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馬勒
| 马勒 | |
|---|---|
| 全名 | Gustav Mahler |
| 出生 | 1860年6月7日 |
| 逝世 | 1911年5月18日 |
| 所屬時期/樂派 | 浪漫主义 |
| 擅长类型 | 交响曲,艺术歌曲 |
| 代表作 | 《大地之歌》《第九交響曲》 |
| 師從 | 布鲁克纳,罗伯特·富克斯 |
古斯塔夫·马勒(德语:Gustav Mahler,德语发音: [ˈɡʊstaf ˈmaːlɐ],1860年6月7日-1911年5月18日)是奥地利晚期浪漫主义作曲家,也是当时领先的指挥家之一。作为作曲家,他是十九世纪的德奥传统和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音乐之间承前启后的桥梁。他的指挥成就在生前就已得到广泛认可;但他所创作的音乐一度被忽视,在纳粹德国时期甚至被禁止,直至二战之后才得到复兴,人们方认识到其价值。到如今,马勒的音乐是演出和录音最频繁的作品之一。
马勒是犹太人,出生于波希米亚Kaliště(今捷克境内),出身并不显贵,但在很早就显露出了音乐才华。1878年,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他在欧洲众歌剧院中担当过指挥;并于1897年担任Vienna Court Opera总监。在维也纳的十年里,马勒虽从犹太教转变为天主教,但由于其犹太血统,颇受反犹倾向舆论的攻击和排挤。然而他的演出不仅水平优异,而且具有创新性,使他依然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剧指挥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对瓦格纳和莫扎特舞台作品的演绎,更为突出。晚年他也短暂地担任过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爱乐乐团的总监。
马勒的创作范围较窄,作品数量较少。终其一生,作曲总是指挥之外的副业。其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交响曲和歌曲。他的十部交响曲篇幅很长,最短者也接近一个小时;规模庞大,增加了乐队编制,并在第二、三、四、八几部中还加入了人声;其鸿篇巨制《第八交响曲》除大型乐队之外,更动用了八位独唱家和两个混声四部合唱团,首演时乐手数达一千人以上。马勒的作品首演时,通常具有争议,并且很久之后才得到批评家的认可;一个例外是其《第八交响曲“千人”》,在首演时就大获成功。马勒的音乐直接影响了许多第二维也纳乐派作曲家,尤其是勋伯格、贝尔格和韦伯恩。此外,肖斯塔科维奇和布里顿也受了马勒影响。1955年,成立了国际古斯塔夫·马勒学院,以纪念其生平与作品。
馬勒是最後一位德奧音樂大師,他終結綿延數世紀美好音樂的創作。馬勒之後,十二音列、無調性音樂等等似乎都說明了傳統調性音樂創作輝煌時代的終結
目录 |
生平 [编辑]
青少年 [编辑]
家庭背景 [编辑]
马勒的家庭来自波希米亚东部。他的祖母曾经是街头的卖艺人[1]。在波希米亚(当时奥匈帝国的一部分),马勒一家属于一个不太受欢迎的的德语小社群,并且又是该社群中不太受欢迎的犹太人。这影响了古斯塔夫·马勒未来的无归属感[2]。作曲家的父亲,伯恩哈德·马勒(Bernhard Mahler),後來經營起釀酒廠,家境有所起色[3]。他在喀里斯特买了一座小房子,并在1857年与当地的肥皂加工商的19岁女儿玛丽·弗兰克(Marie Frank)结婚。次年,降生一子,但早夭。两年后的1860年7月7日,次子古斯塔夫出生[4]。
童年 [编辑]
