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督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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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中国有两个意涵。一則是包括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内,以基督耶稣为救主的宗教。另一则是口語習慣上的專指新教,或曰更正教、反对教等。本词条指的是前者。基督教的传统认为多马(“印度使徒”)或巴多罗买是最早将基督福音带到中国的人。而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公元635年,唐朝初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初次来到中国。

目录

唐朝[编辑]

唐朝(7世紀)時在中國北方發現的西方傳教士像

基督教傳入中國最早的确切记载是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國(其实是来自波斯而非古羅馬)有大德阿羅本帶來經書到長安,由歷史名相房玄齡迎接,獲唐太宗李世民接見。此時進入中國的是聂斯托留派,來華後被稱為景教。他們的主要工作有:興建修道院、翻譯聖經還有出版一些信道基要的書籍。唐太宗御賜「阿羅本」名號,意思是「上帝所差遣來的」。不過,此時的景教並沒有給中國帶來什麼樣的貢獻或者是影響力,這是有兩大原因:第一,內部的爭鬥,以致福音不能繼續有效的傳播。第二,只與社會中的高層人士往來,並未普及深入民間,而且沒有建立當地的同工,以致於與民間的關係距離遙遠。[1]天宝三年(744年),大秦国教士佶和来京行道。唐肃宗令灵武等五郡,重建教堂。會昌五年(845年)唐武宗篤信道教,下旨禁止佛教等其他宗教,至此基督教在中國第一次終止了傳播。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大主教阿多爵统理中华、印度两国教务,派教士东来,建教堂传教无阻[2]

元朝[编辑]

聂思脱里派获得恢复[编辑]

天主教开拓东方[编辑]

马可波罗与扫马[编辑]

  • 1265年意大利天主教基督徒尼古拉·波罗和马飞奥·波罗兄弟抵达蒙古帝国首都大都(今北京),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派遣他们回报罗马教廷,请教廷派遣传教士来元帝国。波罗兄弟于1269年回到家乡,老教宗克莱门特四世于一年前去世。不久新教宗格里高利十世被选出,派遣两名道明会修士伟立尔莫、尼格老跟随波罗兄弟前往元帝国。尼古拉·波罗还带上了他的15岁的儿子马可波罗。两位教士半途而返。1271年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带着教宗给元帝国皇帝的信动身,于1275年再次回到中国。此后马可波罗在元帝国任职达17年。多年之后,他所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遐想[6]
  • 1287年来自元朝的景教徒扫马代表蒙古伊儿汗国出使欧洲,1288年抵达罗马,拜访教宗,并接受了教宗尼古拉四世致中国元朝皇帝忽必烈的信。1289年扫马返回伊儿汗国。扫马对教庭的访问,促成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传教士前往中国。

方济会进入中国[编辑]

  • 1289年,罗马教宗尼古拉四世派遣天主教方济会神父意大利人孟高维诺(1247—1328)为北京的主教,隶属各省主教7人[2]。他从伊儿汗国走海路,途径印度,1291年抵达中国泉州,于1294年进入元大都(今北京),受到元成宗铁穆尔的欢迎,获准在大都自由传教。1299年和1305年分别在大都建成2个教堂,有三万余人入教[2]
  • 1303年 阿诺德冯科隆(Arnold von Koln)到达大都协助孟高维诺。
  • 1313年,罗马教廷派遣方济会修士日辣多(哲拉多·阿布意尼)等七人前往中国,其中1人留在途中传教,3人死于印度,到达中国只有3人。日辣多被任命为泉州教区第一任主教,斐莱格林和安德鲁留大都传教。至此天主教在中国建立了大都和泉州两个主教区。
  • 1322年,方济会修士鄂多立克(和徳理)从意大利抵达中国旅行。经泉州入中国,游历福州、杭州、金陵、扬州、明州、北京等地旅行,取道西藏回国。后在病榻上口述东游经历,由他人笔录成书《鄂多立克东游录
  • 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济会修士尼古拉为北京主教[7]
  • 1338年,热那亚传教士安德鲁作为元帝国使臣出使欧洲,前往阿维侬拜见教宗本笃十二世。随后本笃十二世派遣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为使臣,率领修士团五十余人来华。至正二年(1342年)抵达北京,晋见元顺帝[8]。1345年马黎诺里返回当时的教廷亞维侬

元末基督教被摧毁[编辑]

  • 1362年,泉州第五任主教雅各伯(威廉·甘勃尼),在亦思巴奚戰亂中被杀害。
  • 1368年,明朝建立,摧毁了所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天主教和聂思脱里派。基督教于元朝滅亡时,再次中斷。

明朝[编辑]

沙勿略长眠上川岛[编辑]

  •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受葡萄牙国王保护的天主教耶稣会纳瓦拉(今西班牙境内)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得不到进入大陆的许可,带着遗憾死在了岛上。
  •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道明会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1520-1570) 抵达中国澳门。1570年他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在欧洲出版。
  •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租借澳门。

登陆中国[编辑]

