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报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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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发展报业历史清治时期首开其端,其后在日治时期逐渐兴盛;战后的戒严时期施行报禁曾一度使报业发展发展,呈现少数大报寡占状态,报禁解除后则恢复为多元色彩。

清治时期[编辑]

全篇使用白话字刊载的《台湾府城教会报》创刊号

清治时期前后,台湾新闻刊物的主要用途仍限于宣达政令,或是传扬宗教,形式也与近代报纸大异其趣。台湾第一家印刷店“松云轩刻印坊”虽早出现在1821年1,但业务仍以刊印佛书、诗文集为主。1885年台湾巡抚刘铭传仿北京京报》发行台湾最早的中文报纸2邸抄》时,是以手抄或木刻制作[1],内容主载法令规章与官员动态,一般市井小民鲜少接触。同年7月,英国长老教会牧师巴克礼创办台湾第一份印刷刊物《台湾府城教会报》(今《台湾教会公报》),以白话字作为文字媒介,虽为传教而生,但是其中不乏社会百态及文艺创作,相较于《邸抄》更接近报纸型态[2][3]

日治时期[编辑]

1895年,清朝甲午战争失利,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日人治台初期遭受不少阻力,因此引进大众传播媒体,由日人办报为殖民政府喉舌,控制言论,文字多以日文为主,就算有中文也是文言文,且严禁台湾民众发行报刊,以此达到驯化台湾、便于殖民的目的。初期台湾有四家稳定经营的日报,分别是北部的《台湾日日新报》,中部的《台湾新闻》,南部的《台南新报》与东部的《东台湾新报》,此为台湾近代报纸与报业之滥觞。

报纸立场方面,《台湾日日新报》为亲官方的半官半民报纸,民间立场则以民营的《台湾民报》最为著名。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新闻自由仍未完全落入军政之手,是以有日人来台创办报刊,却对日本殖民政府发表批判议论,其中著名的有《高山国》和《台湾民报》5,最后都遭到停刊夭折的命运。

台湾日日新报[编辑]

山下秀实

1896年6月,前任日本大阪府警务部长山下秀实,藉与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同乡之谊,带着大阪《雷鸣新闻》的活版铅字印刷设备[4]在台创立《台湾新报》,为台湾第一份近代化的报纸。《台湾新报》初期限于物资匮乏,故采不定期发行,周刊一两次。同年7月,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纳《台湾新报》为台湾总督府公报,刊登政府律令的发布与解释,成为一份半官半民的刊物,但也因此得总督府津贴补助,在同年10月改为日报,不过销路极差,全台有费报份仅4810份。

1897年5月,另一份《台湾日报》在总督桂太郎的授意下创刊,同年7月也成为台湾总督府公报,桂太郎原有意大力扶植,给予优渥津贴,不料却在创刊前离职,结果补助经费从原来商量好的年津25000圆降至400圆,还远低于《台湾新报》的4800圆。差别待遇加上派系问题3,《台湾日报》开始抨击总督府,与亲总督府的《台湾新报》反目成仇,展开激烈笔战,甚至街头斗殴。1898年4月,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上任后出面调停,协助日人守屋善兵卫收购两报,在隔月合并为《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日治时期第一大报就此诞生。

《台湾日日新报》创刊号剪影

《台湾日日新报》合并之后,人员倍增,发行量反而缩减4,加上两报员工派系斗争,纸张供给不足,使得报业经营内忧外患更陷风霜,社长守屋善兵卫三度萌生放弃办报的念头。1900年4月,《台湾日日新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总督府借此以“爱国妇人会”的名义进行投资,达到直接掌控的目的。改组后,守屋善兵卫仍任社长,同时聘请后来成为《满洲日报》社长的村田诚治担任副社长。村田诚治到任后,重金礼聘知名文人学者到社共事,加强新闻品质,丰富报纸内容,又有总督府从旁襄助,至此发行量日广,业务蒸蒸日上,《台湾日日新报》在之后的30年间,成为台湾最大、也是日本官方统治台湾人民的新闻工具。[5]