1860年12月,伯恩哈德·马勒携妻儿搬到了伊赫拉瓦[4][5]。在那里相继有12个孩子降生,但一半都早逝[4]。此时的伊赫拉瓦是个有两万余人口的商镇,古斯塔夫有机会接触到民间的音乐,比如街头的歌谣、舞蹈的曲调、军乐的小号声等[6]。这些元素之后都在他的创作中有所体现[3]。
古斯塔夫4岁时,发现了祖父母的钢琴,并立刻就开始了学习[7]。他的演奏技术长进很快,在当地小有“神童”的名气。在10岁时,就在城里的剧院举行了公演[3][5]。尽管古斯塔夫热爱音乐,他的学校评语称他经常走神、学业不佳[7]。为了提高其成绩,他于1871年被送到布拉格的一所新学校中,但并不快乐,不久后就回到了伊赫拉瓦[5]。
1874年,他的弟弟久病不治而亡。他试图在音乐中表达悲伤的情感,并在朋友约瑟夫·斯坦纳(Josef Steiner)的帮助下开始创作一部歌剧《士瓦本的厄尼斯特公爵》(德语:Herzog Ernst von Schwaben),以纪念死去的弟弟。该作品如今词曲均佚[7]。
学生时代 [编辑]
伯恩哈德·马勒支持其儿子走上音乐道路,同意他去考维也纳音乐学院。年轻的古斯塔夫被著名钢琴家朱利亚斯·艾普斯坦(en:Julius Epstein)看中,于1875—76年被录取。在艾普斯坦的指导下,他在钢琴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并在开头两年里拿了奖。最后一年他改为专攻作曲[8][9],但其习作很少有存留下来的,大多都被马勒本人因为不满意而丢弃。他甚至曾将一份交响音乐期末作品的稿子毁掉,因为这作品被当时权威的总监轻薄地拒绝。[10]马勒最早的指挥经历可能是领导学生乐团,尽管据说他在学校乐团里的主要工作不过是当打击乐手。[11]歌曲作家雨果·伍尔夫曾是马勒的同学,二者关系甚好,但伍尔夫由于违纪而被开除。马勒有时也做逾矩之事,但因为写了改过书才免遭同样命运。[10]
马勒也听过布鲁克纳的演讲,尽管并非其弟子,但也受其影响。1877年12月16日,布鲁克纳的《第三交响曲》首演遭到惨败,嘘声四起,观众离席;但到场的马勒和其他学生之后将该作品改编成钢琴版,献给布鲁克纳。[11]与许多同代人一样,马勒迷恋瓦格纳,尽管他的关注点在于音乐而非布景。马勒在学生时代有没有现场看过瓦格纳的乐剧,不详。[12]
马勒1878年毕业,虽得到文凭,却没能拿到为出色学生设立的银奖[13]。之后他又进入维也纳大学,在那里培养了文学和哲学方面的兴趣。[5]1879年离开大学后,马勒一边当钢琴教师挣钱,一边继续作曲。1880年,他完成了一部康塔塔《悲伤之歌(Das klagende Lied)》。这是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从中可以找到瓦格纳和布鲁克纳的影响,但也具有马勒独特的元素。[14]该作品后来被修改、缩减,于1901年首演。[15]
马勒对德国的民族精神和哲学很有兴趣,并读了叔本华、尼采、Fechner, Lotze的作品。这些思想家都给马勒及其音乐造成了深远影响。传记作家乔纳森·卡尔(Jonathan Carr)称:“马勒的心中不只有波希米亚乐队的曲调、军乐的小号进行曲、布鲁克纳的大合奏、舒伯特的奏鸣曲;里面也冲涌着哲学和形而上的问题。”[16]
早期指挥生涯 [编辑]
最初的工作 [编辑]
1880年夏,马勒得到了第一份专职指挥的工作:在林茨以南的一个温泉小镇里指挥当地小剧场的演出,内容全部是所谓的小歌剧(en:operetta)。马勒之所以接受这份工作,完全是因为艾普斯坦说他的地位很快就会升高[16]。1881年他来到了莱巴赫(今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那里的剧院虽小,但资源丰富,也对拓展演出内容雄心勃勃。马勒在此处第一次指挥了整部歌剧,威尔第的《茶花女》,此后又奉献上了五十余部其它作品。六个月的合约过后,马勒回到维也纳,在卡尔剧院(en:Carltheater)担任兼职合唱指挥[17]。
