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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1912年—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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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བོད་
1912年—1951年
國歌：西藏國歌
རྒྱལ་གླུ་
西藏甘丹頗章政府在1942年的疆域
西藏甘丹頗章政府在1942年的疆域
西藏領土與影響範圍   西藏主要領土範疇   大西藏地區的範圍   西藏宣稱的領土範圍
西藏領土與影響範圍
  西藏主要領土範疇
  大西藏地區的範圍
  西藏宣稱的領土範圍
首都拉薩市
29°38′45″N 91°08′27″E / 29.64583°N 91.14083°E / 29.64583; 91.14083
官方語言藏語（拉薩藏語）
宗教
藏傳佛教（官方宗教）
政府政教合一制（英語：Tibetan dual system of government）[註 1][1]
君主專制[2]
神權君主（達賴喇嘛） 
• 1912年–1933年
(首任)
圖登嘉措
• 1937年–1951年 (末任)
丹增嘉措
攝政 
• 1934年–1941年 (首任)
熱振·圖旦絳白益西丹巴堅贊
• 1941年–1950年 (末任)
第三世達扎活佛
總理（嘉倫赤巴（英語：Sikyong#Kalön Tripa）） 
• 1912年–1920年 (首任)
鏘清·阿旺欽若班桑
• 1950年–1951年 (末任)
洛桑扎西
歷史時期19世紀末 - 20世紀中葉
一戰、戰間期、二戰、中國內戰、冷戰
• 中藏初次和約[3]
1912年8月
• 達賴喇嘛回到拉薩
1913年1月
• 西藏設辦事處於南京[4]
1928年
1949年12月7日
1950年10月
• 《十七條協議》
1951年5月23日
面積
• 總計
1,221,600平方公里
人口
• 1945年
略多於一百萬人[5]
貨幣藏幣
時區UTC+05:30（印度標準時間[註 2]）
• 曆法
藏曆[註 3]
前身		 繼承
清代西藏
甘丹頗章
西藏地方
西藏流亡政府
今屬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
 ∟西藏自治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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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歷史
布達拉宮
藏區 · 「西藏」名稱
遠古時期
吐蕃時期 633–877
分裂時期 877–1264
各教派分治 1264–1720
清治時期 1720–1912
近代 1912–1951
現代 1951年至今
西藏問題
歷史年表（吐蕃）
光緒帝剝奪達賴喇嘛封號的公告被藏民扯破，攝於1904年

西藏在1911年中國湖北的武昌起義後爆發兵變和騷亂，1912年清帝遜位後驅逐清朝官吏及駐藏清軍，原流亡到英屬印度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返藏並宣告西藏不是漢地（中國本部）的一部分，與滿洲皇帝的檀越關係在清王朝瓦解之後自然消失，此後西藏成為噶廈政府主政的獨立國家。西藏代表和博克多蒙古[註 4]簽署了《蒙藏條約》，雙方相互承認對方的獨立國地位[9][10]。達賴喇嘛還試圖將藏人居住的安多與康區納入統治，與中印劃定邊界。1930年代西藏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對方首都互設代表機構[註 5]。西藏雖宣佈獨立，但國際社會中包括英國（統治鄰國印度）在內的西方國家及中國政府並不承認其獨立地位[11]。

達賴喇嘛在英國的協助下推行現代化，建立英式訓練與裝備的藏軍，送貴族子弟到英國留學，發行紙鈔與郵票，設立郵政，將印度到江孜的電報線延長到拉薩，成為拉薩與中國之間最快的通訊方式。但達賴喇嘛於1933年底逝世後，現代化遭到阻力而逐漸停頓。1936年8月，英國成立駐拉薩使團。達扎攝政時期，派出「慰問同盟國代表團」，以祝賀同盟國二戰勝利名義赴英、中、美三國進行活動。1947年3月，西藏派代表團參加亞洲關係會議。同年底，西藏派出以夏格巴為團長的「商務代表團」出訪印度和歐美各國。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末期驅逐國民政府及其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曾在拉薩設立的辦事處。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昌都戰役，殲滅了藏軍主力。1951年人民解放軍進藏，結束了西藏的獨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59年藏區騷亂後解散西藏噶廈政府，並成立西藏自治區，往後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共同於印度組建西藏流亡政府。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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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重掌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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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印度測繪局（英語：Survey of India）出版的西藏高地地圖，將西藏視為獨立政體

1720年清朝軍隊驅逐準噶爾軍隊後，清朝勢力進入西藏。到了19世紀下半葉，清朝對西藏只剩下象徵性的權威[12]。英國侵藏戰爭後清朝逐步加強對西藏的統治，並於1910年派川軍入藏，但辛亥革命後西藏民兵在第一次驅漢事件中攻擊駐藏清軍，清朝官員與軍隊依協議撤出西藏。1912年初，中華民國取代清朝，中華民國政府宣佈繼承清朝領土，其中包括了22個省份和西藏、青海[13]。民國政府要求末代垂簾聽政的太后隆裕陪同只有六歲的宣統帝簽署《清帝退位詔書》，詔書其中就提到了：