最初,《台湾日日新报》为一日文报纸,限于台湾民众大多不识日文,总督府无法借此有效宣扬殖民思想,推行殖民地行政工作,因此四开一张的《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在1905年7月发行,翻译《总督府报》并载其中,并且成为台籍人士参与报业工作的一扇窗口,先后进入该报工作的台籍人士包括有举人罗秀实、汉文学者连横、黄尔施、巫永福、何春木、李越涛、林佛国、魏清德等人。1911年11 月,《台湾日日新报》人谋不臧,发生日籍工作人员贪污问题,导致经济困难,甚至积欠员工薪水,经营几乎陷入停顿。总督府又怕台籍人士受中国革命运动报导的影响,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乃将发行了6年4个月的汉文版就此停刊,此后汉文新闻和日文新闻合并发行,汉文新闻只得两个版面。[6][7]

台湾新闻[编辑]

《台湾新闻》其实就是《台湾日日新报》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分报。1899年12月20日,《台中新闻》日报创刊,因物资人力缺乏,只得隔日出刊,创刊初期在中部地区并无竞争者,经营稳定。1901年,《台湾日日新报》将台中分社改组为《台中每日新闻》,很快的以其雄厚的实力威胁到《台中新闻》的生存,最后宣告停刊,前后仅1年4个月。1903年,《台中每日新闻》改组为公司组织,更名《中部台湾日报》,1907年才再易名为《台湾新闻》。[8]

台南新报[编辑]

《台南新报》的前身为1899年创刊的《台澎日报》,以台南为据点发行报刊,是台湾第一家地方报,后来经营不善,1903年改组为公司组织,更名《台南新报》。《台南新报》远离北部强大的竞争对手,占有地利,因此得以稳定发展,汉文学者连横曾担任过汉文版的主笔,有关米、糖等民生经济的报导也比其它报纸正确,吸引不少台湾工商界人士订阅,在一次大战前后期发行晚报,并代印官方宣传品《台南州报》随报附送。1937年4月1日再度改组,更名为《台湾日报》。

东台湾新报[编辑]

一次大战后,东台湾日渐开发,但当地交通不便,往往只能看到两三天前的报纸,日人斋藤敏介遂在1916年提出申请,开发这块报业处女地,创办晚报《东台湾新报》,只是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业务受限于台湾东部,故发行量不高,最初采不定期出刊,后改日刊,成为台湾第四家日报。

高雄新报[编辑]

1934年于高雄创刊,最初每周发刊两次,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众对战争日渐关切,使得报刊发行量大增,《高雄新报》在此一形势下,改为日刊,但该报经济基础不稳固,始终没有发挥太大的影响力。

高山国[编辑]

《高山国》1898年11月3日创刊于台北,创办人为日本众议员照山佐佐木安五郎,《高山国》发行期间持续批判时政,曾抨击台湾总督屠杀台湾民主国革命党人而轰动全台,并且漫画图片讽刺官员,当时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因而把《高山国》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高山国》后来公开征求批评材料,遭当局之忌,创刊不到两个月就被迫停刊,为日治时期政府干涉言论自由的首宗案例。[9]

台湾民报(日人发行版)[编辑]

《台湾民报》创刊于1898年6,当时台北日籍律师团为反对台湾总督中央集权,有违基本国法,因而集资创刊,批评日本殖民政策,后来《高山国》的创办人照山佐佐木安五郎担任主笔,笔锋更烈,最后在1904年遭下令停刊解散。[10][11]