1883年1月,马勒当上了Olmutz一家剧院的指挥。他后来回忆道:“我踏进剧院门槛的那一刻,感觉如同一个人正等待着上帝的震怒。”[18]虽然他与乐队的关系不怎么好,在他任职期间,五部新歌剧被介绍了进来,包括比才的《卡门》,并赢得了事先对马勒怀有恶意的媒体的好评[18]。1883年8月,马勒成为了Kassel皇家剧院的音乐总监[17],但这一头衔却掩盖了他实际的下属地位。虽然上司威廉·特莱伯很不喜欢他[19],在这种让人不快的环境下,马勒还是有相当多的成功时刻。他指导了一出自己很喜欢的歌剧,韦伯的《魔弹射手》[20],并在1884年6月23日指挥了自己为戏剧《萨金根的小号手》创作的情景音乐——这也是马勒所作的作品第一次面向世人。这一部作品现在大多遗失,但有一乐章名为“百花”后来被用到了其《第一交响曲》中。这段时期,与女高音约翰娜·里赫特的一段无果的恋情,也让马勒写出了一系列爱情诗,后来成为了他的歌曲套曲《旅行者之歌》的歌词。[19]
布拉格与莱比锡 [编辑]
见习作曲家 [编辑]
布达佩斯与汉堡 [编辑]
维也纳 [编辑]
作曲家马勒 [编辑]
一年之中他花費九個月管理歌劇院,剩下三個月主要待在麥亞尼希作曲。他有一棟小房子位於沃特湖畔,馬勒在此創作了第二號至第八號交響曲。1902年,與愛爾瑪·辛德勒結婚,育有兩個女兒;長女在1907年過世,同年他被診斷出患有心臟病,還失去了維也納歌劇院的職務──馬勒試著在維也納表演他並未被廣泛接受的作品,卻受到多數反猶太的媒體攻訐抨擊。縱然第四號交響曲曾獲得些許好評,一直到1910年第八號交響曲首演,馬勒才真正在音樂上得到肯定,之後的作品皆未在他生前公開演出。
晚年 [编辑]
纽约 [编辑]
马勒在1908年1月1日第一次在大都会歌剧院亮相,指挥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用的是当时在纽约仍然奉为标准、在维也纳却早已过时的精简版[21]。在繁忙的第一季度演出中,马勒的表现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尤其是1908年3月20日的《菲岱里奥》。在这次演出中,他坚持要用维也纳舞台布景的复制品[22]。同年,马勒回到奥地利,建立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作曲工作室,位于Tyrol地区Toblach附近的松树林中。在这里,他创作了以中国古诗德译本为歌词的声乐套曲《大地之歌》[21]。马勒没有将这一大型交响作品编号为交响曲,可能是为了避免所谓的“第九交响曲之咒”(贝多芬、舒伯特、布鲁克纳等作曲家都只创作了九部交响曲)[23]。同年9月19日,马勒的《第七交响曲》在布拉格首演,据其妻阿尔玛称,大众反应平平[24]。
次年的演出季大都会歌剧院让意大利指挥家托斯卡尼尼与马勒分担工作。马勒与纽约交响乐团同台演出了三次[25],这一经历让他对与交响乐团合作有了新的感觉,并随后辞去了歌剧院的职务,接受了重组之后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职务。他有时还会在大都会以客座指挥的身份演出,最后一次是1910年3月5日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1909年夏天,马勒回到欧洲,投入到《第九交响曲》的创作中,并去荷兰进行了巡演[21]。
1909到1910的纽约爱乐乐团演出季中,马勒奉献了46场音乐会,但内容不是很符合大众口味。他的第一交响曲在1909年12月16日美国首演,反响很差。演出季结束时,乐团遭到了重大经济损失[26]。但是1910年9月12日,马勒的第八交响曲在慕尼黑首演(这是作曲家生前首演的最后一部作品),被传记作家罗伯特·卡尔称为“马勒一生最大的成功”[27]。不过,马勒于不久前发现阿尔玛与年轻建筑师格罗皮乌斯的一段婚外恋,让他大受打击,并从弗洛伊德那里寻求帮助。阿尔玛同意一直在马勒身旁,但没有与格罗皮乌斯的关系依然继续。马勒将《第八交响曲》献给了阿尔玛作为爱情的示意[28][21]。