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所使用的《民元約法》明確地列出了領土，其中包括了西藏和青海[17]。

民國成立後，大總統袁世凱還曾致電達賴喇嘛，圖恢復他的封號，但被達賴喇嘛拒絕，表示他不向中國政府要求任何封號官位，他將掌握西藏的政教大權[18]。1913年，逃往印度的達賴喇嘛返回拉薩[註 7][18]，並宣佈過去的中藏關係為「檀越」關係，而不是從屬國與宗主國的關係。達賴喇嘛並且聲明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19]。

1913年1月，洛桑得智和其他三名西藏代表來到了蒙古國首都勿爾噶與蒙古國政府簽署《蒙藏條約》，互相承認對方的獨立[20]。

西姆拉條約（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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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西姆拉條約

1913-1914年，中、英、藏在西姆拉舉行會議。西藏代表夏扎·班覺多吉提出六項要求。主要內容有：（一）西藏獨立。（二）劃定中藏邊界等。

西姆拉條約談判破裂時，英國首席談判代表麥克馬洪爵士劃出了麥克馬洪線劃定了西藏和印度的邊界，英國在西藏南部吞併了大約9000平方公里的西藏領土，即達旺區域，對應現代印度阿魯納恰爾邦的西北端[21]。同時英國也承認中國對西藏的統治權，不過中國不得把西藏納入省級區域之一，所以西藏一直都被保留為西藏地方。直至今日，西藏都未有成為省，只是自治區[22]。

後來中國聲稱英國使用麥克馬洪線轉讓了原屬於中國（西藏）的大量領土給予英國（印度），這個爭議區相當於今印度的阿魯納恰爾邦，中國則稱其為「藏南地區」。不過，英國在1912年已與當地各部落達成協議，並設立了東北邊境地區來管理該區。

《西姆拉公約》由三個代表團共同草簽，但由於對外藏和內藏之間的邊界劃分方式不滿，北京立即拒絕了。亨利·麥克馬洪和西藏人隨後簽署了作為雙邊協議的文件，並附有一份說明，否認中國享有其中規定的任何權利，除非簽署。英國管理的印度政府最初拒絕了麥克馬洪的雙邊協議，因為它與1907年的英俄公約不符。[23][24]

麥克馬洪線被英國和後來的獨立印度政府視為邊界。然而，此後中國的觀點一直認為，由於聲稱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中國沒有簽署該條約，該條約毫無意義，印度對阿魯納恰爾邦部分地區的吞併和控制是非法的。這為1962年發生的中印戰爭以及今天持續存在的中印邊界爭端埋下伏筆。

1938年，英國最終公佈了作為雙邊協議的西姆拉公約，並要求位於麥克馬洪線以南的達旺寺停止向拉薩納稅。林孝庭聲稱從圖書館召回了一卷 CU Aitchison 的《條約集》，最初出版時附有說明未在西姆拉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協議的說明，並替換為新卷，該卷的出版日期為1929年，其中指出西藏和英國，而不是中國，接受該協議具有約束力。根據阿拉斯泰爾·蘭姆（英語：Alastair Lamb）的說法，中國政府拒絕簽署西姆拉文件，是在逃避對麥克馬洪線給予任何承認。[25]

熱振、達扎攝政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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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時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1935年，丹增嘉措出生於安多地區，丹增嘉措被西藏政府宣佈是圖登嘉措的轉世靈童。1940年1月26日，攝政五世熱振活佛向中國政府要求取消使用金瓶掣籤選擇靈童，中國政府同意了。[26]

中華人民共和國聲稱中國國民黨政府「批准」了現任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國民政府代表吳忠信將軍主持儀式，此次「1940年2月批准令和儀式的紀錄片保存得仍完好無損[27]。坐床儀式除了國民政府代表，還有其他國家的代表出席[28]。《中國西藏的歷史地位》寫道，根據藏族傳統，沒有主持活動這樣的事情，並寫道在通訊文件中很多地方都使用了「主持」這個詞。這個詞的意思與我們今天所理解的不同。他補充說，吳忠信在此次活動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他主持或組織活動的效果非常明顯。[29]

1942年，美國政府告訴國民政府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它從未對中國對西藏的主張提出異議。[30]1944年，美國戰爭部製作了一系列關於《我們為何而戰》的七部紀錄片；在第六個系列《中國之戰》中，西藏被錯誤地稱為中國的一個省（正式名稱是西藏地方，它不是一個省，只是省級行政地方）。[31]二戰期間的1944年，兩位奧地利登山者海因里希·哈勒和彼得·奧夫施奈特來到拉薩，在那裏，哈勒成為年輕達賴喇嘛的導師和朋友，讓他對西方文化和現代社會有了深入的了解，直到1949年哈勒選擇離開。

西藏於1942年設立外交部，並於1946年分別向中國和印度派出祝賀團。訪華使團收到一封致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信，信中說：「我們將繼續維護西藏作為一個由歷屆達賴喇嘛通過真正的宗教政治統治的國家的獨立性。」代表團同意以觀察員身份出席在南京舉行的中國制憲會議（制憲國民大會）。 [32]

