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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朝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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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朝鮮族
중국조선족
JinYan.jpg赵南起.jpgCuiJian2 2007 Hohaiyan.jpg
總人口
2,489,076人(2009年)[1]
分佈地區
黑龙江吉林辽宁
語言
中國朝鮮語普通话
宗教信仰
佛教基督教道教
相關種族
朝鲜民族

中國朝鲜族朝鮮語중국조선족)是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列中国第14大民族吉林黑龙江辽宁以及内蒙东四盟地区是现代朝鲜族聚居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大陆有朝鲜族人口1,929,696人,占少数民族人口的1.83%。中国朝鲜族主要分布於与朝鲜半岛接邻的东北地区延边朝鮮族自治州是最大的聚居区。由于地缘及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上的紧密关系,朝鲜族长期在中国东北地区或聚居或与其他民族杂居。早期到来的朝鲜族多已經汉化或旗化为汉满兩族。现代中国朝鲜族大多是19世纪后迁入中国的朝鲜族人的后裔。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是目前中国的两个朝鲜族自治地方[2]:113

历史[编辑]

中国和朝鲜半岛仅一江之隔,从古至今人员交往、移动、迁徙不断。不过,清初以前迁入中国的朝鲜半岛人都已汉化、满化、蒙化,归化为汉族满族蒙古族[3]:2[2]:75-77。目前中国境内的朝鲜族大多数是清末后由于自然灾害、外敌入侵、国内政治压迫等原因迁入中国的朝鲜人后裔[3]:48

早期历史[编辑]

据《辽史》记载,开泰年间,辽圣宗攻打高丽,曾在今内蒙古设立三韩县安置五千户高丽战俘,隶属于中京道[4]元代,不少高丽人在中国东北地区居住。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至元二十九年于沈洲设立高丽、女真、汉军万户府”。这些高丽人大多为归附或被掳掠来的军民。1233年,蒙古入侵高丽时降元的洪福源率所统高丽军民来辽阳沈州居住,次年拨给高丽军民万户,并赐管领高丽军民长官之职务。1261年,元朝在辽阳改设安抚高丽军民总官府。1263年,高丽王质子王綧携2000余户高丽军民移居沈州(今沈阳)。[2]:76

明代,通过各种方式来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数目有所增加。据《辽东志•卷1•地理》记载,明代辽东地区“华人十七,高丽土著、归附女直野人十三”,即30%的辽东人口为朝鲜人或女真人[2]:76[5]:32。1386年,明设置东宁卫安置朝鲜人,后又在广宁卫等安置朝鲜人。朝鲜人较为聚居的居住区域开始出现[2]:76。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叶,由于辽东地区发展平稳,以朝鲜人为主的东宁卫享受各种优惠待遇,朝鲜边民在这一时期西迁至辽东为最盛[5]:33。明永乐年间,由于建州女真的兴起,东宁卫的朝鲜人开始流散到各地。1537年,东宁卫的朝鲜人人口数量已经减少到原来的40%[5]:37

后金(清)兴起后,后金经常骚扰朝鲜边境或与朝鲜发生战争。每次武装冲突,后金都大量掳掠朝鲜人。这些被掳掠来的朝鲜人大多数被编入满洲八旗充军,或在女真贵族庄田充当庄丁或家奴。这些被掳掠来的朝鲜人的后裔绝大部分都已被满族或其它民族归化,只有河北省青龙县辽宁省盖县本溪县2000名左右清初被掳掠来的朝鲜人后裔仍保持着其民族意识和特征[a]。1982年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期间,这2000名左右朝鲜人后裔根据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颁布的《关于恢复或更正民族成分处理原则的通知》,申请恢复了朝鲜族族籍。[3]:298-300[2]:76-77[5]:58-59

19世纪后半叶至1910年[编辑]

1677年,入关后的满清政府以保护其祖先发祥地为由,对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地区进行封禁,禁止朝鲜人和汉人进入该地区。朝鲜政府也在清政府的压力下采取措施禁止其国民进入中国东北,该地区因此成为无人之地[3]:5[5]:88-91。但还是有朝鲜边民越江在封禁地区采参、涉猎或私垦[3]:5[5]:76-87。1740年,清政府将封禁扩大到整个中国东北地区[5]:62

19世纪后半叶,中国东北地区由于长达两百年的封禁,变得人烟稀少,与沙俄的边疆地区危机四伏。1860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113。同年,清政府迫于压力开始对东北部分地区开禁,1875、1881年又相继解除了对鸭绿江图们江流域的封禁[5]:106。1860-1870年间,朝鲜半岛北部接连发生空前的自然灾害。1862年,朝鲜发生三南农民起义,后扩展到咸兴地区。社会动荡期,大批朝鲜灾民纷纷越界迁入图们江和鸭绿江北岸。1879年,通化怀仁宽甸兴京等地朝鲜人已达8722户,37,000余人,设有28个朝鲜移民居住的面(相当于乡)[3]:5[5]:122。1881年,清政府在珲春设立招垦总局,并把图们江以北长700公里、宽45公里的龙峪地区划为朝鲜移民专垦区。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开始设置越垦局,加强对朝鲜垦民的管理。通过“薙发易服”、领照纳租,朝鲜垦民可以获得土地所有权。不过大多数朝鲜农民认为薙发易服是歧视性民族同化政策。1881年,朝鲜人在图们江流域已开垦8000余垧土地。1910年以前,迁入中国的朝鲜人达到约26万,其中近10万人在延边地区。[3]:6[2]:77-78[5]:162

东北水田开发[编辑]

近代,水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出现是朝鲜移民传播水稻种植的结果,为东北地区农业的发展开启了新的篇章。朝鲜农民最早于1848年在吉林省浑江流域试种水稻获得成功。1861年,丹东的三道浪头的朝鲜农民也种植了水稻。1875年,辽宁恒仁县的朝鲜农民在开垦的沼泽地内成功种植水稻。1877年,延边地区开始种植水稻[6]:14-15[2]:130-232[5]:358-360。随着水田的开发,朝鲜农民开凿出一条条的水渠,使东北地区的水利灌溉工程迅速发展起来。1906年6月,延吉县14名朝鲜农民开挖水渠1308米,引河水灌溉33垧水田,这是延边最早的灌溉工程[5]:360[6]:16

1914年3月3日,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颁布了旨在开垦东北土地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同年,奉天省成立水利局招募朝鲜移民在沈阳附近引浑河水开垦水田[5]:240-242[6]:17。1916年,吉林省长公署将延吉道归化朝鲜人郑安立条陈水田种植说明书呈报给国民政府农商部,得到农商部的认可。之后,吉林省开始推广水田种植,汉族农民为学习种稻技术开始雇佣擅长种水稻的朝鲜移民[5]:246。1917年,穆棱地区的朝鲜农民成功试种早稻“小田代”,解决了无霜期短等水稻栽培的技术问题,使水稻种植迅速扩展到牡丹江、穆棱河和蚂蚁河一带[6]:18

