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張載 (北宋)

典范条目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重定向自張載 (子厚)
張載
士大夫、理學家
國家宋朝
時代北宋
姓名張載
子厚
橫渠先生
封號郿伯
族裔漢族
籍貫大梁
出生1020年(宋真宗天禧四年)
逝世1077年(宋神宗熙宁十年)
臨潼
谥号明公
祠廟張子祠
親屬
父親張迪
郭氏
兄弟張戩
張因
進士
崇文院校書郎同知太常禮院
《易說》、《正蒙》、《西銘

張載(1020年—1077年),字子厚[1]:1、203,世稱橫渠先生大梁(今開封)人[2]:237,北宋士大夫、官員及思想家。張載早年有意從軍,後改習儒學,高中進士,曾在地方上出任知縣判官之職,後入朝出任校書郎,退隱後著書講學。張載是宋明理學的奠基人,北宋「五子」之一,在宋明理學一直享有崇高地位,得以從祀孔廟。哲理思想上,張載強調「太虛即」,氣為宇宙的根本實體,萬物皆由氣凝聚而成,陰陽兩氣互相作用交感,引起天地間無窮變化,而萬物運化都依循自然之。張載倫理學的綱要,是教人通過「知禮成性」以變化氣質,最終成為聖人。他提出性二元論,指出人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前者純善,後者則是世間惡的根源。張載認為知識可分兩種,即「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人只有依靠德性之知,才能夠認識最高的良善道德領域,而感官經驗對於追求道德也是必需的。張載在《西銘》提出民胞物與的主張,闡揚博愛利他的精神,成為影響後世深遠的名篇。宗教方面,他批評佛學的唯識論,反對其以為唯一的實在是人的心靈意識。政治思想方面,張載意欲恢復三代之治,實施封建制井田制宗法制。張載之學是宋代理學一重要分支,對後世王廷相王夫之譚嗣同等人都有重大影響。

生平

[编辑]

早年

[编辑]

張載祖先世居開封,父親張迪曾任涪州知州,在任上病故。張載在父親死時年紀尚幼,與弟弟張戩跟隨母親遷居鳳翔府橫渠鎮,自少品學兼優,早年意圖從軍[1]:1、155。1041年,上書范仲淹討論西北邊防軍事,建議奪回為西夏所佔的洮西地區。范仲淹認為張載可成大器,勸告張載放棄從軍,而選擇以儒生為業,並勸他讀《中庸》一篇[1]:2、9。張載接受范仲淹的勸告,放棄軍事興趣,轉向專攻學術。他喜歡讀《中庸》,但不感滿足,用了幾年工夫研究佛教道家書籍,但無大心得,回到儒家經典。嘉祐(1056—1063)初年,張載在開封講述《易經》,聽眾甚多[1]:155、2司馬光亦在座[2]:237。張載並和表侄程顥程頤兄弟討論《易經》,表叔侄三人志同道合,關係密切[1]:2。據云張載自覺論《易經》不如二程兄弟高明,請人改從二程為師,輟講而歸[2]:237

中舉以後

[编辑]

1057年,張載37歲,高中進士,先被任為祁州司法參軍,後遷為雲巖縣(今陝西宜川縣)令,在官期間探問民間疾苦,訓誡子弟[1]:3,曾每個月都在縣衙準備酒食,召集鄉里長者相會,探問民間疾苦,有時有所頒示,即向長者解釋其中緣由,要求他們回到鄉里傳達自己的用意。約在1066年,張載接受王陶的邀請[3]:182,再到開封講學,勸學子切勿以科舉為急務,應留意古代聖君堯舜之道。同時他也曾受文彥博所請,到開封學宮講學[3]:183。1067年,張載獲任命為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在任期間,深得涇原路經略使蔡挺尊重,軍政大小事都與張載商討。張載曾勸服蔡挺取出軍儲,賑濟因邊防而受難的災民。1069年,張載由御史中丞呂公著推薦,獲宋神宗召對問答,回答神宗所問治世之道,說「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神宗聽見甚為喜悅[1]:3,命令張載參與王安石新政,張載自稱自地方入朝,尚未熟悉新政,希望先給予觀察時間[3]:183。神宗於是委任他為崇文院校書郎。張載獲王安石詢問對熙寧變法的意見[1]:3,張載以比喻示意,如新政對地方政務干涉過甚,便難以成功[3]:183。二人意見不合,王安石借用處理明州獄案,把張載調出朝廷[1]:4。當時程顥抗議無效[2]:238。1071年,張載處理獄案後回到朝廷,其弟張戩表示反對新政,屢次上書批評,得罪了王安石,張載感到不安,乃辭去朝廷職務,表示不和王安石合作,回到橫渠鎮,路經洛陽與二程兄弟重逢[1]:4、10、202

