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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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指衡量行为正当的观念标准,不同的对错标准是特定生产能力、生产关系和生活形态下自然形成的。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只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的道德,称为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称为社会公德。

道德为非正式公共机制,非正式即指无法律或权威能判定正确与否,而公共机制指所有场合都能套用的准则。[1]

道德相对主义者认为,文化有密切关系:虽然人类的道德在某些方面有共通性,但是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往往有一些不同的道德观念;不同的文化中,所重视的道德元素及其优先性、所持的道德标准也常常有所差异;同样一种道德,在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中的外在表现形式、风俗习惯往往也相去甚远。

词源[编辑]

道德一词,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老子》书。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但,德的本意实为遵循道的规律来自身发展变化的事物。在当时道与德是两个概念,并无道德一词。“道德”二字连用始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论语·学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钱穆先生的注解:“本者,仁也。道者,即人道,其本在心。”可见,“道”是人关于世界的看法,应属于世界观的范畴。

各种文化中的道德观[编辑]

相较于西方文化古希腊以来把道德视为一个独立分离的单元(哲学中的伦理学),中国古代并没有特别把道德领域(Moral)跟非道德领域(Amoral,异于指不道德的Immoral)切割开来(中文道与德两字经常并用,对真善美三者亦无明显区隔):两者之间界线模糊又经常融为一体(儒家理想的天下观即为一例,文史哲不分亦为一例,大体上是受到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思路的影响)类似希伯来伊斯兰印度文化中,道德附属于宗教,例如耶和华安拉法 (印度哲学),并不是独立的单元;原始部落中(非洲人、印地安人澳洲土著台湾原住民等),道德通常附属于传统习俗,亦非独立单元。

中国[编辑]

中国道德从上古发展而来,传说中周公等都是道德的楷模。孔子整理《六经》,到汉朝传为《五经》,其中便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思想。孔子发展的学说,被称为儒家学说,以后儒家又将《五经》发展为《十三经》,这些儒家经典学说,成为中国道德的主要思想来源。尽管各个时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观并不完全符合孔子儒家思想,但儒家学说是历代中国社会道德观的依据。

道德是判断一个行为正当与否的观念标准。道德是调节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按照孔子的思想,治理国家,要“以德以法”,道德和法律互为补充。同时,法律反映立法者的意志,顺应民意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条文,反映了社会道德观念在法律上的诉求。

道德具有普适性,对整个社会的所有人,不论身份,全皆适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大学》:“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人之有阶级、等差,各国均不能免。他族之言平等,多本于天赋人权之说。吾国之言平等,则基于人性皆善之说。以礼之阶级为表,而修身之平等为里,不论阶级、等差,人之平等,惟在道德”[2]。”

道德是人们评价一个人的尺度。一个人若违背社会道德,比如不仁不义、不忠不孝,那么人们就会给他负面的评价,造成他没有好的名声,从而对他形成一种来自周边人群的社会压力,约束他的行为。另一方面,对很多人来说,道德是个人良心的自觉遵守,无需周边人群的社会压力制约。人们对一个人的道德评判,主要来自于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言行。所谓“有言者不必有德”,口头上标榜仁义道德的不必定真的有仁义道德,因此人们往往“听其言而观其行”然后作出评判。个人对道德的意见,对己对人,有宽容者,有苛求者。中国文化中多有提倡对自己严格、对他人宽恕的思想。[来源请求]子曰:“厚以责己,薄以责人。”韩愈:“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中国传统道德基本概念[编辑]

四维:礼、义、廉、耻

四维的说法,最早载于《管子》。《管子》牧民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五常:仁、义、礼、智、信

汉章帝建初四年以后,“仁义礼智信”被确定为整体德目“五常”。五常不仅是五种基础性的“母德”、“基德”,而且形成并高度概括了中华传统道德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基本精神[3]

仁和义是儒家文化中两大根本性的道德元素,可谓总体价值观中的核心价值观。离开了仁、义,忠、孝、礼、乐等等都失去了意义。仁: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白虎通》:“君臣以义合,不可则去”,《周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仁、义相比其他价值观要素具有超然性。例如,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仁、义的重要性,以孔孟之言为证,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

