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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销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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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销烟是指公元1839年(道光十九年)时,清政府任命林则徐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查禁鸦片历史事件,旨在禁绝鸦片贸易以遏制白银外流[1]:176-181。由于清廷之烟禁忽严忽弛,又贸然采取禁锢英使与英商的强硬手段勒令缴出鸦片,触及了英方的根本利益和外交底线,被视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2]:100

清朝一口通商令中外的邦交与贸易隔绝,英国曾多次遣使访华请求通商不果[2]:100。结果,18世纪的中英贸易严重失衡,大量白银流入中国[1]:165。由于中国民间早有吸食鸦片的习惯,以英国商人为首的洋商发现鸦片在中国大有销路,便向中国输入鸦片,以扭转英国对华贸易赤字[1]:165-169。鸦片的不断输入导致中国白银不断外流,清政府出现财政困难[1]:169-170。1838年底,道光帝决定严禁鸦片,派林则徐前往广州查禁鸦片[1]:176

1839年3月,林则徐抵后,一方面武力封锁外国商馆、强制外商缴交鸦片并签署保证书,一方面拘拿中国的鸦片贩子与吸食者、收缴民间烟具[1]:176-179。6月3日,道光皇帝命令林则徐在广州虎门(现为东莞的一部分)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

中华民国政府后来将虎门销烟的开始日期6月3日定为禁烟节[3]戒烟专线号码也由63组成[4]

背景[编辑]

清朝闭关政策[编辑]

18世纪的广东十三行

清初实行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口通商”[5],尤以广州最为繁盛,但当地有诸多陈规陋习和腐败横行、敲诈勒索的现象,故英国商人希望在更北寻求在较偏北的口岸开展商务[1]:137-138尤其注意宁波[6]:36。1755年(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通晓华语的洪任辉(James Flint)前往宁波,诸事进展顺利[6]:36。但朝廷担心商船北上会助长外人与内地奸民勾结[1]:138,乾隆帝遂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通知洋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7],称为“一口通商”。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洪任辉携同预先准备好的呈文,直接前往大沽,上北京申诉[6]:36,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并指控广州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保商制度多弊[6]:36-37。乾隆皇帝以洪任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名,将其圈禁在澳门三年[8][6]:37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对贸易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把对外贸易城市限于广州一口,并且规定外商来华买卖都必须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之手[9]:6,实行公行制度垄断对外贸易[1]:140。此后,广州贸易体系对于外商的限制更严,勒索更重,令外商更为不满[6]:37。此外,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额外费用多达60多种,引起外商不满[10]。至此两广总督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事,主要用意在于制止外人与人民往来,包括严禁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居于商馆等[6]:37,后来又规定外人不得坐轿、不得学习中文,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等[1]:148;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产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生丝茶叶全须运往广州,造成运输费用剧增和茶叶变质的问题,这都让外商更为不满[11]

中英外交纠纷[编辑]

洪任辉事件发生以后,广州外商所受的压迫更甚,纠纷更多[12]:38;1784年“赫符斯号(Lady Hughes)”炮手处死案使得外国人的不安全感达到顶点,也加剧了其对广州贸易体系的普遍不满情绪[1]:151[6]:38。当时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到的困难都只是广州地方官吏所致,如果能让中国皇帝知道,他必定愿意改革[12]:5。英国分别在1792年和1816年派出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访华,旨在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并建立外交关系,但都因觐见礼仪问题与清廷发生纠纷,使团所有的通商请求都遭到拒绝[6]:39-40[1]:153-163

当时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宗主国),视外国为蛮夷(藩属国),认为洋人到来都是倾心慕化和纳贡称臣[13];其时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地位,把来华的西洋人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外人到来必须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当时中国认为没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无“外交”的观念,对外只有“剿夷”和“抚夷”两种政策,这个体统和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12]:2