1921-1928年,东北地区的水田面积从4.8万公顷扩大到12.5万公顷,其中80%以上由朝鲜农民开垦或耕作。1933年,朝鲜农民在北纬50度15分黑龙江沿岸的爱辉、逊克一带种植水稻获得成功,打破世界在北纬50度以北种植水稻的先例。1934年,仅占东北人口3.3%的朝鲜族,生产了90.1%的东北大米。[2]:130-131

日占朝鲜时期(1910年-1945年)[编辑]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大批不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的朝鲜人纷纷逃亡到中国东北和其它地区。1909年初,朝鲜反日团体“新民会”的领导人李东宁、梁起铎、金九等人决定在中国东北成立独立运动基地,设立武官学校培养独立军干部,并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1919年,朝鲜三一运动被日本军警野蛮镇压后,迁往中国的朝鲜政治难民数量达到了高潮。1920年,中国东北的朝鲜人已经超过了457, 400余人[3]:7

为剥夺朝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朝鲜总督府在1910-1918年和1920-1934年,先后实施了所谓的“土地调查事业”和“产米增值计划”,导致数以万计的朝鲜农民失去土地或破产,成为农村过剩人口。由于朝鲜当时没有吸收这些过剩人口的现代化工业,日本人开始将过剩农村人口迁移到中国东北[3]:7。而当时成立不久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扩大税源,开始在东北地区实行丈放和促垦政策,这也为日本人将过剩朝鲜农民迁移到中国东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5]:240-242[6]:17。1914年3月3日,民国政府颁布了旨在开垦东北土地的《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同年,奉天省成立水利局招募朝鲜移民在沈阳附近引浑河水开垦水田。由于朝鲜人在东北地区种植水稻获得普遍成功,而日本国内米价连年抬高,日本人开始在东北逐年扩大水田的经营面积,并雇佣朝鲜农民耕作[5]:240-246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奉系军阀对日本人存在投日和排日的两面性。双方时而相互利用,时而又撕破脸皮[5]:305。为了与日本人争夺对朝鲜人的管理权,民国政府的早期政策是劝告朝鲜移民归化,有时甚至强迫。但这些政策时常被朝鲜人理解为同化政策。1930年9月,时任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在意识到此政策使朝鲜人对民国政府失去信赖,而改为奖励归化政策[5]:317-319。此外,民国政府为防止日本的渗透,逐年加大对朝鲜人私立学校的投资,使其纳入民国教育体制,以此割断日本对朝鲜人教育的影响。1921年11月,吉林省公署将对朝鲜人教育经费一次性提高近4倍,以用于修补1920年10月日本“庚申年大讨伐”所破坏的朝鲜人学校[5]:305-305。由于日本人经常打着保护东北朝鲜人的幌子扩大其势力范围,1920年代中期中国官民对朝鲜人的普遍看法由原来的抗日志士,转变为日本侵略东北的先锋队,《田中奏折》的披露和万宝山事件更加深了这种认识,中朝民族关系日趋恶化[5]:312。1925年6月11日,中日签订旨在帮助日本人清除东北地区反日朝鲜志士的《三矢协定》后,奉系军阀开始借助此协定,驱逐和迫害朝鲜人。对非归化的朝鲜农民的耕地采取限制、收回政策,但已归化的朝鲜人则可享有土地所有权[5]:316-321

在此背景下,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普遍形成归化入籍争取民族自治的认识。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等朝鲜反日团体开展了反驱逐争取自治的运动。通过与国民地方政府的交涉,国民地方政府在归化条件上作出了让步或默许[5]:338-339。1928年7月东北易帜后,东北各地朝鲜人反日团体借此良机积极鼓励朝鲜人入籍,并争取民族自治[5]:341。1928年9月10日,东北朝鲜人成立了民族自治团体“韩侨同乡会”。1929年4月,韩侨同乡会干事长崔东旿就争取民族自治,以及包括入籍费过重,《中华民国国籍法》对归化公民权力的限制等入籍问题前往南京与民国中央政府进行交涉。国民政府对韩侨同乡会的呈文很重视。韩侨同乡会通过此次交涉在帮助朝鲜人入籍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有关民族自治之事则没有成功[5]:342-347

1930年5月11日,中共延边特别支部组织领导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红五月斗争”。中共延边特别支部以朝鲜人王耿为书记,其所属党员大部分是朝鲜人。这次斗争一直持续到“八•一吉敦暴动”。由于“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的参与者大多是朝鲜人,并将矛盾直接对准国民党,东北军阀借检举、逮捕朝鲜共产党之名,对朝鲜移民进行“搜查”,杀害、掠夺、虐待、强制课税、驱逐等野蛮行为无数[5]:329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次年扶植成立满洲国[3]:10。1936年9月14日,日本人成立了“满鲜拓殖会社”,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朝鲜农民迁往中国东北地区[5]:517-518。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数目为216万余人,其中大约70万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返回了朝鲜半岛。1947年,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数量减少到140万人,其中大部分居住在解放区,居住在收复区的朝鲜人不足10万[5]:635-636

朝鲜族的抗日斗争[编辑]

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爆发“三一运动”后,延边各地近3万朝鲜民众于3月13日聚集在龙井瑞甸草地举行声势浩大的“三一三反日运动”,声讨日本侵略延边,声援“三一运动”。这是延边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反日斗争[7]:121[3]。大会宣读了以延边全体朝鲜人名义起草的“独立宣言布告文”。之后,与会群众高举“正义仁道”、“大韩独立万岁”的标语和太极旗,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向间岛日本总领馆进军。在间岛日本总领馆西门附近,游行队伍遭到东北军阀孟富德团数十名军人和日本便衣警察的武装拦截,19名反日者殉难,48人受伤,94人被逮捕[3]:121。之后,在3月14日至5月1日期间,中国东北地区的15个县的朝鲜群众举行了累计73次反日集会游行,参加群众人数累计超过10万余人[3]:124

1920年1月4日,铁血光复团成员尹俊熙、韩相镐、崔凤卨、林国桢、金俊、朴雄世6人在大砬子(今龙井市智新乡胜地村东良里道口)伏击了朝鲜银行会宁支行运往中国龙井银行派出所的吉会铁路建筑资金运送队,夺取15万日元。反日者原打算用这笔钱购买抗日军火,不料遭叛徒出卖,林国桢、尹俊熙、韩相镐被日本警察逮捕,所截获的12.8万日元也被日本军警夺走。[3]:125