張載在隱居橫渠期間,研讀儒家經籍,記錄自己的哲學思想,專心治學,大有成就。他志在恢復三代之治,擬與門人共同買田,實施小型井田制度,但志願終未成就[1]:4-5。 張載為人自負,志向宏大,曾以孔子復生自比[3]:143,隱居期間學術上雖有所成就,心中卻留戀於朝廷,期望能夠被朝廷任用[1]:10、159。1076年,張載撰成《正蒙》闡述個人學說[4]:173,同年張載由呂大防推薦返回朝廷,獲授官同知太常禮院,他認為這是效勞朝廷的好機會,樂於接受官職。在禮院任職時,張載發現郊廟之禮不夠嚴格,加以糾正,但和禮官意見相左,未得附和而感不悅。1077年冬,張載患病,辭去官職,回去陝西,路過洛陽與二程兄弟重逢。走到臨潼,張載病重而死,終年57歲,死時只有一個外甥在側,沒有錢財。在長安的門人聽見死訊,趕往臨潼安排喪事[1]:5、202。張載有遺孀郭氏,一子張因尚幼[3]:184

著作

[编辑]

張載親自撰寫的著作有《易說》、《正蒙》、《橫渠文集》;歷年講學記錄經門人記錄集成,有《語錄》、《孟子說》、《論語說》、《詩說》、《禮記說》、《記說》、《禮樂說》、《樂說》等[1]:6。張載又注解了《春秋》和兵書《尉繚子》;門人輯錄其說,撰《經學理窟》[3]:178-179

思想

[编辑]
《晩笑堂竹莊畫傳》中張載像

宇宙論

[编辑]

張載哲學思想淵源在《周易》,特別是《繫辭傳》,《正蒙》約有四份一篇幅引申《周易》所論[3]:144、158;其宇宙觀深受《周易》的宇宙論影響,也吸收陰陽五行學說。張載面對的思想問題,是佛教對宇宙所主張的虛無主義。佛家認為現象世界不能離開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天地日月以至人世間都是幻妄的。為了反駁佛教的形而上學說,張載建立另一種形而上系統,要證明所看見的宇宙世界是實在而非幻妄的。張載強調宇宙的現象世界並不依靠人的意識而獨立存在,宇宙本源是所謂「太虛」和「[1]:33、49。氣為宇宙的根本實體,現象世界的根本素質[1]:34、51,可以解釋為物質或「存有」,是宇宙的最後實在和原始動力[5]:115、112。萬物皆由氣凝聚而成,繼而消散,復歸於渾沌狀態[3]:45。氣聚為物,就像水結成冰,氣散就如冰融化為水[6]:144。氣從聚變化為散,從有形變化為無形,並不代表事物本身滅絕,沒有物質有所損失或消滅。張載反對道家有生於的說法,也譴責佛教的主觀唯心主義[1]:40、45、49,反對「」的理論,強調這個世界不是在認知者的心靈裏,而是獨立存在[1]:51-52

張載強調「太虛即氣」和「虛空即氣」,把道佛二家分別所提出的「虛」和「」跟論綜合起來[1]:43。太虛就是氣的原始狀態[7]:383,也是氣的起源,一切事物的歸宿[1]:37,一切事物的本真狀態,萬物皆源自太虛[8]:40。氣的散逸狀態,便是「虛」[3]:162,氣聚則為萬物,氣散則成「太虛」[7]:383。「太虛」和「虛空」都含有形而上的意義[1]:44,太虛無形無窮,為宇宙之本體[9]:76,生於原始混沌之氣而不可見,「太虛無形,氣之本體」。氣自身具有陰陽兩種極性,在太虛中,陰陽則是統一的[3]:42、49。太虛別名就是天,即是廣大的現象世界[1]:90,也是對天的形容描述[8]:41。張載太虛為本體之說,可能受老子「」論的影響[9]:97,其太虛說亦也許受到《黃帝內經素問》和王冰注的影響[10]:81。張載的宇宙觀是動態而非靜態的,不過這種動態並不妨礙宇宙的和諧,這種和諧而又生動的渾然一體,張載稱之為「太和」[11]:69。原始混沌未分之氣,居於萬物之先,就是太和的狀態。太和自具陰陽,二儀運化,便生出寰宇萬物,化成世間萬象[3]:41

張載認為不斷地變化,引用《周易》及莊子《逍遙遊》解釋氣不斷變動的特點,「虛即氣」的含意是,宇宙間的實體是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氣的變化,是由於陰陽這兩原則永恒地在活動中[1]:38、56、39,陰陽兩氣互相作用和感應,是引起無窮變化的根源,無須任何外因為第一動力。事物物物的萬千變化,都是由於陰陽兩端互相交替所構成的[1]:63、43、40。大地處於天中間,向左旋轉,日月五星亦隨著地一同旋轉。宇宙萬物繁多而各不相同,是由於在物中有陰陽兩端的變化[1]:43、39,氣的實然形態千變萬化,決定了萬物之不齊[12]:137。宇宙間沒有兩種事物是完全相同的,人的心靈也是獨特的,其反應各不相同[1]:41-42。陰陽相輔相成而不會完全消亡,某一方盈滿致極,旋即就開始衰虧,另一方便開始增長,盈極則虧,如寒暑相推,彼此相生相克,運轉不窮[3]:50、57。宇宙一切現象都有對立的兩方面,彼此互相排斥,而結果必歸於和解[1]:63;佔優勢者並不能完全消滅它的對立面,這就是「仇必和而解」[6]:152

