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教會大分裂

東西教會大分裂

大分裂後分裂的教會
日期	1054年7月16日 – 至今 (972年1个月又25天)
别名	東西教會大分裂 1054年大分裂 東方分裂 拉丁分裂
类型	基督教分裂
起因	教會體制差異 神學與禮儀爭議
参与者	教宗良九世 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米海爾一世
结果	教會分裂為現今的天主教會（新教隨後從中分裂而出）與正教會，並持續至今

《斯基利齐斯史》马德里抄本中的细密画，绘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海尔一世·凯鲁拉里奥斯登座

东西教会大分裂（英語：East–West Schism），又称东西教会分裂、大分裂，指基督教内部以罗马为中心的拉丁语教会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语教会逐步决裂的过程，其结果是今日的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两大传统。

双方的分歧分布在礼仪、教会纪律与教义三个层面。感恩祭所用的饼是否发酵、神职人员可否婚娶、神职蓄须还是剃须一类属于前两者，唯一涉及教义的是尼西亚信经中的和子一语。此外，两边争执时所依据的权威本身也不相同：希腊一方诉诸传统，拉丁一方诉诸教宗的权柄。9世纪的佛提乌之争已经显出这些分歧，11世纪中叶诺曼人进入南意大利，希腊礼与拉丁礼的信徒第一次比邻而居，礼仪差异从学者知道的抽象知识变成普通人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同一时期西方的教会改革运动又把教宗的权威推到新的高度。

习惯上把这场分裂系于1054年。该年7月16日，教宗良九世所遣使节把一份绝罚君士坦丁堡牧首米海尔一世·凯鲁拉里奥斯的诏书放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台上；7月24日，牧首在主教会议上焚毁该诏书，并绝罚了诏书的作者。现代研究一般不把这一年视为两个教会分裂的成立之年，因为当年互掷的绝罚都只针对具体的人。

此后双方两度尝试复合，1274年的第二次里昂会议与1438年至1439年的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先后失败，1484年佛罗伦萨的合一在君士坦丁堡被正式否定。其间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建立拉丁帝国，在两个教会之间留下最难消解的记忆。1453年君士坦丁堡为奥斯曼帝国所陷之前五个月，合一曾在城中正式宣告，那也是圣索菲亚大教堂中最后一台基督教礼仪。

1965年，教宗保禄六世与君士坦丁堡牧首雅典纳哥拉一世共同宣布把1054年的绝罚交付遗忘。此后两个教会的神学对话时有进展也时有中断；2004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第四次十字军洗劫该城一事，向普世牧首巴尔多禄茂一世表达了愤慨与哀痛。

背景

九世纪的先例

保加利亚是9世纪东西方传教活动交汇的地方，也是双方正面冲突的起点。争夺的实质是政治：当时接受哪一方的基督教，就等于选择与哪一方结盟，或是西边的法兰克帝国，或是东边的拜占庭帝国。圣神在三位一体内如何发出这个问题，也是在这场冲突里第一次成为希腊与拉丁之间公开的教义分歧。

两个教座在9世纪都变得更强，但各自用来支撑权柄的理由并不一样。教宗尼各老一世提出，罗马教会的特权来自基督而不是历次会议的授予，教宗本人也不受任何人审断，无论审断者地位多高。他为此援引了君士坦丁献土和当时才出现不久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这两份文件都是伪作，不过它们很快被接受，说明其中的说法与教宗当时实际行使的权力相当吻合。同代人对他的观感可见于《圣贝尔坦年代记》所收的一份文书，其中说此人「自称教宗，把自己算在宗徒之列，俨然要做全世界的皇帝」。

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则来自另一种情势。东方另外三个牧首区当时都在穆斯林治下，罗马又在逐步脱离拜占庭，帝国境内有实际分量的牧首座只剩君士坦丁堡一处。牧首宫廷的学者也想为本座找到更稳固的根据，提出这个教座由首召的宗徒安德肋所立，而安德肋是伯多禄的兄长。这个说法信从者不多，佛提乌与罗马争执时也从未用过。

《斯基利齐斯史》马德里抄本中的牧首佛提乌

858年，牧首依纳爵因拒绝为太后狄奥多拉剃度而被免职，由佛提乌继任。佛提乌是当时学识最深的人，劳思认为他出任牧首未必出于自愿。依纳爵被免职时没有经过教会的正式审判，佛提乌的继任因此不合教规。尼各老一世以教宗身份介入，要查明这次继承是否有效，并派出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使节到达时局面已经定下，于是在861年的宗教会议上承认了佛提乌的牧首身份。教宗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863年在罗马另开宗教会议，废黜佛提乌，重新确认依纳爵为合法牧首。867年，佛提乌以圣神双发是异端为由绝罚教宗。

