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單民主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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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單民主牆主要指的是北京西長安街西單北大街交會處,西單體育場的約2米高、100米長(也有一說是200米左右)的寬闊圍牆,1978和1979年時上面張貼著許多不同政見的大字報。西單民主牆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開端,其發揮宣傳政治自由民主的短暫自由時期被稱為「北京之春」。

歷史[編輯]

民主牆的形成[編輯]

民主牆的形式源於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即民眾在公眾場所張貼文章表述某種政治主張或心聲。1977年,周恩來逝世一周年時,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紀念堂工地圍牆上出現一些悼念周恩來的大字報和一些民間上訪狀的大字報。後來該圍牆因工程竣工被拆除,人們就把大字報轉移到北京市西單東北角的牆上。

1978年9月11日,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國青年》雜誌復刊,但復刊後的第一期便被當時主管宣傳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下令查禁。查禁的理由是:

  1. 刊物中登載了一些1976年四五天安門運動詩抄,當時四五天安門事件尚未平反,有為「反革命事件」叫屈的嫌疑;
  2. 雜誌裡沒有登載毛澤東的詩詞;
  3. 雜誌裡沒有登載華國鋒的題詞;
  4. 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要破除「現代迷信」、即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這在當時是極具震撼力的觀點,也是刊物被禁的最主要原因。

1978年的10月11日,貴陽詩人黃翔及李家華、方家華、莫建剛,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報社門口貼出大字報《火神交響詩》,同時散發油印民刊《啟蒙》。11月15日左右,有人把已被查禁的《中國青年》公開貼到了西單牆上,一下引起了萬千民眾聚集到此觀看。隨後開始有人在牆下面貼出自己的感想,表達對宣傳部門查禁《中國青年》的抗議。11月16日,北京呂朴(音樂家呂驥之子)以真名和聯繫地址在西單牆上貼出《致宗福先和於無聲處劇組公開信》大字報,這張大字報被譽為點燃西單民主牆的火炬。同日,一份署名「機修工0538號」的大字報,批判毛澤東犯下的歷史錯誤。接下來,就進一步出現了要求肅清專制餘毒、要民主、要言論自由的大字報。

11月20日,新華社播發中共北京市委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消息後,大字報不斷地貼出,牆前駐足觀看的讀者越來越多,多時達四五千人。有人宣讀、筆記、照相和錄音,中外記者夾雜其中採訪、攝影,外國人與中國人隨便交談。有人撕毀大字報,有人維護張貼權利。11月25日晚,民主牆前出現了自發組織的「民主討論會」。西單民主牆第一份民辦刊物《四五報》(即《四五論壇》前身)於1978年11月26日晚發布。[1]

11月27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專欄作家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時,對民主牆涉及到重大問題公開表態。鄧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並強調自己不是赫魯雪夫,不會貶低毛澤東。鄧還否定了外界傳聞的他與華國鋒的矛盾,表示不贊同大字報對毛的評價,也表示自己不會當總理。但對大字報、對群眾的民主訴求,鄧表示理解和容忍:「這是正常的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鄧又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否定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2]談話當晚7時,在民主牆前,六七千人集會,聽取諾瓦克的朋友傳達的鄧小平與諾瓦克的談話[1];隨後,集會群眾從西單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開會慶祝鄧小平支持民主牆。28日《人民日報》文章刊發後,天安門廣場下再次集會,人數逾萬[3]。鄧小平的講話,新華社做了摘要報導,第二天全國各大報刊刊登。

結社、民間刊物、遊行[編輯]

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鄧小平利用接見日本、美國和法國外賓的機會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報表達自己不滿的權利。之後一些民間團體將自己製作的刊物貼在西單牆上或散發給來往群眾。一些外國媒體也趕來採訪,這使「西單民主牆」有了國際影響。與此同時北京大學三角地也出現了北大民主牆。很快民主牆形成一個運動。

從1978年冬到1981年春,僅北京就有50餘種非官方刊物出版,如《探索》(魏京生劉京生路林、楊光)、《四五論壇》(徐文立劉青趙南)、《中國人權同盟》(任畹町)、《今天》(北島芒克劉念春徐曉陳邁平鄂復明周眉英)、《北京之春》(陳子明周為民王軍濤)、《沃土》(胡平、姜洪)等。天津有《渤海之濱》(呂洪來),武漢有《鐘聲》(秦永敏),青島則有《理論旗》(牟傳珩)等。廣州剛剛出獄的王希哲擔任《四五論壇》的廣州通訊員。

12月6日,北京電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小字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與其它[4],認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澤東的個人獨裁和將政治民主化。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在黨內的中心地位獲得確定。

1979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三周年紀念日,北京維權上訪女工傅月華率領數千名上訪群眾,到天安門示威遊行,他們手持白色床單做成的橫幅,高叫「反饑餓、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權」的口號。1月9日晨傅月華被逮捕。《探索》、《四五論壇》、《中國人權》開展呼籲釋放傅月華的抗議活動。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鄧小平訪美。