逝世 [编辑]
1910年夏,马勒完成了《第十交响曲》的柔板乐章,以及另外四个乐章的草稿[29][30],當年他已遭逢嚴重的心絞痛威脅。11月,他和阿尔玛回到纽约,马勒又开始筹划指揮連續65場的演出。圣诞节期间,马勒患上了喉痛,久治不愈。1911年2月21日,高烧的马勒坚持要完成在卡内基音乐厅的音乐会──这是連續演出的第48場次,同時不幸地,亦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登台演出[31]。在卧床数周后,最終他被诊断出患有感染性心內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此病的存活率几乎为零。他的高燒不退則是急性鏈球菌感染所造成的結果,醫生建議他到當時的細菌研究重鎮──巴黎──尋求治療。马勒并没有放弃希望,他依然谈论着恢复演出季,并一直关注阿尔玛创作的歌曲公演[32]。4月8日,马勒一家与长期照顾的护士乘船回到欧洲。在巴黎,马勒的病情没有好转,他作出了返回家鄉的決定。5月11日,馬勒一行到达维也纳,並於一週後病逝[33]。臨終前,他呼喚著莫札特之名。
1911年5月22日,遵其生前嘱咐,马勒下葬于维也纳格林清(Grinzing)墓园,阿尔玛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出席。葬礼上出现了许多知名人物,包括勋伯格、布鲁诺·瓦尔特、克里姆特,以及许多重要欧洲歌剧院的代表。勋伯格献上的花圈上称他是“神圣的古斯塔夫·马勒”[34]。《纽约时报》报道了马勒的死讯,称之为“当今最为高大的音乐形象之一”,但对其交响作品的评价仅限于长度非凡这一点,并且还将其《第二交响曲》的长度夸大到了“两小时四十分钟”[35],在伦敦,《泰晤士报》称他“在指挥方面的造诣,除里赫特之外,无人能及”,并说其交响曲“无疑是有趣的,有着现代乐队独特的丰满音效,旋律简朴以至粗俗”,不过表示“现在来评判其价值还为时过早”。[36]
马勒的遗孀阿尔玛比丈夫多活了五十多年,直到1964年才去世。她在1915年与建筑师格罗皮乌斯结婚,五年后离婚。1929年又嫁给了作家维尔菲尔。1940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马勒的回忆录《古斯塔夫·马勒:回忆与书信》。后世的传记作家指责这本书蒙蔽事实,自我夸大,提供的信息很多是歪曲的。[37]乔纳森·卡尔写道:“随着更多的资料浮出水面,阿尔玛的回忆录就愈发地显得问题重重……她隐藏了许多马勒写的信件。她不是恰巧疏忽,或者采选不当,而是有意为之。”[38]
作曲家之女安娜·马勒是一位雕塑家,于1988年去世。1955年,国际马勒协会在维也纳创建,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为首任主席,阿尔玛为荣誉会员。
音乐 [编辑]
三个创作阶段 [编辑]
不少分析家都将马勒的创作生涯分成三个明显阶段:一个很长的“第一阶段(早期)”,由1880年的《悲嘆之歌》到1901年“《少年魔号》时期”结束为止。在“第二阶段(中期)”,创作更为集中,至1907年前往纽约为止。“第三阶段(晚期)”较短,包括去世前的几部哀歌式作品。[39]
早期的主要作品是前四部交响曲、歌曲套曲《青年流浪之歌》,和一系列其它歌曲(《少年魔号》占主导地位)[40]。在这一阶段,歌曲和交响曲关系甚密切,交响作品也具有标题性。马勒曾给其第一、第二、第三部交响曲写下详细的说明文字,但之后都弃而不用[41]。《第四交响曲》的乐章也曾有标题[42]。
中期包括器乐交响曲“三部曲”(第五、第六、第七)、《吕克特之歌》、《悼亡儿之歌》、最后两首《少年魔号》歌曲,以及(某些人看来)马勒最后、最伟大的积极的颂歌,庞大的合唱《第八交响曲》[43]。也有批评家,如库克认为,《第八交响曲》介乎中期、晚期之间,独占一位。[44]此时马勒放弃了明显的标题和说明,他想写自明的“纯音乐”[45]。中期作品中还多有“石英般坚硬的配器”[43]。此阶段的歌曲也多无民歌风味,也不再与交响曲有之前那样明显、紧密的联系[46]。