在蔣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命令下，馬步芳於1942年修復了玉樹機場，以阻止西藏獨立。蔣中正還命令馬步芳在1942年讓他的穆斯林士兵對西藏的入侵保持警惕。[33]馬步芳應允，將數千名騎兵調往西藏邊境。[34][35]蔣中正還威脅西藏人，如果他們不遵守邊界，就對其轟炸。

1947年在西藏旅行數月的法國醫生安德烈·米戈（André Migot）描述了西藏和中國之間複雜的邊界安排，以及它們是如何發展的：[36]

夏格巴的西藏護照，護照上有各國的簽證

1947-49年，拉薩派出了一個由財政部長夏格巴·旺秋德丹率領的貿易代表團前往印度、中國、香港、美國和英國。被訪問的國家小心翼翼地不表達支持西藏獨立於中國的說法，也沒有與代表團討論政治問題。[23]這些貿易使團官員持新簽發的西藏護照經香港進入中國，並在中國駐印度領事館申請並在中國逗留了三個月。然而，其他國家確實允許代表團使用西藏政府簽發的護照旅行。美國非正式地接待了貿易代表團。1948年，代表團在倫敦會見了英國首相克萊門特·艾德禮。[38]

1949年，噶廈準備在拉薩建水電站，與通用電氣的J. E. Reid簽約購買500千瓦水電站設備，達扎給予Reid授權書，允許巴拉特航空公司空運設備到拉薩，噶廈並與印度政府談判兩國之間的航權。[39][40]

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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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人民解放軍進藏

第二次國共內戰之後的1949年，中國共產黨佔領了中國大陸的大部分區域。噶廈政府不願捲入國共內戰，將中國所有駐藏官員驅逐出藏。1949年10月1日，11歲的十世班禪致電北京，表達對中國各地的解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祝賀，並對西藏不可避免的解放感到十分興奮。[41]

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0月上台，並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代替中華民國成為新中國。1950年6月，英國政府在下議院表示，它一直準備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前提是西藏自治[42]。同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入藏，擊潰守衛邊境的藏軍。隔年，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噶廈代表在達賴喇嘛授權下，來到北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進行談判，之後簽署十七點協議，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數月後，該協議在拉薩得到通過，西藏結束其39年的獨立狀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通稱這一連串進軍西藏的事件為「西藏和平解放」[43][44]。

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在拉薩舉行成立大會，正式成立。達賴喇嘛·丹增嘉措擔任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任第一副主任委員，張國華任第二副主任委員。阿沛·阿旺晉美擔任秘書長。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區發生藏區騷亂。同年3月2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拉薩戰役的勝利，達賴喇嘛·丹增嘉措亦逃往印度；3月2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佈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權職權。最終，由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擔任代理主任委員，並任命帕巴拉·格列朗傑和阿沛·阿旺晉美為副主任委員。

1965年7月24日，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向國務院提出了《關於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的請示報告》；8月23日，周恩來親自主持國務院全體會議第158次會議，討論了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的請示報告，同意於1965年9月1日召開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了相應的議案。同年8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批准國務院議案，通過關於成立西藏自治區的決議；9月1日，西藏自治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拉薩舉行。

1965年9月9日，大會舉行閉幕式，西藏自治區正式宣告成立。

衛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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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璽印。1909年由西藏僧俗捐資鑄造，獻給歸來的第十三世達賴喇嘛。[45]使用此印是擺脫清朝皇帝名義統治情況的重要政治策略[46]
甘丹頗章組織圖

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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噶廈由四名三品官組成，三名俗人一名僧人，官職全稱為噶貢倫，簡稱為噶倫，書面稱謂頓那東，常亦稱薩旺。[47]

行政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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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藏和部分康區實行的行政區劃是基巧（相當於總管或總督）與宗谿（相當於縣和莊園）兩級，每個基巧管轄十幾個宗谿。到20世紀初先後設立的基巧有﹕ [48]

  • 拉薩基巧，又稱雪基巧或雪勒空，下轄29個縣，治設拉薩。
  • 絳曲基巧，意為北方總管，統轄西藏北部牧區（現那曲等14個縣），治設那曲。
  • 洛喀基巧，意為山南總管，負責山南地區30餘個縣，治設澤當。
  • 塔工基巧，轄拉薩東南部11個縣，治設澤拉。
  • 阿日基巧，又稱阿里噶本，轄西藏最西部的阿里11個縣，治設噶爾縣。
  • 卓木基巧，今亞東，下轄4個縣，負責邊界管理等，治設卓木（亞東）。
  • 日喀則基巧，又稱基宗，轄25個縣，包括班禪喇嘛所屬4個縣和薩迦法王所屬地域，治設日喀則。
  • 朵麥基巧，即康區基巧，治設昌都，負責管理康區。

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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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中華民國與西藏關係史、駐錫金政務官和英國駐拉薩使團
蒙古駐拉薩使團成員
尼泊爾駐西藏大使比斯塔（中）以及其屬下
拉達克使團成員