張載確信整個宇宙事事物物的結構,是遵循一套有聯貫性的秩序和原理[1]:33,宇宙演變雖極為複雜,但都是遵循一個規律[6]:147陰陽交感與循環,是有個「」在,「理」能用來解釋世間萬象。萬物運化都源於自然之理,並無人格化的天或鬼神來引導變化過程。人要是掌握天地運化之理,就能順應萬物[3]:60、39。但張載主張氣先於理[5]:113,和程朱理學不同,沒有把「理」於在哲學體系的核心位置[3]:61之本原,道或道德價值皆內在於氣[5]:118、116,氣既是形而上的,亦是形而下的,形上的虛空之氣的暫時沉澱,是為形下之氣。形而上的氣,即是宇宙與人性之至善的本源。張載肯定形上之氣的至善本質,以及其作為道德實踐的超越依據[12]:136-137,宇宙充滿著倫理道德的價值,自然界具有道德性[1]:68。天地物千差萬別,卻同是產生於一有價值意義的本源[12]:139

倫理學

[编辑]
明代曹端《西銘述解》書影

張載倫理學的綱要,是教人通過「知禮成性」以變化氣質,最終成為聖人[10]:59。其倫理觀承繼先秦儒家的傳統思想,認為唯有回到孔孟的積極道德人生觀,才可挽救佛道二派對個人和社會道德做成的不良影響[1]:73、80。他以復興儒學為使命,批評佛教相信虛無的人生觀,而失掉道德問題的意識。禪宗心心傳授,不立文字,結果把客觀的道德標準置之不論。張載確信宇宙間有一種客觀,可以普遍適用的道德規律[1]:83-84,性與天是絕對和永恒的,天道具有獨立於人道的超越品格[8]:42-43,其終極關懷,在於「性與天道合一」的問題[8]:38。張載座右銘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認為任何學者都應當有此志向。因為天地無心,學者應為天地立心,為百姓傳揚天道[1]:80、155-156馮友蘭稱張載這四句話為「橫渠四句」,謂其點明歷史文化是人的創造,人對命運要順其自然,並反映了人禽之辨[13]:245-247。先儒揚雄韓愈各有所短,張載遂以復興儒學之道自效[1]:156。張載要求轉化物欲為聖賢之欲,要求君子「志仁」,以天下蒼生為己命,立心解除眾生苦難[14]:133。合乎道德的動機,必須是聖賢的動機,而聖賢之所欲,是做到天下太平,眾人共享安樂的理想世界,這是純粹公利、利他的道德動機。人的利欲之心往往只注動私己,以致行為往往與道德相背馳,這是惡的本源[14]:129

張載承繼孟子的觀點,主張人的天性為善[1]:94,又提出性二元論[14]:130,折衷孟子、荀子性善性惡[9]:87。人是唯一賦有「天地之性」與「天地之心」的動物,天地之性是一個形而上的概念,是人類道德行為的超越標準,人的天性為善是由天地之性得來的[1]:89-90、93。天運化,是遵循某些固定之理的。事物的生育、老化衰亡,晝夜更替,季節變化,皆以其時。雖說天道非親,是抽象之理,並無意識,但天作為生養化育的創造力,它又是善的[3]:131、66,而且純然公正,成為人倫的基礎。人的行為應遵從、適應和順應天道,也就是遵從了自己的天性[3]:146、66、131。而罪惡的問題是由「氣質之性」產生的[1]:93。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天性,可是又各自與他人相區別,這種差異在於「氣」質有別[3]:84。天地之性眾人皆有,而氣質之性則人人有別。氣質之性指人的心理特徵、人格脾氣與智慧[14]:128,也是人欲之源[3]:86,人因形體而有的欲求,如飲食男女,都是氣質之性的表現[6]:160。道德本質不能脫離人的自然情欲,兩者互依互存,就如陰陽互動[14]:127;氣質之性本來沒有道德倫理所謂善與惡的區別[1]:97,情感本身不是人為惡的主因[14]:128。但氣質之性和其他同類或事物接觸後,便從天地之性墮落了[1]:97,成為世上惡的源頭,還會因壞習慣的滋長而變本加厲,蔽塞對天性的認識。一般人不能認識其天性,為其氣質之性所制,為其自身的欲求所役[3]:86、89、131。故此人必須受理性反省的制約,以免落於邪情惡行[14]:128。人們各有不同的性格,是由於氣質的偏頗,「人之剛柔急,有才與不才,之偏也」,任何人能培養自己具有的氣質,使其保持或回復本來不偏不倚的狀態,便是知性知天[1]:99

天所賦予的氣質之性各不相同,而相同的就是人人都有變化氣質的可能性[1]:100。道德根源來自人的內在本性[14]:128,一個人既有內在的至善之性,又有滯礙其內在至善的「秉性」,使天性常常被遮蔽。唯有不受氣質之性驅使[3]:76、83、88,變化氣質,人才能反歸本有的天地之性[14]:129。學習是變化氣質的必須途徑[1]:101,人可以通過學習和立志,來改變其氣質和克服惡的氣質[3]:90。張載重視知性與理性,認為發展道德行為要靠知性的理解,其理論雖然建立在先天的道德理性上,但同時強調後天知性的學習,道德實踐不是靠人的道德本質以及人的先天道德情感,而是靠知性理解聖賢之心,靠學習聖賢之言,體會其民胞物與的精神,並窮事物之理[14]:129-130。為學必須勤勉,鍥而不捨,持之以恒,不恥下問;與友人相與析疑[3]:93-94。「誠」是道德修養主要方法之一,一個盡其誠的人,不謀自己的功利,才能與天合一[1]:105。人要發揮潛在的善,必須認識到自己的心,遵順其本性而行,也就是「誠」[3]:83。誠又必須在合乎的行為上實踐出來[1]:105。禮源自天地,並不是人隨意編造的,能克服一些不良的社會習氣。為學者能約束行為,合之於禮,氣質就將改變[3]:134、95。張載也主張學者要虛心平氣,以變化氣質[9]:93。張載雖然繼承孟子的性善論,不過在張載哲學中,氣質之性是實現道德的先天阻礙,是以他最終還是強調學習聖賢之言,接受禮教規範的重要性。他的理論較接近道德理性論,不甚著重情感的道德價值[14]:132

