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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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是在1960年代各國家的大學中,主要以積極革命為方向的大學生所組成的左派政治勢力。德國法蘭克福學派英國倫敦學派左派歷史學家,是世界知名理論代表;1990年代後中國北京學派陸續提出嶄新觀點,杭州學派則提出學術質問與補述;上述學派皆可視為歐亞學派分支,自20世紀起長久以來與美國—太平洋學派分庭抗禮,互有辯駁交鋒但新派別至今還在產生是不斷分化或統合之中。因此新左翼隨著發展逐漸有廣泛定義,在各國新左翼之間甚至有某些觀點截然相反。

大致而言西歐和北美派裡含有許多民主社會主義的色彩。舉例而言由民主學生組織(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所發表的休倫港宣言,便是結合了對共產主義的批評、主張以民主社會主義重建社會的流派。在西歐學運領袖尼埃爾·戈恩·貝恩迪特(Daniel Cohn-Bendit)、境遇主義者(Situationist)和其他團體於1968年5月發動的遊行也持類似的立場。他們對於舊有的共產黨社會主義政黨掌握權力之後抱住權力不放的左翼批判為既成左翼,他們基本的思想體系是基於反對溫和專制主義(en:paternalism)的反共主義,所以反斯大林主义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毛主義卡斯特罗主义格瓦拉主义等老左理論,加上擁護少數原則(男女差異問題等)成為兩個中心支柱。[1]

中國北杭學派則較少民主主義而是主張維持菁英統治以保持社會穩定和施政效率,但是菁英想法必須改變,對馬克思主義毛主義進行改良,著重承認市場效率但對於市場後遺症的社會不公要採取專制介入,加以修正。

中南美洲風起雲湧的左翼傳統造就了格瓦拉主义,但他們認為左翼或右翼只要掌權且不管是透過民主或非民主,最後都會逐漸偏離人民而腐化,並且將影響力滲透進議會使其監督失效,政權就是一種改變人心的魔法屋[2],所以格瓦拉主义必須稍做修改,堅持社會上要恆常保有和議會政治左派的不同的道路,以戰鬥左派為方向進行積極的革命風氣,民間持續的暴力勢力才能讓當權者有所忌憚。

中國的新左派[编辑]

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都是论战中常用的意识形态标签。新左派被用来描述思想上部分有别于傳統共產黨意识形态的其他左翼思潮的人物或同情者,如代表人物汪晖、胡鞍钢、杨帆、韩毓海、崔之元、甘阳、巩献田等,但中国共產黨的思維改革也是隨時間有所改變,所以新左派和左派的界線逐漸有所模糊化。

論題[编辑]

  1. 尋求市場的公平競争环境(汪晖)
  2. 市場系統不是萬能,應該強化國家的財政體制(胡鞍钢)
  3. 社會政策应该遵從效率與公平並重原則(胡鞍钢)
  4. 亞洲有亞洲的價值觀,西方的民主主義對中國的發展不重要
  5. 國內的高附加價值產業應該保護
  6. 資本工業發展對生態環保及健康破壞應予重視、批判對抗與防治改善

郑永年是親歷天安門學運後隨著遊歷多國的經驗,轉而支持中國共產黨發展價值觀的新左派代表人物,是杭亭頓文明衝突論和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極力反對者,認為其觀點偏頗和短視,並認為所謂「普世價值」是帶有侵略性的政治口號,並在世界各地釀成災難後無法收拾。[3]其《中國模式經驗與挑戰》一書2010年成為中央黨校指定教材。

其核心觀點認為民主有多重不同版本與定義,並非歐美有單一定義權並且認為自己的制度就是最後完美模式,並認為不是民主法治而是法治民主,法治在前,因為先有民主之後產生法治的國家在世界上連一個範例也沒有,比如許多拉美、非洲国家二战后就有投票、多党制、宪政、自由媒体但依然國力衰弱法律混亂,而日本明治维新,新加坡的李光耀,甚至歐美自己都是先有法治觀念深入社會和經濟適當發展解決溫飽,之後再轉型由君主帝制到民主,反而較上軌道,但他同時也認為這個表像有欺騙性,因為多党制民主已經遇到新時代困境也提不出解決方案,在可見之年有可能逐漸被歷史放棄。[3]因為多黨型民主在一定条件下是好的,如果条件變了,這種民主也会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政体。

問題在於現在西方宣傳的民主定义非常窄,就是普选。然而人均GDP是500美元时可以投票,1万美元也可以投票,但意义是不同的。在前者大部分公民没有受过教育又貧困,社会水平很低,选票不值钱,有时一块肥皂一包香烟就收买了,很多民主災難就是由此成長出來將國家拖入惡循環。而歐美高所得高教育基礎上的民主也走入困境,連福山都承認,以前的民主是相互争论以达到更理性的目标,现在则变成了一种「vetocracy」互相否定的制度为反对而反对[3],就像觀看球賽的情緒,只求自己支持對象的勝利。

郑永年認為中國目前執行的制度其實是傳統儒家為主、法家為輔的儒法制度變形,皇权是垄断的,但官权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只要科举考试考得好的话都可以得到。只是传统的皇权转变成现在的党权,传统的皇权是以个人家族血統傳承驅動,黨則是一個意識形態組織,較大程度壓減了血統效果,皇帝不再需要姓同一個姓。也就是透過「开放的一党制」達成內部多元性的競爭,尤其習近平在2012年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後成立了多個領域的領導小組吸收基層民意,本質是一種內部多黨制競爭辯論,但為了免除無意義無限期的辯論內耗,爭議點最後由最高領導人來下最終裁決,決定後大家就口徑一致對社會推行。但西方的外部多元制,不同意見就各自立黨變成多黨,裁決由四年一次的普選來總裁判,反而相對粗糙,且容易產生多年的內耗空轉。