  • 万历三年(1575年),奥斯定会西班牙籍修道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1533年6月30日-1578年6月)在中国厦门登陆。
  • 万历六年(1578年),驻澳門耶穌會远东观察员範禮安神父認識到在文化发达的中國傳教需要改變策略,於是他从印度调来了几位年轻的传教士,让他们学习中国语言,并希望他们今后傳教時得到中國官員的支持。这里面就有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巴范济(Francois Pasio)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 万历七年(1579年),罗明坚到广州,后返回澳门。
  • 萬曆十年(1582年),羅明堅巴范济被允许在广东肇庆定居并传教,第二年利瑪竇也抵达肇庆,使天主教在中國大陆得以立足。
  • 万历十三年(1585年),範禮安任命葡萄牙籍教士孟三德任中国教区区长,潜入肇庆居留。
  • 1586年,天主教马尼拉主教参与西班牙菲律宾总督主持的武力征服中国计划的制定。该计划因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摧毁而放弃。
  •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郭居静来华。意大利籍教士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年-1654年)来华。
  •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利玛窦首次进京,但是未能立足,返回南方。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庞迪我来华。

利瑪竇永驻京城[编辑]

  •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瑪竇庞迪我携带大量礼品再次进京覲見明神宗,终于获得在京永驻的许可,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后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
  •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青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获教名保禄(Paul)。
  • 1605年,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Bento de Góis),从印度出发,经古丝绸之路,经过四年长途跋涉,于1605年抵达中国肃州,因劳累死在那里。他的日记被利玛窦整理發表,证实马可波罗描述的契丹就是中国。
  •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熊三拔来华,协助「钦天监」修订历法。
  •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李之藻1610年在北京受洗。
  •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利玛窦去世,龙华民接任,他对利玛窦宽容中国教徒尊孔敬祖表示不满,这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开始。同年耶稣会比利时籍传教士金尼阁来华,抵达南京跟随高一志郭居静学习汉语。意大利籍传教士毕方济抵达澳门。
  •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杨廷筠在杭州受洗。
  •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毕方济抵达北京。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艾儒略到中国泉州传教。
  •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耶稣会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到达中国南京,1636年返回欧洲,途上完成了《大中国志》。

南京教案[编辑]

  •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发生南京教案,许多天主教传教士被驱逐。
  •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罗雅谷汤若望傅汎际(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跟随金尼阁抵达澳门。
  • 天启二年(1622年)耶稣会德国籍教士汤若望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耶稣会西班牙籍教士费乐德(Rodrigue de Figuerdo 1594-1642)来华。明熹宗敕教士罗如望阳玛诺龙华民等制造军用铳炮[2]
  • 天启三年(1623年)意大利教士艾儒略、毕方济奉召至京。
  • 天启四年(1624年)耶稣会葡萄牙教士伏若望(Jean Froes 1590-1638)来华。
  • 天启七年(1627年)汤若望被派往陕西传教。
  • 崇祯二年(1629年)耶稣会葡萄牙教士瞿西满(Cunha, Simão da 瞿西滿, 1589-1660)来华。

汤若望与《崇祯历书》[编辑]

  • 崇祯三年(1630年)汤若望第二次来到北京,奉召任职历局,协助徐光启编修《崇祯历书》。
  • 崇祯十年(1637年)耶稣会意大利教士利類思来华抵达北京,1640年应东阁大学士刘宇亮邀请赴四川成都绵竹等地传教。
  • 崇祯十三年(1640年)耶稣会葡萄牙籍教士安文思来华,抵达杭州,1642年前往四川。
  • 崇祯十六年(1643年)耶稣会意大利籍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来华。

天主教与明末动乱[编辑]

  • 天启二年1622年,18岁的郑芝龙在澳门受洗加入天主教,教名Nicolas。
  • 崇祯十三年(1640年),耶稣会德国籍教士瞿安德(Fr.A.X.Koffler 1615-1651) 来华。
  •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汤若望留京未受虐待。清军入京之后,汤若望继续被留用。
  • 崇祯十七年(1644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在成都入张献忠幕僚,后被清军俘虏押往北京。
  • 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耶稣会波兰籍教士卜弥格(Michel Boym,1612—1659 )来华。
  • 南明永曆二年(1648年),瞿安德南宁为王太后、馬太后、王皇后施洗入教,后又为皇三子朱慈炫(后被封为太子)施洗,教名君士坦丁。
  • 永曆四年(1650年)十月,传教士卜弥格作为南明皇帝的使者與南明官員陳安德出使罗马教廷和西欧各國。

清朝[编辑]

罗马教廷在华设立代牧区[编辑]

湯若望的曆獄[编辑]

中国礼仪之争[编辑]