張載文章《西銘》原名「訂頑」,闡述其倫理中心思想和人生理想[1]:85,前半部份闡述天人合一,萬物一體觀,後半闡述其對的虔誠信仰,立意高遠[9]:84。張載的道德宇宙觀將天地人我看成大家庭,「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下萬物莫不與我同體同源[14]:129。《西銘》表明天地是人類的父母,人的天性掌握天地,有了任務與天地合德。天下人類都是同胞,天下萬物都是相類,應以同胞同類相待。敬老慈幼,以及關懷苦難中的同胞,就是敬畏天地。人要了解天地的「心」,才能繼承天的意志。張載舉出古人孝順的例子來形容「[1]:87-88,活一天就應盡一天的任務,死一來臨便可安息。《西銘》闡揚博愛利他思想,以仁孝為道德生活的基本原則。有些人不屬於五倫範疇之內,孤弱無親的人,都是同一天下父母的兄弟,應受一視同仁的關注[1]:89、94。《西銘》博愛的觀念,可能受佛教影響[5]:121;張載關注把其他萬物當為友伴,這點也可能從佛教對一切眾生應有慈心的教義引申而來的[1]:96

張載確信,惡的來源,來自後天的習氣,所有惡都是後天產生的。惡習不去,則成為道德實踐的最大障礙[14]:129。人生的至善是盡各人所應盡的道德義務,以尋求成為聖人,不論盡了義務的後果為何,並不應顧慮個人的利害得失[1]:95。他提倡人要寡欲,要有對他人疾苦的同情心,要有為他人解憂去苦的利他[14]:128。有關每個人是否都能成為聖人,張載的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人非聖人卻可以理解聖人之說,但並非每個人都會達到聖人境界[4]:180。聖人和一般人不同的是,聖人下過修養工夫,超越一般人的私欲界限,達到無我的境界[1]:109。人能超越形體的拘束,超越物為外在於我的偏見,充分發揮德性之知,和天地之相貫通,達到與物無間的境界,就是聖人的境界[12]:138

知識論

[编辑]
明人所編《張子全書》書影

張載認為,除了人的耳目所接觸的外界事物外,還有超乎有形世界的實在境界的存在,是人所能夠認知的。知識可以分為兩種,即「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人心是主動的認知者,能夠從接觸和接受外界的事物而產生印象和觀念,這就是所謂「見聞之知」[1]:120、130、125,對象是有形的客觀現象世界。「德性所知」比見聞之知層次更高,無需感官之助,直接懂得事物的常理[3]:104,其對象是無形的天道天德的良知,是靠認知者的內在修養和直覺的方法。張載主張以直覺直接理解天地之性,人只有依靠德性之知,才能夠認識最高的良善道德領域[1]:130、135,以「了悟」或「悟」的方式才能接近「[8]:43。「天德之知」其可知性,非人的理性所能證明的[1]:152-153,人的內心有直覺能力,認識那一貫之道,能區別是非,識得世間之理,分清善惡,稱「此心」[3]:99-100、146。但人正確的理解能力「此心」,卻是難於發現而易於喪失的,往往為偏見和妄知所阻,難以彰顯,人需要得到點撥,才能鏟除這種糾纏,使心靈獲得自由[3]:99、147。人如果過於焦慮或思之過甚,就無緣於「此心」了。經籍文章不過是尋求和持有「此心」的取佳途徑[3]:100、102。德性之知憑著直覺本能而開悟,是不能授受的,有這個領悟的人可以作些指導,但要最終獲得,還須自致,只能自己去發現[3]:105-106

張載承繼傳統儒家的觀點,認為知識即道德,知識的目的不是為知識本身,乃是為倫理道德的,最終目的是為著使認知者成為聖人[1]:121、128-129。人能「盡性」,全然識得自己的潛在能力,便進入聖人的化境,能順應天地而動。聖人認識到萬物宗於一的道理,超越一己私欲,視已如物,融通物我,達至無我之境[3]:110、123,對世間萬象和經籍文字,都能了然於心,憑著直覺去察知事態,並以自發的舉動去回應,隨事應運,毋需訴諸意識[3]:126、129-130。張載確信天地間有所謂或普遍真理的存在,探索這個超越感官的境界有兩種不同方法,即「自明誠」和「自誠明」。自明誠的方法,是先窮理而後盡性,自誠明的方法,則是先盡性而後窮理。張載強調自明誠的方法[1]:144,勸告弟子致力於窮理[3]:111。在先天道德理性和後天知性學習之間,張載強調的是後者[14]:129。張載認為見聞之知的可靠性,是憑著「多見多聞」,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1]:148。初學經籍的學者應當記誦,以確保能實踐其理,並應集中精力讀《論語》《孟子》二書,不應陷於注疏的泥淖中[3]:97。《周易》體現了天地的運化,卦辭辭,是聖人對卦象的感悟,揭示著運化過程,人應遵循《周易》演繹的過程[3]:133-134