这一连串事件在西方长期被称作「佛提乌分裂」，并被当作东西方决裂的开端。德沃尔尼克1948年的专著推翻了这个说法。他考订出879年至880年的宗教会议已经使两个教会重新和好，教宗若望八世也认可了会议的决议；西方文献里所谓佛提乌第二次分裂、以及他再次被若望八世定罪，来源是一部反佛提乌的文集，德沃尔尼克称之为历史上的一桩虚构。德沃尔尼克对佛提乌也有批评，认为他最大的失误发生在867年：那一年他失去自制，对罗马教宗发动了一场无益的攻击，结果既促使巴西尔一世改变了对罗马与强硬派的政策，也拉开了东西方的距离。879年至880年的会议还议定各教会各依本身的惯例行事，这一条却未曾为西方的教会法学者所注意。在东方，围绕佛提乌的争执最终以和解收场，正信凯旋主日所诵的名单把依纳爵与佛提乌并列纪念。

南意大利的诺曼人

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长期以希腊语为通行语言，当地信奉的是拜占庭传统的希腊语基督教。这一传统在穆斯林统治下保存下来，又随巴西尔二世收复失地而恢复。当地原本属教宗管辖，教宗在那里还拥有大量地产。8世纪时教宗抵制皇帝的毁坏圣像政策，该地区连同巴尔干的伊利里库姆被一并划归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教宗从此既失去管辖权，也失去当地的收入，此事此后长期梗在教宗与皇帝之间。

诺曼人在11世纪上半叶进入南意大利，筑城据地，逐渐站稳脚跟，教宗与拜占庭皇帝对此都有戒心。1043年至1058年间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凯鲁拉里奥斯曾经致信良九世，提议双方结盟对付「法兰克人」，但此议没有下文。1053年，拜占庭军队与教宗的军队相继败给诺曼人，良九世本人被俘，被拘禁在贝内文托。

诺曼人在当地遇到守希腊礼的基督徒，并不容忍这些差异。他们压制希腊礼，引入拉丁习惯，禁止对希腊圣人的敬礼。在这些差异当中，最显眼的一项是感恩祭用的饼发不发酵。

西方的教会改革运动

西方教会同一时期正在整顿两项被称作异端的积弊。第一项是买卖圣职，这个名称出自《使徒行传》第8章那个想用钱买圣神恩赐的行邪术者西满。在采邑教堂制度下，受职者向授职的领主和授秩的主教致送「惯例的酬谢」已近乎惯例，东西方都是如此。第二项在11世纪的西方被称作尼各老主义，指的是神职人员婚娶。改革者关心的不是神职人员的内心生活，而是礼仪上的洁净，即在祭台前供职的人不应受金钱和女人沾染。

第二项直接牵涉东方。西方教会法要求副祭以上的神职人员不得婚娶，已婚者须守贞；东方教会法则允许，特鲁洛会议的教规对此有明文，与会教父也知道西方的做法与此不同。就10世纪的实际情形而言，两边相差有限：主教都守独身，低级神职则多半是已婚者受秩，受秩后继续与妻子同住。因此西方所说的「净化」，实际含义是把本方的纪律推为普世标准。

良九世，阿尔托·德·蒙托尔《历代教宗传》中的版画，原刊于1842年

改革运动起初并不以教宗为中心，推力来自萨利安王朝的德意志皇帝亨利二世与亨利三世。1045年至1056年的一连串危机之后，运动才转而聚焦于教宗职位。1049年，亨利三世的亲属布鲁诺登位为良九世。他原是图勒主教，早已以反对买卖圣职知名，五年任期是教宗改革运动的真正开端：他召开了十一或十二次宗教会议，谴责买卖圣职与神职婚娶，并在身边聚起一批改革者，其中就有从图勒带来的莫瓦扬穆捷修士宏伯特，此人后来成为西尔瓦坎迪达的枢机主教。

改革运动也改造了教宗职位本身。拉丁文papatus（教宗制）一词到11世纪才出现，已知最早的用例见于1047年的克勉二世，在此之前谈论「教宗制」是时代错置。这个词按episcopatus（主教职）的构词方式造出，本身就意味着教宗的职分被视为高于主教职的另一个等级。与此同时，罗马的首席地位得到更明确的表述，被称为诸教会之母、元首与枢轴。伯多禄·达弥盎走得更远，主张其他教会都各有创立者，只有罗马是基督亲自所立。「普世主教」这个称号也在此时被重新起用，而大额我略当年曾拒绝使用它。称号的含义随之改变：教宗不再只是一位拥有普世管辖权的主教，而是全教会的统治者，其管辖权是直接的，不限于终审。

宏伯特在这个改革者圈子里以学问著称，性情严峻而专断。1059年罗马的一次宗教会议上，图尔的贝伦加尔被迫作出一份关于圣体的信仰声明，措辞粗率，称祝圣所成就的变化是感官层面的（sensualiter），逼出这份声明的正是宏伯特。他后来奉派出使君士坦丁堡，带去的就是这一套关于教宗权柄的观念。

分歧和争议的内容

主条目：正教會與天主教會的教理差異和正教會與天主教會的神學爭議

1054年双方往来的文书反复列举对方的过失，其中以感恩祭所用的饼是否发酵、以及尼西亚信经中的和子一语最为要紧。劳思指出，两边在争执时所依据的权威本身也构成一层分歧：希腊一方诉诸传统，拉丁一方诉诸教宗的权柄。

