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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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意即“可汗之城”),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正月三十日(1267年2月25日)至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初二(1368年9月14日),为元朝京師。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北至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南至长安街一线,东西至北京二环路一线。

历史[编辑]

元大都平面布局

营建[编辑]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到1215年5月31日,成吉思汗率大军攻克金中都(今北京市)。1217年,太师、国王木华黎改中都为燕京

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来,因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各汗国纷纷自立,蒙古帝国实际上已分裂,演变成为忽必烈的元朝(大元帝国)以及位于其西部的四大汗国,忽必烈仅获得其中的伊儿汗国的承认,直到1303年元成宗在位时,西北四大汗国才名义上重新承认元朝皇帝的宗主地位。

其中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包括今天的蒙古国外蒙古)本土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等地。忽必烈登基之后,以元上都(今內蒙古多倫縣)为帝都。但是上都位置偏北,对控制中原不利,因此忽必烈在1264年解决了与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后,决定迁都燕京地区。

燕京地区当时尚有金中都故城,然而此城历经金朝末年的战争,自1215年5月31日被蒙古军队攻陷之后,其城内宫殿多被拆毁或失火焚毁,而且其城市供水来源——莲花河水系已经出现水量不足的情况,无法满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

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下诏升开平府为上都(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多伦县西北闪电河畔)。1264年9月5日,忽必烈发布《建国都诏》[1],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定为陪都,两都制正式形成。

1267年2月25日,元世祖忽必烈由上都迁都到位于中原中都[2],定中都为首都,將上都作为陪都。

1267年忽必烈迁都中都后,乃居住于城外的金代离宫——大宁宫内。[3]并于1267年在中都的东北部,以大宁宫所在的琼华岛(金朝琼林苑),为中心开始了新宫殿和都城的规划兴建工作。中书省官员刘秉忠为营建都城的总负责人,[4]阿拉伯也黑迭儿负责设计新宫殿。[5] 郭守敬担任都水监,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并以京郊西北各泉作为通惠河上游水源。

1272年3月28日,忽必烈将中都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并建中书省署在此。元大都包括南城(金中都旧城)和北城(元大都新城),两者的城墙“仅隔一水”。

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1274年2月9日),宫阙告成,元世祖忽必烈首次在大都皇宫正殿大明殿举行朝会,接受皇太子、诸王、百官以及高丽国王王禃所派使节的朝贺。

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时,大都的大内宫殿、宫城城墙、太液池西岸的太子府(隆福宫)、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都城城墙、金水河、钟鼓楼、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重要建筑陆续竣工。至元二十二年,发布了令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迁入新都的诏书:“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地过八亩或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6]

从至元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1294年),有四十至五十万居民自旧城(金中都故城)迁入大都。此时期还陆续完成了宫内各处便殿、社稷坛通惠河河道、漕粮仓库等建筑工程。元大都的营建工作至此基本完毕。此后元代各帝陆续又有添建,如孔庙国子监、郊祭坛庙和佛寺等,但对元大都总体布局没有变动。[7]

废弃和改建[编辑]

元大都北城垣水关遗址

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历1368年)夏,朱元璋遣将领徐达常遇春率军北征,七月抵达通州,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日(1368年9月10日),元惠宗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携后妃、太子、公主自健德门出城北逃,前往上都避难。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1368年9月14日),明军攻陷大都齐化门,由此入城。明朝洪武元年八月十四日(1368年9月26日),明太祖将大都改名为北平。

由于元大都故城北居民稀少、地势空旷,在防守时城上军人无可依托,因此徐达在攻城后不久,即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城中偏北部增建一道土垣,将城垣变为“日”字形布局,使北段城墙靠近居民密集区,战时守城士兵可以从容筹画衣食。由于新筑城墙西端正值河床,因此自今德胜门以西处向西南倾斜,造成明清北京城池西北缺角的格局。洪武四年(1371年)将此段新城墙以北的元大都城垣废弃,原来北城墙上的安贞门和健德门,以及东、西城墙上最北边的光熙门和肃清门也一并废弃。这四门的城楼,以及被划在城外的官署、住宅尽被拆除。[8]

