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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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本条目的主题不是香港自治運動
香港於1959年至1997年間使用的旗幟,被視作香港獨立運動的主要象徵之一。

香港獨立運動,指以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目標,追求香港建立獨立主權國家社會運動[1]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應英國逐漸撤出,以及放棄殖民地,港督楊慕琦馬文輝聯合國香港協會香港民主自治黨等開始透過不同途徑推動香港自決自治[2][3][4][5][6][7]。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得到香港主權並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根據2007年港大民意研究,受訪者中有獨立傾向者約佔25%,不認同獨立者約佔64.7%,另外33%香港人認為若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持續執政則會增加香港獨立的傾向。[8]此外,香港與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及歷史背景上的差異而引致中港矛盾[9],也是近年部份年輕香港人傾向香港獨立的理由,佔了39.1%。[8]

地區背景[编辑]

香港位處東亞南端,地理三面環海,轄區面積細小,缺乏天然資源。香港能源食水、肉類和青菜大部分購自中國大陸。雖然香港曾經有部分能源供給能力與海水淡化技術,但是多數設施目前早已不存在,香港生活所需幾乎是靠進口與從海南島等地輸入。不過,香港仍擁有獨立而健全的司法制度,也是全球重要的國際金融及航運中心,以政府廉潔[10]治安優良、經濟自由稅制簡單和法律制度健全而聞名於世[11]

發展過程[编辑]

英國對香港的統治[编辑]

香港全境自1842年起分三階段起由大英帝國全面統治。

1842年8月,大清帝國鴉片戰爭中戰敗,簽訂了第一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香港島自此割讓給英國;1860年,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因為《北京條約》,再割讓給英國;1897年,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土地,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予英國99年,即由1898年7月1日至1997年6月30日。三條條約現由中華民國外交部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共同持有。

香港人口當中,包括了一些土生土長的華人及大量於1930年代至1960年代其間因為逃避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二次国共内战和共產黨政權統治的華人[12]。他們在香港落地生根,由於都是華裔或華人,他們多數都視自己為唐人、中國人[13],但是這裡所指的中國人是指中華民國的一份子或華人,而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故出現了希望香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思想,既不想受到英國統治,亦不想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實體國家。

1946年12月16日,聯合國決議香港及新加坡等所有殖民地屬於「非自治領土」(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可以脫離宗主國成為獨立國家。1960年12月14日,聯合國通過讓殖民地自決獨立的1514號決議[14]

1972年3月8日,剛取代中華民國、接替「中國」在聯合國席次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香港不屬於英國殖民地。同年11月2日的會議決議2908號案件時,斐濟瑞典以及委內瑞拉表示對此要求有所保留,但最終議案在99票贊成,法國葡萄牙南非英國美國的5票反對,以及23票棄權下通過[15],香港沒有自決權利。期後12月14日英國更致函聯合國秘書長抗議[16]

楊慕琦計畫[编辑]

如同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絕大部份殖民地都實行政治改革,逐步建立由當地公民普選產生的本土政府以達獨立般,香港總督楊慕琦奉英國政府之命於1946年推行香港政治制度改革,容許高度自治。楊慕琦計畫研究如何實踐香港人「當家作主」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事務之權利,卻有說法認為遭到中共威脅阻撓,害怕自治的出現會使香港走向獨立,視香港任何形式的自治是邁向香港獨立的徵兆,以至促進香港與中國大陸分裂的行為(然而這種說法有異議,見遭中共威脅說)。[3][17][4][18][19] 接任楊慕琦的第22任香港總督葛量洪認為楊慕琦的改革並非必要,認為香港不能實行他在牙買加尼日利亞斐濟擔任總督時發展的那種制度,並且寫道:「香港和其他殖民地不同,因為香港永遠不可能獨立,它要麼繼續是英國的殖民地,要麼被中國收回,成為廣東省的一部分。」香港歷史學家高馬可(John M. Carroll)認為,葛量洪須要為扼殺楊慕琦的改革負上很大的責任[20]。1967年左派發動六七暴動,並及其他間諜與顛覆活動出現,使局勢相當不穩定。最終在暴動間諜和不穩定的社會局勢下,楊慕琦計畫宣告失敗。