1920年6月,洪范图英语Hong Beom-do]等反日将领在汪清县一举武装消灭了100余名日军,打响了朝鲜独立军武装反日的第一枪。事后,日军对延边朝鲜人发动了惨无人道的“庚申年大讨伐”,3600名无辜朝鲜百姓被屠杀,3500多座民宅、95所学校、19座教堂和近5万斤的粮食被烧毁。同年10月21日至26日,洪范图、金佐镇率领反日独立军在和龙县三道沟青山里白云坪开展了“青山里战役”,杀伤日军3300余名,取得重大胜利。日军疯狂反扑,围剿朝鲜族村落,实行“三光政策”,男女老少一律锁闭屋内,纵火焚烧,杀害无辜百姓。[3]:125[8]:176-192

1920年代,朝鲜独立军在两年多的武装抗日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由于力量悬殊,1922年开始走向衰弱,部分潜入地下斗争,部分转移到俄罗斯沿海地区等。1930年代,朝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组成了抗日游击队开展了长期的抗日斗争[3]:127。1930年5月11日,中共延边特别支部组织领导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红五月斗争”。龙井和周边地区相继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农民斗地主的群众运动。5月中旬以后,农民斗争目标更加明确,袭击地主庄园,烧毁高利贷账据,没收地主粮食。5月30日,各地以纪念“五卅运动”为契机举行暴动,袭击日本企业,围攻各地日本领事馆和警察局,捣毁亲日派团体。8月1日,中共延边特别支部以纪念国际反帝运动纪念日为名,开展捣毁日本为侵略东北修建的吉敦铁路的“八·一吉敦暴动”。“红五月斗争”和“八·一吉敦暴动”期间,各地成立了工农赤卫队,并建立了东北首个工农革命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权”[3]:110

1931年3月,由于地主拒绝实行地方政府发布的“四六”“三七”减租法令,日本政府和中国军阀也企图镇压群众,东满特委号召农民举行“秋收”斗争。延吉县老头沟附近在中共的带领下围攻地主庄园,将粮仓里囤积的粮食分发给佃农,打响了“秋收”斗争的第一枪。之后,“秋收”斗争在延边地区扩散开来。虽然“秋收”斗争遭到日本警察和中国军阀的镇压,但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延吉县署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同意实行减租法令[6]:26-27。1932年春,延边朝鲜族农民与各族农民一道在东满特委的领导下,又掀起了“春荒”斗争,并发动群众清算“日本走狗”,夺取武器,组织了十余个游击队、别动队或突击队。“秋收”和“春荒”斗争使日占满洲基层政权基本瘫痪,许多土豪劣绅、亲日地主纷纷逃到城镇。中共领导的革命群众控制了延吉县和龙县汪清县珲春县和烟筒砬子等下的多个区。[6]:26-28

1931年9月20日,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号召朝鲜族与其它民族一起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武装起来打击共同的日本侵略者[3]:207。各地的朝鲜族积极响应号召从日本人手中夺取武器,成立抗日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6]:30-33。1932年,日本人为确立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开始在东北地区对抗日游击队进行“大扫荡”,“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网一个”。1932年,仅在延边就有4000余名群众被杀害。1932年春到1933年,日军对延吉县海兰区进行了94次“讨伐”,制造“海兰江大血案”,杀害1700多名革命者和无辜群众[6]:32-33。不畏压迫的朝鲜人民在东北人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方面军时期的抗日战斗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许多朝鲜将领还在抗日武装队伍中担任重要职务,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3]:214-225。1931年,李红光在中共磐石中心县委的带领下成立由7名朝鲜族人组成的赤卫队。次年6月,成立东北地区最早的抗日武装队伍之一的“磐石工农义勇军”,队员人数扩大到30多人,绝大多数为朝鲜族。1933年9月18日,磐石工农义勇军联合海龙游击队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李红光担任参谋长。1934年4月1日,李红光在南满地区筹建了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抗日队伍扩大到4000余人[2]:121-122。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都有朝鲜族战士,其中第一、二、三、七军朝鲜族战士的人数占到一半。在长达14年的抗日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共毙敌183700人[2]:124

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年)[编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北地区展开了激烈角逐。1945年8月3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1947年4月7日改称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并按照《中苏条约》准备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地区。由于当时中华民国国军远在大西南来不及运兵到东北,因此采取空运行政人员的方式接管东北[5]:628。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实际控制了长江以北地区,隔断了国民党与东北的陆路联系。日本投降后,共产党迅速派兵到东北抢先占领东北。与此同时,东北抗联部队在周保中、张寿篯的带领下从苏联回到东北,协作苏军维护秩序。由于教导旅指战员既是东北抗日联军人员也是苏军人员,因此他们在占领地可以合法活动。根据远东苏军总司令的指示,抗联在十几个地区的50座城市担任苏军驻各城市的卫戍副司令职务。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中央局[5]:628-630

抗日战争胜利初期,许多远离城市的朝鲜人聚居区由于苏军部署人力不足,处在无政府状态的白色恐怖中,由满洲国时期警察、宪兵、地主武装、土匪、地痞无赖等构成的“政治土匪”对朝鲜人进行了残忍的迫害。特别是1945年11月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至1946年5月苏联撤军的半年中,东北地区的朝鲜人遭到空前的灾难[5]:639。1945年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下令让以武亭司令为首的华北朝鲜义勇军进入东北“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9月6日,朝鲜义勇军进驻沈阳。11月7日,武亭宣布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除派70余名干部返回朝鲜外,大部分朝鲜义勇军留在东北剿匪,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发动东北朝鲜人,扩编队伍为解放东北做准备[5]:652-653。东北地区的朝鲜人成立了朝鲜独立同盟南满工作委员会、朝鲜独立同盟北满特别委员会、延边人民民主大同盟、朝鲜民主解放同盟、朝鲜人民主同盟等民主团体,成为中共在东北解放地区建设民主政权的骨干力量[5]:659-663

1946年,国民政府借伪敌之名开始扣押或没收在华韩侨财产并遣返韩侨。不过,国民政府也不得不考虑到由此引起民族关系恶化对今后中韩关系的不利影响,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以及将东北朝鲜人迁走后对东北大米生产的影响。1946年春,国民政府拟定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侨事务处工作计划》,指出“鉴于东北韩侨与经济之重要性,严密组织,予以善意之协助,使其安居乐业,服从法律,以恢复中韩两民族固有之友谊,并增加生产”,并对“被害农民予以适当之救济”[5]:675。同年,国民政府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朝鲜农民弃田带来的经济损失,还对朝鲜农民开展了劝农和农贷政策[5]:693。期间,金九也利用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致信国民政府强调韩中关系[5]:677-678。1947年2月,国民政府开始调整对东北韩侨的政策,出台《东北韩侨产业处理办法》,对扣押的非日伪财产予以返还[5]:679-686。1947年7月起,国民政府对那些愿意继续留在东北的朝鲜人,经审核后有条件地发放居民证,保障其合法地位[5]:687。同年12月,国民政府遣送了第一批共2483名韩侨,由于国共内战第二次遣返计划未能实现[5]:637-639