无酵饼

拜占庭礼所用的发酵祭饼

东西方在感恩祭中用饼的做法不同：拉丁人用无酵饼，希腊人用发酵的饼。这在11世纪中叶成为公开的争点，而在当时还是个新问题，9世纪的佛提乌不曾提过，它最初是在亚美尼亚人身上出现的。9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复兴东扩，亚美尼亚人或住在帝国境内，或与帝国比邻。亚美尼亚人不承认卡尔西顿公会议及其后诸次拜占庭会议的权威，拜占庭人称其为一性论者，他们在感恩祭中同样使用无酵饼。于是拜占庭人最早遇见的无酵饼是在一性论者那里，自然而然地把这一礼仪做法与他们关于基督只有一个本性的信仰联系起来。

较早撰文反对亚美尼亚人使用无酵饼的人中有尼基塔斯·斯提塔托斯，他是斯图狄奥斯修道院的修士，也为新神学家西默盎作过传。他的论据之一取自福音书对最后晚餐的记载，指出经文说主拿起的是饼，而不是无酵饼；由此他主张无酵饼属于旧约的逾越节筵席，与新约的感恩祭无涉。

感恩祭最初使用的应当是普通的发酵饼。西方使用无酵饼的记载最早出现在阿尔琴的著作里，而他提到时已经把它当作既有的做法。劳思认为，改用无酵饼的原因可能主要是实用：这种饼不容易掉屑，也便于保存起来送给病人，发酵的饼如果烤得不够干，放久了会发霉。改用之后，围绕无酵饼才逐渐形成一套象征。拉丁一方尤其看重《哥林多前书》5章6至8节，因为拉丁文译本把其中一句读作一点面酵能败坏全团。于是同一个礼仪动作上长出了两套象征，而两者的前提互不相容。结果是任何一方只要不肯按对方的象征去理解，都可能被对方指为背教。

和子

和子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件事，需要分开来看。一件是圣神由父和子而发这项教义，另一件是把这个词写进尼西亚信经。西方很早就接受了前者，对后者却长期不予接受。

809年11月的亚琛会议依据萨尔茨堡的阿尔诺所备的文件，作出裁断：和子不仅正统、可以写入信经，而且属于天主教信仰的中心教理，凡正统信徒都应当毫无保留地宣认。这一裁断同时意味着，西方增补信经并无过失，东方不加反而有误。查理曼随后派人赴罗马，请教宗良三世批准会议的决定。810年，良三世与使者斯马拉格杜斯会谈两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承认和子正统，也承认它关乎得救，但历次大公会议禁止增补信经，因此他不会以插入的方式为信经添加任何内容。他允许咏唱信经，但不允许在咏唱时增删改动，并要求删去和子；他还建议宫廷逐步停止咏唱信经。同一时期，良三世在罗马立起两面银盾，上面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刻着未经增补的信经。西西恩斯基认为，此举的用意与其说在于护教，不如说在于提醒查理曼：界定和保守天主教信仰的地方是罗马，不是亚琛。

此后两百余年间，历任教宗都没有在帝国的压力下让步。改变发生在1014年2月14日：皇帝亨利二世坚持要按撒克森的惯例行事，罗马的礼仪中于是第一次出现了含和子的信经。在场的赖谢瑙的贝尔诺留下证词，说罗马此前并不咏唱信经。经本笃八世认可之后，和子成为罗马礼主日与瞻礼日的固定部分。劳思补充说，罗马采用的是阿奎莱亚的保利努斯那个含和子的版本。

这一改变的影响不限于礼仪。西西恩斯基指出，本笃八世的认可使和子与教宗界定普世教会信仰的权利联系在一起，此后东方每一次攻击信经的加词，实际上也就是在攻击教宗的权力。

1054年那场交涉原本不涉及和子，宏伯特此行的任务是商议结盟对付诺曼人，并处理关于无酵饼的指控。不过这个题目在1053年巴里的一场辩论中出现过，宏伯特事后还根据那场辩论写成《论圣神由父和子而发的理据》。在君士坦丁堡把和子提为争点的正是他本人，理由是东方从信经中删去了该词，因而陷入重大异端。他知道希腊文与拉丁文的信经不同，但对这个差异的由来判断有误。

希腊一方的反驳并不只针对文本。凯鲁拉里奥斯主张，发出是父这一位格的行为，而不是神性本质的行为；如果说圣神同时由子而发，既会落入撒伯流主义，也会动摇公认的信仰，即父是三一之内唯一的本原与原因。他后来在文字中要求拉丁人不要再说有许多本原、许多原因，而应当承认父是唯一的原因。主教会议的裁决则把这种「新的不虔」追溯到马其顿尼乌的异端。

诏书指希腊人「从信经中割去了圣神由子而发」；裁决则声明本方只说圣神由父而发。劳思与西西恩斯基都指出，宏伯特以为被改动的是信经的希腊文本。西西恩斯基认为，正是1054年这次互掷绝罚，把和子之争变成了真正分裂教会的问题。

传统与权柄

安德鲁·劳思指出，双方各自依据的东西并不相同：希腊一方依据传统，拉丁一方依据教宗的权柄；而传统本身存在分歧这件事，恰好使这种权柄受到质疑。当时教宗权威正是西方改革运动的核心议题，凡有希腊做法使这种权威受到质疑，改革者都会断然反对。安提阿的彼得三世当时即已区分诸项指控的轻重，认为礼仪与纪律上的差异不足以中断共融，唯独信经的加词属于必须抵制之列。