香港民主自治黨[编辑]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
香港民主自治黨宗旨

香港企業家與社會運動人士馬文輝於楊慕琦的「港人自治」方案時已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並於1953年主導成立聯合國香港協會,推廣《聯合國》所標舉的人權平等自決自由民主普世價值原則,如:1945年《聯合國憲章》第1條所載明之「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與第十一章「關於非自治領土之宣言」、1960年聯合國大會1514號決議關於《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之宣言》、1966年《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等,並響應促使香港在列之「非自治領土」(Non-Self-Governing Territories)獨立的呼籲。馬文輝認為港人應該生於斯、長於斯,而且死於斯,要建立一個屬於港人的自治政體,被視為是香港政治史上具本土意識與身份認同的論述。

1963年,馬文輝再與多名華洋知名人士建立了香港歷史第一個以政黨命名的「香港民主自治黨」(Hong Kong Democratic Self-Government Party),以反殖、反共立場為基調,以「促進香港自治政府之實現;使香港能增進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民主化,俾保證全民獲得社會的正義;提高香港在英聯邦內成為一自治城邦」為宗旨,其綱領包括國防外交權歸英國,並由英國駐軍防衛香港,香港人民民有、民治、民享其他各項權限,香港內政事務由在香港民選立法議會大選中獲得多數勝利的政黨組成內閣制政府決定。民主自治黨不認同中共的恐怖主義政治,明指英國殖民主義及中共共產主義皆為不平等的暴力制度,民主自治可以對抗中國赤化香港、維持國際現狀地位,惟有一個民主自治城邦才能改善貧富懸殊與不公,走出香港本位政治立場。世界各殖民地紛紛自決獨立為香港帶來極大鼓舞,並成為自治獨立派之參照範例。馬文輝因其關於香港自治運動和香港獨立運動之民主倡議與行動而被現今部分香港本土派人士稱為「香港獨立之父」、「港獨之父」或「香港本土派始祖」。在為爭取真普選而爆發雨傘革命2014年,馬文輝所提出的本土民主自治乃至港獨訴求,本土派人士認為,真自由民主、真自治、與香港獨立其實是「三位一體」。[2][3][4][21][5][6][7][22]

遭中共威脅[编辑]

1968年,前香港總督戴麟趾於途經吉隆坡時說香港經常受到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威脅,因此需要等候一段頗長的時間,中英始能談及獨立問題。[23]據報導,英國早在1956年期間即知道中方不歡迎單方面改變政治體制,尤其是按當時政治習慣設為具有主權的自治領(即一種在殖民地體制下的特殊政體,該政體可以依法獨立)。直到1978年後中英情況改善,同時放棄了最重要的自治領地位才得以設計民主的雛形,不過此後中方仍舊口頭上表達不滿。[24]

然而歷史學家曾銳生說英國官員在為香港不推行民主持理由時,經常就會以中國不會容忍任何民主改革為託詞。從1962年起一直居住在香港的英國學者顧汝德(Leo F. Goodstadt)說:「由外籍人組成的殖民地政府,與以華人為主的商界精英串通一氣,致力保存遺留自上世紀的殖民地政治體制,連最溫和的改革都要扼殺。」[25]

中英聯合聲明[编辑]

1984年中國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當時由英國保守黨執政的英國政府承諾將整個香港一併移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然而,整個過程香港人完全不能夠參與。

六四天安門事件[编辑]

1989年6月4日發生的六四事件,事件動搖了相當多香港人對香港主權移交後的信心,很多香港人對中國共產黨趨向反感和極不信任,造成香港回歸前的香港移民潮

當時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但大批香港市民捐款給學生,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參與全球大遊行。當時香港民間發起了一次逾百萬香港市民參與的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六四遊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政治活動。當鎮壓消息傳回香港時,市面瀰漫一片陰霾。一些電影院、酒廊、影視租賃店和娛樂場所因為香港市民不消費而被迫結業。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10年後,在香港留下的美好憧憬,消失殆盡,恐共情緒蔓延全港。2009年當香港亞洲電視首次播放中國中央電視台節目春節聯歡晚會時,惹來香港市民強烈批評,其原因是於六四事件時才首次廣泛觀看到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內容,特別是新聞聯播依然勾起香港市民對六四事件的聯想。

原本一直傾向中共的一批政界人士,部分在六四後與中共決裂,如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六四埋下不少香港人對中共政權的不信任,亦改變了大專團體學聯的政治取態,由親中共轉變成反中共,要求平反六四,並且主導香港的學界運動方向。香港首個政黨香港民主同盟(今民主黨前身)由此誕生。