  • 崇祯四年(1631年)1月2日或3日,受西班牙国王保护的道明会的高奇神父(Ange Cocchi?-1633年)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的福安,正式开始对华传教。并对受葡萄牙国王保护的耶稣会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表示不满。
  • 崇祯六年(1633年),道明会传教士黎玉范(P. Juan B. Morales)和方济会传教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OFM,1602-1669)到福安。
  • 顺治二年(1645年),接替高奇神父的黎玉范神父(Juan Bautista Morales 或 Jean—Baptiste Moralès1597-1664)特意赶到罗马向教廷报告耶稣会的行为,将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公开化。
  • 顺治七年(1650年),耶稣会中国传教团委派卫匡国赴罗马教廷,陈述耶稣会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见解。获得教宗亚历山大七世的理解。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下敕谕,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
  • 1667年,因「曆狱」而被羁押在广州的包括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会士共23人召开了一场长达四十天的会议,讨论在华传教的方针,最后通过的决议之一,是遵守1656年教宗的裁定。
  • 康熙九年(1670年),方济会西班牙籍教士利安定(Augustinus A. S. Paschali)来华。
  • 康熙十五年(1676年),教宗克雷芒十世任命中国籍传教士罗文藻担任南京宗座代牧區代牧。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主教,也是1926年以前惟一的一位中国籍主教。
  •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白晋张诚洪若翰刘应李明等五人来华。在北京建立法国耶稣会。该会成员大多反对所谓“利玛窦规矩”。
  •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传教士徐日升张诚被任用为译员。
  •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索额图和传教士张诚、徐日升等人的游说下,康熙连下两道谕旨,礼部即奉旨依议:“……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实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明确表示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百姓中传播天主教教义,中国老百姓也可以领洗成为天主教基督徒这被传教士称之为“基督教宽容敕令”。
  •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巴黎外方传教会颜珰宗座代牧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引发天主教罗马教廷与中国清王朝的对抗。
  •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派遣白晋为使臣出使法国。
  •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耶稣会法国传教士艾若瑟到中国澳门传教,1699年至1701年到河南开封山西太原接管教务。
  •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11月20日),教宗克雷芒十一世(Pope Clement XI, 1700年-1721年在位)发出禁约,正式禁绝中国礼仪。
  •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教宗代表铎罗来华發布南京教令,禁止中国教徒敬拜祖先,再度引发中国礼仪之争,康熙帝为澄清真相,派遣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中国教徒樊守义随行。
  •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罗马教廷将福建传教区交给反对中国传统礼仪的道明会耶稣会撤离福州。
  •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传教士白晋、杜德美雷孝思等人主持测量绘制全国地图,历时11年,绘成《皇舆全览图》。
  •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教宗克雷芒十一世颁布“自即日起”通谕,重申1704年禁令。
  •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罗马教廷中国礼仪之争事,派嘉乐(Jean Ambrose Charles Mezzabarba)主教来华,重新禁令。康熙帝在二十九天之内,召见嘉乐六次,详为解说供牌及称天为上帝意义,并说 “朕原视中外一家,不分彼此”[10]
  • 雍正元年(1723年),闽浙总督满保上疏请将各省西人除晓通技艺者外,余俱送往澳门安置,改天主堂为公廨,严禁入教,获准。天主教正式被禁。

天主教进入西藏[编辑]

雍乾嘉禁教与早期天主教殉道者[编辑]

  • 康熙十七年(1678年),道明会西班牙传教士刘方济(嘉彼辣),因仇教风波,在福建被差役斩首。他是明末天主教重返中国以来的第一个殉道者。
  • 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年),礼部奏请在全国禁止传习天主教获准,除在京为宫廷服务的侍士照旧供职,允许进行内部宗教活动以外,其余传教士皆被勒令回国。
  •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下达禁教令。
  • 乾隆十二年(1747年5月26日),道明会西班牙传教士白多禄(Pedro Sanz)因禁教期间潜入福建传教,被斩首于福州西门外。
  •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因湖北、陝西地方官分別查獲前往該地傳教的傳教士數人,乾隆再度下禁教令。
  • 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皇帝因川楚教乱起事,下令禁止天主教。
  • 嘉庆十九年(1814年),第一位中国天主教教徒殉道者吴国盛在贵阳被处决。
  • 嘉庆二十年(1815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徐德新在成都被处决。

俄国东正教在中国[编辑]

  •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东正教会俄国托博尔斯克教区主教托来华。
  •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第一届俄国东正教北京传道团抵达北京。1712年康熙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人经西伯利亚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慰问那里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作为同意借道俄国境内为交换条件,彼得大帝提出派传教士团来华。经康熙表示同意,俄国派出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便于1717年首次来到北京[11]
  • 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布连斯奇条约》,中方正式允许俄國東正教教士到中國傳教。
  • 1847年7月,沙皇政府授权第十二届东正教北京传道团修士大司祭佟正笏(波里卡尔普),首次要求清政府允许俄商到新疆塔尔巴哈台(今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今喀什)“三处通商”。
  • 1858年,大司祭固利乙(Gurii)率领第十四届传道团前来北京换班。10月10日俄国外交部官员彼罗夫斯基从东西伯利亚总督任地伊尔库茨克直接到达北京,表面任传道团监护,实际上则是俄国驻华代表。12月,彼罗夫斯基向清政府声明是俄罗斯驻华全权公使,要求与清政府谈判《中俄天津条约》、《中俄瑷珲条约》的换约。虽然这违反清朝的外国使臣不驻京的规定,但是咸丰皇帝还是派理藩院肃顺瑞常与彼罗夫斯基谈判[12]。1859年7月俄国派遣伊格那季耶夫来华,替代彼罗夫斯基。

耶稣会重返中国[编辑]

新教传入中国[编辑]

  • 嘉庆十二年(1807年),第一位新教传教士,新教英国伦敦会马礼逊来华传教,并任职于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七年之後,第一個中國新教徒蔡高受洗。
  • 道光三年(1823年),马礼逊按立第一位中国新教牧师梁发
  • 道光十年(1830年),裨治文抵达广州,他是新教第一位来华的美国传教士。
  •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抵达广州,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同时传教。
  • 道光十八年(1838年),由于反天主教势力与天主教摩擦不断,清政府取缔了天主教在华的一切活动,许多天主教堂被政府没收,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将教堂发还,因傳教纠纷、欺壓傳統宗教等,引发许多教案。

第一次鸦片战争与禁教令松弛[编辑]