1054年大分裂

1054年的争端起于南意大利的礼仪摩擦，经书信往还不断升级，最终在这一年七月的君士坦丁堡演成公开决裂。教宗良九世所遣的三人使团于春季抵达，一行人主要与皇帝君士坦丁九世打交道，对牧首米海尔一世·凯鲁拉里奥斯则几乎不予理会，有时连他在场都不肯承认。7月16日，使节把一份绝罚牧首及其同党的诏书放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祭台上，随即离城；7月24日，牧首在主教会议上焚毁该诏书，并绝罚了诏书的作者。后世所称的东西教会大分裂，指的就是这一连串举动。

1054年双方往来的文书由科尔内利乌斯·威尔在1861年汇为一编校勘出版，共十九件，起自争端的第一封信，讫于事后各牧首区之间的往还。

争端的开端

争端由一封信引起。写信人是保加利亚的首席主教、奥赫里德总主教利奥，收信人是特拉尼总主教约翰。信中提出两点：无酵饼算不上真正的饼，拉丁人的感恩祭因而不构成圣事；不发酵的饼是犹太人的做法，不适用于新约的圣事。利奥请人把信译成拉丁文，看来是希望意大利的主教们赞同他的论证。他早年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任神职，也是奥赫里德教座上第一位讲希腊语的主教。

这封信出自凯鲁拉里奥斯授意的说法一直有人提出，宏伯特更直接如此指控，但没有直接证据。大约同时，阿普利亚压制希腊礼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牧首下令关闭城中若干拉丁教堂作为报复，这些教堂原本供威尼斯等地的西方商人使用。

罗马的答复与使团

复信由西尔瓦坎迪达的宏伯特代良九世草拟。他升任枢机主教之前担任过西西里总主教，对希腊神职人员和他们的做法并不陌生，评价则不高。利奥信中提出的问题，这封复信一个字也没有回应，神学争点同样不谈。宏伯特把全文的重心放在教宗的权威上：他大段征引君士坦丁献土，据以论证教宗身为圣伯多禄的继承人，在教会中拥有绝对的至高权；随后他把历任教宗与历任君士坦丁堡牧首相比，说前者的正统未受玷污，后者的记录则斑驳不一。他在开列后一份名单时出了差错，把教宗何诺一世也算作君士坦丁堡牧首。威尔编本中，良九世致牧首与致皇帝的三封信、宏伯特的《对话》，以及他驳斯图狄奥斯修士尼基塔斯·斯提塔托斯的答辩，依次占去近百页。

使团有三人：宏伯特、罗马教会的宰相弗雷德里克，以及阿马尔菲总主教彼得；弗雷德里克后来成为教宗斯德望九世。一行人途经贝内文托，在当地与阿吉罗斯会商。阿吉罗斯与凯鲁拉里奥斯素有嫌隙，起因是他主张感恩祭应当用无酵饼；他虽是拜占庭派驻南意大利的军政长官，立场却亲近拉丁一方，早年在君士坦丁堡住过五年，其间因救过君士坦丁九世·莫诺马霍斯的性命而受皇帝感念。

使团抵达君士坦丁堡的时间，与良九世去世（1054年4月19日）大致相当，一行人在皇宫受到礼遇。教宗致牧首的信送达之后，凯鲁拉里奥斯看出封印有被动过的痕迹，随即怀疑是阿吉罗斯所为，认为这封信未必真出自教宗之手，并担心阿吉罗斯与宏伯特串通起来对付自己。使节则径直与皇帝交涉。皇帝当时急于同教宗维持友好，指望教宗能保住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利益。宏伯特另有一篇《使节行事简述》，自述使团在君士坦丁堡的作为。

绝罚诏书

1054年7月16日清晨，圣体礼仪即将开始时，罗马使节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把绝罚诏书放在祭台上。诏书开篇即在皇帝与君士坦丁堡百姓一边、牧首与其党羽另一边之间划下界线：前者被称许为最虔敬正统的城邦，后者则被指日日在城中播下异端的稗子。

诏书列举希腊人的过失时，逐项比附一个有名的异端，句式一律作「一如某派」。买卖圣职比西满派；为已受三一之名洗礼者、尤其为拉丁人重施洗礼比亚流派；断言除希腊教会之外全世界的教会、真祭献与洗礼皆已灭亡比多纳图派；容许并为祭台的执事辩护婚娶比尼各老派；诅咒梅瑟的律法比塞维里派；从信经中割去圣神由子而发比圣神之敌派；把凡发酵之物说成有生命比摩尼派；固守犹太人肉身上的洁净规矩比拿撒勒派，此项之下又细列不许婴儿在出生第八日之前领洗、禁止行经或临产的妇女领圣体乃至受洗、以及蓄发留须而拒绝剃须者共融数事。

诏书另称米海尔曾以「无酵饼派」相呼，在言语与行动上处处与拉丁人为难，此前并已关闭拉丁人的教堂。

判词点名的有三人：米海尔、奥赫里德的利奥，以及米海尔的司库君士坦丁；连同其追随者，一并与上列各派异端、乃至与魔鬼及其使者同受绝罚，末尾附有「除非他们悔悟」一语。

威尔编本在绝罚诏书之后另收一件，标题说明这是在同地、当着皇帝与重臣，以口头宣告的另一道绝罚：凡固执反对罗马圣座的信仰及其祭献者，一律受绝罚，不得视为大公教会的基督徒，而应视为「发酵饼派」异端。