与国民党的侨民政策形成对比,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10月在哈尔滨成立满洲临时省委开始就始终将东北地区的朝鲜人视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之一,认为他们“同中国其它民族人民一样受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压迫,是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主要的依靠和团结对象之一”[b][5]:716-718。1928年7月,中共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东北朝鲜人正式列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九一八事变后,中朝人民在共同抗日的背景下关系更为紧密,东北地区的朝鲜人在中共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5]:719-721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对东北地区朝鲜人的国籍问题采取了自愿的原则,为朝鲜族提供最大限度的选择余地和考虑时间[5]:726。1946年3月,东北局发出《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开展反奸清算斗争,拉开了解放区土地革命的序幕。朝鲜农民也召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清算亲日派败类,分得土地[5]:671[2]:133-135。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掀起更为广泛的土地革命运动[5]:669。通过土地改革,朝鲜农民和其它民族的农民一起,分得土地,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经济地位大为改观[5]:672[2]:133-135

解放战争期间,东北解放区有6.3万朝鲜族青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0余万参加了地方武装组织,几十万人组成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援前线。第四野战军的164师、166师和156师都是以朝鲜族将士为主。这些部队在参加了解放长春四平的战斗和辽沈战役之后,又转战到中国南部,一直打到海南岛,为中共建国作出了贡献。[2]:1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编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朝鲜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总人口110万,其中延边朝鲜族人数占到朝鲜族总人口的47.6%[2]:97。1949年9月,时任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兼延边公署专员朱德海作为10名少数民族代表之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朝鲜族参与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建立。同年10月1日,朱德海光荣地参加了开国大典[5]:732[2]:104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朝鲜族积极响应中共号召,踊跃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同年12月15日,延边首批1400多名朝鲜族青年开赴朝鲜前线。朝鲜族志愿军凭借语言优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兄弟民族解决了战场上的诸多难题,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方的朝鲜族居民也为支援前线慷慨捐赠物资。延吉县抗美援朝分会还发起捐献两架“延吉号”飞机的活动,延边地区捐款高达38.3亿元东北币,相当于6.5架战斗机的价值。[6]:58-63

1952年9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正式成立。朱德海出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7月20日,延边召开了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1955年4月,中共吉林省委和省政府根据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将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改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朱德海被选举为州长[6]:65-66[2]:97。1958年5月29日,国务院第七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撤销长白县建制,设立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决定[6]:67-68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少数民族干部政策遭到了全面否定。朝鲜族干部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许多朝鲜族干部离开了领导岗位。“修正主义特务案”、“叛国暴乱案”、“朱德海案”等一大批冤假错案使朝鲜族干部身心受到摧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中共少数民族干部政策的恢复,一大批朝鲜族老干部重新返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6]:70

1985年4月24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自治条例》。同年7月31日,该条例获得吉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批准后被公布实施。条例分为7章75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朝鲜族和延边各族人民在延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方面自主自治的权利和各项政策措施。这是中国颁布实施的首个自治条例,在中国民族区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2]:116

1994年9月、1999年9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两次被国务院命名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自治州”。延边是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自治州。[2]:119

分布[编辑]

中国朝鲜族集居地[编辑]

中国朝鲜族人口分布[编辑]

教育[编辑]

朝鲜族很重视教育,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素有“教育之乡”的美誉。早在1950年代,朝鲜族就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只要有朝鲜族村庄,就有学校。”[2]:179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朝鲜族每万人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数为381名(全国平均水平为每万人122名),每万人中硕士、博士的数量为17名(全国平均水平为8名)[2]:179[6]:105

早在1949年在延吉就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少数民族综合大学——延边大学(国家重点,211工程院校)。現時在中國的朝鮮族,已形成从幼儿园到中学、大学教育,从师资培养到教材出版、教育研究等完整的教育体系。

体育[编辑]

1950年端午节,辽宁省在沈阳市举办了首届朝鲜族运动会[6]:106。1951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吉林省延边分会正式成立。1955年11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在延边成立[6]:106。1986年5月,国家体委决定将秋千等四项朝鲜族传统体育正式纳入全国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跳板被列为表演项目[6]:108

朝鲜族在足球比赛中有着很好的成绩。1955年春,吉林省组建了全部由朝鲜族选手组成的吉林省足球队。1960年代,延边是国家体委全国足球运动16个重点地区之一。以朝鲜族青年为主的吉林省队在1965年获得了中国足球协会甲级联赛冠军。自1994年开始参加全国职业联赛以来,延边足球队一直跃身全国甲行列,1997年获得全国甲级联赛第四名,“足协杯”比赛第三名。延边男女青少年足球队在全国比赛中已获得几十次的冠军[6]:108-109

1963年,罗致焕在日本世界速滑锦标赛上获得过1500米项目的金牌,成为中国首位速滑世界冠军[11]。1995年,短道速滑选手张冬香先后打破亚洲纪录、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纪录和洲界纪录(接力),获3金3银成为延边历史上的首位世界冠军[6]:109

延边在拳击摔跤跆拳道排球田径等许多体育比赛项目中都有不俗的成绩。至1999年,在国际比赛中共获得8金8银,在全国比赛中共获得139次冠军、143次亚军和192次季军,2次打破全国纪录[6]:110。朝鲜族围棋手朴文垚宋容慧分别是中国棋院职业围棋九段和五段棋手。

文化[编辑]

文学[编辑]

1951年1月,延边文艺研究会在延吉成立[c]。1953年1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成立了延边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机关刊物《延边文艺》,后于1956年8月成立中国作家协会延边分会,出版发行文学月刊《阿里郎》。[6]:110

建国后到文革前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批回忆历史、欧歌现实生活的诗歌。有影响的作品包括抒情诗《母亲与婴儿》(1956年,李旭)、《田埂石》(1956年,金哲)、《未写的理由》(1955年,尹光洙)、《狱中之歌》(1962年,金太甲)等[6]:110-111。这一时期的小说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新型的村庄》(1950年,金昌杰)和《沙漠上的遭遇》(1959年,朴泰河);中篇小说《繁荣》(1955年,金学铁)、《海兰江啊,你说吧》(1954年,金学铁)、《老虎》(1960年,李根全);长篇小说《老虎崖》(1962年,李根全)。其中《海兰江啊,你说吧》和《老虎崖》对朝鲜族文学历史题材的开拓和中长篇小说的兴起,起到了先导的作用,堪称朝鲜族小说里程碑作品[6]:111