孔子:仁者,义之本也;义者,仁之节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孟子:“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子言:“仁有数,义有长短小大。”朱熹:“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韩诗外传》:“爱由情出,谓之仁,节爱理宜,谓之义。”韩愈原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

——子曰:仁者,爱人。仁之广义,涵盖甚多,例如,“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五者,“恭、宽、信、敏、惠”。“刚、毅、木、讷,近仁。”“仁者,其言也讱。”“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然而,仁并非远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也不是无理性、无原则或者软弱,“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者,必有勇。”

——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公正、合理而应当做的。

子曰:“义者,宜也。”朱熹:“义者,天理之所宜。”义者,理义、道义、正义、公义。子曰:“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君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四字:忠、孝、节、义

忠、孝在中国社会是基础性的道德价值观。《孝经》中,子曰:“夫孝者,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本也”,“夫孝,德之本也”,“孝慈,则忠”。曾子:“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孝兴于,“夏道尚忠,复尚孝”。

——尽己心力以奉公、任事、对人之美德曰忠。

古人谓:忠者,德之正也。惟正己可以化人,故正心所以修身乃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尽忠者,必能发挥出最大的智慧和才干,因为公生明,偏则暗。——《说文解字》:“忠,敬也,尽心曰忠。”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中载孔子言:“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耻费轻实,忠而不犯”,《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其中“忠”指“君主及官吏之忠于民”。孔子讲君臣关系的侧重点,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此处“忠”指臣忠于君,而在后世帝王时代,这种含义几乎演变为“忠”的唯一含义。孙中山曾说:“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左传·昭西元年》:“临患不忘国,忠也。”忠,本指人与人忠,孔子言“近人而忠”、“忠利之教”,孟子言“教人以善谓之忠”,故忠“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更非专指见危授命,第谓居职任事者,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4]

——《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孝是人可以从身边之最近处做起的人间关系德目,被称为“百德之首,百善之先”,《孝经》中,子曰:“教民亲爱,莫大于孝”。“孝之为义,初不限于经营家族。”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之民主主义》一文中指出:“《孝经》所言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孝最基本的内涵是子女对父母的孝。《礼记》:“孝有三:大尊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孝最首要的含义是尊亲,孟子:“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现在说孝,往往指子女赡养父母、晚辈赡养长辈,其实,尊敬先于赡养。至于祭祀祖先,祭享之礼,“其事似近于迷信,然尊祖敬宗实为报本追远之正务”[4]。祖先崇拜、祭祀等等,都是家庭宗族孝文化的延伸。

三达德:智、仁、勇

三达德出自《中庸》。《中庸》:“知(智)、仁、勇三者,是天下之达德,所以行之者一也。”

纵欲、禁欲和天理欲求

到了宋代朱熹针对当时的人欲泛滥和奢华风气,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又说:“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认为追求山珍海味、三妻四妾是违背天理的人欲,而通常饮食、一夫一妻则是天理[5]。在先儒中也有类似思想,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载告子言:“食、色,性也”,《礼记·曲礼》:“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饮食男女的欲求,天经地义,满足符合天理的欲求而又不纵欲。

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到了现代,孙中山提出中国固有的八种道德,他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中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八德和四维,合称“四维八德”。

近代中国传统道德存废争议[编辑]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思想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传统道德的批判,提倡新的道德规范。后来由李大钊创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是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了更彻底的批判。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右翼势力则坚持以中国传统道德为正宗。[来源请求]

大多数的古代国家都以宗教作为社会意识形态,而古代中国的儒家学说强调“以德治国”。儒家素倡德主刑辅,因为道德教化可以“防患未然”,比严刑峻法更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界认为,这也有利于消磨被剥削阶级的斗志,使统治阶级的思想成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源请求]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中国学派看来,儒家重义轻利,例如宋明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就是把人民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说成了“人欲”,于是也就严重地压抑了人们的权利观念。该学派坚称,统治者许多时候为了自己的利益为所欲为,但同时又要求人民“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大义灭亲”,就算牺牲生命或残杀亲人也要遵守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仁义道德。[来源请求]