诏书放上祭台之后，副祭们上前要把它退还，使节不接，将其掷于地上。这份文书辗转落到凯鲁拉里奥斯手中，他命人译出，呈交皇帝。皇帝下令召回使节，其时一行人已经离城；他们不肯就自己的举动作任何解释，皇帝仍按使臣之礼准其成行。

主教会议的裁决

凯鲁拉里奥斯的铅质印玺，作于其在任期间（1043年—1058年）

事情传开后，君士坦丁堡的民众高声声援本城的牧首。皇帝正式准许凯鲁拉里奥斯绝罚诏书的作者并公开焚毁诏书，牧首于四日之后，即7月24日主日，当着主教会议与民众行此事。主教会议的裁决以希腊文作成，标题把那份文书称作「由罗马来的使节扔在圣桌上的文书」，并按拜占庭的公文体例记为七月、第七个税季。

希腊一方的裁决先把使节描述为自西方而来、闯入这座蒙神看守的城的人，用了雷霆、旋风与野猪一类比喻，指其把一份文书放上大教堂的神秘圣桌；随后逐项申明本方所守的规矩，并为每一项举出依据：不肯违逆本性改易人天然的容貌，据《利未记》禁止剃须的经文；不肯因司铎已婚而拒领其手中的圣事，据甘格拉会议第四条教规，该条规定凡因司铎已婚而拒领其祭献者当受绝罚，并援引特鲁洛会议关于罗马教会要求受秩者声明不再与妻同居的记载；不肯以伪妄的推论篡改神圣信经，原文作「不像他们那样说圣神由父和子而发，我们只说由父而发」。

回应中最要紧的分寸，是他自始至终没有绝罚教宗。良九世已死一事他知道，只是他不通教会法，没有想到据此主张使节的权限随教宗之死而失效。他把火力集中在一点上：宏伯特赴任途中曾在贝内文托与阿吉罗斯会面，他指两人早已串通，整个使团从一开始就不怀好意。

凯鲁拉里奥斯对自身职分的看法，从他留下的一件器物上也看得出来。詹金斯考订，现藏敦巴顿橡树园的一具银十字架残件出自他的手笔，其中一片刻的是君士坦丁大帝在教宗西尔维斯特举起的伯多禄与保禄圣像前俯首。詹金斯指出，这幅画的用意是主张属灵权柄高于世俗权柄，即牧首高于皇帝，其依据正是《君士坦丁献土》：凯鲁拉里奥斯为自己的「普世牧首」职分要求的，正是该文件据称授予教宗西尔维斯特的那些特权。詹金斯并称，在拜占庭历代牧首中，如此自居于皇帝之上者唯他一人，因此他常被拿来与同时代的教宗额我略七世相比。

其他牧首区的反应

求援的信送往亚历山大、安提阿与耶路撒冷三处牧首，米海尔最指望的是安提阿的彼得三世，彼得却没有站在他一边，复信先批评他措辞过激，接着逐项否定：所列各条要么无关紧要，要么出于误解；习惯不同不足以中断共融，罗马在五大牧首区中本有荣誉地位。对罗马自身的主张，彼得同样有话要说，他指出安提阿也是伯多禄所立，位次应当在君士坦丁堡之上。

不过彼得并没有把所有指控都看作琐事。据西西恩斯基分析，在他看来，信经的加词与吃猪油、穿丝质祭衣不在同一层次上，那是一桩恶事，甚至是诸恶中最恶的一桩；至于成因，他推测是拉丁人长期处在汪达尔人治下，连尼西亚会议文献的抄本都散失了。因此彼得劝凯鲁拉里奥斯分辨轻重，把琐细的、只需兄弟规劝的、以及像和子这样必须抵制的三类分开对待，并表示只要拉丁人肯改正信经的加词，无酵饼与禁止神职婚娶都可以宽宥。彼得本人始终没有与罗马断绝共融，他把1054年的事看作两位牧首之间的私人争执，而不是教会的分裂。

奥赫里德总主教狄奥菲拉克特持相近的态度。他认为拉丁人所谓的「错误」数量既少、分量也轻，并斥责那些出于过度热心把西方指为各种异端的人，指出许多指控要么可笑，要么明显不实。他那篇《论拉丁人受指控之诸事》亦收在威尔编本之中。

后续

当时的反应

事后双方的清单都还在加长。不过到这个阶段，无论宏伯特还是凯鲁拉里奥斯，都只是在为同一个论点补充例证：本方守着的传统，对方已经丢掉了。

最能说明当时实况的是修士的行踪。赫里斯托祖洛斯在1088年于帕特莫斯岛创建修道院，在此之前他为寻求灵修指引四处游历，罗马与圣地都去过。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固然由来已久、也时有发作，但两边的基督徒大体上仍把自己看作同一个普世教会之内的人。对当时的人以及此后好几代人来说，1054年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

