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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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關稅獨立，跟世界各地有自由自主的貿易關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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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獨立的出入境政策，中國大陸居民必須獲得簽證才可到訪香港。香港居民持[[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香港特區護照]]及[[英國國民 (海外) 護照|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可於多國享有免[[签证|簽證]]待遇，出入較[[中国大陆|中國大陸]]居民容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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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12日 (五) 09:31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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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歷史始於超過三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居住於華南地區沿岸島嶼的先民，其後被中原的秦朝納入版圖後，踏入信史的開端。往後的一千多年間，當地只是一個名不經傳的捕魚產鹽之地。其後英國建立香港殖民地，使香港變成一個自由港。隨著時代變遷，香港逐漸由貿易港口轉型成製造業城市，再轉型為今日的國際金融業中心。
英國建立香港殖民地之前，還未有「香港」這個行政區域的概念，所以之前的歷史皆附屬於嶺南或香港各地區的歷史。
史前和早期歷史
考古研究指出，香港的人類活動可以追溯至39,000至35,000年前的舊石器時代。西貢黃地峒一帶發掘出多件當時的石器[1]。而公元前4千年新石器時代的文物發掘，表明本地文化與中國北方包括龍山文化的石器時代文化是有分別的。在大嶼山、赤鱲角和南丫島已發掘出陶器、石製和青銅的捕魚工具和兵器，風格與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大灣文化相似。[2]屯門掃管笏和西貢沙下均出土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遺物與遺蹟，而馬灣東灣仔北之考古亦發現有二十座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器時代早期墓葬。
前2千年至前1千年，香港一帶初期受東南沿海的原始文化影響，後期中原商代的青銅文化傳入。至前1千年前，香港一帶屬於古越文化的地盤，籠罩於戰爭氣氛中。此時期香港沿海地區出現不少水晶飾物的製作工場，交換珠江三角洲腹地生產的硬陶。[3]現時八處石刻已在東龍島、滘西洲、蒲台島、黃竹坑、長洲、大嶼山的石壁、香港島的大浪灣和西貢的龍蝦灣被發現。這些面向大海的石刻被認為與生活在相當於商朝的香港先民祭祀天氣和祈求風平浪靜有關。[4][5]
1930年代的考古發現，被認為與前6世紀至前3世紀戰國時代時香港鄰近廣東地區的文化有關聯。[6]
秦至元朝時期
前214年（秦始皇卅三年），秦朝派軍平定百越，置南海郡，把香港一帶正式納入其領土，屬番禺縣管轄。由前203年開始，香港一帶由南越國所管轄，直至前111年西漢滅南越，香港一帶才再由中原皇朝管治。其後的東漢、東吳、西晉及東晉初年，香港一帶一直仍屬番禺縣。東晉咸和六年（331年）起，該地區屬寶安縣管轄。東晉末年，地方民變首領盧循在劉裕率兵征討之下，率其部下逃亡至大嶼山定居。其後香港地區歷南朝及隋朝政權的管治。
唐朝開始，隨著廣州對外貿易的發展，香港地區開始有較明顯的發展。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736年），香港境內設立屯門軍鎮[7]，派員二千駐守來保護海上貿易。當時軍隊屯駐在今天的屯門，該區因而得名。唐肅宗至德二年（757年）起，香港地區改屬東莞縣管轄。唐昭宗光化四年（901年），新界五大氏族[8]的原居民開始在香港定居。
五代十國時期，由於大步（今大埔）一帶盛產珍珠，南漢劉氏遂於大寶六年（963年）設官辦珠場，稱為媚川都。宋太祖趙匡胤滅南漢後明令禁止官方採珠，但於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朝廷恢復採珠，直至南宋後期。至元朝曾復採官珠，但受到士紳反對，不久又再次停辦。