但是,元大都北城垣虽被废弃,但并未被拆除,而是仍然起到拱卫城池的作用。直至嘉靖朝俺答之变时,在土城(尤其是改名“德胜门外土关”的健德门附近)仍有明军驻守。

北平此后为燕王朱棣驻地,其城市格局在明初的五十余年中没有变化。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北京城南墙南移二里,原元大都南城垣亦未完全拆除,而是任其自行湮灭。至明朝末年,元大都南城垣已经被剥蚀为数座土丘,并被称以“下岗”、“上岗”之名。至清朝,大都南城垣遗迹已完全消失。

人口[编辑]

史料记载[编辑]

元朝时期关于元大都人口的史料记载如下:“京畿居民繁盛”[9],“京师乃天下之都会,人物繁辏”[10],“户口之夥”,“当倍秦汉而参隋唐也”[11]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元大都“户口繁盛”,“城内外人户繁多”,“居民之众”,“百物之输入”,“世界诸城无能与比”。[12]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中都路(1272年改称大都路,辖区包括中都城以及附近的二十五个州县)一共有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户,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人(《元史·地理志》),平均每户人口只有2.72人,明显不符合古代的实际情况,按照史学界目前通用的每户平均五口计算(通常这个数字要比实际每户人口低一些)[13],实际人口大约七十五万人。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大都城中有十万户(《大元仓库记》记载[14]),实际人口大约五十万人。

生活在元朝前期的诗人王恽(1227年-1304年),也在他的诗中提到,“都城十万家”[15]。虽然诗人的“十万家”只是一个大约数值,比如说城中如果有十一万户,在诗中一样会被称作“十万家”,但是结合《大元仓库记》提到的1293年大都城中有十万户,综合一下可以推断出,在1304年之前大都城中实际人口有十万户,大约五十万人是可以采信的。

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年),大都城中有大约一百万人[16]

这个数字出自《庚申外史》记载,1340年,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脱脱上朝时对元惠宗提到“京师人烟百万”[16],益都忽和脱脱二人作为丞相,自然能掌握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资料,他们对于大都城中实际有多少人应该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这个数字是可以采信的。

大都作为元朝首都一百多年(1267年-1368年),会有大量外来人口移居,再加上城中本身人口的增长,从1293年到1340年,大约50年的时间,大都人口从50万增长到100万,从实际情况而言,也是完全可能的。

现代学者周继中的观点[编辑]

现代学者周继中在论文《元大都人口考》[17]中认为,元朝中后期元大都城中的人口超过一百一十万。

周继中的依据如下:

一,根据《元史·地理志》和《马可波罗行纪》,元大都包括南城(旧城)和北城(新城),两者的城墙“仅隔一水”;

二,根据《元史》《元典章》等一系列史料记载,推断出元朝中后期大都城中不同类型的人口数量如下:(一)工匠六万七千六百一十五户,按照每户五口计算,工匠和家属一共三十三万八千余人,(二)宿卫诸军十万余人,(三)佛教寺院七万余人,基督教徒(天主教)一万余人,(四)乐工、回回人、巨商、富户及其家属等二万三千余人,此外,还有“贡献异物之外国人”四万人,(五)吃“赈粜粮”和“红帖粮”的下层市民二十七万余人,在城中活动的农业人口十四万人,(六)城中的官员及其家属,皇宫中的皇室成员以及宫女、太监、仆役等共计十一万余人。

所有人口合计超过一百一十万人,周继中认为元大都的实际人口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为以下人口缺少资料无法统计:居住大都的巨商、富户、中产市民、累朝官吏占有大量的奴婢、仆人;“诸王、驸马及有分地的功臣户”,在京的“蒙古饥民”和贫民,还有大都周围“城市二百”,“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当时“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12],还有信奉道教的人,等等。这些人均因为缺少具体史料记载而无法统计,未列入一百一十万的大都城人口数内。

三,根据食盐供应来推断大都人口,元惠宗至元四年到至正三年(1338年-1344年),每年运至大都京廒的“官盐二万引”[9],付各局发卖的每年一万五千引,每引四百斤,一共六百万斤,按照每人每年食盐六斤的标准推算,六百万斤可供大都每年一百万人的食用盐。

此外,在大都管办盐局出售期间,允许盐商经批准也可售盐,此外因为官员巡查不是很严,有不少盐商在大都私自售盐,1340年三月到1342年七月,就查获私贩盐到大都的案例“将及百起”,再加上食盐“在船则有侵盗渗溺之患,入局则有和杂灰土之奸”[9],可见大都“民食之盐”可供一百万人,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宫廷、内府必用的常白盐,由河间盐运司专门生产,每年运至大都的“常白盐为一千五百引”,折合六十万斤,可供宫廷内府十万人食盐。