民國軍閥使中國分裂，十三世達賴喇嘛統治，但他的統治標誌着與漢族和穆斯林軍閥的邊界衝突，西藏人失去了大部分時間。當時，西藏政府控制了所有的衛藏和康區西部，大致與今天西藏自治區的邊界重合。與長江相隔的康區東部，在中國軍閥劉文輝的控制之下。安多地區（青海）局勢更複雜，1928年後被稱為穆斯林軍閥的馬家軍，由西寧的回族軍閥馬步芳家族掌握，他一直力圖把安多藏區控制在青海省之內。1915年至1927年間，康南連同雲南其他地區屬於滇系軍閥，然後是軍閥龍雲，直到中國內戰快結束時，杜聿明在蔣中正的命令下將他撤職。在中國控制的領土內，在國民黨平定青海期間，正在對青海的西藏叛亂分子發動戰爭。

1950年2月西藏的領土範圍和中國共產黨的大致前進路線

1936年，盛世才將3萬名哈薩克人從新疆驅逐到青海後，馬步芳將軍率領的回族屠殺了他們的穆斯林哈薩克同胞，直到剩下135人。 [49][50][51]

7000多名哈薩克人從北疆經甘肅逃往藏青高原地區，大肆破壞，馬步芳將哈薩克人歸入青海指定牧場解決了問題，但該地區的回族、藏族和哈薩克族繼續發生衝突互相反對。[52]

哈薩克人經甘肅、青海進入西藏時，藏人與哈薩克人進行了進攻和戰鬥。

在西藏北部，哈薩克人與西藏士兵發生衝突，然後哈薩克人被送往拉達克。 [52]

當哈薩克人進入西藏時，西藏軍隊在拉薩以東400英里的昌都搶劫並殺害了哈薩克人。 [53][54]

1934年、1935年、1936年至1938年從庫米爾·埃利克桑率領克雷哈薩克人遷移到甘肅，估計有1.8萬人，先後進入甘肅和青海。[55]

1940年2月，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時，中國、英屬印度、尼泊爾、不丹、錫金、拉達克等國都派了代表獻禮。[56][57]

拉達克戰爭後，甘丹頗章與拉達克王國於1684年簽訂提默斯崗條約，規定拉達克每3年向達賴喇嘛朝貢一次。森巴戰爭後雙方於1842年簽訂和約，同意拉達克繼續向達賴喇嘛朝貢。朝貢同時是貿易代表團，可以免費使用烏拉差役，省下運輸費用，因此獲利頗豐。貿易代表團的往來持續到1942年，1951年印度才正式廢除。[58][59]

1947年西藏派代表團參加在印度新德里召開的亞洲關係會議，在會上表示自己是一個獨立國家，印度在1947年至1954年承認其為獨立國家。[60]這可能是西藏國旗首次出現在公共集會上。[61]

1949年底，噶廈致電英國與美國政府，希望兩國支持西藏加入聯合國，英國回信指出會員申請將遭安理會成員否決，不切實際。[62]

1950年4月29日，反共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道格拉斯·麥基爾南遭藏軍誤殺。

1951年，維吾爾族堯樂博士在逃離新疆前往加爾各答時遭到西藏軍隊的襲擊。[來源請求]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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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長夏格巴·旺秋德丹率領的貿易代表團1948年前往美國時，向國務院表示希望購買黃金作為發行紙幣的準備金，並希望美國貸款兩百萬美元以利馬上交易，西藏政府在印度銀行的盧比存款超過此數，可作為擔保。國務院表示不反對財政部出售5萬盎斯黃金給代表團，但沒有經費貸款。[註 9][63][64][65]夏格巴向英國要求購買兩百萬美元的黃金時，英國表示本國的準備金不足，無法出售黃金。[66]1950年，西藏政府把夏格巴在美國購買的金塊存放在甘托克的倉庫裏，由錫金卻嘉保護，昌都戰役後達賴喇嘛內庫中的黃金也存放在那。[67][68]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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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藏軍
藏軍在日喀則市進行閱兵儀式，攝於1938年

1910年代十三世達賴喇嘛完全控制西藏後，他開始在英國的支持下建立西藏軍隊，提供顧問和武器。這支軍隊應該足夠龐大和現代化，不僅可以保衛西藏，而且還可以征服周邊地區，如藏族人民居住的康區西藏軍隊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位期間不斷擴大，[69]到1936年約有10,000名士兵。在當時，這些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步兵，儘管軍隊幾乎完全缺乏機槍、大炮、飛機和坦克。 [69]除了正規軍外，西藏還動用了大量裝備簡陋的鄉村民兵。[69]1920年代和1930年代，考慮到藏軍的火力通常被對手擊敗，西藏軍隊在對抗中國各軍閥方面表現相對較好。[69]總體而言，藏軍在軍閥時代被證明是「無畏強悍的戰士」。[69]