《未來30年》一書認為中國總體戰略路徑已經清晰了,毛泽东的30年主任务是分裂和混亂国家的整合。邓小平的30年基本是在搞经济建设,把物質生產力總量衝上來,把一个穷国变成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下一30年就是社会和制度理論成形自己的一條特色道路。这也需要30多年的时间驗證經濟上採共產加市場混合制,政治上採一黨加內部多元混合制,吸收過去百年來世界兩大陣營之所長來融合改進,若是能成功則中國將形成自己的整套意識形態體系傲立於世界上,達成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3]

日本的新左派[编辑]

日本戰後的左派運動發端於1958年,學生群體扮演了重要角色。在韓戰爆發前,一些學運領導者已認為日本政府已淪為美國「戰車」的走卒,並準備與美國在東亞發動戰爭,當時的全國性學生組織「全學連」因而確立了「反帝和平鬥爭」的主軸。在1958年至1960年間,美日安保條約引發戰後日本社會運動的高峰,當時學生與工人、農人一起發動了抗爭。1960年6月19日,20萬人的反安保示威遭警方鎮壓,日本政府和國會強制通過美日安全保障條約,左派運動也暫趨消沉。

1966年,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發生路線爭論,日本共產黨決定脫離所謂「中國路線」,同時積極與蘇聯修好。反對蘇聯路線的左派人士因此另起爐灶,發起所謂的新左派運動。

1968年至1970年間的第二次反安保運動帶來了新左派的另一高峰。在70年代,日本的新左派發動了反越戰、反美軍基地與成田機場等等抗爭,與政府的「機動隊」爆發多次衝突,造成許多學生被捕,甚至遭機動隊毆打致死的事件。另一方面,新左派內部出現了「赤軍派」、「ML派」(毛澤東、林彪,中國文革派)等主張激烈手段的派別。

然而此時新左派內部的分歧也愈演愈烈,派系林立,因而日益脫離群眾與知識界。隨著越戰告終、中日建交與日本經濟的起飛,日本新左派進入了低潮時期。日本民間除原有的「社會主義協會」、「東京唯物研究會」等左翼學術團體在堅持活動外,山口勇等左翼人士於1988年成立了「社會主義理論協會」,廣松涉與飯田桃等人在90年代又成立了「論壇90」,其下分化為「結構改革派」與「市民派」。這些現象是蘇聯與東歐的劇變對日本思想界的衝擊所致。

英國的新左派[编辑]

由於赫鲁曉夫斯大林的批判及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許多英國共產黨黨員退黨,並加入各托洛茨基主義團體或英國工黨

英國新左派聚焦於反核武運動全球正義運動。一些英國新左派分子加入國際社會主義者組織,此組織即後來的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另一些人則參加諸如國際馬克思主義者群體之類的團體。托洛茨基主義者 Tariq Ali 在其著作 Street Fighting Years 中述及他當年參與新左派抗爭的情形。

馬克思主義史學家 E. P. Thompson 在英國共產黨內發起異議刊物 Reasoner。他在被開除黨籍後,開始從1957年起出版雜誌 New Reasoner。此雜誌在1960年與 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 合併為《新左評論》。這些刊物試圖從正統馬克思主義出發,兼容修正主義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由於他們的努力,即使是一名大學生讀者,也能觸及文化導向的理論家之想法。《新左評論》普及了法蘭克福學派安東尼奧·葛蘭西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及其它各種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其它新左派雜誌尚有1964年起刊行的 Socialist Register 與1972年起刊行的 Radical Philosophy

隨著美國新左派在1960年代中晚期漸顯其校園導向,英國新左派的學生部份開始採取作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成為英國學生運動的中心(Hoch and Schoenbach, 1969)。法國的五月風暴也對英國新左派產生強大影響。

美國的新左派[编辑]

美國,「新左派」泛指1960年代的激進政治運動,主體為大學生。此名源自社會學家C. Wright Mills在1960年發表的一封公開信 Letter to the New Left。Mills主張與關注勞工運動的傳統左派區別,建立一個新的左翼意識形態;這個新的意識形態應該關注較個人化的問題,例如異化失範權威主義及其他現代富裕社會的病徵。換言之,Mills 主張偏離傳統左翼,面向反傳統文化的價值。

新左派反對社會中無所不在的權力結構,他們稱之為「建制」,而反對這種結構者就稱為「反建制」。新左派專採積極行動主義的組織方式,不與產業工人結盟。許多新左派人士自認能發起一種較好的社會革命。

美國的一部分新左派思想家或多或少受到了越戰文化大革命影響。一如英國新左派,他們也相信赫魯曉夫的批判點出了蘇聯的問題;不同之處在於:他們並未因此轉向托洛茨基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許多美國新左派認為,既然蘇聯不再是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中心,須有新一代的共產革命思想家取代其位置——例如毛澤東胡志明菲德爾·卡斯楚格瓦拉

美國新左派的其它成份還有無政府主義者,他們上承美國的激進左派傳統,並審視世界產業工人組織與先前的工聯運動。此群體以歷史期刊 Radical America 相聯繫,分成數個小群。美國的自主馬克思主義也源於這股潮流,例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 Harry Cleaver 的主張。

美國新主義也與黑人激進主義交互影響。

外部链接[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1. ^ Kompridis, Nikolas. Critique and Disclosure: Critical Theory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2. ^ Schwartz, Frederic J. Blind Spots: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History of Art in Twentieth-Century German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3. ^ 3.0 3.1 3.2 3.3 鄭永年-中國未來30年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