  • 嘉慶十六年(1811年),嘉庆皇帝根据御史甘家斌的奏请,饬令刑部颁布《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对违反者处以“绞决”[13][14]
  •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方濟會意大利传教士藍月旺在監禁五年後,在長沙受絞刑。
  •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2月18日,遣使会法国传教士刘格来在武昌被绞死。
  • 道光二十年(1840年),遣使会法国传教士董文学在武昌被绞死。
  •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汉福会传教士郭实腊充当随军翻译和占领军定海知县。
  •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英方四个翻译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李太郭麦华陀。同年,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雅裨理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进入厦门传教。这是新教在中国进入的第二个城市。第一个是广州。
  • 1842年,英国圣公会在香港成立维多利亚教区,负责开拓香港、中国、日本、朝鲜、马来亚等地传教站。
  •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来上海创立墨海书馆
  •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5月25日),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从西湾子出发,历经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长途跋涉18个月,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拉萨。1852年出版《鞑靼西藏旅行记》。
  •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11月11日),美北浸礼会玛高温医生(D. J. Mac Gowan)到达宁波。
  •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伯驾任美方的翻译。该条约允许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
  •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派遣使臣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广州沿海,于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法国特使拉萼尼用炮舰相威胁,坚持必须由大清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清政府被迫让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发布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
  •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译的《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被英国圣经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
  • 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中国传教会福汉会)派遣,第一次来华,抵达上海,与宾惠廉一起共同传教。

基督教与太平天国[编辑]

  • 1834年,洪秀全广州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在广州龙藏街遇见传教士,并从其手中得到宣传基督教中文传道书《劝世良言》(梁发著,马礼逊代辑付印)的叙述。这条龙藏街就是提督学政署前边的一条街道,现在仍沿用此名。
  • 1843年,洪秀全科举落第,大病,在家研读《劝世良言》。
  • 1847年,洪秀全第三次科举失败,和族弟洪仁玕在广州拜浸礼会美国传教士罗孝全为师,申请受洗。罗认为洪对基督教理解不对,没有同意。之后,洪秀全模仿基督教使徒,与好友冯云山,走出家乡到广西传教。加入明室后代朱九畴所创立的上帝会。朱九畴死,洪秀全被推为教主。遭清政府通缉,逃至香港,跟福汉会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继续学习。1848年回广西,与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结拜。1850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
  •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
  • 1853年,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晏玛太坚守邻近战区的教堂,并戏剧性地营救驻扎上海的清朝最高官员——苏松太兵备道吴健彰,帮助其从城墙上逃脱。
  • 1854年5月,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
  • 1854年,洪仁玕当时作为基督徒在上海英国伦敦会墨海书馆学习天文历算,为时半年,后离开上海回到香港。1859年洪仁玕辗转抵达南京,成为太平天国重要领导人。
  • 1857年9月,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
  • 1858年年底,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作为伊利近勋爵派出的三人代表团成员之一,到南京会见太平天国官员。
  • 1860年8月,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杨格非等应忠王李秀成之邀,到苏州会见李秀成和干王洪仁玕,然后进入南京,获得在太平天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权利。
  • 1860年10月,罗孝全从广州经上海、苏州,抵达南京,拜见洪秀全。被授予管理外事的职务。但很快与太平天国不和,1862年1月到停泊在南京长江边的英国船寻求庇护,离开太平天国。

马神甫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编辑]

深入内地与教案冲突[编辑]

基督教与洋务运动[编辑]

基督教与戊戌变法[编辑]

曹州教案与德国占领胶澳[编辑]

义和团事件与庚子赔款[编辑]

  •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山东、天津、北京、山西、内蒙等中国北方主要省份,发生大规模迫害屠杀天主教和新教的义和团运动,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
  •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议将庚子晋省教案赔款白银50万两就地兴办中西大学堂。经中英双方议定,合办山西大学堂
  •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并求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编辑]


中國內地會的興起[编辑]

中國內地會創辦人,戴德生(1832~1905),出生英國,十七歲歸信基督教,同年決定獻身為傳教士。他於1854年抵華傳教,共在華51年。

  • 1866年:創立內地會:其策略為「憑信心過生活、工作」,這樣的生活觀念,帶給中國信徒有很重要的影響。基地在浙江
  • 1867年:進入江蘇
  • 1875年:進入河南
  • 1876年:分派傳教士前往山西甘肅四川貴州等地。因為事工的需要量越來越多,人手經濟上都需要增添,因此,他們開始去到各個國家當中傳遞異象,鼓勵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在這宣教的行列。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差會也加入內地會的系統,一起在內地福音事工上服事,此時的內地會便成為了中國最大的差會團體。
  • 1885年:劍橋七傑加入內地會,轟動一時。

內地會奉行本色化原則,一貫訓練中國同工自立、自養、自傳;同時採取整全的宣教策略,在以福音拓荒為主要重點的同時,在文字、醫療、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十足的進展。

经济文化交流[编辑]