張載認為,聖人具備真理,能夠遵循適中行為而不必費力,並能達到其目標而不必思慮。聖人之心也是弘大的,虛心而不受外物所累,因而能夠知性知天[1]:143、149。心的功能包括道德修養、知覺、情感與物欲,張載說「心統性情」,性就是道德可能的基礎[14]:127。學者須廣大其心,包羅一切,心外無物,以得與天合一[9]:82。世人受形體的限制,僅能辨析感官所及有限範圍內的東西[15]:42,其心往往以見所聞為私己的目標,貶低了道德標準,這種知識只限制在感官與外物接觸所知而已[1]:149。只有通過自我修養,人才能超越極其紛繁多樣的現象世界,達到與天地同一,並領悟宇宙秩序的統一有序。張載也堅持感官經驗對於追求道德是必需的[15]:42,人的知識是由外在事物與內在意識結合得來的,即「內外之合」,人之所以有知識,是由於他的感官和外物接觸[1]:118、122。外物的存在對喚起人的意識至關重要,但人們不應為其所束縛[15]:42-43

政治思想

[编辑]

張載強調士人與百姓的區分,對他來說,理想的社會是由世世代代為朝廷提供士大夫的少數家族主導的。真正定義士人的,並非通過科舉做官的能力,而是對於真正學術的投入[15]:43-44。士人在當地社會的領導角色,必須得到中央政府認可[15]:48,朝廷有責任確保士人家族長期延續。他贊同唐代為高官兒子授官位的蔭補制度,但這特權會隨著其子死亡而終結。張載建議的是,將高官墓地附近五至七頃的土地分給他的後人,使他們可以歷代享有朝廷賜予的財產。為了維繫家族的綿延,張載建議朝廷應在朝家族中設立「宗法制[15]:44,其中宗子(嫡長子)的選擇對家族的存亡至為關鍵,宗子必須言行俱佳,否則族人可以另選賢能。一旦宗子被選出,他就是一宗的代表,其他子孫不允許另外祭祀祖先。宗子擁有共同財產中的最人份額,以及承繼朝廷的「蔭」和其他官方特權[15]:49。朝廷需要這些世襲官員的效勞,維持長期穩定。君主的利益與士人家族的利益唇齒相依,朝廷應由來自一小部份世襲家庭的官員任職,他們擁有特權,也對社會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要確保國家以「仁」道來治理[15]:45

張載和孟子一樣,非常重視為民制產,相信仁政和養民應始於井田制[12]:149[15]:45。井田制的基本精神是「均平」,天子把土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人,使土地的擁有趨於平等[12]:149。朝廷為了施行井田制,要將官員的土地重新分給百姓,對於擁有千頃以上土地的大臣,朝廷可給他們五十里的封地,以彌補他們的損失;對其他地主,朝廷可用官銜作補償[15]:46。實行井田制的目的,是讓天下百姓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張載批評後世之法不但不授田予民,還要求人民服役,而且因皇權膨脹,整個國家所得的利益又完全歸天子所有[12]:149。井田制是均平理想的體現,能幫助在人間實現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理想,得以實行的話,人們會對待彼此如血肉,身居高位之人會如對侍自己子女那樣保護百姓。政制方面,張載提出實施上古的封建[15]:46,將帝國分區,任命有能力的官員加以治理。一旦出現一個不服從中央的封國,朝廷還是能夠聯合其他效忠中央的封國平定叛亂。因此他主張力量不須集中於中央,知縣則應是終身制的[15]:47。封建制度是減輕中央政府重擔的方法,天子既無須維持軍隊,也無須花費作行政管理,這些責任已由封建領主承擔。為了官與民的利益,應允許財富留在地方。國家只有在人民和地方富裕後才能富裕。他主張的封建制是對王安石新政的攻擊,新政的目的正是自上而下斂財。張載也提出規管市場不應是朝廷的責任,而是駐於讓市場市官的責任[15]:48

張載意欲恢復三代之治,認為先王之法才能真正體現天下為一家的理想,重視三代的典章制度,主張根據現實情況而斟酌恢復古[12]:150、148,特別著重古代封建制度裏,天子諸侯祭天地鬼神之禮與家族的祭祖之禮[11]:72。聖人制禮的根本原則,是規定事物尊卑先後、自然而有的秩序。張載強調自然界中萬物的不齊,因其不齊而形成尊卑大小先後的階級之分,人依禮法遵守尊卑等級秩序是合乎自然法則的。張載承認,人與人之間雖有天生的不平等[12]:148-149,人類社會中的不平等是自然而有的,但通過三代良法,人與人之間仍可建立融洽無間的關係,彼此相通構成理想的社會,即所謂「民吾同胞」[12]:149-151。張載構想的世界所有人互相聯結如同一家,皇帝對臣下就像一家之長,統治者和百姓的關係應是如親人一般[15]:49。至於三代的肉刑,張載認為是「仁術」,雖把犯人的腳砍去,卻能免其一死[6]:169

經學

[编辑]