1089年君士坦丁堡的一次宗教会议查不到东西方之间存在正式分裂的任何证据。这次会议由牧首尼古拉召集，起因是教宗乌尔巴诺二世不满自己的名字未被列入当地的双联册。双联册是礼仪中诵念的教阶名单，名字列入与否，在判断有无正式分裂时比绝罚文书更为实在；1054年之后凯鲁拉里奥斯也曾打算把教宗的名字从册上剔除，但没有得到安提阿的彼得支持。不过围绕双联册的争执本身由来已久，往往受政治因素左右。毁坏圣像之争期间，历任教宗的名字就常被剔除；有些情形只是双方音讯不通所致。此外还有482年至519年的阿迦修分裂，起因是对卡尔西顿会议的接受问题。

东方的史料几乎不提1054年，各编年史都无记载。不过拜占庭编年史本来就少涉教会事务，这一点的说服力因此有限。少数例外之一是米海尔·普塞洛斯为凯鲁拉里奥斯所作的悼词，文中把他写成正统信仰的热忱护卫者。西方提及此事的也只有零星几处。合起来看，这件事被淡忘得相当快。

开列对方过失这件事，后来发展成了一种文体。达鲁泽斯指出，希腊方面反拉丁的小册子在抄本与刊本中流传甚广，数量的膨胀尤其始于12世纪，而这类文字常常匿名，且多有窜改、残缺或伪托他人之名。就内容而言，其中一类专论某个具体问题，例如圣神的发出、无酵饼或教宗首席权，另一类纯属史述，还有一类专门开列对拉丁人的各项指摘。它们都属于希腊教会在佛提乌与凯鲁拉里奥斯之后，针对拉丁教会所作的护教之作。

十字军与1204年

12世纪与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把大批拉丁人带到东方。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随后建立拉丁帝国，此事在两个教会之间留下的记忆最难消解。西西恩斯基写道，经历这次远征与随后的拉丁人占领之后，许多拜占庭人的态度是：宁可戴苏丹的头巾，也不愿向罗马低头去戴枢机的帽子。拜尔即据此把不可逆的断裂定在1204年及其后，而非1054年。

十字军在攻城之前已经就战利品的分配立约。1204年3月的协议规定，如果皇帝出自一方，那么向圣索菲亚大教堂授予圣职并推选牧首的权利就归另一方。同年5月9日，选举人推举佛兰德的鲍德温为皇帝，推选牧首的权利因此归于威尼斯一方。威尼斯人选定的人选是教宗的副祭、威尼斯人托马斯·莫罗西尼。具体做法是先由威尼斯神职人员组成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座堂议会，再由这个议会推举莫罗西尼为君士坦丁堡主教，他随即以主教身份成为牧首。莫罗西尼当时不在城中，事先并不知道此事。

依诺增爵三世有数月之久不知原委。1205年1月21日得知之后，他在公开的枢机会议上斥责这次选举不合教规：俗人无权裁断教会事务，君士坦丁堡牧首不能也不应由世俗权力设立；那些自称圣索菲亚「选举人」的威尼斯神职，既非教宗也非教宗使节所任命，本无选举该座主教之权。但在同一封信的下一句，他确认了这次选举，理由是莫罗西尼本人未曾参与其事、不应受责，同时言明此举是为了取悦皇帝、行使教宗为君士坦丁堡教座祝圣主教的权利，并使威尼斯人愿意继续效力。拉丁牧首区此后与拉丁帝国相始终，至1261年为止。

即便如此，谈判并未中断，动机也是现实的：借西方之力抵御突厥人，同时牵制安茹的查理这类觊觎东方的西方势力。自1261年收复君士坦丁堡至1453年为止，巴列奥略王朝历代皇帝始终与罗马保持着这类接触。而每一次尝试的结果，都只是显出双方相距已远。

第二次里昂会议

米海尔八世，帕基梅雷斯《历史》抄本中的细密画，14世纪，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藏

合一的筹备在米海尔八世于1261年收复君士坦丁堡后数月即已开始。他先后于1262年与1263年致信教宗，所提条件对教廷极为有利；后继的教宗要求过苛，谈判一度冷却，至额我略十世在位时（1271年—1276年）重新推进。

1274年5月7日会议开幕，到场的主教与神职约三百人，大阿尔伯特、波纳文图拉等西方名家也在其中。不过关于圣神发出的表述在第二次会期就已定稿，当时拜占庭代表团还没有到，会上并未就此展开辩论。该表述重申拉丁一方的历史立场：圣神自永恒由父与子而发，不是出于两个本原而是出于一个本原，不是两次嘘气而是一次嘘气。

希腊代表团6月24日才到，途中遇上风暴，有一条船倾覆，船上多数人罹难。6月29日的隆重弥撒上，信经先后以拉丁文和希腊文唱诵，代表们接受了加词，和子一语唱了三次。7月6日第四次会期上宣读了皇帝的信仰声明和四十一位主教联署的信函。米海尔在声明中请求准许希腊教会按分裂之前的旧样诵念信经，理由是此事在教廷看来无关紧要，对他本国的众多百姓却关系重大。