1832年(道光十二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170[14]。次年,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William J. Napier)为驻华商务正监督,左右副监督各一人[6]:44。这个事件标志著中英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政府”替代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交往,官方关系替代了非官方关系[1]:171。然而,中国人丝毫未能理解这一变化的政治含义,也没有做任何准备来应付这一新形势[1]:171

1834年律劳卑抵华,发了一封平行公函给时任两广总督卢坤,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关系[15]:531。但卢坤视此举为大逆不道,认为即使是英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16]:24,拒绝接受信函和直接会面,呼吁律劳卑遵守旧制,并要求他立即返回澳门[15]:531;但律劳卑不服,坚持要求平等待遇[16]:24。这令中英双方就公函“平行款式”问题僵持不下[6]:45。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国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药物。律劳卑立即召集兵船驶入内河,炮轰虎门炮台,卢坤亦调兵增防[6]:45-46。后来英商不愿贸易长久停止,与公行达成和解;律劳卑及兵船离开黄埔,中英贸易随之恢复,双方争执暂告一段落[6]:46

律劳卑在广州时已染重病,回到澳门后病逝;此后两年,继任驻华商务正监督的德庇时(John F. Davis)和乔治·罗宾逊英语George Robinson, 1st Marquess of Ripon(George Robinson)都采取消极的静默政策;当时英国内阁改组,亦主张以和协的方式改进对华关系;广州的英商不满,联名上书,请求派遣全权代表率领船舰,要求撤惩卢坤,赔偿损失,加开口岸[6]:46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巴麦尊重掌外部,副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力请积极行动,巴麦尊随即派他为正监督,一称领事[6]:46-47。义律试图与广州当局接触,放弃过去两年的静默政策,照旧经过行商,具禀两广总督邓廷桢,请求前往省城,管治英国商贾、船夫;经邓廷桢奏准,1837年(道光十七年)4月,义律到达广州,邓廷桢拒绝与他直接往来,巴麦尊又训令他不准提禀,不许由行商代转,他只好返回澳门;此时鸦片停运问题渐趋严重,次年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Sir F. Maitland)奉命前往广东,义律再到广州,改向邓廷桢投递书信,请他与马他伦互相以“平行格式”致函,但遭邓廷桢原封驳回[6]:47

同年,有十多名中国水手在新加坡海面遇险,被英人救起,义律希望借此促进与中国的关系,便通知邓廷桢,称这可促进“两国间”既存的“和平与友好的关系”;邓廷桢甚为震惊,认为“蕞尔小邦”不可与“天朝上国”相提并论,如何能有“和平与友好的关系”[17]?至此,中英两国就彼此外交观念的分歧,相持不下[6]:47

中英贸易失衡[编辑]

十八世纪,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严重偏向中国一边[1]:165,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流入中国[18]:2。当时中国对英国的输出首为茶叶,次为丝绸、土布、瓷器[6]:47。十八世纪,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风尚,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大[1]:146 ,需求量增长非常迅速[18]:4

十九世纪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有大量逆差(即“入超”)[19]:282。自从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败亡和工业革命之后,英国已晋身为工业大国[20]。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19]:282。英国早期对华输出的货物,包括毛织品、金属、钟表、玻璃,以及来自印度的棉花、棉织品;然而,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农村经济自给的情况下,英国商品在中国缺乏市场[6]:47。故此,英商要交易茶叶唯有用白银购买[6]:47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至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十八世纪前期,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值,经常不及进口白银的十分之一;在欧洲盛行重商主义、重视现金的时代,英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6]:47

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中国则以白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英国利润受损巨大;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进口货物需要抽20%的税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许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英国为此大为不满[19]:282。此外,十八世纪中叶起,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外商开始向中国行商放高利贷,部分行商借贷过多而无力偿还,令“商欠”事件频频发生,欠款数额越来越大,引起英商强烈不满而发生纠纷,令中英矛盾更为尖锐[15]:530-531

鸦片与漏银[编辑]

吸食鸦片者

英国政府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华贸易之时,并不支持贩卖鸦片,认为有损国家的体面[21]。但由于18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偏向中国一边,大量白银流入中国[1]:165。当时不论中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金银的输出对国家有害,各国都想方设法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华外商经过多年的实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12]:7