取締[編輯]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人權不是無產階級的口號》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指名道姓批評鄧小平「走的是獨裁路線」。3月29日魏京生被捕。1979年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布通告稱,凡是反四項基本原則、泄露機密、違反憲法和法律的標語、海報、大字報、小字報及書刊、畫冊、唱片、圖片等,「一律禁止」。同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黨組的請示報告,確認全國八十七個自發組織中,有七個組織(北京的「探索」、「中國人權同盟」、「興中會」,上海的「社會主義民主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振興社」和貴州的「解凍社」)「都是有極少數壞人控制、把持的」。「他們從綱領、口號到具體活動,都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共產黨領導,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中共中央的處理意見是,打擊首惡分子,分化和瓦解這幾個組織。[5]。同日,北京市公安局發布六條通告,禁止「妨礙交通的集會、遊行」;「衝擊黨、政、軍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造謠惑眾,煽動鬧事」;「攔截車輛,無票乘車」;「任意張貼和塗寫標語、海報、大小字報」等活動。《通告》發出後,北京市公安局立即開始抓捕,魏京生和陳呂當天被捕(魏京生被捕的直接理由是出賣中國軍事情報,「把我軍斃傷越軍一萬多人的戰報及自編我軍指揮員名單、戰略意圖等資料,以20元人民幣賣給外國人」)[5]

4月4日,《中國人權同盟》負責人任畹町在西單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時,當場被便衣警察逮捕。4月至5月,先後被捕的還有《探索》的路林(4月22日,不久釋放)、楊光(5月22日)等。同時,數百人開始洗刷全城的大字報。除指定保留的西單大字報區外,天安門廣場東側、東長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門大街、北京站台基廠一帶的街頭標語大小字報均被「洗刷乾淨」[6]

全國和各省也開始採取相應措施,鎮壓大字報和民辦刊物。上海「民主協會」、「民主討論會」、「人權委員會」共有十多個成員被捕。貴陽「解凍社」成員全部被捕,後來又全部釋放。不過在八十七個組織中除了認定七個外,多數自發組織包括一些有重要影響的組織如「北京之春」並未列入其中。對認定的七個組織的處理也留有餘地,特別指示「不要把它們定為反動組織」[5]。一些被拘捕的活動分子,經「教育」後又被釋放[7]

1979年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電記者出賣中越戰爭情報為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11月,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作出決議:取締「西單牆」。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發出通告,規定除在自己所在單位張貼大字報外,所有大字報一律集中到月壇公園,且要填報真名和其他資料,禁止在西單牆和其他地方張貼大字報。[8]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作出決議: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被逮捕的各地民主牆骨幹[編輯]

「九號文件」下達後,全國各地計有上千人被拘審、逮捕。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徐文立楊靖何求王一飛王希哲鍾粵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孫維邦楊在行王屹峰劉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鄭玉林王榮清徐東平馬興華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張京生劉力平彭金貴路建國歷萬明劉國璋王靜湖呂洪來劉士賢黃石尚運成李家華秦曉春邢大昆陳爾晉薛明德劉國凱鄧煥武毛慶祥曾省齋葉宗武楊曉雷黃應時陳增祥江小茵尚運成魯弟戴學偉等等。

胡耀邦態度[編輯]

胡耀邦在6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表示:「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儘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志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對於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說:「我奉勸同志們不要抓人來斗,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民主牆的主要活躍人物和組織[編輯]

  • 魏京生徐文立王軍濤胡平劉青任畹町等。其中大部份人被判刑或流亡海外,有的還在後來的八九運動、組黨運動中再次被判重刑。留在國內的徐文立、秦永敏牟傳珩等人皆身陷牢獄。
  • 1979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轉發了公安部黨組的請示報告,確認全國八十七個自發組織中,有七個組織「都是有極少數壞人控制、把持的」。這七個組織是北京的「探索」(魏京生)、「中國人權同盟」(任畹町)、「興中會」,上海的「社會主義民主促進會」、「上海民主討論會」(喬忠令)、「振興社」(傅申奇)和貴州的「解凍社」(李家華)。有重要影響的組織如「北京之春」(胡平)並未列入其中。

評價[編輯]

在內容上,民主牆雖然不排除有政府背景人士發表觀點,但牆上出現的(尤其是運動中後期出現的文章)更像是民眾(其中最有分量的似乎還是一些知識分子)真正獨立思考的聲音,而非文革時期那種被官方煽動導向的無意義口號。

民運人士徐水良發表文章稱中共特工人員在此之後主動組建民運及其他反對派團體或據點來主導民運,並在海外實行這種做法。[9]

參考文獻[編輯]

  1. ^ 1.0 1.1 中國民辦刊物選編·卷一. : 358-359 (中文). 
  2. ^ 參見. 人民日報. 1978-11-28 (中文(簡體)‎). 
  3. ^ 蕭冬連.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卷十(1979-1981)「歷史的轉軌」.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43–48 (中文(繁體)‎). 
  4. ^ 魏京生在小字報上留下姓名和電話號碼,劉京生通過這個電話與魏京生認識。(劉京生:《初識民主牆—— 一段抹不去的記憶》)
  5. ^ 5.0 5.1 5.2 中共中央轉發公安部的請示報告, 1979-03-29 (中文(簡體)‎) 
  6. ^ 參見. 北京日報. 1979-04-01 (中文(簡體)‎). 
  7. ^ 蕭冬連.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卷十(1979-1981)「歷史的轉軌」.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68–69 (中文(繁體)‎). 
  8. ^ 1979年12月6日:西單「民主牆」禁貼大字報. 人民網. 2009-10-23 [2011-04-30] (中文(簡體)‎). 
  9. ^ 內幕驚人 中共國安特務海內外絕密行動大曝光. 新世紀電視台. 2013-12-29 [2015-03-08].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