1275年1月16日，合一在君士坦丁堡正式宣告。仪式没有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举行，而是设在布拉赫奈的皇家小圣堂，所诵信经也没有加入和子。反对合一的一方占压倒多数，皇帝本人的姐妹都站到了这一边；牧首约瑟宁可退位也不肯屈从，继任者是原任司档官的约翰十一世·贝科斯。米海尔最终没有兑现合一，反而被教宗玛尔定四世以「庇护异端者」为名绝罚。1282年他去世时，未能享有皇帝应有的丧礼。他死后几天，贝科斯就被新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逼令退位，安德洛尼卡随即推翻了其父的合一政策。

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

皇帝一方赴会的条件本身就说明了处境。坎帕纳指出，当时的拜占庭已把亚洲与巴尔干的领地丢给奥斯曼人，威尼斯占据爱奥尼亚与爱琴海诸岛又扼住了君士坦丁堡的粮道，城中贫困，1435年还遭了一场瘟疫；奥斯曼船只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游弋之际，约翰八世指望合一能促使拉丁基督教世界出兵相援。帝国无力承担把这样一支队伍运往意大利、并支撑一场历时两年以上的差旅的开销，船只与费用最终由教宗一方张罗，代表团于1438年2月8日抵达威尼斯，直到1440年初才回到君士坦丁堡，往返费时两年有余。

1438年至1439年的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合一尝试，也是双方唯一一次就争议逐条展开长时间辩论。1439年5月27日的会期上，教宗恩仁四世恳请合一，同时明言西方对抗突厥人的援助以合一为前提。希腊方面的态度并不一致：以弗所都主教马克·艾夫耶尼克斯始终不为所动，尼西亚的贝萨里翁和基辅的伊西多尔则转向支持合一。

7月5日，合一敕令《天开欢喜》交付代表签署，次日在教宗弥撒中公开宣告，先由切萨里尼枢机以拉丁文宣读，再由贝萨里翁以希腊文宣读，双方齐呼「同意」，恩仁四世亲自领唱《感恩赞》。敕令就圣神发出的表述是：圣神自永恒由父与子而来，其本质与自立的存在得自父与子，并自永恒由二者作为一个本原、以一次嘘气而发出。

不过在场的西罗普洛斯留下记载：那台按拉丁礼举行的弥撒上，没有一位希腊神职实际参礼，也没有人领受无酵饼。此后希腊人举行礼仪，仍旧使用自备的圣布与祭器，双联册中不念教宗的名字，诵念信经时也不加和子。

1453年与其后

编年史家杜卡斯记下了代表团回城那一天的情形：1440年2月主教们一上岸，君士坦丁堡人便围拢过来问他们带回什么消息、是否得胜；回答是他们背弃了信仰，以虔敬换了不虔，弃绝了纯正的祭献，成了「无酵饼派」。城中对合一的拒斥，此时已无回旋余地。主张合一的牧首梅特罗法尼斯在圣神降临节礼仪中把教宗恩仁的名字列入双联册，随即遭到谴责；其继任者格里高利·马马斯在1451年退往罗马。

圣索菲亚大教堂中最后一台基督教礼仪，是这场合一仅有的一点光亮。那一晚，把合一视为大罪的神职人员与主张合一者一同上祭台，全城百姓也不再计较施礼者属于哪一方，都前去办告解、领圣体。在场的伊西多尔当时的身份是教宗使节，他于1452年12月在城中见证了合一的正式宣告，五个月之后，该城即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所陷。

马克·艾夫耶尼克斯1445年去世后，反合一一方由乔治·斯科拉里奥斯接掌。他认定这座城市的祸患正是佛罗伦萨的背信所招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他成为奥斯曼治下的首任牧首，教名根纳季二世。1484年，佛罗伦萨的合一在君士坦丁堡被正式否定。

绝罚的撤销

1964年，保禄六世与雅典纳哥拉一世在耶路撒冷会晤。翌年12月7日，即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之际，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1054年的责罚针对的是有关的当事人而非教会，双方对当时的言辞、无据的指责与不当的举动表示遗憾，并宣布把这些绝罚从教会的记忆与生活之中除去，交付遗忘。

影响

两个传统的确立

天主教会把费拉拉-佛罗伦萨会议列为大公会议，《天开欢喜》中关于和子以及教宗首席权的教导因此具有信条效力。就东西方关系而言，这次会议的实际作用与它的名义相反：分裂没有弥合，反而就此定型，两边在其后数百年间各行其是。皇帝曼努埃尔二世事先作过的正是这样的预料。

和子并没有成为宗教改革的争点。宗教改革使拉丁世界分裂为众多教会与团体，新教方面质疑的项目却不包括这一条，它在西方信仰中的地位没有变动。有改教家为争取东方的支持而与之接触，但谈到圣神的发出，双方所说的大体不出旧有论辩的范围。到17世纪，天主教与新教的势力先后进入传统的东正教地区，西方思想在其他方面的影响随之增强，东方对拉丁一方的发出之说仍旧不接受：这一时期的东正教信仰声明重申拒斥和子，同期的天主教文献则表明，日后若要和好，接受佛罗伦萨的决议是不可让步的前提。