以上民食之盐供一百万人,宫廷内府常白盐供十万人,共供大都一百一十万人食盐,这个和根据一系列史料推断的大都人口完全相符。

现代学者韩光辉的观点[编辑]

现代学者韩光辉在他的著作《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8]中,对元朝不同时期的元大都人口进行了推断。

韩光辉认为,元朝时期的人口划分包括以下四类:州县赋役户口、军战户口、匠役户口、僧道人口等。《元史·地理志》记载的1270年户口数只是当时社会总户口的一部分,即州县赋役户口。

韩光辉认为,元大都从1272年起,包括南城(金中都旧城)和北城(元大都新城),两者的城墙“仅隔一水”。

韩光辉根据如下的史料:苏天爵《元文类》卷41《弓手》,《元史·地理志》,《元史·本纪》,《元史·兵志》,《永乐大典》等资料的分析,史料中记载,元大都城中设有一定数量的弓手,每一名弓手负责维护一百户居民的治安,元大都每设一名弓手的百户居民包括了军户、站户、匠户在内的各类人户。

韩光辉认为,根据不同时期元大都城中弓手的数量,元大都在不同时间段的人口户数随之可以推断出来,计算大都城的实际人口按照目前史学界平均每户人口5人的标准进行计算,而且通常这个数字要比实际每户人口低一些[13]

以下是根据史料推断出的元大都在不同时期的户数和实际人口数:

中统五年(1264年),中都城弓手400名,城中有居民4万户,按平均每户5口人计算,共有20万人。

至元八年(1271年),大都城弓手1195名,城中有11.95万户,按平均每户5口人计算,共有59.75万人。

至元十八年(1281年),大都城弓手2195名,其中南城1400名,北城795名,城中有21.95万户,其中南城14万户,北城7.95万户,按平均每户5口人计算,南城和北城共有109.75万人,其中南城70万人,北城39.75万人。

至正九年(1349年),大都城弓手2085名,南城和北城均1000名,关厢85名,城中有20.85万户,其中南城10万户,北城10万户,关厢8500户,按平均每户5口人计算,南城和北城共有104.25万人,其中南城和北城均为50万人,关厢4.25万人。

城市布局[编辑]

元大都平面呈东西短、南北长的矩形,城墙全长60里又240步,辟十一门,南、东、西三面各三门,北面二门,被附会为哪吒“三头六臂两足”。[19]

营建大都时,先在全城的几何中心位置建“中心之阁”,然后以此为基准向四面拓勘城址。

中心之阁以南为皇城。皇城四周建红墙,又称“萧墙”,其正门称棂星门,左右有千步廊。萧墙的东墙外为漕运河道。皇城并非以大内宫城轴线为基准、东西对称,而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四周布置三座宫殿——大内、隆福宫和兴圣宫,这种布局反映了蒙古人“逐水而居”的特点。大内正门为崇天门,北面为厚载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崇天门前有金水河,河上有周桥(相传今北京故宫内之断虹桥)。大内正殿为大明殿,是元帝理政和居住的场所,面阔十一间,后有廊庑连接后殿。大明殿之后为延春阁,为皇后居所。此外还有玉德殿、内藏库、鹰房、羊圈等建筑。[20]

皇城外,南面和东南为官署区,北面积水潭一带为闹市,东面为太庙,西面为太社稷,加之城垣每面各开三门(北垣例外),均符合《周礼·考工记》中“九经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相关记载。[20]

在中心之阁西面,为鼓楼钟楼,是全城的报时机构。钟鼓楼之西为积水潭,是元代漕运终点,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区,有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市廛,还有望湖亭、万春园等园亭。[20]

在元大都中,设有专为宫廷供水的河道——金水河,该河从玉泉山引流,与其他河道交会之处都架渠跨越,金水河内禁止百姓洗濯、饮马,以保证宫廷用水的洁净。[21]

元大都的道路为土路,在建城时在城市主干道两侧设置了排水明沟,用条石砌筑。明朝之后,许多明沟被加盖覆盖,变为暗沟。

城防体系[编辑]

