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印尼关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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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与印度尼西亚关系史是指台湾有信史以来至今与印尼双方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关系。两者曾于近现代两度由相同国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统治机关:荷兰帝国(1624-62)与大日本帝国(1942-45)。随着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后,实际上与其国家外交关系重叠。
遗传学研究
[编辑]血液学者林妈利的研究指台湾原住民的祖先是在1.5万年前冰河时期结束之前,从东南亚岛屿(菲律宾、印尼)等地迁徙至台湾,90%以上的台湾闽南人与台湾客家人族群有古代百越族血统,越族(分布于中国东南沿海及今越南北部)不是纯北方汉人的后代,反倒与东南亚较相近。所以台湾人在遗传上有着东亚大陆、中南半岛、原住民以及东南亚岛屿等地区来源。[1][2][3]
另一方面,台湾与印尼东部都是波里尼西亚人可能的起源地,一份跨国遗传学研究在大洋洲发现早于6,000年前的mtDNA证据,显示波里尼西亚从台湾或印尼向外散布的时间,应早于过去所推测的3,000到4,000年前。[4]2010年所发表的一项针对菲律宾的研究,则一方面支持从台湾向外散播的理论,一方面也发现菲律宾的mtDNA证据有一小部分是源于印尼与新几内亚。[5]
台湾荷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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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与印尼的历史关系自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台建立殖民地起,当时荷兰在台殖民地的最高行政机构热兰遮城就是直隶于位于东印度群岛巴达维亚(现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总部。巴达维亚城的总督得定期将该公司的营运情形,向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母公司汇报,同时也将逐日记载的“日志”送回母公司,而有《巴达维亚城日志》。1629年以前,福尔摩沙分公司只将营运情形定期向巴达维亚城报告,因此在台的情形,也会摘要出现在《巴达维亚城日志》中,1629年起,热兰遮城也开始有日志。荷兰国立总档案馆编成的《热兰遮城日志》是总集了日志、台湾分公司提送的报告、《巴达维亚城日志》有关台湾公司之摘要、议会决议录、长官寄去巴达维亚城的书信等汇编而成。[6][7]荷兰治台时期的第一任总督马丁努斯·宋克、第四任总督汉斯·普特曼斯与最后一任总督揆一等均随荷兰东印度公司商船至爪哇岛工作,而后出任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总督。[8]普罗民遮城等建筑之砖材亦来自印尼爪哇岛。[9]
一批典藏于雅加达“印尼国家档案馆”的台湾史料在2002年被荷兰的档案员发现,这三卷以古荷兰文书写的档案(共673页)包括书信、决议录两类,有教会机构“大员小会”的决议录,有与荷兰、印尼巴达维亚、驻虎尾垄及鸡笼地区牧师的往来书信,有台湾西部平原三大语区─新港语区、虎尾垄语区、放索语区的教会档案,有各部落母语教学、外语教学的调查报告,有选派原住民到荷兰读书的提议等鲜活的历史和失落记忆。这批典藏史料随着荷兰结束台湾统治被带回了当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设在印尼的总部存放,部分甚至因空间不足被销毁,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因而举办“历史机遇─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档案重现台湾”特展。[10][11]
台湾与印尼间的贸易因属同宗主国是非常盛行,当时双方主要贸易物资以砂糖、鹿皮、鹿肉、鹿茸、藤、白米、香料、胡椒、琥珀、麻布、棉花、鸦片、锡、铅、蚕丝、丝绸、陶瓷、黄金、银两、人参等。[7][12]
荷兰人来台之初就从爪哇大量引进与民生相关的食用或观赏植物(含原产印尼与自欧美等地先引入印尼者),如番荔枝(释迦)、莲雾、芒果、番石榴、豌豆、甘蓝、怀香、樱桃番茄(小果番茄)、含羞草、仙人掌、鸡蛋花、绿珊瑚等。[13]此外,虱目鱼(日本人中野民考证Sabahe为荷兰语发音)养殖技术,也被认为最早系由荷兰人自印尼引入台湾。[14]
台湾日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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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台湾总督府与日台民间共同出资设立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曾于爪哇设有据点。此外,在总督府主导下,板桥林本源家族与印尼爪哇的台侨郭春秧等于1919年合资成立台湾第一家民营银行“株式会社华南银行”,在新加坡、三宝垄、广东、仰光、西贡、海防、东京等东南亚各主要城市设有分行。[15][16]