張載著有《橫渠易說》和《論語說》,後者已失傳,佚文見諸朱熹《論語精義》[16]:176。《周易》方面,張載的易學屬於義理學派,不同於邵雍一派的象數之學。他對《周易》體例的理解,來自王弼注和孔穎達疏,把陰陽二氣變易的法則,作為易學的最高範疇。但張載反對以老莊道家學說解釋《周易》,批評周敦頤邵雍的易學,揚棄漢代易學的天人感應說,而建立以「氣」為核心的易學體系。張載以易學批判佛道二家的學說,他對辭的解釋,有些是與二程一致的[17]:255-256。《論語》方面,張載解釋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獨特地援用了「吾不復夢見周公」,認為孔子七十歲後不再夢想成為周公的後繼者,覺悟自己的衰老是妥當的,並不恐懼死亡[16]:179-180、184。張載解釋「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認為做人若有「意必固我」其中一者,則「與天地不相似」,而沒有「意必固我」的缺點的,則是體會到虛心的聖人境界[16]:185、187、190

宗教

[编辑]

張載青年時,未皈依儒學之前,對佛學甚為熟悉,研究過佛教典籍[1]:49。張載著書的目的之一卻是排佛[3]:7,他對佛教的批判,是以佛教偽經《首楞嚴經》為主要對象[7]:384。他指出佛教錯誤地認為,唯一的實在是人的心靈意識,一切存在物都是夢幻而非實在的,而不明白天化與天道性命的道理,錯把耳目鼻舌身心這六根當作宇宙由來的始因。他批評佛學的唯識論,從宇宙論上反對佛教的基礎[1]:50、53。張載批評佛教吸引了士人,使他們不再進入儒家的門牆;佛教徒相信不必經過修養工夫,不必學習聖人的思想,便可成為聖人,道德與人倫因而混亂,異端和謬說都隨佛教而興起。佛教只是提供教條和戒律,使信徒服從,實踐上變成盲目的迷信。佛教所謂「羯摩」(因果報應)和「再身」(轉世)的教義,相信個人靈魂的存在,是缺乏證據的信仰[1]:82-83。張載批評佛道二家推崇本體而貶低現象,一味追求空無一物虛假的體而忽視實在的用[12]:136。他批評道教尋求長生不死,誤信物體可永存不變,而不知萬物不能不散而成為太虛,不懂天地氣化的道理。生死壽夭實由天命掌握,非人所能左右[1]:84-85,人的生死無非也就是氣的聚散[7]:386。但有學者指出,張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說法,受當時道士張伯端的影響[10]:79;張載又承繼了唐代道士吳筠玄綱論》中「一氣」和「萬殊」的想法[7]:388

影響

[编辑]
清代王植《正蒙初義》書影

張載是宋明理學的奠基人之一[3]:169,在世時門人很多[1]:165,以張載為核心的關中理學,曾盛行一時,張載弟弟張戩,門人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蘇昞、范育、游師雄、李復張舜民等人所形成的學派,曾與二程洛學並稱[18]:7。在11世紀後期,張載的關學是甚具影響力的學派。但張載死後門人便散去[3]:2、7。自張載分別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以後,宋明儒者無不遵守[19]:5。張載對理學的另一大貢獻,是首先提出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區別[5]:123,獨創了「氣質之性」這概念[3]:85,影響和啟發了程顥程頤兄弟[1]:161,對日後的理學思想影響深遠[3]:85。張載對於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區別,為二程兄弟所採納,也為朱熹所承續[1]:171-172。朱熹很重視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間這種區別,說「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5]:120。張載指出有清昏之別,所以人的氣亦有清昏,其說下開程朱以氣說明人物的萬殊不同[9]:77-78。張載從氣質之性到天地之性的自我變革論,常被後世功過格所採用[10]:59。張載的氣論被視為他對中國哲學最具創獲的貢獻,其氣論被朱熹接受,成為理學思想一部份[3]:40。明代王廷相受張載影響[18]:33,自認為張載氣論的繼承人,在氣一元論的問題上以張載的繼承者自居[12]:151、154。張載的思想尤其是宇宙論,深深影響清初王夫之,後者著有《張子正蒙注》,對張載的氣論有詳細注解[1]:175。王夫之自覺欲承繼張載之學,而自問力不能及[18]:36-37戴震的宇宙觀也受張載影響,尤其是後者氣化的學說[1]:180

張載「以禮為教」的思想在明清之際學界有重要影響,黃宗羲張履祥顧炎武王夫之等學者都受到張載禮教啟發[18]:42。張載《西銘》一文成為理學倫理觀的基礎[19]:3,文章體用兩全,仁義兼顧,且以儒家倫理由人類而擴至天地,成為儒家無上文獻[2]:239,是中國「近千年思想方面影響至深且巨的一篇論文」[20]:387。張載最重要並難懂的著作是《正蒙》,明清時有幾種註解,最著名的是王夫之《張子正蒙注》[1]:7,將張載之學推向另一個高峰[18]:31。清人王植的《正蒙初義》也甚為完備[4]:173。清末譚嗣同受張載影響甚大,他接受張載的論,甚至認為張載氣論裏含有科學的宇宙觀[11]:88、33-34,從中尋找有意義、有目的的宇宙秩序。張載學說,尤其是《正蒙》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觀,是譚嗣同《仁學》思想的主要來源之一[11]:35、68;《仁學》承襲了《西銘》中所含的兼愛思想。譚嗣同也承繼了張載對心的二元論的看法[11]:90、76,其「以太」說則承襲張載的氣一元論,亦曾引用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道出其使命感[11]:80-81、83