短暂的晚期包括《大地之歌》、《第九交响曲》和未完成的《第十交响曲》,这三部作品都相当个人化,代表着马勒临死前的感受[47]。三部作品都安然结束,象征着奋发被消退所取代。[48]库克认为这些作品是对生命和世界的“充满爱的告别”,而不是苦涩、痛心的[49]。作曲家贝尔格认为《第九交响曲》是“马勒写过的最神妙的作品”[47]。这三部作品均未在马勒生前上演[50]。
渊源 [编辑]
马勒属于后浪漫派作曲家,继承了德奥音乐抒发一种灵性或哲学意义的传统。[51]他是历史上一条线索的最后一位大师;前辈包括贝多芬、舒伯特、李斯特、瓦格纳、布鲁克纳和勃拉姆斯。[52]马勒将前人实践过的东西运用到了自己的音乐中,变化为自己的独特特征;包括对人声的使用,对标题的运用,以及突破传统四乐章结构的尝试等。瓦格纳和布鲁克纳的前例,也鼓励了马勒扩展其作品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以致于“包括整个情感世界”[51][52]。
早期的评论家认为马勒博采千家,却缺乏自己的风格;而库克申辩称,马勒虽然进行了借鉴,但“将个人性格的痕迹烙到了每一个音符上”,并创作出了具有“杰出的原创性”的音乐。[53]例如对于“斗争”这一主题的表现,音乐评论家哈罗德·勋伯格(en:Harold Schonberg)认为,马勒与贝多芬就大相径庭。贝多芬的奋斗是“勇往直前、战无不胜的英雄”;而马勒的是“精神的弱者,牢骚满腹的青年”,他“享受着自己的不幸,想让全世界看到他的痛苦”。[54]但勋伯格同时也表示,在他大多数交响曲中,都可以不时看到“沉思者马勒”被“音乐家马勒”的辉煌所升华[48]。
体裁 [编辑]
除了青年时期的一些佚作之外,马勒基本上只创作交响曲和歌曲,并将此二者糅合在了一起。马勒音乐中歌曲与交响曲的结合,在库克看来,是有机的:“他的歌曲很自然地成长为交响曲乐章”[55]。其《第一交响曲》就已经与《孤独旅者之歌》产生了联系。到了之后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交响曲,与歌曲集“少年魔号”之间的这种联系就更为显著:《第二交响曲》第三乐章谐谑曲来源于同一时期所作的讽刺歌曲“圣安东尼给鱼传道”,第四乐章则取自歌曲“原光”。另一首歌曲“天国的生活”成为了《第三交响曲》中的要素和《第四交响曲》的内核,后者的末乐章几乎完全是这首歌曲的翻版。[56]
在马勒的中晚期作品中,与歌曲的联系不那么直接了。然而学者斯坦利·萨蒂指出,《第五交响曲》第四乐章“小柔板”以及《第六交响曲》的末乐章的素材都与《亡儿之歌》有联系。[57][58]马勒的倒数第二部作品《大地之歌》,虽然名为“歌”,但形式上与交响曲无甚分别。
风格 [编辑]
伯恩斯坦認為,馬勒的作品基本上都是關乎矛盾的:馬勒既是作曲家又是演奏家;既是猶太人又是基督徒;既有信仰又是懷疑論者;既天真又世故;既是波希米亞人又以維也納為家;既是浮士德式的哲學家又是東方神秘主義者。然而,主要的沖突產生于一個處于世紀之交時代的西方人和他的精神生活之間。從這一對立中產生了存在于馬勒的音樂中的那一長串數不勝數的矛盾對比——全部那些反義詞的清單。這樣的斗争與矛盾,由兩類相对反的情感表达:上升的旋律、精致的和声抒发了强烈的渴望,不协和、扭曲、诡异的音响則代表了苦难和绝望。
马勒曾对西贝柳斯说过,“交响曲要像世界一样包囊万物。”[59]在其作品中,这一信条也有所体现:马勒的音乐素材来源十分广阔,鸟鸣和牛铃象征自然与田园,喧闹的进行曲、街头曲调和乡间舞蹈象征已经逝去的童年世界。马勒的独特之处还在于时常插入的“粗俗乐段”,给严肃的氛围带来了荒诞感;例如《第五交响曲》的葬礼进行曲中突然进入的流行俗曲。有时这些曲调也会变身为华丽的、庄严的布鲁克纳式高潮,并被马勒用来象征希望,或冲突的解决。[60]马勒也意识到了这些特出之处,如对《第三交响曲》中谐谑曲的评价:“这是出现过的最喧闹,也同时是最悲剧的乐章……好像大自然也开始做起鬼脸,伸出舌头。”[61]