十三世達賴喇嘛親政期間，西藏建立了至少三個兵工廠，其中扎什兵工廠主要的成就是仿製了英國的李-恩菲爾德彈匣式短步槍，但由於自主生產的軍火質與量都不足，藏軍主要還是依賴進口軍火。[70]

儘管如此，在1950年昌都戰役期間，西藏軍隊完全不足以抵抗中國人民解放軍。它因此瓦解和在沒有太多抵抗的情況下投降。[71]

郵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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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西藏郵政史
  •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 1920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1920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 1933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1933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西藏於1912年設立了自己的郵政服務。西藏在拉薩印刷了第一張郵票，並於1912年發行。西藏於1950年發行了電報郵票。

木龍年戰爭時，英屬印度郵局為英軍架設了從錫金王國甘托克到江孜的電報線，1922年應噶廈政府要求將電報線延長到拉薩，發電報到印度當天就可以收到回電，成為拉薩與外界通訊最快的方式。

康區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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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1918年8月，藏軍大規模地進攻川邊特別區，驅逐了川軍，拉薩重新控制昌都和康區西部，停戰協議將邊界設在長江，朵麥基巧移駐昌都。此時的西藏政府控制了長江以西的所有衛藏和康區，與今日西藏自治區的邊界大致相同。康區東部由效忠不同領袖的當地藏族土司統治。青海由回族和親國民黨軍閥馬步芳控制。

1927年，朵麥基巧噶倫門堆巴指揮3,000人擊敗波密土王旺欽頓堆，設立三個宗管理波密。[72]

1932年，十三世達賴喇嘛企圖奪回安多和康區領土，劉文輝、馬步芳率領的川軍和青海回族聯軍大敗藏軍。他們警告藏人不要再過金沙江。 [73]雙方簽署了休戰協議，結束了戰鬥。 [74][75]達賴喇嘛在藏軍失利後，曾向印度的英國人發出電報尋求幫助，並開始貶低他投降的將軍們。 [76]

20世紀30年代，在康區發生了三次「康人治康」運動，即1932年的巴安事變、1935年的諾那事變和1939年的甘孜事變。[77][78]

十三世達賴喇嘛於1933年12月圓寂後，土登貢培被噶廈政府逮捕，與土登貢培關係密切的邦達家族感到危險，邦達多吉、邦達饒嘎（英語：Pandatsang Rapga）於1934年在芒康發兵反抗噶廈政府，反叛很快失敗，邦達多吉率軍逃到金沙江以東的康區東部，得到國民政府的庇護。由於邦達倉家族的富有和廣泛的社會關係，以及噶廈政府擔心喪失由「邦達倉商號」所掌握的政府資產，在拉薩經商的邦達養璧最後免受懲罰。[79][80]解放軍1950年1月寫信給邦達多吉、邦達饒嘎，表示願意以武器彈藥支持，換取邦達倉支持「解放西藏」。邦達倉決定不與中共合作，而委託喬治·派特森前往印度報訊並尋求國際援助，但沒有結果。[81]6月，邦達饒嘎要求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承認康區獨立，以換取康巴戰士打游擊，但阿沛拒絕了，邦達兄弟因此投向中共。[82]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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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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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藏的貿易路線，一條到大吉嶺、噶倫堡和甘托克，從公路接西里古里，經鐵路到加爾各答；另一條是通過尼泊爾的拉利特普爾和加德滿都的古道，直到尼泊爾-印度邊境才有鐵路。前者交通比後者方便，吸引了多數貿易，中藏貿易也一部分從海路從印度入藏。從印度進口的貨品包括棉布、煤油、五金製品、糖、肥皂、火柴，以及來自中國的磚茶、絲綢和瓷器。[83]中藏的貿易路線稱為茶馬古道，分為青藏、川藏、滇藏三條主要線路和數量眾多的支線，青藏線從陝南，經甘肅南部和青海地區後進入西藏；川藏線從雅安，經康定、理塘、巴塘等川邊重鎮入藏；滇藏線從普洱，經南澗、大理、麗江、德欽等地入藏。[84]茶馬古道由駝獸運輸，歷時數月。[83]中藏貿易中佔最大部分的是川茶。川茶在雅州(今四川雅安縣)每包銀3錢，運至拉薩即升值到藏銀2兩6錢(合漢銀1兩8錢餘)。川茶貿易每年約值藏銀400萬兩(合漢銀260餘萬兩)。英國早在大吉嶺等地種印茶，以低價與川茶競爭，只是由於印茶味道較苦，仍然難在拉薩一帶暢銷。[85]

羊毛是當時主要出口貨品，1946年時一年出口到噶倫堡874萬磅羊毛，時值177萬美金（相當於2020年的$1,820萬美金）。羊毛出口由三大貿易商家族壟斷，小貿易商處於競爭劣勢。[86]三大家族指都來自康區的邦達倉、三都倉與熱振家族，藏人稱為「熱振-邦達-三都」，在藏北高原都有貿易站。邦達倉在加爾各答、上海、北京、日本有分店，在噶倫堡有私人銀行，有工廠將羊毛按品級與顏色分開。藏人有「地是邦達倉的地，天是邦達倉的天」的說法。[87][88]三都倉（Sandutsang）於1947年已經直接出口羊毛到美國與英國。[89][90]