文化大革命时期,朝鲜族文学陷入停滞状态,1977年以后,开始恢复。1978年10月,中国作家协会延边分会恢复。朝鲜族文学开始进入繁荣发展期。朝鲜族诗坛出现了许多思想性和艺术性较高的作品,包括《致屈死的诗人》(1979年,宋贞焕)、《我就是我》(1985年,石华)、《奶奶》(1986年,南永前)、长篇叙事诗《长白山啊,你说》(1979年,金成辉)、《埋在那山坡的日子》(赵成男)、《我的告白》(石华)等。随着诗歌创作的繁荣,诗集也开始涌现,先后出来了《诗选集》(1979年)、《七色彩韵》(1984年)[6]:111-112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朝鲜族作家的小说大多是反映文革给人们身心带来巨大痛苦的“伤痕文学”,代表作包括《我成了冤魂》(1979年,朴千洙)、《告密机制》(1987年,金学铁)等。之后,文学作品的题材开始丰富化,出现了李根全的《苦难的年代》(1982年)、金学铁的《激情时代》(1986年)等优秀作品。1990年代,出现了金学铁的自传小说《最后的分队长》和长篇小说《20世纪的神话》,李元吉的长篇小说《纯情》和崔洪日的长篇小说《泪水浸湿的图们江》等。[6]:112

艺术[编辑]

20世纪50年代,朝鲜族艺术家通过改造传统的渓琴,制作了“延边琴”。通过借鉴国外五人唱的演唱形式,创作了男女五人对唱《回到山沟的中学生》、《荒山变了样》,将表演和叙事融于演唱。改革开放后,朝鲜族音乐家广泛吸取各国音乐之长,创作了许多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其中,张千一的创作的交响乐《北方森林》获得1981年全国交响乐新作比赛一等奖[6]:112-113崔三明和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的崔健都是音乐界的佼佼者[6]:114

1951年,赵得贤创作的舞剧《为了永远的和平与幸福》为朝鲜族情节舞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之后,他创作了第一个情节舞《弓舞》。1950年代,《农乐舞》成为朝鲜族民族舞蹈的代表作。改革开放后,朝鲜族舞蹈家制作了《顶水舞》、《雾》等新作品。大型舞剧《春香传》和歌剧《阿里郎》分别获得中国专业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奖”[6]:113。朝鲜族舞蹈家金星是中国现代舞的早期开拓者。

1990年,延边歌舞团创作、表演的歌剧《阿里郎》荣获中华杯全国歌剧比赛一等奖[6]:114。2009年,中国朝鲜族农乐舞入选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中国首个申遗成功的舞蹈类项目。2013年,大型唱剧《沈清传》,获得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戏剧金奖。歌舞《放歌长白山》获第十四届文华优秀剧目奖,舞蹈《盛世长鼓》获第十六届群星奖[12]

国家认同[编辑]

民国初年,少数朝鲜族入籍中国,1915年,和龙县办理第二次朝鲜人入籍事宜,珲春、延吉、汪清三县亦相继办理。朝鲜人入籍后享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龙县12个社,除德新社社长外,其余均为朝鲜人。延吉5个乡,除乡长外,副乡长则均为朝鲜人。汪清、珲春两县情况亦如此[13]。为了对抗日本人,民国政府1929年修订国籍法,取消了对双重国籍的限制。当时东北朝鲜族居民中入籍者仍不到十分之一,而占绝对多数的是无国籍朝鲜人[14]。国民政府开始时打算驱逐朝鲜人,后来改变态度,外交部规定:“对定住于吉东延吉一带之韩人,应视同中国人民,确认其为中国国籍,由东北行辕拟定根本办法,呈报核定。”1947年8月18日,东北行辕颁布《东北韩侨居留证领发办法》。然而到10月,在国民政府控制的11个县市中,领取居留证的朝鲜人只有9896户,34713人[15]。在共产党控制区(以延边为主),情况也差不多。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曾把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视为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16],组织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朝鲜人国籍问题再次提起。1945年9月末,中共东北局认为除参加华北抗战的朝鲜义勇军外,东北朝鲜居民一般应视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1946年1月1日,延边专员公署副专员董昆一宣布,根据延边民主政府的规定,“愿意加入中国国籍的韩国人可以入籍,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样朝族可以成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17]朝鲜人是否加入中国国籍,完全是根据自愿的原则。

但朝鲜人缺乏对中国的认同,回到朝鲜半岛的愿望是普遍存在的。1946年9月,哈尔滨召开北满地区朝鲜人民主联盟第三次会议,通过《朝鲜人民主联盟纲领》规定:联盟的任务是“支援朝鲜国内的民主运动,取得朝鲜的完全独立,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朝鲜作贡献”。多数朝鲜人认为“朝鲜是我的祖国”[18]。战后初期,中共从革命理念出发支持朝鲜居民回国建立革命政权,认为对中国革命政权的建立也是有利的。但是中共在东北一些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后,对朝鲜居民的频繁流动开始不安。1948年8月中共延边地委的一份文件指出,由于历史、政治和文化原因,汉族与朝鲜族存在严重的对立情绪。朝鲜人“到中国国境以来,长久地受日本与中国地主军阀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虽然三代以上居住在中国境内,而他们的朝鲜祖国思想是相当浓厚的”。延边朝鲜人包括少数中共党员干部,要求回到朝鲜,尤其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1948年8月延边地委建议:1.凡居住延边并登记过户籍的朝鲜族居民,为中国公民;家族在朝鲜而家长与财产在延边,并经过政府许可经常往来的朝鲜居民,可承认为中国公民。凡没有登记户籍者,或经过批准出国移住而返回者,为朝鲜侨民。对公民和侨民在权利义务上加以区别。2.与北朝鲜互相建立具有外交性质的机关,及时处理和解决相关问题。3.考虑到朝鲜族的历史习惯,适当解决边境地区生活必需品的交换问题。4.图们江江源地区因江流改道造成国界不清,需要确定以主流为界,住在原地居民可依其自愿仍住原地或迁回本国,以便管理和免致不必要之纠纷[19]。1948年12月9日,中共延边地委书记刘俊秀提出:“凡是过去居住在延边地区并在土改中已向当地民主政府正式(申请)加入户籍者,为中国之公民(包括城镇在内);凡未正式加入户籍或新由朝鲜临时来居者,为朝鲜侨民。公民与侨民在权利和义务上应有明确的区别,并按此区别来确定在中国境内入籍的朝鲜人民与朝鲜民主共和国的关系是同一民族居住在两个国家——中国与朝鲜之友邻关系。因此,凡是在中国境内入籍的朝鲜人民,均以中国公民待遇,不能以朝鲜侨民看待。”又指由于朝鲜民族的人民有自己特殊的民族传统,有长期的革命斗争历史,加之中朝两国地理上数百里毗邻,“必须承认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有原先自己的祖国——朝鲜民主共和国”。中国境内朝鲜人民有责任去保卫祖国[20]。承认东北朝鲜人拥有双重国籍。