库克称,马勒音乐中情感的广度来自他“精妙的配器”,这使得其音乐“不必多加分析便能自明”。[62]另一位评论者富兰克林概括了马勒的基本风格:极端的音量、对幕后乐队的运用、不合常规的乐队编制,以及对流行音乐和民间舞蹈(如连德勒和华尔兹)的引用。[51]音乐学家弗拉迪米尔·卡尔布西斯基(Vladimír Karbusický)认为马勒的犹太根基对其创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他尤其指出其《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诡异而滑稽的葬礼进行曲是典型的意第绪音乐[63]。捷克作曲家麦克斯·布罗德(en:Max Brod)也表示在马勒的音乐中找到了犹太曲调和节奏[64]。
马勒甚常使用“渐进调性”,即交响音乐中冲突的呈现和解决处于不同的调上[62]。同时期的丹麦作曲家尼尔森也使用了这种手法。在早期歌曲中,马勒对这种手法已有所尝试,之后的交响曲中运用更是自如。例如《第一交响曲》主要是D大调,但在末乐章开头的巨响中转到f小调,经过一番奋斗后,才在终曲得高潮中回归D大调。《第五交响曲》的各乐章更是经过了升c小调—a小调—D大调—F大调—D大调的过程。《第六交响曲》的开始和结束都在a小调上,暗示冲突没有得到解决。[65]
评价 [编辑]
生前 [编辑]
马勒的朋友阿德勒(Guido Adler)计算称,马勒在世时,其作品在欧洲、俄国和美洲演出逾260场,尤以《第四交响曲》61场演出为最多(不含歌曲)[66]。马勒的作品在其生前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但赞许不多。其《第一交响曲》首演后很多年,评论家和公众还感到无法接受,称之为“新纪元里最无聊的交响作品”。《第二交响曲“复活”》评价稍好,被和门德尔松的同类作品相比。[67]马勒担任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担任总监一段时期,由于保守媒体的反犹情绪,相当受排挤,以至于其《第三交响曲》虽然比较成功,但还被骂为“写出这种东西的人应该被放到牢里待几年”[68]。
之后,对马勒交响曲的评价一直是褒贬兼有;其歌曲更为人接受一些。在第四、第五交响曲没能得到公众认可后,马勒相信第六最终会成功,但却遭到了广泛的讥讽,尤其是对曲中非同寻常的打击乐器(铁锤、牛铃等)。维也纳评论家评论道:“铜管,很多很多的铜管,难以置信这么多铜管!更多更多的铜管,纯粹就是铜管!”[69]
唯一一次全方位的胜利是马勒《第八交响曲》的首演,规模宏大,掌声持续了半小时之久[27]。
逝世后 [编辑]
马勒去世后,其作品演出较少,评价也平平。只是在荷兰,其作品受到了推广,并被带到了美国,由纽约爱乐乐团演奏;但在大洋彼岸,得到的多是负面评价,唯有当时的年轻作曲家科普兰称马勒的作品非常超前,比理查·施特劳斯有创造力得多[70]。在英国,赞扬声也相当少;其歌曲为人认可,但交响曲被称为“有时有趣,但放到一起就显得臃肿”,“缺乏火花”[71]。肖伯纳称当时的听众觉得马勒(还有布鲁克纳)是“昂贵的二流货”[72]。
在德国和奥地利,马勒的作品也有演出,多是由与马勒有交情的布鲁诺·瓦尔特和奧圖·克倫培勒指挥。1934至1938年间,马勒作品在奥地利有一阵复兴,因为当时想将马勒提升到瓦格纳在德国般的国家标志地位[73]。纳粹德国时期,马勒作品被禁,只被一些犹太人乐团演出[74]。
近年来的复兴 [编辑]
据美国作曲家大卫·希夫的看法,伦纳德·伯恩斯坦在1960年代一手将马勒从故纸堆中拯救了出来。不过之前五十年里,马勒受到的忽视只是相对的;和当年巴赫死后的窘况更无法相提并论。不过在伯恩斯坦之前,巴比罗利、米特罗波罗斯等指挥家已经重视起马勒起来[75]。