鸦片在明朝时称为乌香、鸦片或阿芙蓉,南洋诸国以其为贡品,市镇亦有货卖,价值与黄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来广东后,输入渐渐增加[6]:47。16世纪晚年(明中叶),海关开始征税,列入药材项下,与自菲律宾传入之烟草混合吸食[6]:47。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1]:165。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福建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1]:165-166[22]。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以鸦片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之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6]:47

1650-1880年间外销中国鸦片数量

十八世纪,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在中国大有销路,遂全力以赴[6]:47。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同年,东印度公司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1]:166。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后,鼓励栽种,管辖鸦片的运输和销售;当时中国每年进口鸦片四千馀箱,渐增至六千馀箱,每箱售价自140银两上涨至350银两[6]:48。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当中英国私家商号“怡和洋行”是最主要的鸦片贸易商[1]:168

由于清朝政府不许在陆地上买卖鸦片,也不准将鸦片存于澳门,于是英商就把鸦片仓库设在船上,名为“趸船”,停泊在伶仃洋台湾的周边海域,让走私鸦片者接货立券,凭券使可在广州取钱[23],1837年一月加尔各答报纸英国人》如此报导[24]

贩卖鸦片的趸船,比中国渔船大得多

“在这裹停留的各种大小不同的船只,有些是趸船,所载的主要货物是鸦片,这些船只多年就没有移动,……自早至晚,走私船只从这些趸船上运走鸦片,来往不断。……走到鸦片船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个活泼的、发财的、买卖的气象。在甲板的一边堆著巴特那贝拿勒斯鸦片,另一边又堆著摩腊婆鸦片,……你再举目一看,又可看到在船尾上,二千元一箱的洋银,不知多少箱,也有箱子里装著纹银的。……当你看到这船上这些财富充斥的象征,而且这些钱在表面上看是如此不注意地分散著,你便对这部贸易的规模之宏大、价值之重要,得有很深的印象了。”

中国的烟民从富家子弟逐渐扩展到各色人等,加上吸食鸦片会导致成瘾,故烟民不惜一切代价购买鸦片;由于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1]:168。结果,鸦片的持续流入引发了白银的不断外流[1]:169。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为民间所通用,国家的收支则以白银为准,人民纳税需按照银价以铜钱缴抵;中国的白银产量不多,供不应求,银价有涨无回[6]:49;加上鸦片进口激增,白银逐年外漏,无异于火上浇油,银荒日益加剧[6]:49

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漏银”的情况最为严重,亦影响了中国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1]:169;1740年时,1两银换800文铜钱,而到1828年时,1两银值2,500至2,600文铜钱,清政府为此增加了铸造铜钱的数量[1]:169。由于银价上涨、铜钱贬值,意味著农民赋税加重,但国家收入却毫未增加,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命令官员寻找原因,始发现是鸦片走私引起了大量白银外流,鸦片贸易至此引起清政府的严重关切[16]:36

中国鸦片输入与白银输出关系表[12]:10
年份 鸦片输入

(箱)

白银输出

(银元)

1800-1809 39,691 51,339,100
1810-1819 74,135 95,288,153
1820-1829 180,169 211,089,961
1830-1839 344,124 243,958,005

清朝禁烟[编辑]

弛禁与严禁[编辑]

1822年,广州十三行发生大火,大量白银熔为银水

道光年间,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贩运鸦片,但这反而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活动[16]:36。实践证明,严厉执法并不能遏制鸦片走私[25],因为贪官污吏凭借禁烟的法令来收受洋商贿赂,“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12]:7[26]:99。有见及此,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有班读书人主张取消烟禁,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以国货抵抗洋货,杜绝鸦片走私[12]:7-8[1]:174。至此,清廷内部出现了“弛禁”与“严禁”的争论[15]:528