香港海岸線漫長，故香港多處皆適宜興建鹽場。北宋開寶四年（971年），朝廷於現時九龍灣一帶設立官富場，並派鹽官駐守，負責產鹽及統籌各小型鹽場。南宋宋孝宗淳熙十年（1183年）5月29日，朝廷明令取締大奚山（今大嶼山）的私鹽，引起宋寧宗慶元三年（1197年）大奚山鹽民起義。
南宋末年，兩位小皇帝宋端宗趙昰和宋帝昺趙昺被元朝軍隊逼迫逃到香港，據說曾在九龍土瓜灣一塊大石頭上休息，人稱該處為宋王臺，沿着西方走到屏山後，有某位人姓曹協助宗帝昺和宋帝昰走難，其因而失足跳潭而逝，這地方名名為曹公潭後經荃灣循海路西渡前往虎門。後來他們返回大嶼山時帝昰病逝，宋帝昺在梅窩登基。因元軍追趕，遂逃到今日廣東新會崖門，但被元軍趕到，陸秀夫於是背負8歲的趙昺跳海而死(還有其他原因)。
明朝時期
明代的香港地區在商貿上已漸漸蓬勃起來，人口亦有所增長，更成為海防要地。當時，明代在這裡設防，主要是為了防禦南中國海一帶的海盜、日本來的「倭寇」、葡萄牙和荷蘭的侵略者。明朝中葉，廣東沿海有三路巡海備倭官軍。其中的中路「自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諸海澳」。[9]佛堂門在香港地區，該地區顯然屬於中路的防禦範圍。萬曆年間的《廣東沿海圖》中已標有香港以及赤柱、黃泥涌、尖沙咀等地名。[10]
此外，香港在明朝時盛產及出口香木。這種香木屬於莞香，又名女兒香，當年在廣東與江浙等地備受歡迎。據說，「香港」的名稱的由來就是因為香木的盛產和出口。而明朝是香港種香及產香業的全盛時期。從香港的瀝源（今沙田），大奚山（今大嶼山）沙螺灣等地生產的香樹製品皆用木箱裝好，會經陸路運至尖沙頭（今尖沙咀）的碼頭，用小艇送到石排灣（今香港仔），再用俗稱「大眼雞」的艚船運至廣州，遁陸路經南雄，越大庾嶺，過贛江至九江市，沿長江送往送往蘇杭銷售[11]。
香港在中西外交關係史上也佔一席位。佛朗機（今葡萄牙）船長費爾南·佩雷茲·德·安德拉德在1516年率船隊前往中國，並於翌年8月15日抵珠江口與明朝廣東地方官員接洽，是為葡萄牙和明朝的第一次官方接觸。事實上，早於1514年（明朝正德九年）葡萄牙已派兵抵達並攻佔屯門，控制香港地區的屯門和后海灣達七年，並於當地立石柱，刻該國國徽於其上，以示佔領。明軍於1521年（正德十六年）向葡萄牙開戰，史稱屯門海戰，戰役持續了40天，葡軍陷入苦戰，最終狼狽返回馬六甲。翌年4月，葡軍再派出由六艘軍艦組成的艦隊企圖重新佔領屯門，8月兩軍在大奚山茜草灣附近對峙。此戰從茜草灣海面一直打到了哨州[12]海面，最後明軍大獲全勝。
清初時期
清代香港屬新安縣管轄。清廷為防沿海居民接濟明朝遺臣鄭成功，遂於1662年（康熙元年）下令遷海，沿海居民須向內陸遷徙50里，使居民家園盡失。加上實施海禁，香港本區受嚴重影響。遷海後漁鹽業廢置、田園荒蕪，沿海居民深受遷海之苦，廣東巡撫王來任、廣東總督周有德請求復界。1669年（康熙八年）朝廷終允復界，本區居民陸續遷回。因此新界五族[14]於上水設立報德祠[15]恭奉兩公該祠及鄧族於錦田設立周王二公祠內設周王二公書院並每十年打醮一次以作答謝。
清朝中葉，隨著清朝與外國有更多接觸，接近當時貿易中心廣州的香港也成為了各國商船的停留點之一，當中以瀑布灣最為著名。而朝廷亦加強對香港一對的軍事防衛，例如設立官涌炮台等。1839年6月20日，九龍尖沙咀村發生林維喜案。英國水兵在村內醉酒鬧事，打死村民林維喜，林則徐要求英國商務總監義律交出兇手, 義律卻自己輕判了事。此事因而成為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線，為香港被割讓埋下伏筆。同年11月，中英隨即爆發穿鼻之戰，英方戰敗後逃回尖沙咀，林則徐便下令軍隊駐在尖沙咀附近的官涌（今佐敦）還擊，結果成功將英軍驅逐出尖沙咀，史稱官涌之戰。
英治初期
香港割讓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不久，清朝道光皇帝由主戰轉向主和，派欽差大臣琦善到廣州與英軍談判。1841年1月琦善與義律在清廷與英國政府不知情下草擬《穿鼻草約》，並於1月20日由義律發出《給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中，宣稱他和琦善之間「達成了初步協議」[16]，其中包含「把香港島和海港割讓給英國」，並於1月26日於香港島北岸的水坑口登陸。但由於清廷及英國政經界分別認為有辱國體及獲利太少，故雙方不承認《穿鼻草約》的存在，但英國軍方並沒有撤出香港島。直至1842年，清朝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被大英帝国打敗，並於翌年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連同鄰近的鴨脷洲才正式割讓與英國。
1860年清廷再敗於英法聯軍，被逼簽下《北京條約》，把九龍半島南部連同鄰近的昂船洲一同割讓給英國。當時在九龍半島上的新邊界只用矮矮的鐵絲網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
1898年，英國通過與清廷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及其他一系列租借條約，租借九龍半島北部、新界和鄰近的兩百多個離島，但九龍寨城除外，租期99年。這一系列的租借和割讓，形成了今日香港的邊界。