地位與評價

[编辑]

古代

[编辑]

張載是北宋理學創始人之一,與周敦頤邵雍程顥程頤合稱為北宋「五子」[1]:11,在宋明理學一直享有崇高地位[18]:21,張載之學是宋代理學一重要分支[1]:180。程顥、程頤兄弟贊同張載的倫理學觀,尤其推崇《西銘》一篇「意極完備,乃之體也」[1]:162,說有了這篇文章可以省卻許多言語[6]:154,認為《西銘》是張載對哲學思想的最大貢獻[3]:150,是論仁之傑作,秦漢以來無人能及[5]:120楊時曾質疑《西銘》民胞物與之說,與墨子兼愛無異,程顥和朱熹都以「理一分殊」為解釋,認為張載學說有異於墨子兼愛。朱熹推崇《西銘》「至為深切」[1]:87、170,稱讚張載所說「多有孔孟所未說底」,「精義入神」。朱熹也贊同張載在知識論所提出的兩種知識:聞見之知與德性之知[1]:180、174。但二程和朱熹卻不贊同張載的宇宙論,尤其是「太虛即氣」的見解[1]:163-164、168,批評張載使用「太虛」這個詞語[3]:47

張載思想在明清之際受到學界重視[18]:40,明中葉韓邦奇擁護張載而貶斥程朱學派[15]:130,很欣賞張載「太虛即氣」的本體論,認為張載說出漢、唐、宋以來儒者所不能見的道理[18]:48康海讚揚張載比程朱學派更能真正實踐自己的為政理念,並能傳承聖人之學[15]:131呂柟推崇張載的成就,認為張載之書「自孔孟後未有能如是切者」,他對張載的評價是介乎程顥朱熹之間[18]:12-13。明代呂楠熱心推崇張載之學,尤其是其禮學。王廷相宣稱張載思想優於程朱理學,盛讚《正蒙》,並為文反駁朱熹對張載的批評[15]:127、129-130;但王廷相也批評張載學說有近禪之嫌[12]:134。明代吳廷翰讚賞張載的氣論,卻批評張載使用體用、虛實、動靜等二元區分的表述。郝敬則稱讚張載的禮學[18]:36、42。許多明代關中學者認為,張載所提倡的道學,最能代表當地學術傳統。馮從吾尊崇張載為關學鼻祖[15]:132、140,其《關學編》強調張載是關中理學開創者和奠基者,「關學」成為從張載創立以降綿延發展的地域學術傳統[18]:12、20王夫之對張載景仰備至,稱張載學說「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1]:175顏元推崇張載「得孔孟正宗」[18]:43。清代《性理精義》對《西銘》作官方最權威的肯定:「有宋理學之宗祖,誠為《語》《孟》以後僅見之書」[20]:387戴震則批評張載的二元論[18]:38

現代

[编辑]

新儒家來說,《西銘》一文有力表彰中國文化的博愛精神與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顯示中國文化並不亞於世界其他宗教文明[18]:499唐君毅評價張載的哲學境界不如程顥朱熹王陽明之高,「然而其用心特細密而謹嚴,……此在宋明理家中,只朱子可以相比」。牟宗三讚賞張載「自得自悟,自鑄偉辭」,對「道體」的體悟與周敦頤和程顥相近[1]:181、188,其思想「天道性命相貫通」。劉述先讚揚張載有「儒者天地萬物一體的襟懷」[19]:1、3方東美讚揚《正蒙》「是宋代哲學著作中,思想最能集中,組織最完整的大著作」,又欣賞《西銘》「大氣磅礴」,「最有精神,最有氣魄,在宋儒中首推張橫渠」[21]:290-291。但何炳棣指出,《西銘》所展示的宇宙本體論並非基於博愛平等的理念,而是宗法模式的,闡述了宗法模式的倫理規範[20]:390-391。黃秀璣認為張載宇宙論的現代意義,可與柏格森懷德海相比,他們三人在宇宙本體變動性的見解都很相似[1]:183-184。中國大陸學者欣賞張載的思想,視之為唯物主義哲學,稱張載為「十一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7]:370張岱年稱張載「對於唯物論的卓越貢獻,是永遠不朽的」[1]:182

紀念

[编辑]

1220年,張載獲南宋朝廷賜謚「明公」,1241年從祀孔廟,封「郿伯」[1]:203。1490年,楊一清在張載曾在其中講學的武功縣綠野亭修建張載祠;1519年,鳳翔府建立岐陽書院,供奉周公、張載等人[15]:131、126。元明清時期,在陝西至少有14處祠廟祭祀張載,其中最著名的是鳳翔郿縣橫渠鎮的張子祠,1295年初建,1326年在祠後興建橫渠書院,一直經營至清末,於現代則設有張載祠文物管理所[18]:21-23。晚明時,張載及其家族地位都獲得提升,享受尊榮。張載子孫遷徙各地,明代時,張載墓地所在的郿縣已沒有張載的後裔居住。1620年,明朝官府選擇移徙到河北灤州、品學兼優的張載後裔,迎接他們回到郿縣居住[18]:28、25,結果張載第十四世後裔張文運帶同子孫回到郿縣居住,並被安排在張子祠內的張子書院講學任教,奉祀先祖。1622年,朝廷授予張文運五經博士銜,子孫世襲,以奉祀張載,與其他北宋四子享有同等的尊榮。張載父親張迪也在1724年獲祀崇聖祠,稱「先儒」[18]:26、28