弛禁派的理论在道光十四、十五年时颇为得势,但一直没有官员敢公开提倡此法[12]:8。直到1836年6月10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主张弛禁,指出鸦片禁令愈严、流弊愈大[15]:528。他表示,白银外流问题是禁烟令抬高烟价、刺激走私活动所致,而腐败的吏治与暴利的诱惑使得走私活动无法禁止[16]:37。故此他主张:

  1. 允许鸦片合法进口并按药材价格征收关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白银购买,借此降低烟价并防止白银外流;
  2. 禁止官吏、兵丁和读书人吸食鸦片,其他平民则不禁止;
  3. 允许中国内地种植鸦片,令外商无利可图,不再贩运鸦片来华。[16]:38

对于许乃济的奏议,官员看法各异,如两广总督邓廷桢表示支持弛禁,礼部侍郎朱嶟则反对[15]:529。外商总体上对弛禁的可能性感到兴奋,但也有部分鸦片走私商人例外,如查顿便说:“就我们关注的利益而言,我不认为这个(弛禁)计划有什么好处。[1]:174

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反对弛禁派的主张,其奏折节录如下: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虽日禁兵丁,而终无净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27]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黄爵滋上书道光帝[9]:9,奏折节录如下: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人民、道士、随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至二千馀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28]

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政策,内容包括:给予烟民一年时间戒烟,逾期不戒烟者处死;本人处死以外,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剥夺政治权利;并发动百姓互相监督和举报,知情不报者法办[29]。这封奏折上奏以后,道光帝命令各省督抚讨论,他们虽然未公开地反对黄爵滋,但都觉得他的办法太过激烈,认为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人,故此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12]:9。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进言道光帝:

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6]:52

林则徐提出了六点方案,包括销毁烟枪烟具、在限期内改造烟民、惩治本国鸦片商贩和吸食者等。他在自己的湖北和湖南辖区成功实施了这项方案,查没了5,500杆烟枪和12,000两鸦片;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言辞和成就印象深刻[1]:176,认为禁烟并非不可行,于是革除吸食鸦片的庆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之爵位,又将弛禁派的许乃济品位降级[30]。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道光帝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在当月的8天之内召见林则徐8次[31],赐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授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水师,清查鸦片来源的重任[6]:52。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史称虎门销烟。

封锁商馆[编辑]

林则徐越华书院联

当早前清廷官员仍在争论弛禁与严禁之时,邓廷桢已于1836年2月署理两广总督一职[1]:175。他勒令鸦片洋商在限期内离开广州,并毫不宽容地缉拿中国的鸦片贩卖者和吸食者,到1837年底,成功捣毁了广州口外所有的走私网络,令广州鸦片价格暴跌[1]:175。1838年12月,已有2,000名中国鸦片商和烟民被拘禁,且每天都有烟民被处决;英商查顿报告说,这位总督大人一直在“残忍地拘拿、审讯并吊死这些可怜的家伙……我们还从未见过如此严厉、如此普遍的迫害”[1]:175。那年年底,外国走私船已绝迹,广州的鸦片贸易已完全清除。鸦片贸易的停滞,对英国商人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1]:176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达广州。林则徐首先参观越华书院,并题了一对对联[14]

林则徐召集粤秀书院、越华书院、羊城书院三大书院六百四十五学子入贡院“考试”。这次名为考试,实为问卷调查,试题四道:

  1. 鸦片集散地及经营者姓名;
  2. 零售商;
  3. 过去禁烟弊端;
  4. 禁绝之法。

自此林则徐掌握了所有烟商、贪官污吏之名单[21]。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两人合作,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32]

林则徐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

初到广州之时,林则徐写了两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词句近乎威胁[6]:57[1]:177。其节录如下:

弼教明刑,古今通义,别国人到英国贸易,尚须遵守法度,况天朝乎?今定华民之例,卖鸦片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无鸦片带来,则华人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人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尚须以命抵之,况鸦片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