1913年时,日本人岩元清从爪哇移植了一批香茅草到台湾,在苗栗松本农场大量种植成功,开启台湾香茅草栽植事业。台湾的香茅油产量逐年增加,并于荷兰人撤出印尼后取印尼而代之成为出产香茅油的王国,曾独占世界市场。[17][18]
据1935年台湾总督府的资料,当时台湾籍民在南洋者以荷领印度支那最多,占628人。[19]
贸易
[编辑]台湾对荷属东印度(兰领印度)的贸易输入品价额在1900年时有25,394圆,在1920年达到10,356,531圆;1935年时则有1,769,000圆。输出方面,1920年有2,891,086圆,1935年时有1,233,509圆。[20]
苗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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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台湾日治时期,来自荷属东印度爪哇的印尼华侨罗福星因策划苗栗事件反抗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北厅淡水支厅被捕,于1914年3月3日于台北刑务所以绞刑处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
[编辑]1940年5月10日,荷兰本土遭德军攻击后,日方进一步要求荷方开放荷属印尼对日本企业的限制。5月16日,荷兰本土沦陷后。日本驻巴达维亚领事在向荷印经济局长Van Mook表示哀吊外,更进一步向荷印当局提出“勒索”资源的要求,即石油、橡胶、锡、废铁等十三项输出日本的最低数量。[21]
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亦有台籍日本兵随军进入荷属印尼。如作家陈千武即曾以台湾特别志愿兵身份派往爪哇岛,于昭和十八年(1943年)10月29日登陆爪哇岛雅加达、10月30日到温鲁斯岛、12月15日参与帝汶、老天海上战斗、12月17日登陆帝汶岛老天、编入台湾步兵第二联队第三机关枪中队参加濠北地区防卫作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受英军指挥参加印度尼西亚独立军作战,后服务于台湾同乡会万隆支部、台湾同乡会雅加达总部,1946年7月返台。[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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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时期,大日本帝国为迅速取得南洋地区的统治权,因而加速对东南亚的攻击,为此日本在台湾开始征招军人、军伕以及高砂义勇队。这些被征召来的台湾兵被分发到东南亚各地,其中也包括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23]、加里曼丹岛[24]、新几内亚[25]、帝汶岛[26]等处。1974年,印尼马鲁古群岛摩罗泰岛居民通报当地警方于丛林中发现“野人”,经过搜查后发现,居民口中的“野人”是台湾原住民阿美族的台籍日本兵史尼育唔(日本名:中村輝夫,汉名:李光辉)。
台湾人与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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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京外语大学荷兰语科毕业后任职于日本外务省的台湾人陈智雄因精通六种语言而被派至印尼,战后对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独立运动颇为同情,乃藉荷兰籍夫人为掩护,暗中提供日军遗留下来的大批武器,援助印尼的独立革命军,因而被荷兰军政府逮捕并囚禁达一年之久。印尼独立后,首任总统苏卡诺有感于陈智雄的冒死义援,遂待他如国宾,并授以荣誉国民的最高荣誉。决定献身于台湾独立运动的陈智雄接受设于日本之“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大统领廖文毅的委任,担任其驻东南亚巡回大使一年。透过陈智雄的良好关系及人脉,廖文毅曾于1955年应邀参加了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使他的国际声望达到了最高点。陈智雄后于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1963年遭中国国民党政府杀害,他居住于印尼的女儿陈雅芳(Vonny Chen)多次来台祭悼。[27][28][29][30]
出生台南的台籍日本兵李柏青(日本名宫原永治、印尼名乌玛尔·哈托诺(Umar Hartono)[31])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并没有向同盟国军投降,认同日本政府所提“亚洲殖民地解放”理想的他和九百多名日军选择加入印尼游击队,向荷兰的殖民政府宣战,同袍中有半数为印尼的独立战争牺牲。为感谢日籍游击队员的贡献,印尼政府于2005年8月17日邀哈托诺以建国英雄的身份获邀出席印尼建国六十周年庆典。[32][33][34]2009年,做为当地残留日本兵所组成的福祉之友会(福祉友の会)顾问,哈托诺再因为促进日本与印尼关系,以及增进印尼日尔裔福祉,获日本政府颁发旭日单光章。[35]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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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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