台湾民报(台人发行版)[编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春,林献堂等人在东京共组“新民会”,创办《台湾青年》杂志社,发行月刊,创刊号有台湾总督、蔡元培杨度等三人题字,编辑兼发行人为蔡培火,创刊后广受海内外台胞捐助支持,未沦为日本官方预期的“三号杂志”7。《台湾青年》创刊初期内容中规中矩,强调青年奋起与文化发展,其后逐渐染上民族色彩,成为日本当局管制的对象,而无法顺利运往台湾,甚至被迫禁止发行。1922年,《台湾青年》改名《台湾》,内容中日文各占一半。为稳固经济基础,蔡培火回台筹募基金,筹组股份公司,隔年《台湾》杂志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21年秋,台籍留日学生与台籍人士三百多人,在台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为总理。1923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的第三次设置议会请愿运动遭日本当局禁止,2月,请愿者在东京的《台湾》杂志社内成立“台湾议会同盟会”,4月,台湾文化协会第二份宣传刊物《台湾民报》半月刊创刊,后因东京大地震火灾暂时停刊,复刊后改为半月刊,12月,日本当局对年初台湾议会同盟会的与会者展开逮捕行动,史称“治警事件”,《台湾民报》许多工作人员皆遭收押判刑,一度因此暂停出刊。日本政府审讯当天,《台湾民报》均出特刊详尽报导,一时洛阳纸贵,而《台湾》月刊也在《台湾民报》站稳市场后停刊,《台湾民报》改为周刊,《台湾》杂志社股份有限公司也改称《台湾民报》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民报》在此之前是在东京创立,均在东京发行,文稿从台湾寄到东京总社,编排印刷后再寄回台湾销售。1926年,对台湾人具有好感的台湾文官总督伊泽多喜男,核准《台湾民报》杂志社迁回台湾,条件是必须有部分版面刊载日文,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获得总督府的批准搬回台湾发刊,同年八月一日第一六七期《台湾民报》,以报纸的方式出现于台北。《台湾民报》周刊,从一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第三○六期起,改称为《台湾新民报》,并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五日,开始发行日刊《台湾新民报》。台湾新民报的内容是报导重于评论,站在台湾人的立场从事报导,尤其致力于纠正各日系报纸的歪曲事实与袒护日人言论。因芦沟桥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急遽扩张,一九三七年《台湾新民报》被下令废止汉文版。到一九四一年二月,又命改称为《兴南新闻》,在一九四四年三月台湾总督府把台湾所有的报纸合并为《台湾新报》,将这站在台湾人立场从事报导的台湾人唯一报纸,在二十五年的辉煌奋斗中结束。

战后初期[编辑]

戒严时期[编辑]

《自由中国》[编辑]

《自由中国》杂志最初的构想是在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之前发生的。当时有一部分国民党党员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要坚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须要有一宣扬自由民主的言论机关,因此胡适、雷震、杭立武、张佛泉等人,研议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但不久后中华民国政府暂退台湾,《自由中国》杂志无法在大陆地区发行,遂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办,由胡适担任发行人,主要的编辑是雷震和殷海光。

《自由中国》创办之初,与时任总统的蒋介石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但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蒋介石重获美国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争取美援的必要性大减;加上国民党实施党改造后,强人威权政治体制逐渐成形、巩固。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于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从批判共产主义转向检讨台湾内部问题,及批评国民党政府政策弊病,而和执政当局关系逐渐恶化。

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国》刊登投书〈抢救教育危机〉一文,批评党国干扰学校教育(如救国团)之后,12月蒋介石在“宣传汇报会”上下令开除其党籍(薛化元 1996,120)。国民党秘书长唐纵表示雷震到台湾后并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归队登记,蒋介石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1958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发表《我们的教育》和《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两篇文章响应雷震。