元大都城防体系包括城墙城门护城河。城墙是夯土筑成,周长60里240步(28.6公里),高约10至12,基宽20至24米,顶宽10至15米。筑城时采用宋代旧法,即在墙内先设永定木,然后再加横向的紝木,然后加土夯筑。[22] 由于大都夏季多雨,土城墙容易被雨水冲刷浸泡、导致倒塌,因此在建城之初曾议以砖石包覆,但因财力不足而作罢。后元廷专门抽调军队,负责收割芦苇、编织苇席,每年入夏以苇席覆盖城墙墙体,称为“苇城”,民间俗称“蓑衣披城”。但是元文宗时天下动乱,惧怕起义百姓放火焚烧苇席,因此终止“苇城”之举,改为每有墙体鬆垮塌方时临时征调民夫修补。[23]

元大都城城墙走向取直线,东西向城墙7400米,南北城墙长6650米。南城墙西段顺承门与丽正门之间有一处城墙呈向外凸出的弧形。据《析津志》记载,修筑南城墙时,该段城墙走向正值庆寿寺西的海云、可庵二大师塔,“时相奏,世祖(忽必烈)有旨,命圈裹入城内”。

元大都共有十一门。各城门的命名都与《周易》卦象相关。南垣正中为丽正门,取《周易》“日月丽乎天”之意;东为文明门,取《周易》“文明以健”、“其德刚健而文明”之意;西为顺承门,取《周易》“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之意(坤为西南方位)。东垣正中为崇仁门,取东方属春、属仁之义;南为齐化门,合《说卦传》“齐乎巽,巽东南也”之义;北为光熙门,取《周易》“艮(东北),止也……其道光明”之意。西垣正中为和义门,取西方属秋、属义之理;南为平则门,北为肃清门。北垣东为安贞门,取《周易》“乾上坎下……安贞吉”之意;西为健德门,取《周易》“乾者健也,刚阳之德吉”之意。

元大都城门门道沿用宋金时代的旧作法,为大木过梁式方门。由于元初以武力平定天下,无外来威胁,因此未构筑瓮城(当时南宋许多城市已经在城门处设有瓮城、并用砖包砌城台,例如靖江城)。元中后期,农民起义蜂起,方于不宜施工的至正十九年冬季草草修筑十一门瓮城。城门外设木制吊桥,以跨越护城河。[22]

现存遗迹[编辑]

注释及参考文献[编辑]