朝鲜战争使得中朝人员流动加大,中国去朝鲜的主要是解放军四野的朝鲜族部队、中国地方政府组织援助朝鲜的干部、医生、司机。战后有的定居朝鲜,有的返回中国[21]。朝鲜来中国的,有吉林休整和重组的人民军部队,疏散到东北的朝鲜干部及其家属和大批难民。军人在战争期间又回到朝鲜作战,而逃难到中国的朝鲜人,很多人后来就留在了中国。[22]1950年11月,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规定了朝鲜族加入中国籍的条件:八一五前在东北居住者;八一五后曾回朝鲜后又来东北,并在东北有房屋、土地、商业经营或有直系亲属者;八一五后分得土地、房屋而从事农业生产者[23]

1952年9月3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区正式成立。1952年年底,天津市外事处报告,当地的朝鲜侨民很多要求加入中国国籍,而很多关内朝鲜人国籍依旧模糊[24],朝鲜战争以后,有11000余朝鲜人由朝鲜来到延边地区,无中国国籍[25]。1953年4月,中共东北局向中央报告说:鉴于基层选举即将开始,需要进行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延边等地与朝鲜一江之隔,两边人民“往返密切,情况复杂”,朝鲜族居民“混淆不清”。大量朝鲜人为躲避战乱要求入籍,如按自愿原则,可能引起朝鲜误会。东北局的意见是:凡1949年10月前即居住东北已安家立业者,应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看待,但如本人愿为侨民者,听其自便。此后特别是朝鲜战争后来东北者,应一律作为朝鲜侨民看待。还就一些具体情况的处理办法提出了意见。周恩来批示:交外交部研究后提出意见[26]。6月28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致函毛泽东并中共中央,送交东北局复电草稿,表示同意[27]。8月17日,中共中央复电东北局,提出原则:1.家庭久居东北,已加入中国籍,后去朝鲜但未领有朝鲜公民证者,仍是中国籍朝鲜族;家住朝鲜,本人来东北经商或居住者,应算作朝鲜侨民。2.一家分住两国者,主要成员在朝鲜居住者应当作朝鲜侨民,主要成员久居东北,其居住中国的成员,则为中国籍朝鲜族;划分不清者根据自愿原则。3.中国朝鲜族与1949年10月1日以后来中国的朝鲜侨民结婚,如本人未提出改变国籍,暂时不予变更;具有朝鲜国籍的男方或女方,要求加入中国国籍者,应暂不预处理。具有中国国籍之男方或女方自愿于朝鲜停战后随其具有朝鲜国籍之男方或女方前往朝鲜参加建设者,应加鼓励;愿脱离中国国籍加入朝鲜国籍者,应予批准。4.父母双方俱有中国国籍,无论在中国或朝鲜所生子女,即为中国籍朝鲜族。凡父或母一方为朝鲜国籍,其所生之子女生在朝鲜而现来中国者,应当做朝鲜侨民;生在中国者,应为中国籍朝鲜族,当其年满18岁愿变更国籍时,应按自愿原则办理[28]。1954年1月23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致函外交部称:北京、上海、天津很多朝侨迫切要求解决国籍,朝鲜大使馆表示“他们目前解决不了朝侨问题,等着中国政府按东北办法处理”[29]

1956年8月颁布《关于识别国籍及处理华侨和中国籍朝鲜族人回国等内部问题工作暂行办法》,重申了1953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又增加了在朝华侨和中国籍朝鲜族人申请回到中国的处理办法。可予批准回国的,是老弱病残者、回国结婚者、生活困难者以及其他朝方难以安排或给朝方造成困难者。有劳动能力者,尽量动员其留朝工作;因一时失业者,应请华侨联合会设法解决其生活和职业等问题;申请回国读书升学者,应劝其继续在朝学习,将来参加驻在国的建设[30]。中国政府在50年代初解决了朝鲜族的双重国籍问题,但在入籍标准、出入境管理、人口迁移政策等方面过于顺从朝鲜方面的意愿。5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政策失误造成社会不满,60年代初东北朝鲜族居民大规模非法偷渡去朝鲜。朝鲜政府未执行中朝关于处理非法越境人员的协议,中国政府为了维持中朝关系不愿有所作为,致使朝鲜族居民非法跨境流动现象愈发严重[31]

1957年5月底中共吉林省委在延吉市召开民族工作座谈会,第一天,延边大学青年讲师和助教便提出朝鲜族的祖国问题。历史教研组李寿松说,许多朝鲜族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外国的说法。延边的朝鲜族并不是从古以来的土著民族,而是来自于朝鲜。现在把中国视为祖国,只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开始的,而在此之前的祖国则是朝鲜。朝鲜是“民族祖国”。朝鲜语讲师崔允甲则认为,朝鲜人和延边的朝鲜族有着同样的语言、文化、心理状态和民族起源,因此可以将中国称为“祖国”,而把朝鲜看成“母国”。连续四天的座谈会,主题是爱国主义教育,但无人对“民族祖国”和“母国”的提法表示异议。很多教育界代表要求与朝鲜建立直接、广泛的联系,不要用行政手段把关口卡死。座谈会后汇报会上,州党委第一书记朱德海说,现在朝鲜族中,明说中国不是祖国的人不多,但是内在情感,大部分朝鲜族(至少是40岁以上的人)都不承认中国是自己的祖国,特别是在遇到困难时更想起朝鲜[32]。整风运动的“鸣放”中,延边一些朝鲜族干部、教师和学生表示,不愿承认中国是其祖国。有人把朝鲜称为“民族祖国”、“第一祖国”、“感情祖国”,中国是“法律祖国”、“第二祖国”、“现实祖国”,苏联是“无产阶级祖国”、“第三祖国”。有些干部和知识分子认为,自治州政府是“形式”,是“多余”的。有人要求扩大自治,把东北100万朝鲜族都划归延边,提高自治地区的行政地位。有人认为朝鲜族接受共产党领导,是朝鲜族缺乏“独自性”、“主体性”、“民族自豪感”的表现,朝鲜族干部有“奴隶根性”。提出在延边成立“劳动党”,共产党“不适合朝鲜人的心理”[33]反右运动中,对地方主义进行批判,但延边并未根本改变,仍然存在“多祖国论”和“多党论”,要求将自治州升为自治区,从中国分离出去;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自己的祖国;不要中共,只要劳动党;不要汉族干部领导等。这个问题是不同程度在朝鲜族人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有朝鲜族人宣扬朝鲜族先进论和汉族落后论,不承认汉族的主体性和先进性,认为汉族是因为人多才成为主体。孤立强调民族特点和差异性,强调语言纯化等。延边自治州党委在1959年4月重新开始整风,用一年的时间,在干部中彻底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34]。另一方面中国早期也没把朝鲜族看做真正本国人民,如1950年代朝鲜号召海外朝鲜人回国参加建设时,中国竟多次同意中国朝鲜族属于朝鲜侨民应回朝鲜入籍建设[35]。当有朝鲜族表示没钱去朝鲜时上海市外办请示补助部分或全部旅费。南京市则由南京市民政局给予被遣返朝侨平均每人40元补助(相当于年轻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有病者另加25元。在遣返朝侨的事情上,中方完全是配合朝方工作。