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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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藏幣
參見：西藏貨幣史、斯卡幣（英語：Tibetan skar）、藏桑幣（英語：Tibetan srang）和章噶幣（英語：Tibetan tangka）
面值為100兩的西藏紙幣，印刷於1938年

1912年，西藏開始印行紙幣，起初為木刻板單色印刷，後因容易偽造，改用銅板、木刻板套色印刷。[91]

1915年設立了隸屬於藏軍總司令噶倫擦絨·達桑占堆的「諾兌色章列空」（主管鑄造錢幣的機構）。從1911年到1922年，採用人力驅動機器的方式鑄造了面值5錢的銀幣和面值20兩銀子的金幣。留學英國的強俄巴·仁增多吉回到西藏後，在拉薩北郊的奪底建設了水電站，造幣廠遂從雪城遷往奪底。1931年新建了扎什機械廠（扎什電機列空稀有無邊智力金庫房），用電力驅動機器鑄造銀幣，印刷紙幣，並製造槍炮零件[92][93]。

西藏「色章果木」（藏語金質圓錢之意），面值為二十兩，1918-1921年仿照印度托拉（英語：Tola (unit)）金幣重量鑄造，最終因金價上揚停止鑄造。此類金幣亦因金價上揚多被印度商人兌去熔毀牟利，因此自15饒迥的火蛇年（1917年起）使用了四年時間就停止流通了[92]。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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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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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西藏缺乏可靠的人口統計資料。[94]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接管西藏後，西藏地方總人口為114.09萬人[95]，中國各地藏族總人口為277.6萬人。[96]195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時，西藏地方和昌都地區人口合計1,273,969人[97]。西藏噶廈官員、學者夏格巴·旺秋德丹估計照職業分，藏族人口48%從事牧業，32%從事農業與貿易，18%是男性僧人，2%是女性僧人。人口大城只有四個：拉薩、日喀則、昌都、江孜，藏族人口中約3%住在大城。[98]

學者對此時期西藏人口的增長速度沒有共識：民國時期學者與國外藏學家認為西藏人口逐漸下降，但20世紀70年代以後，部分藏學家認為西藏人口非常緩慢的增長。[94]

社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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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西藏農奴制度
更多資訊：西藏的社會階層（英語：Social class in Tibet）

傳統的西藏社會由各種封建階級組成，中共政府聲稱「吞並西藏」是依據此因[99]。

研究西藏文化和宗教的唐納德·S·洛佩茲（英語：Donald S. Lopez Jr.）在當時表示：

這些政治團體在1959年之前都還一直掌握着各地的權力[101]。

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建國之初曾更改過西藏原有的農奴制度。所以直至50年代，傳統的奴隸制可能在大部分的西藏區域已經不復存在，但仍然可以在某些邊境地區見到[102]。例如，春丕河谷地區仍然存在一些傳統奴隸制。英國藏學家查爾斯·貝爾曾提出了「溫和地方」（英文：mild areas，即有文明的地方）和「乞丐地方」（藏語：རགྱབས；威利轉寫：ragyabas，即因為地區情況惡劣而保持奴隸制的地方）的地區概念。在十三世達賴喇嘛更改社會制度之前，西藏的社會制度就更為複雜[103]。

西藏本地的莊園制度，始於吐蕃松贊乾布統一高原全境之時，其之製度與歐洲多國之似，但相較複雜。其莊園主乃是國家授權並世襲而來，國家可以吊銷莊主權，權力亦可自己撤銷。這一制度包含兩種形式，即「直轄地」與「公農地」。前者乃寺院或貴族擁有地，而後者為村莊公有地或個人私有地，皆由當地管理員管理。直轄地制度只有莊園制度中的75%左右，「公農地」則屬莊園制，其主世襲，農人均來自徭役。除「直轄地」以外制度均視為奴農制。其之莊園，與佃農相當。

西藏社會在僧人之外分為三個階層：貴族（藏語：སྒེར་པ，威利轉寫：sger pa）、平民（藏語：མི་སེར，威利轉寫：mi ser）、賤民。平民階層是西藏社會最大的群體，也就是基層人民。農民必須為政府、寺院或莊園 [註 10] 提供勞役，才能使用土地與獲得農作物。若是逃走，地主有權追回並給予處罰。地主與農民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都以書面契約規定。農民不僅有應盡的義務，法律上也有受保障的權利。農民中有三個最主要的階層:「差巴」（藏語：ཁྲལ་པ，威利轉寫：khral pa），意為「納稅人」；「堆窮」（藏語：དུད་ཆུང，威利轉寫：dud chung），意為「小戶」；「米波」（mi bo），意為「失地農民」或「人租」。主要的社會階層流動是在差巴與堆窮之間。差巴的地位比較高，其義務是對領主完成徭役、納稅的責任。差地不可分割，不可放棄，也不能被剝奪，但可以家庭的名義世代繼承，因此一妻多夫制最常見於差巴家庭，差巴亦可將土地轉租給其他人。堆窮既可依附於莊園，也可選擇當傭工，自選僱主。米波是未能固定在莊園內服差的手工業者和其他流浪戶，沒有可以繼承的土地權，需要繳納人頭稅等差役代金。[104][頁碼請求]只要繳納稅金獲得許可後，他們即可自由離開。一個家庭只要能完成對領主的義務，其他成員即可自由地遷移，遠走他鄉去朝聖或經商。[105][106]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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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拉薩的學校
第一個接受西方教育的藏族女孩仁欽卓瑪