林则徐在信中质问女王明知鸦片有害,在国土上包括伦敦苏格兰爱尔兰等地不产鸦片,严禁国民吸食(注:英国严禁鸦片吸食要到1912年的鸦片公约通过为止,所以此处不符合事实,抽非药用鸦片欧洲确实不受欢迎,但此时药用鸦片业仍相当兴盛),但却在其管辖的印度种植生产鸦片,批准国民在中国进行鸦片贸易;他要求女王去除印度的鸦片,并通知女王中国已经通过《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全面禁烟,使英国国民放弃鸦片贸易[36]。但这两封信最终并未交到女王手中[1]:177

3月18日,林则徐向外商发出收缴鸦片的命令,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又要求外商出具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贩运鸦片来华,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32],他声称法在必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6]:53;另一道系给行商,责令三日内缴烟和出具保证书[6]:53-54。林则徐同时提出,每箱呈缴的鸦片将获五斤茶叶的奖励,但他从未提及金钱赔偿[1]:178[37]

洋商起初以为,林则徐只是普通官吏,表面上大讲礼义廉耻,实际上只是为了讲价[12]:11,认为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结[6]:54。3月21日缴烟期限届满,外商同意交出鸦片1,037箱,但林则徐认为太少,拒不接受[6]:54,并逮捕了两名公行总商[1]:178。3月22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商人颠地[32],威胁颠地向官府自首,否则将两名公行总商斩首[1]:178。于是邓廷桢下令封锁广州海岸,围困十三行,颠地意图逃走,被邓廷桢活捉[14]

时任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总督义律得知消息,于3月23日自澳门启程赶往广州商馆[1]:178。3月24日,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英国商馆中的华人买办和仆役;当日义律抵达广州商馆,当晚林则徐派兵封馆,义律与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馆里[6]:54。此后,软禁长达六个星期,因行商偷送粮食而未有断粮[1]:178。根据后来中英共同签订的《南京条约》的记载,林则徐将英人强留此处,“吓以死罪,索出鸦片以为赎命”(因此,清政府赔偿洋银六百万元偿补原价)。

3月27日,义律屈服,直接向林则徐具禀,愿将英国人经手鸦片悉数清缴,担保将交出鸦片共20,283箱[6]:54。同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身分发布了一条布告,让所有英商将鸦片交给他转缴林则徐,宣布英国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38]。由于义律的这份宣言,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从商人的私有财产变成英国政府的公有财产[1]:179。对此,英国大商人马地臣(Matheson)形容:

销毁鸦片[编辑]

虎门销烟想像图
虎门销烟的销烟池之一,目前位于虎门鸦片战争纪念馆
虎门销烟模拟图. 摄于香港历史博物馆香港故事”展览

1839年4月11日(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则徐邓廷桢及广东海关监督豫坤乘船到达虎门[39],会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验收鸦片。烟贩在沙角缴烟,并在路易莎号签发收据。

义律命副领事赶赴伶仃洋召集英国烟商,与4月12日开始收缴鸦片[6]:54。5月18日时,义律实际已交出了21,306箱鸦片[1]:179。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40]。林则徐请示过道光帝之后,在虎门挖了三个大坑(每个长150英尺、宽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实行销毁,历时22日。在销毁期间,美国船长、商人、教士亦到场参观,道光帝说是“大快人心”[6]:54。美国汉学传教士卫三畏指“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41]

林则徐本想将鸦片运回京师销毁,不过御史邓瀛认为为防鸦片被偷偷换掉,就地销毁更好,道光帝同意。林则徐决定于虎门公开销烟,接下来林则徐就要找出销毁鸦片的方法。林则徐曾使用传统销毁鸦片“烟土拌桐油硝烟法”(是销烟初期使用的传统方法,首先在虎门挖一条地沟后,将烟土拌入桐油,在倒入沟中,点火焚烧),但是由于融化的烟土会渗入地表,犯了毒瘾的百姓掘取长沟之土,仍可吸到一些鸦片,成效不彰[42];于是林则徐找出第二种方法“海水浸化法”[14]