六四事件亦引發大規模的香港移民潮,在六四事件後數年,平均每年近5萬名香港人移民海外,一些像佛得角等小國也在雜誌上刊登廣告宣傳該國護照可以提供申請。不少香港人移居鄰近的臺灣,自六四事件後至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中華民國內政部所許可居留或定居的港澳移民人士逾2萬5千人[26]。此外,亦有香港市民移民至日本韓國加拿大等。

特别行政区建立初期[编辑]

駐港解放軍[编辑]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設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以保衛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對香港統一主權。[27][28]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编辑]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港獨分裂勢力與外國勢力聯繫,並禁止港獨勢力分裂中華人民共和國。[29]但基於二十三條中列明二十三條是港府自行立法,目前香港尚未實施。

首屆政府[编辑]

董建華由1997年至2005年出任第一位香港行政長官期間的施政連番失誤,推行不少具有極大爭議性的政策,例如八萬五建屋計畫、廢除市政局區域市政局,恢復區議會委任制,推行問責制及《二十三條立法》使香港人感到不滿。除了有人認為董建華本身的能力有問題,亦有部份人認為他是受制於中共政府,未能夠自由發揮,才會令政事失誤[30][31]

2002年至2003年間,香港政府提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方案。據當時提出的草案,警察將被賦予權力,包括無須向法庭申請搜查令,即可以強行進入「被懷疑恐怖份子」的住宅內進行搜查。此舉引來香港社會極大反響,不少市民極度擔心日後香港人一向擁有的自由人權被收窄限縮,最終導致大規模示威,2003年七一遊行爆發,逾50萬人上街反對立法,最終在自由黨及工商界立法會議員改變立場反對立法後,香港政府擱置草案,多名香港政府高級官員辭職,包括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之後舉行的區議會選舉,在七一遊行效應下,支持立法的民建聯大敗,喪失大量議席。

人大釋法[编辑]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後,全國人大對《香港基本法》多次進行人大釋法事件被認為削弱了香港的法治。而2016年11月中央再次對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釋法,而這次釋法造成香港部分人民不滿且進行示威。[32][33][34][35][36]

文化差異[编辑]

香港本土風俗文化沒有受文化大革命摧殘,自1980年代已經發展為資本主義的國際城市。香港主權移交後即使有《基本法》作為法理依據,並且訂明資本主義制度將會保持50年不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在香港實施,以及維持香港高度自治等,一些香港人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統治下香港永無民主,同時,自由法治香港核心價值未必維持。獨立派回歸後快速增長引起相當的討論,中國特色的民系歧異處理若不當,恐為中國與世界未來帶來動盪[37]

此外,中國共產黨的負面形象、大陸人香港人之間的文化價值觀及生活習慣各方面的差異都是他們與中國大陸劃清界線的主因。[38]不少香港留學生在海外通常都稱香港人,有自己獨立的香港同學會。

2010年代[编辑]

2012年無國界記者公佈的新聞自由度排名,香港從2011年的第34位跌到2012年的第54位,而自由之家公佈的全球新聞自由報告中,香港更自2009年起由被評為「完全自由」的地區倒退至「部分自由」[39][40],不過香港的自由度仍有一定基礎,不受外來勢力施壓影響,例如揭發美國監聽的斯諾登即逃往香港避難。支持香港自治的學者陳雲認為,廣深港高鐵、宜居灣及新界東北發展計畫,均被質疑受北京政府指示,企圖消滅香港經濟自主及加速人口融合,並指出此種舉動是「毀滅香港城邦格局」[41]

陸港矛盾、香港“特供”制度[编辑]

2011年起,中國大陸「雙非嬰兒」問題、大陸旅客在香港旅遊的缺德行為加劇,以及發生D&G禁止香港人攝影風波,導致香港網民透過網上集體投資,於2012年2月1日於兩份報章上刊登一個反對「雙非」的全版廣告,後來此廣告亦被中國大陸各地的地方主義者借用。在光復上水站行動中,部份示威者高舉香港殖民地旗幟。此舉令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發表反對港獨及香港殖民地旗幟的言論,令立埸傾向本土的人士非常反感,引致後來更多的事件。

2012年示威者在中聯辦前舉起香港旗龍獅旗,展示「中國人滾回中國」、「香港要獨立」、「南京條約萬歲」等標語。[42]示威遊行中更出現香港殖民地旗幟[43]。1997年迄今,最明顯的一個改變就是香港遊行路線的終點,已經從香港政府總部的中環變成在西環中聯辦梁振英在上任數小時後便迎來數十萬人在街上叫他下台的要求。