1958年年底金日成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请求派遣中国籍朝鲜族人移居朝鲜参加经济建设。中国政府立即决定迁送4万名东北朝鲜族居民,并计划在3月底前抵达朝鲜,让他们赶上春耕生产。中国驻朝使馆还对定居朝鲜的13000名华侨进行调查,了解他们是否愿意转为朝鲜籍参与朝鲜建设。但华侨都希望继续保留中国国籍[36]。在朝鲜妇女与中国人结婚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也完全是为朝鲜着想。1958年10月内务部指出有必要配合朝鲜女性外嫁从严政策,对要求与朝鲜妇女结婚的中国人,尽量劝阻,劝阻无效,准其结婚,要鼓励男方去朝鲜安家[37]。1959年1月18日,国务院指示吉林、黑龙江、辽宁和内蒙古组织中国朝鲜族人并动员朝侨回朝鲜参加建设。3月14日国务院规定,凡被批准去朝鲜参加建设者,是合营企业资本家者,不退股金,但可提前支付利息;属合作商店小商贩者,可酌情退还全部或部分股金;拖欠国家贷款或其他公款而偿还有困难者,可酌情减免。当年,吉林等4省区共迁送朝鲜族人和朝侨10 297户,52 014人(内有朝侨1084人),其中吉林7127户,36 274人,黑龙江2000户,9817人,辽宁1071户,5583人,内蒙99户,340人,劳动力24 148人。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人民公社社员,其次是工人和技术员,以及少数干部。中共党员988人,共青团员1991人(未计算内蒙古的党团员)。迁送申请报名者十分踊跃,特别是在朝鲜族居住集中的地方,有的生产队大部或几乎全部申请报名。许多地方都大大超过原计划迁送的控制数字,吉林省计划迁送7000户,申请者竟多达20 000多户,海龙、磐石、永吉和舒兰4个朝鲜族自治县就有5118户,超过规定2.4倍。辽宁、黑龙江的申请报名者也都超过控制数一倍以上。迁居朝鲜者抱有各种各样的动机:感到加入公社后失去自由者、认为朝鲜才是真正的祖国者、因亲属在朝鲜想要团聚、不愿当农民想去朝鲜当工人、想到朝鲜得到提升重用,有想通过改变国籍而勾销自己政治错误、为了逃避债务或投机倒把等[38]。这种在短时间内匆忙组织移民,成为鼓励朝鲜族人放弃中国国籍的一种信号。中国籍朝鲜族入朝鲜籍的,1955年只有12人,1956年增加到26人,而1957年1~9月则猛增至104人,其中真正去参加经济建设的只有5人[39]

1959年中国饥荒,朝鲜族大量越界赴朝鲜。4月9日,朝方提交了一份由内务机关调查的231名中国非法越境者的材料,231名非法越境者都要求退出中国国籍,加入朝鲜国籍,朝鲜同意接收他们入籍,希望中方协助办理[40]。由于中国没有采取坚决措施处理和防止边民外流的趋势,在中国出现饥荒情况下,从1961年1月至1962年3月,通过辽宁、吉林边界地区的非法越境者达38 590人,被劝回9205人,偷渡时在界河淹死252人,其余29 133人越境成功[41]。到5月份,非法越境者猛增到71 000人,其中成功到达朝鲜的55 000多人。此外,由于中朝之间只有一水之隔,有的地方仅一步之遥,越境极为容易,实际上未被发现的还大有人在[42]。朝鲜族越境去朝的原因,最基本的就是两条,一是饥荒,二是对中国缺乏认同感,认为他们的祖国还是朝鲜[43]。1961年吉林省非法外流后又主动返回的7528人,占外流人数的58.5%。[44]面对大批来到使馆要求回国者,中国使馆竟说“只允许来,不允许回去”,所以,除了帮助少数汉人和坚持回去的朝鲜族人解决问题外,对于大多数朝鲜族人,使馆倾向于“不予受理”,外交部根据7月11日周恩来的谈话精神,答复使馆:汉族可请朝方按协议规定遣送;朝鲜族即便从朝方来到中国则“必须采取坚决的态度,动员回去;否则就可能引起朝鲜公民继续甚至大批的流入我境,从而会引起朝鲜方面的误会,甚至会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45]。中国仅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出发,一味追求跨界民族所在双方眼前的政治友谊,没有把国家的长远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缺乏法制意识,留下隐患,使问题长期化。毛泽东金日成说:“东北有100多万朝鲜人,又是你们的,又是我们的。你们兵少,就在那里去征。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我们人多。”[46]

中韩建交后,中国朝鲜族人大量移居韩国。由于中国朝鲜族持中国护照,韩国政府在法律上将中国朝鲜族视为在韩中国公民。1999年,在韩中国朝鲜族就韩国《在外同胞法》提起违宪诉讼。韩国宪法法院受理了诉讼,并于2001年作出裁决[47]。2004年2月,韩国国会根据韩国宪法法院的裁决,通过了《在外同胞法》修正案,将“在外同胞”的定义修改为“建国前起移居到国外者”,将中国朝鲜族和俄罗斯高丽人在法律上正式纳入为“在外同胞”,与在韩国建国后移居美国、日本等韩国同胞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包括给予入境者2-4年的“在外同胞签证”,给予逗留30天以上者类似居民身份证的“居住证”,给予逗留90天以上者医疗保险、就业和经商的国民待遇等。修订后《在外同胞法》对中国的民族政策产生负面影响。中国政府曾通过外交渠道向韩国政府表达对此的关切。修改后的《在外同胞法》,并没有被完全执行,在执行上还有很多限制[48]:870。2011年,在韩朝鲜族再次就《在外同胞法》侵犯平等权利为由提起违宪诉讼[47]

中国朝鲜族名人[编辑]

注释[编辑]