參考文献

[编辑]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黃秀璣. 《張載》. 台北: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987. ISBN 9789571928784 (中文(繁體)). 
  2. ^ 2.0 2.1 2.2 2.3 2.4 陳榮捷. 《宋明理學之概念與歷史》. 台北: 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籌備處. 1996. ISBN 9789576714351 (中文(繁體)).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葛艾儒(Ira E. Kasoff). 《张载的思想》. 羅立剛譯.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32557066 (中文(简体)). 
  4. ^ 4.0 4.1 4.2 朗宓榭(Michael Lackner). 《内外俱圣:张载论孔子的双重本质》. 《朗宓榭汉学文集》. 趙亘等譯.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3: 172–183. ISBN 9787309096545 (中文(简体)). 
  5. ^ 5.0 5.1 5.2 5.3 5.4 5.5 5.6 張君勱. 《新儒家思想史》. 程文熙譯.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ISBN 9787300075754 (中文(简体)). 
  6. ^ 6.0 6.1 6.2 6.3 6.4 6.5 馮友蘭. 《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9. ISBN 9787100190435 (中文(简体)). 
  7. ^ 7.0 7.1 7.2 7.3 7.4 7.5 大島晃. 《邵雍、张载的气的思想》. 小野澤精一等 (编). 《气的思想:中国自然观和人的观念的发展》. 李慶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370–390. ISBN 9787208121867 (中文(简体)). 
  8. ^ 8.0 8.1 8.2 8.3 8.4 吳震. 《张载道学论纲》. 《哲學研究》. 2020, 12: 37–45, 124 [2023-08-28]. ISSN 1000-021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3-13) (中文(简体)). 
  9. ^ 9.0 9.1 9.2 9.3 9.4 9.5 9.6 宇野哲人日语宇野哲人. 《中國近世儒學史》. 馬福辰譯. 台北: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1982. OCLC 992247061 (中文(繁體)). 
  10. ^ 10.0 10.1 10.2 10.3 三浦國雄日语三浦國雄. 《论气质变化——张载与道教的自我变革论》. 《不老不死的欲求:三浦国雄道教论集》. 王標譯.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57–81. ISBN 9787220099724 (中文(简体)).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張灝. 《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 崔志海等譯.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11727329 (中文(简体)). 
  12. ^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12.10 12.11 12.12 王昌偉. 《求同與存異:張載與王廷相氣論之比較》. 《漢學研究》. 2005, 23 (2): 133–159 [2023-08-28]. ISSN 0254-446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7-27) (中文(繁體)). 
  13. ^ 馮友蘭. 《中国现代哲学史》. 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 ISBN 9787218137810 (中文(简体)). 
  14. ^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14.10 14.11 14.12 14.13 14.14 14.15 劉紀璐. 《张载与王夫之的道德心理哲学》. 《社會科學》. 2011, 5: 126–133 [2023-08-28]. ISSN 0257-5833. doi:10.3969/j.issn.0257-5833.2011.05.0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3-13) (中文(简体)). 
  15. ^ 15.00 15.01 15.02 15.03 15.04 15.05 15.06 15.07 15.08 15.09 15.10 15.11 15.12 15.13 15.14 15.15 15.16 15.17 15.18 王昌偉. 《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 劉晨譯. 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7. ISBN 9787308176170 (中文(简体)). 
  16. ^ 16.0 16.1 16.2 山際明利. 《張載「橫渠論語說」——「虛」和生死觀》. 松川健二 (编). 《論語思想史》. 楊菁譯. 台北: 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6: 175–196. ISBN 9789577395597 (中文(繁體)). 
  17. ^ 朱伯崑. 《易学哲学史》第二卷. 北京: 華夏出版社. 1995. ISBN 7508005902 (中文(简体)). 
  18. ^ 18.00 18.01 18.02 18.03 18.04 18.05 18.06 18.07 18.08 18.09 18.10 18.11 18.12 18.13 18.14 18.15 18.16 呂妙芬. 《多元视域中的明清理学》.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3. ISBN 9787220127717 (中文(简体)). 
  19. ^ 19.0 19.1 19.2 劉述先. 《张载在宋代理学的地位重探》. 《唐都學刊》. 2013, 6: 1–7 [2023-08-28]. ISSN 1001-0300. doi:10.3969/j.issn.1001-0300.2013.06.0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3-13) (中文(简体)). 
  20. ^ 20.0 20.1 20.2 何炳棣. 《儒家宗法模式的宇宙本體論:從張載的〈西銘〉談起》. 《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論》. 台北: 中央研究院. 2013: 385–396. ISBN 9789860369007 (中文(繁體)). 
  21. ^ 方東美. 《新儒家哲學十八講》. 台北: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9. ISBN 9789571602929 (中文(繁體)). 

延伸閱讀

[编辑]

[在维基数据]

维基文库阅读此作者作品维基共享资源阅览影像
北宋五子
周敦颐 · 邵雍 · 张载 · 程顥 · 程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