  • 嘉靖三十九年(1566年),道明会葡萄牙传教士达克鲁斯在一封信中介绍了中国茶叶。
  • 明朝末年,传教士将土豆引入中国,当时土豆被叫做荷兰薯。(日本的土豆是荷兰人于1598年带至长崎港)。
  •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利玛窦在北京与李之藻合作,翻译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并刻版刊行。
  •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把天文望远镜带入中国。
  • 天启三年(1623年),艾儒略根据庞迪我、熊三拔所著的底本编译成《职方外记》,介绍世界地理。
  • 1687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翻译的《论语》拉丁文本,在法国巴黎出版。这是孔子首次被介绍到西方。以后《论语》被转译成法文、英文等。
  • 1698年,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来华,后来他的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信,影响了法国启蒙运动学者伏尔泰
  •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传教士白晋、杜德美雷孝思等人主持测量绘制全国地图,历时11年,绘成《皇舆全览图》。
  •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在景德镇传教七年的耶稣会法国传教士殷弘绪,写长信给法国,详细地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的制作工艺,使中国瓷器制造工艺的秘密被公开。
  • 道光十五年(183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医生抵达广州,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豆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同时传教。
  • 道光十七年(18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澳门成立医学传教组织中国博医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
  •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美北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医生在宁波创办“浸礼老医局”,后改名为“华美医院”。
  •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国女传教士艾迪绥将一所女子学校从爪哇苏腊巴亚迁到中国宁波,称为“宁波女塾”,这是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
  • 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58年12月19日),美北浸礼教会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初为半月刊,不久改为月刊,出至十一期而中止。
  • 同治七年(1868年 ),上海江南制造局成立翻译社,这是中国最早的介绍西方科技的翻译出版机构,传教士韦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Carl Traugott Kreyer)等先后担任外方翻译。
  • 1869年,以法国传教土吉恩·皮埃尔·阿尔芒·戴维川西,在四川雅安的宝兴县,看到了大熊猫,并首次收集了标本。
  • 1871年,美国圣公会在武昌创办文华书院
  • 1892年,法国传教士田氏从越南携带咖啡树苗,进入云南宾川县平川镇朱苦拉村种植,这是中国栽种咖啡树的开端。
  • 1897年2月11日,上海美北长老会牧师费启鸿帮助由原美北长老会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工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人,成立商务印书馆,是为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
  • 1906年盛夏,江西大余县基督教信义会德国传教士邬利亨,避暑旅游,进入西华山,在山里他发现许多乌黑发亮的石头,用手掂量感觉很重,他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矿石,于是拾了一些带回教堂。第二年邬利亨带回一些回国,找德国矿物专家鉴定,这些石头竟然是宝贵的钨矿石。

早期新教传教士[编辑]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 第一位殉道的中国新教徒是广东博罗Che Kam Kong(Chea Kunkong),他1865年去香港,1866年成为基督徒。5年中带领博罗一百余人信教。长辈不满他抛弃传统,警告他停止传教,但被他拒绝。1871年被捕,被强迫放弃信仰。他说,"你能杀我的肉身,不能杀我的灵魂",随后被推出城门杀害;尸体被扔进附近的河里。

中華民国[编辑]

宗教自由[编辑]

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中華民國臨時憲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當時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孫中山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後期的蔣介石張學良等),因而在民國以後新教的發展比清朝時好,直到1949年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基督徒人数近70万人。

由于基督教教义强调只能信上帝,不能拜其他偶像,因此与"祭奠祖先"等很多中国传统习俗产生了很大抵触,使得基督教之前在中国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和发展,直到后来来中国传教的剛恆毅總主教(1876年-1958年)与雷鸣远神父解释中国人祭祖敬孔礼并不违背教会的信仰,中国人这么地做是为了向已亡的父母和祖先表达尊敬。教宗碧岳十二世因而在1939年12月8日删除了祭祖敬孔的禁令,才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新教一直也不接受中国人拜祖先。(彭育申,2000)

基督教青年会[编辑]

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当时的名称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组合”(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Y. M. C. A. in China),首任总干事为美国南部美以会教士巴乐满(Fletcher Sims Brockman 1867 ~ 1944),副总干事为中国王正廷。青年毛泽东曾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青年会智育部晏阳初在长沙进行的平民教育运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Joseph Platt)会同奉天施医院院长英国人雍维林,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罗伯·克来克,在停泊在秦皇岛外的英国巡洋舰"麦尔迪"号上会谈,促成直奉双方于6月17日达成停战协议。

非基督教运动[编辑]

  • 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引发五四运动,之后也引发了一场从1922年到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的是,许多知识青年也参加进来。
  • 1923年6月14日,天主教意大利人梅占春神父被湖北应山县农民武装首领雷么扣为人质。中国政府迅速营救。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队围剿雷么,梅神父被救出,但在交火中受伤,9月4日身亡(一说梅神父被雷么枪决)。事后萧耀南等湖北名流集资在汉口建立梅神父纪念医院。

本土自立教会的形成[编辑]

“非基督教运动”的反帝国主义行动,促进了中国人独立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实践。倪柝声创办的地方教会,就诞生在这个时代。

传教士与中国共产党[编辑]

  • 中共认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因此在苏区驱逐或者逮捕外国传教士。1932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由瑞金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要求释放共产国际特工牛兰夫妇。可证明苏区关押着外国传教士[16]
  • 1934年12月8日,红军方志敏部队在皖南旌德县绑架内地会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夫妇,提出2万巨额赎款释放条件,被拒绝后,将师达能夫妇撕票。
  • 1935年,红军长征路上曾逮捕内地会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巳作为人质长达一年,勃沙特获释后回国发表《神之手》,第一次向世界介绍红军。
  • 1949年,天主教神甫雷震远离开中国,回国写作《内在的敌人》一书(THE ENEMY WITH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the Communist Conquest of China ),回忆他在中国的经历,表示对中共武装革命的强烈不满。

抗战时期[编辑]