  1. ^ 河北省青龙县八道河子乡朴氏祖先在明末清初时被编入镶白旗,后随满清入关,顺治年间由于参加宫廷政变被驱逐至山海关昌黎,康熙9年被流放到朴仗子村,其后裔后移居到目前的定居地;辽宁盖县陈屯乡的朴氏祖先原为努尔哈赤内务部皇室庄园庄丁,顺治初年被派到盖县陈屯乡朴家沟的镶红旗和硕庄亲王硕塞的庄园;辽宁本溪县山城子乡的朴氏祖先原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庄园的庄丁,后成为褚英三子和硕敬瑾亲王尼堪庄园的庄丁[3]
  2. ^ 朝鲜族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从中共建党就开始了,有200余名朝鲜族青年参加了北伐战争,并多次在战斗中建立功勋[2]:120。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协助下创建黄埔军官学校。其第一到第七期的教官和学员中有200多名朝鲜人。有200余名和150余名朝鲜人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为中共创建自己的军队作出了贡献。此外,朝鲜族青年还参与了中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2]:120
  3. ^ 延边文艺研究会后于1951年4月解散[6]:110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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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中国首位速滑世界冠军罗致焕:古稀老人情牵冰场. 新华网. 2012-01-04. 
  12. ^ 延边概况.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2015-08-24. 
  13. ^ 《延边与朝鲜民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编:《中共延边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2集,1986年,未刊,第14~15页。该文件未标明作者和形成时间。
  14. ^ 孙日春、沈英淑:《论我国朝鲜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过程》,《东疆学刊》2006年第4期,第54~60页。
  15. ^ 《外交部核复中央党部秘书处对东北韩侨处理意见》,《东北行辕韩侨事务处工作报告》,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全卷号JEI,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第688~690页。
  16. ^ 周保中:《延边朝鲜民族问题》(1946年12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局(馆)编:《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未刊,1985年,第332~333、327页。
  17. ^ 董昆一:《新年献辞》(1946年1月1日),《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8页。
  18. ^ 徐明勋等:《北满地区朝鲜人民主联盟》,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编辑委员会编:《胜利·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丛书(5)》(朝文),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页;刘俊秀:《在朝鲜族人民中间》,《延边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1期,第3页,转引自孙春日:《中国朝鲜族移民史》,第721~724页。
  19. ^ 延边地委:《关于延边民族问题》(1948年8月15日),《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83~386、387~388页。
  20. ^ 刘俊秀:《关于民族政策中的几个问题》(草案)(1948年12月9日),《中共延边吉东吉敦地委延边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1集,第392页。
  21. ^ 前者约3.7万~4万人,后者数字不详,但总有数千人(未必都是朝鲜族)。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45、381页;《彭德怀、高岗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9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4页;“关于华北军区朝鲜籍人员回国问题”,1950年3月9日至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交部档案馆),118-00080-01,第1~64页;“东北外事局给外交部的报告”,1950年9月19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080-06,第67~68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3~154、169页;金东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103~114页;金景一:《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第52~61页。
  22. ^ 人民军部队在吉林休整的决定及具体情况,见《斯大林、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11日),PГАСПИ(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ф.558,оп.11,д.334,л.134~135;《什特科夫致扎哈罗夫电》(1950年10月31日),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47,л.81~83。至于战争期间疏散到中国的朝鲜人总数,苏联有材料说近8万人(《苏联驻朝鲜使馆的备要报告》(1954年3月),沈志华收集和整理:《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第16卷,第2134~2153页,未刊,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中国史料提供了一些具体数字,如到延边地区的朝鲜人约11 000人[《东北行政委员会给政务院的报告》(1953年3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175-01,第1~3页)。至于在东北的朝鲜干部家属,1951年11月已有2500多人(《亚洲司给章汉夫的报告》(1951年11月21日),外交部档案馆,106-00026-03,第23~29页]。另有材料说,延边地区1953年有朝鲜难民11 728人,停战后回国6862人,留下的成为定居中国的侨民。安龙祯主编:《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志》,第503页。
  23. ^ 韩哲石主编:《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志》,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87页。
  24. ^ 《天津外事处的报告》(1952年12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15006,第48~50页。
  25. ^ 《东北行政委员会给政务院的报告》(1953年3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175-01,第1~3页。
  26. ^ 《东北局给中央的请示报告》(1953年4月24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018-01,第1~7页。
  27.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5页。
  28. ^ 《中共中央指示》(1953年7月18日),外交部档案馆,108-00018-02,第13~15页。
  29. ^ 《亚洲司一科:案情节略》(1954年2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249-15,第104~107页。
  30. ^ 《关于识别国籍及处理华侨和中国籍朝鲜族人回国等内部问题工作暂行办法》(1956年8月1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671-08,第97~98页。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制定者。
  31. ^ 沈志华:东北朝鲜族居民跨境流动
  32. ^ 新华社编:《内部参考》1957年6月18日,第2233期,第34~35页。
  33. ^ 《内部参考》1957年12月31日,第2393期,第9~10页。
  34. ^ 《内部参考》1959年4月24日,第2758期,第15~16页。
  35. ^ 《阎宝航给习仲勋的请示报告及批示》(1954年5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027-03,第4~5页。《关于协助朝鲜遣送62名朝鲜侨民技术人员回国事》(1955年8月5~13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301-01,第1~20页。按照当时的规定,从事科技工作的侨民回国手续比一般侨民复杂。
  36. ^ 《普扎诺夫日记》,1959年1月21日至3月24日,АВПРФ,ф.0102,оп.14,д.6,л.26~64。
  37. ^ 《内务部关于中国人同朝鲜妇女结婚的内部掌握意见的函》(1958年10月8日),湖北省档案馆,SZ67-01-0540-003。
  38. ^ 《外交部关于组织中国籍朝鲜族人民和动员朝鲜侨民去朝参加建设工作的综合报告》(1959年12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777-01,第43~48页;国务院办公厅大事记编写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大事记》第5卷,未刊,1991年,第206页;《内部参考》,1959年3月8日,第2724期,第13页。
  39. ^ 《关于偷渡去朝鲜的中国朝鲜族人及华侨问题(会议记录)》(1957年12月5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13~20页。
  40. ^ 《驻朝使馆致外交部领事司电》(1959年4月20日);《外交部领事司关于中国籍朝鲜族人非法越境去朝问题的处理意见(草稿)》(1959年1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1,第5~7、22~23页。
  41. ^ 《外交部、公安部关于朝鲜族人越境问题的请示》(1962年3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5-02,第1~3页。
  42. ^ 《高世坤关于朝鲜族越境外流问题的汇报提要》(1962年5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4,第76~85页。
  43. ^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公安处关于边境居民外流情况的调查报告》(1961年3月12日);《高世坤关于朝鲜族越境外流问题的汇报提要》(1962年5月10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4,第58~63、76~85页。《外交部、公安部关于朝鲜族居民越境去朝问题的报告》(1961年5月9、10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6-03,第74~75、69~70页。《外交部、公安部致驻朝使馆电》(1962年3月24日);《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关于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外流情况的报告》(1962年4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7-02,第4~6、9~13页。《情况反映》第六号,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8-01,第98~100页。
  44. ^ 《外交部、公安部关于朝鲜族人越境问题的请示》(1962年3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1025-02,第1~3页。
  45. ^ 《中共吉林省委员会致通化地委并报外交部电》(1961年11月25日),外交部档案馆,118-00948-02,第7~9页。
  46. ^ 毛泽东接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4月26日。
  47. ^ 47.0 47.1 严海玉. 刍议韩国《在外同胞法》的违宪诉讼. 《延边大学学报》. 2013年02期. 
  48. ^ 杨昭全; 孙艳株. 《当代中朝中韩关系史》.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3年6月. ISBN 978-7-5472-1603-3. 
  49. ^ 中国数字科技馆
  50. ^ 第一个速滑世界冠军:罗致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