  1. ^ 根据元英宗时期出版的官修政书《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为《元典章》,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元刊本之影印本)卷一《诏令卷之一》记载,忽必烈改燕京为中都的诏书的名字是《建国都诏》,其内容如下:“中书省奏:开平府阙廷所在,加号上都外,燕京修营宫室,分立省部,四方会同,乞亦正名。事准奏,可称中都路,其府号大兴。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2. ^ 根据《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记载:大都路,唐幽州范阳郡。辽改燕京。金迁都,为大兴府。元太祖十年,克燕,初为燕京路,总管大兴府。太宗七年,置版籍。世祖至元元年,中书省臣言:“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四年,始于中都之东北置今城而迁都焉。
  3. ^ 《元史·世祖纪》即隋代临朔宫宫城和北苑
  4. ^ 《元史·刘秉忠传》
  5. ^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马合马沙碑记也黑迭儿事迹》
  6. ^ 《元史·世祖纪》
  7. ^ 清朝钦定《日下旧闻考》引《析津志》
  8. ^ 1960年代拆除北京城墙时,曾在安定门后英房胡同附近城墙墙体下发现元代大型住宅基址,元大都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勘察,残存墙基、地基、散水仍保存完好,可见明初在此处修筑城墙时工期甚急,未将原房拆净。该考古队另在原元大都城北位置发现住房遗址若干,有些遗址上还有放火烧焦的木质梁柱,当为明初仓促拆除的痕迹。
  9. ^ 9.0 9.1 9.2 《元史》卷九十七《食货志五》
  10. ^ 《国朝文类》卷四十《大都赈粜粮》
  11. ^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
  12. ^ 12.0 12.1 节选自《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 忽必烈大汗和他的宫廷西南行程中各省区的见闻录
  13. ^ 13.0 13.1 目前史学界计算古代实际人口时一般按照平均每户人口5人计算,而且通常这个数字要比实际每户人口低一些,具体分析如下: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记载,至元七年(1270年),中都(1272年改名大都)城中以及附近的州县人口为:“户一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口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元史·地理志一》
    1270年大都(当时叫中都)城中以及附近的州县平均每户人口数只有2.72人,这个数据明显偏低,不符合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很可能只统计了城中的交税的成年人,而没有统计不交税的老人和儿童。
    因为这个数据既明显远低于元太宗时期(1235年)北方三十六路人口统计中的平均每户人口数5.44人①,也远低于元世祖时期的2次(1290年,1291年)全国人口统计中的平均每户人口数4.46人②。
    而且金朝的4次(1187年,1190年,1195年,1207年)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中,平均每户人口数都超过6.36人③,而明太祖时期的3次(1381年,1391年,1393年)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中,平均每户人口数都超过5.31人④。
    在《中国人口史》中,著名人口史学家吴松弟根据古代历朝历代的户口数据分析,结合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认为元朝1290年和1291年平均每户人口4.46人这个数据偏低,不符合实际情况,他在推断不同年份元朝实际人口的时候,都是按照平均每户人口5人计算⑤。
    然而,即便吴松弟在推断不同年份元朝实际人口的时候,都是按照平均每户人口5人计算。但是平均每户人口五人也远低于金朝时期,元太宗五年,以及明太祖时期的平均每户人口数。所以说目前史学界计算古代实际人口时一般按照平均每户人口5人计算,通常这个数字要比实际每户人口低一些的。
    如果按照平均每户人口5人计算,1270年,大都(当时叫中都)城中以及附近的州县实际人口有737,950人,也就是接近75万人。
    【参考文献】 ① 根据《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记载,元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年,乙未年),乙未籍户,籍得北方部分地区(燕京(今北京)、顺天(今河北保定)等三十六路)的人口为873,781户,4,754,975人。
    ② 根据《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 13,196,206户,58,834,711人。其中原南宋境内有户11,840,800户,原金境内有1,355,406户。此次人口统计数据不包括西南各省的“山泽溪洞之民”。 根据《元史》卷十六《世祖本纪十三》记载,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13,430,332户。其中江淮和四川11,430,878户,内郡1,999,444户,一共59,848,964人,此外,游食者429,118人,僧、尼213,148人,共计60,491,230人。
    ③ 根据《金史》卷四十六《食货志一》记载,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 6,939,000户,45,447,900人。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女真、契丹、汉户为7,223,400户,48,490,400人。 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 8,413,164户,53,532,151人。另一组数据为7,684,438户,45,816,079人。现代学者们普遍认为前一组数据更可靠一些。
    ④ 根据《明太祖实录》卷140记载,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10,654,362户,59,873,305人。 根据《明太祖实录》卷214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10,684,435户,56,774,561人。根据《明史》卷七七《食货志一》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10,652,870户,60,545,812人。
    ⑤ 《中国人口史》(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作者:吴松弟,2000年12月出版(《中国人口史》,著名人口史专家葛剑雄教授主编,分为六卷,均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吴松弟按照平均每户人口五人进行计算,书中对元朝1290年,1330年,1341年实际人口的推断, 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朝人口大约1500万户,7500万人,第387页。 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元朝人口大约1700万户,8500万人,第390页。 元惠宗至正元年(1341年)元朝人口大约1800万户,9000万人,第391页。
  14. ^ 根据《大元仓库记》记载,至元三十年(1293年),“大都民有十万”;计算古代实际人口时按照平均每户人口5人计算,则1293年大都城中实际人口大约有50万人
  15. ^ 王恽《秋涧集》卷二八《宫井 七绝》:“波及都城十万家”,卷八《日蚀传》:“都城十万家”。
  16. ^ 16.0 16.1 根据《庚申外史》(作者:权衡,元末明初人)记载,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年),“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脱脱奏曰:「京师人烟百万,薪刍负担不便,今西山有煤炭,若都城开池河,上受金口灌注,通舟楫往来,西山之煤可坐致城中矣。」”
  17. ^ 《元大都人口考》发表于1981年,被收录于《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中国蒙古史学会 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出版 ),第166页-174页。
  18. ^ 《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作者:韩光辉,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19. ^ 元末明初长谷真逸《农田余话》称:“燕城系刘太保(刘秉忠)定制,凡十一门,作哪吒三头六臂两足”,但正史中未载类似说法
  20. ^ 20.0 20.1 20.2 钦定《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四
  21. ^ 《元史·河渠志》
  22. ^ 22.0 22.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察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一期
  23. ^ 《元史·食货志》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