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更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十五篇社论,指出蒋政府一党独大,为所欲为。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主张台湾必须出现一个反对党,以适度给予执政党压力制衡。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亦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介石寻求总统三连任。1960年,《自由中国》发表七论反对党的文章,宣称:“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没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就不会有健全的民主,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也不会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雷震开始多方奔走,试图结合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组成一个反对党。6月26日,雷宣布李万居、高玉树、雷震3人为新党发言人;雷震、李万居、夏涛声、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郭国基、黄玉娇等17人为召集委员,由雷任新党秘书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编辑群的举动逐渐进逼至国民党当局的禁忌,国民党三大党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于是对雷震等人予以反击,宣称组建新党是配合中共“统战政策”、“造成台湾混乱”、“企图颠覆政府阴谋”。雷震终于在1960年9月4日遭到逮捕,为其罪名是“包庇匪谍”,10月8日宣判当天,蒋介石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3]。《自由中国》亦遭到停刊(薛化元 1996,144;杨碧川 1997,405)。

左舜生针对此一事件,曾批评蒋介石“不失为东方一个硕果仅存的标准独裁者,同时也通明透亮表示了他对民主丝毫不能理解,丝毫不感兴趣,不惜以走极端的态度,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同国内外一切主持公道与正直人士挑战。”[4]

开放报禁[编辑]

注释[编辑]

^ 注解1:台湾此前有否印刷活动,并无明文记载,推测早前书籍可能是在大陆印刷后再运来台湾。[12]
^ 注解2:也有学者认为此类刊物仅供帝制统治下的知识分子了解朝廷动态,并未具备传播媒介应有的基本条件,不能算是报纸。[13]
^ 注解3:《台湾新报》的山下秀实和第一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同乡,都是萨摩藩人士,《台湾日报》的川村则和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一样,出身长州藩。[4]
^ 注解4:有不少家庭同时订两报,合并后,原本订两报的家庭变成订一报,使得《台湾日日新报》发行量明显下降。[14]
^ 注解5:与后来台籍人士创办的《台湾民报》同名,但无渊源。
^ 注解6:洪桂已的〈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一说为1900年。
^ 注解7:日本俗语,不少杂志常发行三期就停刊,故称之。

相关条目[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资料出处[编辑]

  1. ^ 洪桂己著,〈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中国新闻史》第535页,1979年9月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2. ^ 王天滨著,《台湾新闻传播史》第二章·初始期─清领时期,2002年,台北:亚太图书。
  3. ^ 王天滨著,《台湾报业史》第一章·混沌初开─台湾报业伊始,2003年,台北:亚太图书。
  4. ^ 4.0 4.1 陈柔缙著,《台湾西方文明初体验》第130页,2005年8月版,台北:麦田出版。
  5. ^ 洪桂己著,〈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中国新闻史》第538-540页,1979年9月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6. ^ 洪桂己著,〈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中国新闻史》第543-544页,1979年9月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7. ^ 王天滨著,《台湾报业史》第35-41页,2003年4月版,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8. ^ 王天滨著,《台湾报业史》第24页,2003年4月版,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9. ^ 洪桂己著,〈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中国新闻史》第537-538页,1979年9月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0. ^ 洪桂己著,〈光复以前之台湾报业〉,《中国新闻史》第541-542页,1979年9月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1. ^ 王天滨著,《台湾报业史》第25-26页,2003年4月版,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12. ^ 王天滨著,《台湾新闻传播史》第66页,2002年,台北:亚太图书。
  13. ^ 赖光临着,《中国新闻传播史》第8页,1992年第六版,台北:三民书局。
  14. ^ 王天滨著,《台湾报业史》第39页,2003年4月版,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参考书目[编辑]

  • 王天滨著,《台湾报业史》,2003年4月版,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 王天滨著,《台湾新闻传播史》,2002年8月版,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 王天滨著,《台湾社会新闻发展史》,2002年3月版,台北:亚太图书出版社。
  • 陈国祥、祝萍著,《台湾报业演进40年》,1991年11月版,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
  • 苏娴雅着,《煞不住的下冲列车──台湾媒体批判》,2004年12月版,台北:米罗文化有限公司。
  • 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1979年9月版,台北:台湾学生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