  • 侵华日军宣传他们要把中国人从西方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因此对欧美背景的基督教也极力压制和打击。抗日战争中,沦陷地区的欧美背景的基督教教会活动基本上停止,教堂被摧毁或者占用,未撤走的西方传教士被逮捕拘押。少数中国自立基督教教会勉强保持低调活动,例如北京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聚会”。日伪还于1942年18日成立由日本控制的华北基教联合促进会。一部分日本基督教牧师也随军进入中国[17]
  • 1930年,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艾伟德来到山西内地,创立了八福客栈,一边传教,一边收养孤儿。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带领90多名儿童,长途跋涉,转移到西安。书籍The Small Woman和电影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讲述的是传教士艾伟德的故事。
  • 天主教遣使会神父雷鸣远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
  • 因为战争,男性都参军去,外国传教士被抓进集中营去,为了延续教会事奉,中华圣公会决定在香港按立一位女性(李添嬡女士)成为牧师,然后派往澳門赴任,成为全世界第一位被按立的女性牧师。中华圣公会的决定引起当时全世界教会的反弹,因为过去女性从来没有担任过教会内任何重要职位。在普世圣公宗其他教省要求之下,该位女牧师被逼辞去牧师之职位;另一方面,中华圣公会努力斡旋,陈明当时中国形势的险峻。最后,中华圣公会的决定终于得到普世圣公宗其他教省得认同。

近代基督教在华之貢獻[编辑]

民國成立以後,中國政府一再表示對各宗派一視同仁,基督教在中國傳佈,成效驚人。而教派除了傳道事工之外,並致力於各種社會事業,如建設大學、醫院、書局、救濟院、孤兒院等。另一方面,中國自治教會,也逐漸增多,遍及中國各地,遠及海外,為中國基督教展開一新的局面。[18]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新教教團數目計有六十一個團體、信徒數九萬五千九百四十三人;但到了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教團數以增至八十二、宣教師數目亦增至三千八百三十三人。民國成立以後,教士、教徒數目均激增。根據民國二年(1913年)的統計:宣教師有五千三百九十四人,而信徒數亦增至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五十九人。到了民國三年(1914年),教團數以增至一百七十,宣教師亦增為五千九百七十八人,且信徒數以致二十五萬三千二百十人。據抗戰前(民國二十四年)的統計,全國新教教會數有七千二百八十一、信徒數為五十一萬三千、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一年當中,就曾為四萬三千人改宗者施行浸禮。據稱:如包括尚未洗禮的慕道者在內,信徒總數以達百萬人之數。[19]

基督教与中国现代教育[编辑]

天主教和新教都在中國建立了一大批教育機構,從幼稚園一直到大學。一些中國著名大學起源於教會學校。比較著名的新教中學早期有煙台中學,後期有培正中學、培道中學(在一二三事件之前)等,大學則有燕京大学嶺南大學上海聖約翰大學湘雅医学院华中大学等。而天主教部分有震旦大学輔仁大學靜宜大學等。這些學校都為中國培養了大量吸收了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

基督教在華所成立的學校、有幼稚園、小學、中學、大學及各種弱勢機構、老幼院(如:盲啞學院、養老院、孤兒院等)等各種。據民國二十六年的統計:男子中學有一百間、女子中學有九十五間、男女合校的中學有五十四間。中學數計二百五十九,學生數約有五萬。大學計有十三間,有:濟南的齊魯大學、福州的福建協和大學、南京的金陵女子理學院、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蘇州的東吳大學、成都的華西協和大學、杭州的文江文理學院、武昌的華中大學、福州的華男女子學院、廣東的領東大學、南京的金陵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等。(據民國二十六年的統計,上述十三所大學的學生數計有六千四百二十三人),至於教會所興辦的小學,據民國十一年(1922年)的統計:高小九百五十六所,學生三萬二千八百九十九名。初小五千六百三十七所,學生十五萬一千五百八十二名。 出版事業方面,教會所創辦的雜誌刊物,在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時,計有中文雜誌二百十一種,英文雜誌二十七種,合計總數為二百三十八種。民國二十四年所出版的基督教叢書計有四千種之多,由六十九所基督教印刷廠分別承印,並有一百三十家專售基督教叢書的教會書局。[20]

在醫療方面[编辑]

除宣教團隊的醫師對貧民免費看診及贈藥外,並在各傳道據點建立醫院或診所,其中亦不乏醫術高明的宣教醫生。在中國基督教的醫學協會,早在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就有中國博醫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的成立。該會由一群外籍宣教師所組成,其主要目的為提供義診,並先後資助在澳洲、廣州、上海、香港、寧波、廈門等地醫院。該會又出版中文醫療書籍,及主辦醫療人之教育等事工。

另一個規模較大的醫療協會:中國醫療傳道協會於一八九0年(光緒十六年)首次的集會,其第二次大會於一九0五年(光緒三十一年)在上海召開,係由基督教醫師所組成的全國性團體。此後,該會又在一九0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一九一0年(宣統二年)、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先後開過幾次會議。該會曾經發行醫學定期刊物,及出版數種醫學叢書,其中重要的有中、英對照的醫學辭典。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由歐、美回國的中國醫學生,在上海成立了:中國醫學會。隔年(一九一六年),該會與中國醫療傳道協會在廣州開會,決議協助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成立全國公共衛生聯合委員會。在此時期,該會對各種流行病(如:天花、鼠疫、霍亂、結核病等)的防治,曾貢獻不少。