该学派还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特点是把宗法观点和皇权至上合二为一,也就是让皇权统治和家长制统治互相呼应,强调子女必须要严守“孝道”,绝对服从家长的命令,而皇帝则被视为全国的君父,全体国民都必须绝对服从他;而孝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忠君的感情,以期移孝作忠。历史上,忠孝不能两全时要以忠君为上,必要时“大义灭亲”。[来源请求]

中国传统道德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忠孝节义”四个字[来源请求]

忠: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注 1]即使是暴君也不得反抗。而原本中国人认为:君臣以义合,不可则去。[6]

孝:子女必须绝对服从家长,“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家长殴打虐待子女被看作理所当然的权利。而原本中国人认为: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7]。父母有过而子女不谏为不孝。

节:中国传统社会中仅片面要求女性守贞、从一而终,男人则可以三妻四妾,而原本中国人认为:三妻四妾,人欲也[8]。是不应该的。虽然男女均遵从婚姻包办,但只有男性有离婚权利

义:指被统治者必须誓死服从道德规范,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必须毫不犹豫的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原本中国人认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9]。义是从天下之志,与统治者无关。

鲁迅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阐述了他对封建道德的本质的理解,即所谓的“吃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中国大陆学者陈铁健黄道炫认为,道德和政治根本不相容[10]。在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政治就是道德;在实际运作中,政治高于道德,道德自主被阉割,为政治权势遮羞。[10]

东南亚[编辑]

越南朝鲜韩国等其他东亚地区,道德观念和中国存在很大的共性,同时也有一些差异。

东亚地区具有众多相同的道德伦理。”韩国学者金日坤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中说:“儒学是日本、韩国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发展。儒家文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学伦理具有经济发展的适应性。”[11]

西方[编辑]

古罗马[编辑]

罗马人自诩追求正直、谦逊、廉洁的道德品质,尽管实际情况很多时候与此相去甚远。罗马共和国末期哲学家卢克莱修坚持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幸福论快乐主义伦理思想,论证了人们追求幸福是合乎自然规律的。西塞罗则宣扬神恩、命运,强调自然法的正义和爱他原则。古罗马后期,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相结合,逐渐形成宗教道德理论,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来源请求]

批评[编辑]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罗马帝国的道德是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欺骗和镇压奴隶的精神工具。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服从别人,还有些人生来就注定应该统治别人。”罗马人认为人类天生就被神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奴隶必须服从神的旨意,心甘情愿地服从主人的命令。奴隶主认为奴隶只不过是一种有生命的财产、会说话的工具,几乎否认他们的任何自由和权利。奴隶杀死主人是一种罪大恶极的行为,必须受到严厉惩罚。而主人杀死自己的奴隶是合乎道德的,这只是行使他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而已。[来源请求]

在罗马人眼中,女人只不过是一种家庭奴隶,是替丈夫做家务和生育子女的工具。她们的身体是被自己丈夫所拥有的财产。通奸被看作是可耻的罪行,是对自己主人的背叛。罗马法规定,妻子必须顺从丈夫,严禁和自己丈夫以外的任何人发生性关系。妻子如果被发现通奸会被处死,而丈夫和妻子以外的女奴隶发生性关系则不受任何惩罚。[来源请求]

其他地区[编辑]

自由法则[编辑]

一切不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都应该受到保护。

这条法则是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检验一切道德规范的标准,不符合这条规则的道德就是不平等的、迫害弱者的奴隶道德。换句话说,只要是没伤害到其他人、没有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利益的行为都不应该被认为是不道德的、邪恶的、可耻的,不应该受到任何暴力干涉或舆论谴责。

例如禁止同性恋、禁止乞讨、歧视性工作者等行为都是社会多数人暴力对弱势群体的迫害,因为他们没有侵犯任何人的利益、没有伤害任何人,因此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干涉这些行为。

道德与法律[编辑]

道德总体而言是凌驾法律之上的,因为道德来源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文自觉,但它在实践中又具有不能回避的尴尬境遇,因为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而就人文而言,我们不能强制要求人们都以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并且在各种地区和宗教中的道德要求又是不一样的,就导致了交流的不便捷。所以说,道德是法律最基本法理的来源,但不能替代法律而存在。