西藏的教育體系包括以寺院為主的寺院教育，以培養政府官員為主的官辦學校，以及私塾。1951年時，西藏有100多所官辦學校、家塾以及私塾，學生三千餘人，人口識字率約10%。[107]學校的地點集中在拉薩、日喀則、江孜、澤當與噶大克。[108]寺院教育的內容以佛教經典為基處，也學習藏文書法、文學藝術、哲學、因明、天文曆算、藏醫藏藥。官辦學校分俗官學校（藏語稱「仔康羅札」）和僧官學校（藏語稱「孜羅札」），學生以貴族子弟為主。俗官學校又稱「仲科」學校，是七世達賴喇嘛親政時創辦，校址在大昭寺東側，由西藏政府的「仔康」（審計處）管理，有私塾基礎識字者即可入學，教學內容依工作而定，主要包括禮儀、書法文法、公文和會計。僧官學校又稱「孜仲」學校，在拉薩與日喀則的扎什倫布寺各有一所，由政府的「譯倉」（秘書處）管理。學生來自各寺院，多數是差巴的子弟，少數是平民子弟。教學內容以宗教儀軌、經咒、法器為主，也學藏文文法、修詞、公文、算數等。從僧官學校畢業的學生稱「孜仲」，各級僧官一般從孜仲中選任。[109][110]

藏醫藏藥教育除了師徒相傳，就是透過拉薩的兩所醫學院，醫學院學生都是平民。1696年，第巴桑結嘉錯依照第五世達賴喇嘛的願望建立了藥王山醫學利眾院。1916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建立藏醫曆算學院（門孜康）。藥王山醫學利眾院在1959年拉薩騷亂中被解放軍摧毀。[111][112][113][114]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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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韋伯斯特·福特描述當時的拉薩，是一個現代的城市，可以喝到雞尾酒，跳桑巴舞，打網球與橋牌，讀三週前出版的報紙。[115][116]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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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條目：西藏攝影史

到了1910年代，攝影已經進入了藏人的生活。第九世班禪喇嘛與第十三世達賴喇嘛都會攝影。第十世德木活佛德木·丹增嘉措是最早廣為人知的藏族攝影家。1920年代拉薩開始有專業攝影師，之後有攝影工作室從事人像攝影。

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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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藏族文學還是深受印度檀丁的《詩鏡（英語：Kavyadarsha）》影響，但是詩人如更敦群培、羅桑貝丹（德語：Yongdzin Lobsang Pelden）[註 11]、協嘎林巴[註 12]等人的詩，以文學表達時代的變遷，成為50年後新中國下年輕詩人的榜樣。[117]

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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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鏡報》是一份早期藏文報紙，1925年10月10日創刊。在早期藏文報紙中，《西藏鏡報》是唯一一份持續發行的，也是對藏人最具影響力的報紙。讀者包括十三世和十四世達賴喇嘛。[118]