教會創辦的中國醫療傳道協會,為求全國醫療工作的擴展,於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自動要求合併於中國醫學會。中國醫學會,最初稱為:「中華民國醫藥協會」,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遷移上海後,改稱為「中國醫藥會總會」,並在全國各地設立了分會。

在改善社會方面[编辑]

基督教曾在中國成立各種組織來幫助當地的百姓,以破除迷信、戒煙禁賭、輔導妓女從良等。而重要的組織有以下幾個團體:[20]

  • (一)萬國改良會分會:成立於1808年,初任幹事為丁義華,勸人戒除菸酒嫖賭。該會對鴉片的禁絕,主張尤力。該會的經費,最初倚賴美國總會的供應,當歐戰發生時,改名為「中國萬國改良總會」,並宣布經濟的獨立。
  • (二)中華國民拒毒會:成立1924年八月,設總會於上海,發行拒毒月刊。該會係由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聯合基督教青年會及中國醫學會等團體共同發起的。該會曾在各地舉辦演講,印發拒毒圖畫。該會的工作,到七七事變發生後,因戰亂而告停頓。
  • (三)中國婦女節制會:成立於1907年,總會設於上海,由「萬國節制會分會」,相助成立。初任的會長,為上海長老會的范女士,後由九江美以會的石美玉醫師繼任,會務很有進展。該會的主旨,亦為反對菸酒、娼妓,並謀求婦女權益者。另一方面,萬國節制會仍繼續在華工作,1909年北京公理會的美籍女教士富軻慕慈夫人擔任幹事。到處演講,組織支會,計成立支會四十七處。該會在華曾創辦一「節制女子家事學校」於江灣,八一三事變以後,遷往上海租界,改名為「新女子職業中學」。
  • (四)道德會:1918年,由上海基督教教士公會及基督教婦女禁酒會等十七個團體,組成一個「風俗改良會」,到1920年更名為「道德會」。該會設立有「婦女教養所」,收容沿街拉客的妓女,輔導他們有一謀生的技能,在「婦女教養所」中設立有各種技能訓練班。該會並建議政府,逐年減少妓院的數目,每年按照抽籤,減少20%,並提倡嚴格取締未領執政的私娼。該會發行進德報,並在學校提倡性教育及衛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辑]

三自爱国运动[编辑]

  •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开始进行基督教教会社会主义改造。外国教牧人员被迫离开大陆到香港、台湾或回到母国。
  • 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中国教会从此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道路。
  • 1951年,发动指任过去的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控诉运动,切断国内教会与国外教会的一切联系。所谓的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代理人逃到香港、台湾和国外,或者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驱逐出境。天主教美国瑪利諾會传教士华理柱(James Edward Walsh ,1891-1981),在1958年10月18日在上海被判处20年徒刑,直到1970年7月10日,因中美关系将要有重大变化,才被提前释放,成为最后一个离开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 1957年成立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 1958年各种不同信仰礼仪背景的教会实行“联合礼拜”。

文化大革命[编辑]

  •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基督教受到严重的衝擊,一切宗教活动基本停止。文革结束后,政府“拨乱反正”使得中国教会得到复兴和长足发展。

今日中国大陆基督教[编辑]

今天,中國基督徒主要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还有为数极少的东正教徒。天主教、新教列在官方承认的五大全国性宗教之中,东正教则在黑龙江省等部分地区被官方承认。

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实行无神论宣传教育,但是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制定《宗教事务条例》[1],规定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登记的宗教场所进行,否则为非法。另外,有一些条款,例如“禁止在登记场所以外的场所传教”、“外籍人士除非受邀请不准传教”、“跨省宗教活动需经审批”等等,与宪法上“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有争议。随着中国的开放与发展,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开始受到其它国家教徒的关注。

目前全国性的三自爱国教会(西方称之为“政府教会”或“官方教会”)组织,中国天主教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中国基督教新教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协会

分布[编辑]

天主教和新教在中国各省的分布相当悬殊。

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是河北(占全国1/3)。许多国际知名的天主教地下教会的领袖(如已故的保定教区范学淹主教),都来自该省。河北保定附近的东闾村,是著名的圣母朝圣中心。其次是山西陕西内蒙古四川福建长乐福安)以及上海市。山西太原教区清徐县的六合村有7000名教徒,可能是中国天主教徒最多的村庄。

新教徒最集中的5个省份是河南浙江(特别是温州市以及杭州市萧山区慈溪温岭等)、福建(特别是福清)、安徽江苏(主要在宿迁淮安)。其次是山东云南黑龙江(特别是大庆)、辽宁江西等省。其中以河南的信徒最多,全省有5%人口是新教徒(不包括家庭教會的信徒)。浙江温州地区由于信徒众多,已经呈现教堂林立的情形。云南省西北角的贡山县新教徒占总人口比重高达85%,是中国基督徒比重最高的县。

官方基督教组织[编辑]

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基督教出现显著复兴。由于三自爱国运动,官方新教教会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和官方天主教会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天主教主教团都不承认罗马天主教教宗的行政权,因而被其他罗马教会视为分裂出的基督教组织。中国官方基督教组织必须遵守政府对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因此被一些家庭教会看作是伪教

与罗马教廷的关系[编辑]