此外,法律在某些情况或议题上,亦会对某些违反道德的行为进行容忍。例如在性行为的约束上,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允许未满十八岁的年轻人之间发生性行为,然而由于宗教或者传统的缘故,婚前性行为反而是违反道德的。有时也会允许政府以行政手段进行违反某些道德观念的行为,例如发动战争等等。

道德与社会[编辑]

道德保证了人类繁衍生息的健康与秩序。公德可以确保家族血缘外人类族群的信任,从而共同协作创造更多生产产品。但是当生产能力和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或者某种产品确保了道德原本需要保护的秩序,道德体系就会发生变化。如避孕套的发明,确保了生育的计划性。致使近100年来人类的婚姻道德观同时发生变化。在男女平等的时代,女人较以前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平等权利,但也带来更多的道德争议,如婚前性行为堕胎人工受孕等争议,人权和道德问题一直是社会议题。在生产能力低下的地区或年代,浪费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不道德行为。但是在产品过剩的时期,浪费所产生的道德问题就相对小很多。

经过漫长的演化,一部分稳定的道德条款成为了法律,一部分道德观进入了宗教的范畴。在有些地区和某些时期,道德、法律和宗教是无法分开的。如:伊斯兰教法控制的地区和时期,伊斯兰教义本身就是文字化的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在农业生产力及其不发达的地区(中东、北非和西亚)有效的保证了族群的健康发展。但是进入现代文明后,这些教义就和现代文明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所以在西方普世价值观中的道德,未必在另一些生产力不发达的文明中适用。反之亦然。

马克思主义对道德的定义[编辑]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没有任何一种道德是永恒不变的。道德不是天生的,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的宣传教育及社会舆论的长期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这是一种道德相对主义,与之相反的主张则称为道德绝对主义。道德很多时候跟良心一起谈及,良心是指自觉遵从主流道德规范的心理意识。

注释[编辑]

  1. ^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习语,今日很难找到典自何处。但有不少类似的名言,如:
    • 魏禧说:“父母欲以非礼杀子,子不当怨。盖我本无身,因父母而后有;杀之不过与未生一样。
    • 西游记》中,猪悟能就对唐僧说过,“师父,你是怎的起哩?专把别人棺材抬在自家家里哭!不要烦恼!常言道:‘君教臣死,臣不死不忠;父教子亡,子不亡不孝。’”
    • 明朝小说家许仲琳在《封神演义》第二十二回“西伯侯文王吐子”写道:文王听而不悦曰:“孤以二卿为忠义之士,西土赖之以安,今日出不忠之言,是先自处于不赦之地,而尚敢言报怨灭雠之语!天子乃万国之元首,纵君有过,臣且不敢言,尚敢正君之过。纵父有失,子亦不敢语,况敢正父之失。所以‘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为人臣子,先以忠孝为首,而敢以直忤君父哉。昌因直谏于君,君故囚昌于羑里,虽有七载之困苦,是吾愆尤,怎敢怨君,归善于己。古语有云;‘君子见难而不避,惟天命是从。’今昌感皇上之恩,爵赐文王,荣归西土,孤正当早晚祈祝当今,但愿八方宁息兵燹,万民安阜乐业,方是为人臣之道。从今二卿切不可逆理悖伦,遗讥万世,岂仁人君子之所言也!”

参考文献[编辑]

  1. ^ 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P.586 morality
  2. ^ 柳翼谋:《国史要义·史化》
  3. ^ 李汉秋委员发言:弘扬仁义礼智信
  4. ^ 4.0 4.1 柳翼谋:《中国文化史》“第十三章:忠孝之兴”
  5. ^ “存天理,灭人欲”误解千年的儒家名句
  6. ^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篇》
  7. ^ 赵岐:《十三经注疏
  8. ^ 朱子语类
  9. ^ 六韬
  10. ^ 10.0 10.1 陈铁健、黄道炫著,《蒋介石与中国文化》,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96页
  11. ^ 儒家文化对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影响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13-07-31.

外部链接[编辑]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