19世紀中至末
英國於1842年正式取得香港島後，即宣佈香港為自由港，是為「香港開埠」。英國的商人，包括鴉片商販，逐漸將香港建立成與東方自由貿易的樞紐。美國的鴉片商販及銀行家亦有到香港參與跟中國的貿易。
1851年太平天國起，不少華南商人遷往香港逃避戰亂。香港人口由1851年的33,000多人，增至1865年的12 萬多人。香港亦逐漸取代廣州，成為中國沿海的主要轉口港。除了貨物的轉運外，香港亦成為華南中國人移居海外的中轉站。從1851年至1900年期間，超過200萬廣東及福建人經香港移居海外，或被運往海地充當勞工。
1890年代，南中國發生鼠疫。1894年春，在廣州傳出超過10萬人死亡的消息。同年五月，上環太平山街一帶的中國人集中聚居的地區亦爆發爆發鼠疫，每天的死亡人數最多達100人。結果當年之內共有2,552人死於瘟疫，為數約10萬名的華人離開香港，貿易額亦一度大幅下降。之後30年之內，鼠疫仍偶爾在香港出現，1898年至1900年期間，便再有1,290人死於鼠疫。
20世紀初
踏入20世紀初，香港發展成為與南中國貿易的轉口港。香港人口穩步增加，市區面積亦按此增大。1876年香港人口14萬人，至1914年已增至50萬人。隨著城市發展，香港一路增設各種現代市政建設，例如電車、火車、煤氣、電力、電報等等設施一一在香港出現。而於1912年成立的香港大學，為香港培養技術人材。
1911年以孫中山等人為首的群眾推翻滿清政府，中華民國成立，然而其局勢一直動蕩不安，使不少人逃難來香港。而民國政府對廢除包括香港割讓的不平等條約顯得有心無力，更因為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未能藉《凡爾賽條約》收回德國控制的山東，使排外情緒更為高漲，並蔓延到香港，成為1922年海員大罷工及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的導火線之一。
1931年起，隨著大日本帝國佔領中國東北三省，香港更開始面對日本的威脅，使英軍考慮加強對香港的防衛。而當時全球經濟大蕭條及銀本位貨幣制度受到衝擊，都對香港經濟構成一定影響。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正式爆發，除了使大量難民湧入香港，更代表日軍的威脅更接近一步。
日治時期
香港在英國統治下的發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日軍佔領時中斷。
日本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即展開對中國的侵略。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軍在大亞灣登陸，並迅速攻佔廣州及鄰近地區，之後南下至深圳河北岸，與英軍為界。
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當天，即1941年香港當地時間12月8日早上由酒井隆指揮從深圳進攻香港。負責防守香港的包括有英國、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義勇軍。日軍不單有數量上的優勢，而且在開戰的首天便取得制空權。英軍和印軍撤退到醉酒灣防線，然後撤出九龍半島。英軍和渡海後的日軍繼續激戰。最終英軍失去了唯一的水庫。因此，港督楊慕琦於同年12月25日代表英國殖民地官員向當時總部設於九龍半島酒店三樓的日軍投降，從此揭開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日治時期。
日軍隨即成立軍政廳，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長官，直至磯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總督。日軍在香港濫殺無辜，香港市民反日情绪高涨，有平民在香港島的山頭伏擊日軍將領。到了日軍佔領的中期，更有香港居民參與東江游擊隊，在新界等地方對抗日軍。
日治時期，香港在經濟、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折。經濟上，日軍強迫香港市民以港幣及法幣（國民政府貨幣）兌換日本軍票，到了戰後所有的軍票都不獲承認而變成廢紙。戰時與中國大陆的貿易大幅下降，香港的經濟陷入低谷。日本又在香港實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強迫使用日文，香港的街道地區亦被改成日文。由於食品及其他物資嚴重不足，加上日軍在香港實行疏散政策，鼓勵或強迫市民離開香港，戰後香港的居民人數大減至70萬左右。
戰後發展