海水浸化法的办法是在海边挑挖两池,池底铺石,为防鸦片渗漏,四周钉板,再挖一水沟。将盐水倒入水沟,流入池中。接著把烟土割成四瓣,掉入盐水,泡浸半日,再投入石灰,石灰遇水便沸,烟土溶解。各工作人员拿木耙不停在池中搞拌,务求烟土完全溶入水中。待退潮时,把池水送出大洋,并用清水洗刷池底,不留涓滴[43]。总共花了二十三天,才彻底销毁,而当时被命令巡守、查看销毁鸦片的官员,经过时也都因恶臭而掩鼻皱眉,有的甚至因此中毒病倒。博罗县典史陈熔在巡视过程中大呼“好臭”,而后竟晕厥在地,两天后就过世了。

6月2日(四月二十一日),即虎门销烟前一天,林公写文祭海,文说:

当天日记里又说:“以日内消化鸦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暂徙,以避其毒也。”

6月3日,虎门销烟正式开始,虎门搭起了一座礼台,前面挂著一面黄绫长幡,上书“钦差大臣奉旨查办广东海口事务大臣节制水陆各营总督部堂林”,广东各高级官员全部出席。由于销烟是公开参观的,加上是端午节前后,因此人们纷纷前往虎门浅滩[32]。另外,不贩鸦片的外商、领事、外国记者传教士等等,都专程由澳门或其他地方前来参观,当中无一是英国人,以抗议清廷对英国人财产施加压迫[14]

当中有带同家眷之不贩鸦片的美商C·W·金、传教士裨治文、商船船长弁逊等十人,不信林则徐有办法把所有鸦片完整销毁,于是前来实地考证。林则徐干脆给他们进入池边,让外国观察员直接详看销烟方法,沿途讲解。待观看全部过程、反复考察后,皆心悦诚服,向林则徐脱帽致敬[43]。事后,传教士裨治文在任职的《中国丛报》中记述:

此外,《澳门月报》、《季度评论》、《新加坡自由新闻》、《广州纪时报》等外国人报纸皆大编幅连续报导虎门销烟,而且得到与鸦片贸易无关的外国人支持及肯定[45][46]。英国本土方面也因此事件而物价增涨,尤其是大米丝绸[47]

澳葡政府亦对查禁鸦片一事相当合作,葡萄牙商人全部承诺不贩鸦片,并欢迎林则徐亲临查办。林则徐于是发表声明,不但葡萄牙商人可以正常贸易,往中国贸易时更会得到保护,绝不被人欺凌[14]

从四月廿二至五月十日(1839年6月20日)当中,共销毁两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五十斤鸦片,其中少数鸦片运送京师作样本,然后销毁[23]

后续[编辑]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清廷欲将林则徐调任两江总督,但林则徐拒绝,他认为虽然销毁了已到的鸦片,但今后仍可陆续有来[12]:12。林则徐坚持要求英商出具“甘结”(即保证书)承诺以后不再走私鸦片来华,违者“货尽没官,人即正法”[1]:178-180。他坚持具结要求是因为他知道洋人讲求信义和契约精神,正如他早前向洋商发出的缴烟谕帖所指:

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闻该夷平日重一信字,果如本大臣所谕,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是能悔罪畏刑,尚可不追既往。

——《谕各国夷人呈缴烟土稿》,1839年3月18日

但是,义律和英商则坚决抵制这一要求,认为清政府“人即正法”不经审讯即处死违约者与国际法相悖,不可接受[48];加上由于走私鸦片的趸船根本无须进口,故义律向林则徐指出,具结的死刑威胁无法震慑在外洋卖货的趸船主,应设法根除此弊;林则徐的友人魏源认为义律的建议合理,是和平解决双方分歧的契机[16]:51。但林则徐“严驳不许”,僵局至此形成[16]:51-52

5月24日,结束软禁的义律和全体英国人前往澳门,没有接受林则徐的具结要求。义律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们也呼吁国会采取步骤,以兑现义律对被收缴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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