，遇上官员任命权时，必需由慈禧太后定夺。
慈禧太后训政时期[编辑]
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军机大臣等讨论内外奏章，进呈慈禧太后阅览，由军机大臣拟旨，翌日，军机大臣将草稿进呈，由慈禧太后审阅之后，再呈交光绪帝朱笔批示处理，并盖上“皇帝御玺”颁布天下。训政时期与慈禧太后听政时期不同的是，由慈禧太后审阅圣旨草稿之后，不再盖上咸丰帝赐的“同道堂”小玺颁布天下，而是将圣旨草稿呈交光绪帝朱笔批示，并盖上皇帝御玺颁布。
文字注解[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 《清穆宗实录》
- 《清史稿·卷二百十四·孝钦显皇后》
- 《西太后》，俞炳坤，紫禁城出版社
- 《原来慈禧》，张研，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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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热河密札》记载：“两玺均大行所赐，母后用‘御赏’玺，上用‘同道堂’玺，凡应朱笔处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