經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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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抗戰勝利以後，中华民国國民政府一度在聯合國上要求收回香港，但礙於當時國共內戰已經開始，國民政府又沒取得美國支持，無力向英國政府取回香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後，与英方就香港問題達成協議：中方（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無意收回香港主權，也不干預支持中华民国的軍民在香港的活動，用以換取英國承認中國大陆的新政權。[來源請求]1950年，英國承認位于大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继续承認撤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是蘇聯以後第一個承認新政權的歐美國家。
因国民政府在大陆之统治遭瓦解，數以萬計的人從大陆逃到香港。香港人口由1947年的180萬，增加至1951年的220萬。新移民提供了廉價勞動力，更重要的是把技術和資金都帶來香港。因中共政權推行鎖國政策，不少外國公司把辦事處從上海搬到香港。加上1951年爆發的韓戰使聯合國對中共政權實施禁運，香港原先依賴的轉口港貿易不能維持。這些都為香港經濟轉型為工業為迅速發展創造條件，使香港搖身一變成為製造業中心，初時以紡織業為主，其後擴展至成衣、電子製品、鐘錶及印刷等。
國共兩黨的衝突也蔓延到香港。1956年10月10日，右派工會策動大規模破壞活動，連日搗亂多家左派機構，暴徒並四出搶掠導致300人死傷，稱「雙十暴動」，港督葛量洪派遣軍警搜捕暴徒才告平息。國民政府的情報人員從此被禁止進入香港。到了1960年代，隨著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影響下，香港於1967年的一場勞資糾紛演化成暴動。香港街頭被暴徒放滿寫上「同胞勿近」的真假土製炸彈，使香港陷入一片恐慌之中，經濟一片蕭條。而深圳方面的紅衛兵亦多次意圖越過中港邊境，並與沙頭角的香港警察發生鎗戰。後來中共政府的總理周恩來，堅持不打算收回香港，這事件方逐漸平息。
暴動過後，港英政府意識到要改善民生，緩和社會矛盾。港督麥理浩在任內推行多項措施。最主要的是推行廉價出租公屋政策，使低下階層逐漸由山邊寮屋搬至公屋，改善生活環境。另外，麥理浩成立總督特派廉政專員公署打擊政府內嚴重的貪污問題。政府亦推行「九年免費強迫教育」、大學生資助計劃、廉價和優質醫療等，使香港步入現代化城市之列。再加上經濟迅速增長，香港與台灣、新加坡和南韓四個地方並列「亞洲四小龍」。
1970年代初期，由於新界土地契約的問題，使港英政府不得不考慮香港前途的問題。英國政府曾經多次要求向中國政府延續新界的租約，揭開了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移交問題達20年爭拗的序幕。
過渡期
隨著中國大陸在1980年代的經濟開放，加上本地工資上升，香港的製造業逐漸北移。香港逐步轉變為以商業及旅遊為主的城市。香港在人均壽命、識字率及人均收入等各項社會經濟指標皆擁有驕人成績，足證香港在20世紀最後40年所獲得的成就，但主權前途問題卻亟待解決。
1980年代初，新界租約將於十多年後屆滿，最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但英國人仍保留治權。不少香港傳統上流社會的政治及商界精英，開始時亦支持有關建議，但遭當時的領導人鄧小平否定。中國堅持英國對香港沒有主權，只有治權；而且中國不單要收回新界，更認為把香港島和九龍割讓的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必須整體收回香港；但承諾保障香港人「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權利。鄧小平認為香港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體系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社會主義體制，立即融合對雙方均無好處，故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辦法，在收回主權的同時，容許香港擁有獨立的經濟及政治制度，即所謂「高度自治」。
1984年12月19日，中英雙方簽訂《中英聯合聲明》。根據這份聲明，英國將在1997年7月1日把香港的主權歸還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上述協定中，中國政府會「一國兩制」政策，確保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實行，並保證香港在除外交及國防外的各方面都擁有高度自治，直至2047年——是謂「五十年不變」。《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對中國共產黨統治沒信心的香港人紛紛移民歐美，帶起第一浪香港移民潮。