梵蒂岡目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三自教会实行自选自圣主教制度,拒絕接受罗马教廷的领导。教宗任命的主教也無法正常在中國大陸開展宗教活動。中国现政府一直强烈反对梵蒂冈宣布的部分圣人,理由是这些人曾在中国进行了“非法活动”(近代史上协助西方侵略中国以及1949年之后企图颠覆大陆政权)。

家庭教会[编辑]

许多基督徒选择在三自组织以外的聚会,称为家庭教会地下教会。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因家庭教会多数拒绝向政府登记而被定为非法。家庭教会在全国各地的处境很不相同,差异很大,浙江(例如温州)以及福建(例如廈門)的各大城市的家庭教会的力量很强盛,可能由于经济的原因。這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往往都知道他們的存在,但通常不會阻止他們眾會;而其他一些地方,尤其是部分農村,家庭教会仍然受到很严厉的打压,家庭教會的信徒被拘捕的事件時有發生,有時甚至把探訪家庭教會的香港或外國信徒也拘捕了(因为国家《宗教事务条例》把外国人参加家庭教会聚会视为非法)。家庭教會因為沒有统一管理,长期处于地下,也不一定有正式的训练有素的宣教士帶領信徒,一些成了異端,甚至邪教的溫床(例如:東方閃電)。家庭教會的主要傾向包括福音派基要派加尔文派灵恩派以及自由主义神学等,派别比较多。

趋势[编辑]

估算中国基督徒人数很难,因为许多人不愿公开自己的信仰。由於家庭教会多數沒有登記,所以估计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數相當困难。

外間對於中國新教基督徒人口的估算落差很大。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國基督教協會(合称基督教全国「兩會」)在二○○二年的數字是約一千五百萬。而在海外機構之中,《愛德通訊》(Amity News)著名的一九九七年統計的數字則在一千萬到一千三百七十萬間。有不少坊間估計非常樂觀。有許多網上資料指中國信徒有五千萬以上,甚至有些數字超過一億。香港宣道會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蔡少琪在基督教時代論壇指出,中國新教信徒數字只可能在二千萬左右,基於多種因素,外間的數字很可能嚴重高估 [2]

教派[编辑]

官方声称中国教会没有宗派之别,这指的是有官方背景的“三自教会”。但现存的五种宗教的内部各自有一些不同的独立派别。 除了基督教家庭教会之外,现在中国基督教之内还有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地方教会)等教派在福建等省份举行单独聚会和礼拜,并不参加政府提倡的三自教会的不分派别的联合礼拜。

少数民族[编辑]

少数民族中,傈僳族景颇族獨龍族怒族拉祜族佤族苗族俄羅斯族朝鲜族高山族信仰基督教的比重较大。

国际访问和基督教[编辑]

在北京等国际城市,已经在酒店里设立了专供外国人的聚会。

美国官方访问中国时常去中国教堂,2005年11月,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访问北京时,参加缸瓦市教堂北京开放的5所官方承认的新教教堂之一)[3] [4]. 国务卿赖斯参加棕枝主日

中国东正教[编辑]

在中国北方的黑龍江,現在有人数很少的一群东正教徒。中国东正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被俘来到北京的俄国人。另外,在新疆北部的一些俄罗斯族人也是東正教徒。

基督教与侵略[编辑]

1840年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被炮火打开国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亦被列入条约,传教士以此为护身符进入内地传教,基督教也随之进入中国。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扩展基督教,建立教堂,同时也办立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等進行傳教,基督教开始在中国获得了很多信徒。但部分中国人将传教士与列强混在一起,将对侵略者的仇恨转嫁到传教士身上,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殖民主义殖民统治的工具,认为基督教传教是文化、宗教的侵略,同時對基督教利用清政府壓制中国人而發生連串教案從而引起他们強烈的不满,把仇恨转化成暴力行为。终于在190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多名传教士和基督徒遭到杀害。

1919年巴黎和会对中国的不公,引发五四运动,之后也引发了一场从1922年到1927年间的“非基督教运动”。这场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不同的是,主要参加者是知识青年,也包括了当时主流的知识界人士,如在北京大学便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人。

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方面的作用超过任何人。英国和美国宗派,如英国循道会,继续派遣传教士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驱逐传教士。

参考文献[编辑]

  1. ^ 《西方宣教運動與中國教會之興起》,于力工著,(台北:橄欖出版社,2006),19-22。
  2. ^ 2.0 2.1 2.2 2.3 2.4 2.5 2.6 清黄伯禄编 《正教奉褒》
  3. ^ 阎宗临《元代西欧宗教与政治之使节》《中西交通史》 74页
  4. ^ 同上,74页
  5. ^ 同上 83页
  6. ^ 佚名:《中国教会史》
  7. ^ 同上 95页
  8. ^ 同上 96页
  9. ^ 南明永曆朝廷與天主教,黃一農
  10. ^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
  11. ^ 国学网:康熙与中俄文化交流
  12. ^ 端木赐香: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始末
  13. ^ 吴伯娅:关于清代天主教的几个问题
  14. ^ 陈连营:《清朝嘉庆朝文化专制政策的调整
  15. ^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16. ^ 罗威:《http://www.shuku.net:8082/novels/wars/niu.html 牛兰事件”始末》
  17. ^ 沦陷时期的华北基督教团
  18. ^ 魏外揚。《宣教事業與近代中國》。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78。
  19. ^ 徐松石。《中國本色教會的建立》。香港:浸信會出版社,1975。
  20. ^ 20.0 20.1 楊森富。《中國基督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延伸阅读[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