西藏政府於1948年僱用羅伯特·韋伯斯特·福特（他於1945年曾到英國駐拉薩代表團當無線電操作員），建立了西藏的第一座無線電廣播電台—西藏廣播電台，也稱「拉薩電台」，後在昌都（朵麥基巧駐地）、那曲（絳曲基巧駐地）、阿里（堆噶本駐地）、亞東（卓木基巧駐地）建立分台。由於只有貴族與官員才有收音機，電台主要功能是對外廣播。[119][120]1950年1月31日，該電台廣播反駁北京「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表示從1912年驅逐清軍之後，西藏就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40]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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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爲德國恩斯特‧薛費爾考察隊（德語：Deutsche Tibet-Expedition 1938/39）考察西藏時所攝部分影像。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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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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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①1642年前，西藏的政權掌握在教派僧侶、貴族、達賴喇嘛下的官員、大型教派集團等人手裏。藏傳佛教各派之統一始於1642年，當時五世達賴喇嘛與蒙古固始汗軍事結合，以鞏固自己作為黃教的宗教領袖，亦得以合法統治西藏，此政府稱「二元政府」。統一之後，達賴喇嘛統治國家，也是宗教領袖。
    ②在藏傳佛教裏，蒙古博克多汗國也是一個佛教政權。
  2. ^ 勞勃·韋伯斯特·福特在拉薩電台昌都分台時，說西藏時間22:00是UTC16:30，所以西藏時間是UTC+05:30，這與印度標準時間或崑崙時區相同。[6]當時中華民國將西藏劃為崑崙時區和新藏時區兩個時區，昌都與拉薩都被劃入新藏時區。解放軍入藏後，西藏曾改為新藏時區，但在1959年後改成北京時間。[7]
  3. ^ 藏曆並不採用小時制。藏曆中的計時單位有7個，息（呼吸頃），6息為一分（漏分），60分為一刻（漏刻），60刻為一日。[8]
  4. ^ 詳見：外蒙古獨立
  5. ^ 詳見：中華民國與西藏關係史
  6. ^ 清帝退位時，外蒙古和西藏不受中國的控制，拉薩正處於藏軍和川軍交戰的動亂中。
  7. ^ 達賴喇嘛逃亡印度之因，請見：川軍入藏
  8. ^ 英文維基百科原文：To offset the damage done to their interests by the 1906 treaty between England and Tibet, the Chinese set about extending westwards the sphere of their direct control and began to colonize the country round Batang. The Tibetans reacted vigorously. The Chinese governor was killed on his way to Chamdo and his army put to flight after an action near Batang; several missionaries were also murdered, and Chinese fortunes were at a low ebb when a special commissioner called Zhao Erfeng appeared on the scene. Acting with a savagery which earned him the sobriquet of "The Butcher of Monks," he swept down on Batang, sacked the lamasery, pushed on to Chamdo, and in a series of victorious campaigns which brought his army to the gates of Lhasa, re-established order and reasserted Chinese domination over Tibet. In 1909 he recommended that Sikang should be constituted a separate province comprising thirty-six subprefectures with Batang as the capital. This project was not carried out until later, and then in modified form, fo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brought Chao's career to an end and he was shortly afterwards assassinated by his compatriots. The troubled early years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saw the rebellion of most of the tributary chieftains, a number of pitched battle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s, and many strange happenings in which tragedy, comedy, and (of course) religion all had a part to play. In 1914 Great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met at the conference table to try to restore peace, but this conclave broke up after failing to reach agreement on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 This, since about 1918, has been recognized for practical purposes as following the course of the Upper Yangtze. In these years the Chinese had too many other preoccupations to bother about reconquering Tibet. However, things gradually quieted down, and in 1927 the province of Sikang was brought into being, but it consisted of only twenty-seven subprefectures instead of the thirty-six visualized by the man who conceived the idea. China had lost, in the course of a decade, all the territory which the Butcher had overrun. Since then Sikang has been relatively peaceful, but this short synopsis of the province's history makes it easy to understand how precarious this state of affairs is bound to be. Chinese control was little more than nominal; I was often to have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its ineffectiveness. To govern a territory of this kind it is not enough to station, in isolated villages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by many days' journey, a few unimpressive officials and a handful of ragged soldiers. The Tibetans completely disregarded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on and obeyed only their own chiefs. One very simple fact illustrates the true status of Sikang's Chinese rulers: nobody in the province would accept Chinese currency, and the officials, unable to buy anything with their money, were forced to subsist by a process of barter. Once you are outside the North Gate [of Dardo or Kangting, you say good-by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amenities and you begin to lead a different kind of life altogether. Although on paper the wide territories to the north of the city form part of the Chinese provinces of Sikang and Tsinghai, the real frontier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runs through Kangting, or perhaps just outside it. The empirical line which Chinese cartographers, more concerned with prestige than with accuracy, draw on their maps bears no relation to accuracy.
  9. ^ 美國從1934年黃金儲備法（英語：Gold Reserve Act）後將金價定為每金衡盎司35美元，1944年的布列敦森林制度沿用此匯率，因此兩百萬美元約等於57,143盎斯黃金。5萬金衡盎斯約為1.55公噸。
  10. ^ 中共單方面稱為「三大領主」，據此「解放西藏」
  11. ^ 羅桑貝丹（1881年–1944年），藏語：ཡོངས་འཛིན་པཎཌི་ཏ་བློ་བཟང་དཔལ་ལྡན，威利轉寫：yongs 'dzin paNaDi ta blo bzang dpal ldan。羅桑貝丹的簡介可見Drakpa, Jamyang. An Analysis Of The Poem "Young Dondrup The Courier".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Seminar of the IATS, 2003. Volume 6: Contemporary Tibetan Literary Studies. Brill. 2007年1月1日 [2022年10月18日]. ISBN 978-90-47-41158-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年10月21日）. 
  12. ^ 協嘎林巴（1876年–1913年），藏語：ཤེལ་དཀར་གླིང་པ་མི་འགྱུར་ལྷུན་གྲུབ，威利轉寫：shel dkar gling pa mi 'gyur lhun grub。
  13. ^ 從左至右為：未知、未知（藏族）、人類學家布魯諾·貝格爾（德語：Bruno Beger）、考察隊隊長兼動物學家恩斯特·薛費爾（德語：Ernst Schäfer）、英國駐錫金政務官巴茲爾·古德、恩斯特·克勞思、未知（藏族）、卡爾·威尼特（Karl Wienert）、愛德蒙·吉爾（Edmund Geer）、未知、未知。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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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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