在1984年至1997年之間，香港銳化成為全亞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香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全球排十名以內，但巨大的財富卻未能掩蓋香港人對未來政權更替的憂慮。1989年北京發生六四事件，香港絕大部分人反對鎮壓，除了逾百萬人大遊行外，更曾罷工、罷市、罷課一天，其後更引發新一浪香港移民潮。為穩固民心，當時港督衛奕信提出香港機場核心計劃。
1990年4月4日，《香港基本法》正式通過，象徵主權移交後的小憲法得到落實。1992年7月，彭定康獲委派為最後一位港督。由於六四事件後，民主進程一直備受港人關注，因此彭定康上任後，在香港推行民主政制改革，在香港立法會增加直選的議席，但北京當局認為彭定康的改革違反了《基本法》，港英政府跟北京之間的關係變得十分緊張。
主權移交
1997年7月1日，英國把香港的主權和治權歸還中國。北京拒絕接納彭定康時期民選的立法局，改為成立臨時立法會取代。下級議會即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和區議會都作相類的安排。董建華成為第一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陳方安生和曾蔭權分別順利過渡為政務司司長（前稱布政司）和財政司司長（前稱財政司）。大部分華籍政府高官也順利過渡到新政府。
| 主權移交後改變的地方 | 主權移交後不變的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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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時期
亞洲金融危機
主權歸還過渡期在1997年6月30日結束。然而，就在三個月後，香港貨幣受外來衝擊，地產產值大幅下跌，加上早前生產線開始北移，和香港扮演中國轉口港的優勢下跌，失業、通縮問題隨之而來。政府連串政策失誤如「八萬五政策」、教育改革、公務員改革、禽流感疫情處理失誤，使社會不滿氣氛與日俱增。至2004年尾，衰退潮才得緩和。
1999年，人大常委會推翻香港終審法院所作出的香港人大陸子女居港權的判決，並首度解釋《香港基本法》，令人憂慮中國實踐一國兩制的自治承諾，引發香港市民示威抗議。
2003年首兩季，由於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肆虐，香港醫療和經濟遭嚴重打擊。月內有近二千人感染，共299人死亡，經濟損失無法估計，失業率升上至8.3%的歷史新高。及至6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始將香港從「發生本地傳染地區」的名單中剔除。由於政府處理抗疫時多處失當，引致市民強烈不滿，並日益關心本土政治。
同年年中，政府在未得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下，就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關於國家安全問題草擬立法。市民的不滿爆發，於7月1日超過五十萬人遊行反對立法，成為香港繼六四事件之後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事件導致梁錦松及葉劉淑儀兩位局長辭職。至此，中國中央政府得悉香港人對特區政府的強烈不滿，圖以經濟手段恢復政府管治威信，故積極參與恢復香港經濟的工作；如落實香港與內地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放寬內地居民到香港旅遊之限制（「自由行」）。至2004年7、8月，香港開始出現輕微通脹，結束持續了68個月的通縮期，成為各個遭亞洲金融風暴影響的亞洲地區中，最遲復甦的一個。
2004年4月9日，人大常委會再次解釋《香港基本法》附件，否決香港市民200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要求。12月，董建華率領二司十一局官員(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留守香港)前往澳門面見中央領導人胡錦濤，遭胡錦濤公開訓斥「查找不足」，可能佈下董建華下台伏線。
2005年3月董建華以「健康問題」為由辭職。然而，新一位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導致社會激烈爭論，引致人大常委會第三次通過解釋《香港基本法》中補選特首任期的條文。因其他對手沒有得到足夠選舉委員提名，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在沒有對手下自動當選，出任行政長官至2012年（於2007年連任後）。
普選
2007年3月25日，2007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選舉順利舉行。選舉與上屆一樣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進行投票，在泛民主派派出公民黨梁家傑參選之下，最後曾蔭權以649票當選成功連任。