1204年留下的记忆

欧仁·德拉克罗瓦《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1840年，藏卢浮宫

1204年的洗劫在东方留下的创伤远比任何一纸文书深。西西恩斯基指出，经历第四次十字军与其后的拉丁人占领之后，许多拜占庭人宁可说，戴苏丹的头巾也胜过向罗马低头戴上枢机的帽子。这一层记忆也压在此后每一次合一尝试之上：1453年城破之后接掌君士坦丁堡牧首之位的乔治·斯科拉里奥斯，就确信正是佛罗伦萨的背信招致了这座城市的祸患。

八百年之后，罗马方面就此事公开表态。2004年6月29日圣伯多禄圣保禄瞻礼，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接待普世牧首巴尔多禄茂一世时说，一支本为收复圣地而出发的军队却开向君士坦丁堡，攻取并洗劫了这座城市，倾流了信仰上自家弟兄姊妹的血；他表示今日之人对此不能不与当年的依诺增爵三世同怀愤慨与哀痛。

近代的对话

关系的转折出现在1874年在波恩举行的一场交谈。与谈的一边是东正教方面，另一边是圣公会人士，以及由拒绝接受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决议者组成的旧天主教会。会上搬出的论据多半仍是旧的，气氛却与从前不同：数百年来第一次，双方是在设法理解对方，而不是压倒对方。到20世纪初，已经有博洛托夫这样的学者主张和子不再构成教会合一的障碍。同时期的俄国神学界并不一致。古谢夫等人坚持和子仍是分裂教会的问题，认为圣神「唯独由父而发」是东正教不可让步的教义。两派争论不断，直到革命爆发才中止。

两个教会长期冷淡的关系，到1950年代开始松动。促成松动的是两项人事变动：雅典纳哥拉一世1948年出任普世牧首，隆卡利1958年当选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两人之间的往来被称作「爱的对话」，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与会后继续推进，其间有1964年雅典纳哥拉与保禄六世在橄榄山的会晤，以及1965年双方互相撤销绝罚。此后若望保禄二世也把与东方的合一列为任内的重要主题。

《克林根塔尔备忘录》是这一时期就和子问题所作的分量最重的一份文件，西西恩斯基认为它出自其间影响最大的一次讨论。与会者来自东正教、新教与天主教三方，会议由普世教会协会下设的信仰与教制委员会召集，先后开过两次，一次在1978年10月，一次在1979年5月，地点都在斯特拉斯堡附近的克林根塔尔堡。委员会认为，这里争的不只是三一论的不同进路，也不只是一个词的增删，还关系到信经本身能否作为基督徒共同信仰的表述。备忘录承认东西方的共融一直维持到11世纪，并援引宣信者马克西姆的看法，指出两种三一论传统虽有分歧、也时有摩擦，却未被视为彼此排斥。悬而未决的问题有两个：父在三一之内的独特地位，以及子在圣神发出中究竟有没有位置。

委员会建议不再使用西方传统的「圣神由父和子而发」一语，理由是这个说法会抹去圣神与父、与子之间关系的差别。备忘录另列出若干可供讨论的替代说法：圣神由子之父而发、由父藉子而发、由父而发并领受于子、由父而发并安息于子、由父而发并藉子照耀。备忘录最后提出的建议是，信经第三条不含和子的原始形式应当在各处被承认为规范形式，并予以恢复。

1980年起，双方的神学交流一度颇有成果，到1989年却告中断。中断的原因是东仪天主教会重新活跃，乌克兰境内的情形尤为突出，症结在于所谓「合一派教会」问题。六年之后，梵蒂冈发布《希腊传统与拉丁传统论圣神的发出》，其中重申父独自是三一之内无本原的本原，也是子与圣神的唯一源头，并申明和子的教义绝不可与这一点相抵触。北美东正教与天主教神学协商会以此为基础，于2003年10月发表共同声明，承认希腊教父语汇中「发出」一词有其独特含义，拉丁文procedere无法涵盖；声明并指出，东方当初对加词的许多疑虑，可能正如宣信者马克西姆所解释的那样，源于双方对这一术语理解范围不同而产生的误会。即便如此，齐齐乌拉斯与东正教方面多数人仍然认为，希腊与拉丁的基督徒若不使用同一文本，很难设想能够一同诵念信经。

对1054年的评价

双方掷出的绝罚都是对人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宣称基督教世界的两半已处于分裂之中。这场互掷绝罚在教会法上究竟产生了什么后果，今日学界仍有争论，多数意见把1054年之事看作一种心态的症候，而非大分裂的首要成因。这样的看法出现得并不晚。早在1952年，格吕梅尔就写道，对史料的研究表明，冠以这个名称的事件不应被视为晴空之下骤起的一场风暴，也不是教会共融的突然断裂，而是一次试图结束多年离析状态的努力遭到惨败。

劳思指出，1965年撤销绝罚一举带来了一个并非本意的后果：它反而在无形中加重了1054年这个年份本身的分量。

他同时认为，1054年的事件所得到的历史地位远超其本身的分量。若把时段放长来看，这场争执显出两件事：两个教会各自以不同而且看来互相抵触的方式界定自身的生活；更要紧的是，隐藏在底下的权柄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

参见

• 天主教會大分裂：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西方教会内部同时出现多位教宗的分裂，与本条目所述东西方之间的分裂不同
• 宗教改革

参考文献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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