自1960年起,马勒成为了最常被录音的作曲家之一,多位指挥家录制其交响曲全集。其作品也成为音乐会上常见的曲目,在欧洲甚至产生了过热的现象[66]。哈罗德·勋伯格评论道“难以想象还有哪位作曲家引起了这样的忠诚”[76]。对这种趋势,库克解释道,是由于反浪漫主义思潮的衰落,社会渐趋自由,品味多元化,以致原本抵制马勒的西、法、意等国,也对马勒产生了热情[77]。罗伯特·卡尔(Robert Carr)的理论則認為CD的发明,使得马勒那些长而艰深的音乐,在家中也可以重复播放,反复聆听。
在1902年2月16日,给爱尔玛的一封信中,马勒称:“他(理查·施特劳斯)的时代结束后,我的时代才会来临。我多么希望能够亲眼见到这一刻,并且有你在我身旁陪伴!”[78]其实马勒如果寿命长些,是有可能见证此时的:他的大约同时代人理查·施特劳斯活到了1949年,而比马勒仅年轻五岁的西贝柳斯则直到1957年才去世[79]。
影响 [编辑]
马勒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其最初的追随者包括勋伯格、贝尔格、韦伯恩,此三人创立了第二维也纳乐派[80]。马勒的音乐也影响他们后来向无调性音乐的转变。尽管马勒个人反对无调性音乐,但对于勋伯格的作品以及其大胆的原创性,还是进行了鲜明的辩护。勋伯格的弦乐四重奏首演时,据说马勒差点与捣乱者进行肢体冲突[81]。此外,勋伯格的Op. 24《小夜曲》,贝尔格的《为乐队而作的三首乐曲》和韦伯恩的《六首乐曲》中,都能找到马勒《第七交响曲》的影响[82]。
其它受马勒影响的作曲家包括科普兰、贝里奥、肖斯塔科维奇和布里顿[83]。钢琴家兼指挥家阿什肯纳齐在谈到马勒与肖斯塔科维奇时说,二者的联系“紧密而显著”,他们都表现了“个人与丑恶世界的抗争”[84]。评论家米切尔(Mitchell)在关于布里顿《大提琴交响曲》首乐章的评论中强调道“这种令人眩目的透明感和配器手法,是马勒曾精心筹划并建立的”,并说“即使马勒自己的音乐没有存留,他依然在后人的继承中得到永生”[83]。
马勒也影響了曾經與他共事,事業上受其助力的指揮家:布魯諾·華爾特與奧圖·克倫培勒。
代表作品 [编辑]
交響曲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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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篇歌曲集、歌曲集及其他聲樂作品 [编辑]
- 悲歎之歌(1878年原為歌劇體制,1896年改為合唱曲)
- 為男高音與鋼琴所做的三首歌(1880年)
- 青年時期歌曲作品(1880年─1883年)
- 旅行者之歌(1883年─1885年)
- 歌曲集:少年魔法號角(1892年─1896年;另兩首則在1899年 與1901年完成)
- 呂克特之歌(1901年─1903年)
- 悼亡兒之歌(1901年─1904年)
室内乐 [编辑]
疑似作品 [编辑]
- 交响前奏曲 (1876年于维也纳);1981年由Albrecht Guersching 出版,但是作者并不确定(一说是布魯克納所作)
参见 [编辑]
参考来源 [编辑]
- ^ Blaukopf, pp. 15–16
- ^ Cooke, p. 7
- ^ 3.0 3.1 3.2 Sadie, p. 505
- ^ 4.0 4.1 4.2 Blaukopf, pp.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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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