近年來，香港經濟總體形勢較好：失業率下降，社會相對穩定，股票市場暢旺，樓市復甦。預料香港在未來仍會受惠於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
2007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又以全票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2012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普選問題的決定》決定了香港可以於2017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另外可以於2020年普選立法會。
注釋
- ^ 港現舊石器制造場 嶺南或為我發源地，人民網，2006年2月17日
- ^ 林錦源在1999年10月的學術演講－《赤角考古發展史》
- ^ 鄧聰，考古與香港尋根，新亞生活月刊，第32卷第6期，2005年
- ^ 香港法定古蹟：西貢龍蝦灣石刻
- ^ 民政事務總署：香港自遊樂在18區
- ^ 香港海防博物館:香港古代戰爭與武器
- ^ 屯門軍鎮隸安南都護府，轄管地域包括今東莞、香港及深圳沿岸一帶，指揮部位於今深圳南頭城
- ^ 五族指元朗鄧氏、上水廖氏及侯氏，粉嶺文氏及彭氏
- ^ 論中國人向南海海域發展的四個階段
- ^ 香港歷史博物館:專題文章:紅香爐與紅香爐天后廟
- ^ 源自嶺海漫話ISBN9882111351
- ^ 哨州位置約在大嶼山以西，萬山群島以東
- ^ 鰲洋甘瀑的位置有另一說，指當中的的獨鰲洋為香港東北塔門洲南部的獨牛洲，詳見於梁濤，筆名魯言及夏歷所著《香港掌故》
- ^ 五族指元朗鄧氏、上水廖氏及侯氏，粉嶺文氏及彭氏
- ^ 報德祠於1955年因石湖墟大火後重建
- ^ 雖然義律在1月20日發出《給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但義律和琦善關於香港島的交涉仍在繼續進行及舉行了兩次會談。一次在1841年1月27日，地點是珠江口內的獅子洋（位於廣州番禺區蓮花山及東莞沙田鎮兩旁），另一次在2月10日，地點是蛇頭灣（位於東莞市虎門鎮北面），但兩次會談皆無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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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潤和，《新界簡史》，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ISBN 9620415930
- 高添強，《香港今昔（新版）》，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ISBN 9620424565
- 元邦建，《香港史略》，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ISBN 9623000073
-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台灣商務印書館，ISBN 9622318606
- 蕭國健，《寶安歷史研究論集》，顯朝書室
- 蕭國健、林天蔚，《香港前代史論集》，台灣商務印書館：岫廬文庫
- 《香港年報1997》，香港政府新聞處
- 《香港年報2005》，香港政府新聞處
- 靳文謨，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安縣志》
- 王崇熙，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新安縣志》
- 謝永光，《香港淪陷：日軍攻港十八日戰爭紀實》，香港商務印書館，ISBN 9620751906
- 高添強，《香港日佔時期》，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ISBN 9620412540
- 袁求實，《香港回歸大事記 1979-1997》，三聯書店有限公司，ISBN 9620414365
關連項目
外部連結
- 古物古蹟辦事處
- 香港電台—經典重溫頻道：歷史的見證–香港九七回歸特輯
- 六千年前的「香港人」
- 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常設展資料目錄
- 嘉慶新安縣志 (上, 下)
- 中國文化研究院: 香港
- 《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宋 第四篇 皇后篇
- 《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宋 第六篇 公主篇
- 義塚無碑，掩埋著一段血寫的歷史
- 始祖亮節公世系溯源辨正
- 宋王臺的介紹
- 宋王臺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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