臺灣民主進步黨立法委員林濁水認为,陸港间存在族群矛盾,源頭源於九七,還有少數人擔心會帶來香港的二二八事件。雙方的族群矛盾可追溯至SARS事件後中國大陸放寬赴港旅遊投資,香港人與大陸人摩擦迅速累積:陸客大手筆買入香港物業,香港樓市升溫、租金上漲,以致香港人的居住環境艱難,被形容是「紅色資本」入侵香港。此外,大陸旅客在香港隨處便溺、不守秩序,以至D&G禁止香港人攝影風波等等,造成雙方網路交鋒、媒體對罵的叫陣措詞一點也不客氣文雅。[44]

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貿易關係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稱為「港澳特供制度」,即香港食水及食品都是由中國大陸向香港特別提供,與其它城鎮居民不同,香港居民享受供港澳食品的特殊監管體系待遇。[45]香港居民的食水及食品均以收費性質向中國大陸購買,屬於交易性質。香港每年以數億港元價格向中國大陸購買輸入,例如2012年香港就耗資約3億5千萬港元向中國大陸購買820百萬立方米飲用水。[46]根據中國大陸《瞭望東方週刊》於2011年年底的報導,香港於2012年購買東江水作為居民飲用水,價格約為每立方米4.32元。[47]與此同時,東江水水源污染問題亦備受注視。在2008年,東江水部份樣本曾被檢測大腸桿菌超標[48]。但香港水務署表示東江水會於濾水廠進行消毒及過濾,經處理後水質符合安全標準,但水源污染問題一直受到公眾關心。對於港獨,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曾指「沒有中國大陸的照顧,香港只是一座死城。」[49]此說法引起香港人的不滿,認為這是在散播不實言論[50],令陸港矛盾加劇。

五區公投[编辑]

中聯辦前的香港英治時期旗幟及「中國人滾回中國」標語

2010年1月21日,社民連公民黨提出的「五區公投,全民起義」,觸動中共的敏感神經,被港澳辦及前人大常委曾憲梓劉夢熊等人指意圖是走向香港獨立,該公投於同年5月16日完成。公民黨黨魁余若薇解釋以「起義」做口號是想激勵香港市民以行動改變社會、廢除不公義的功能組別,希望市民有機會表達對民主的訴求。[51]不過「起義」的原含義就是武力推翻現政權。社民連及公民黨的五區公與全民起義扯上關係,被一些人質疑公投為名港獨為實[52]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爭議[编辑]

香港殖民地時期,香港政府的殖民教育並沒有針對香港人對國家意識的教育方案,[53]香港主權移交國民教育推動香港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感,促進人心「回歸」,培養青年人的愛國心[54]國民教育被社會各界形容為「洗腦」。[55]香港人的反國教育運動確實是長期積累的情緒,更多香港民眾不滿北京當局,進而有「香港城邦論」、「香港獨立」等言論出現。[56]國民教育是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港獨分離勢力的政治鬥爭。[57]目前特區政府在民眾壓力下宣佈擱置課程指引,並將國教科交由學校決定是否開設科目。

2012年立法會選舉[编辑]

2012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多名泛民主派的候選人開始以守護本土為議題之政見作為賣點,如毛孟靜范國威等,其中范國威更曾被視為本土派議員。以「拒絕大陸化」「擋住香港赤化」為口號的公民黨在選舉中取得255,007票,取代傳統上關注中國大陸人權情況色彩較多,並在2010年和中聯辦談判政改的民主黨,成為地區直選的泛民主派第一大黨,總議席與民主黨相同[58]

2013年獨派闖入駐港解放軍軍營[编辑]

2013年12月26日,香港人優先成員招顯聰衝入中環屬於軍事禁區的駐港解放軍軍營被捕,是首次港獨派及解放軍正面衝突的事件。[59][60] 翌年2014年1月4日,再有「香港人優先」四名成員涉嫌擅闖駐港解放軍總部被捕。[61]

2014年雨傘革命[编辑]

於北京道行人隧道內塗鴉

2014年雨傘革命期間,人民日報曾發表評論文章,聲稱其背後的陰謀是港獨。文章引述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指出近年本土主義興起是港獨抬頭的跡象,及指出雨傘革命領導組織之一學聯在運動中打出了「命運自主」口號。不過,據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鄧皓文在10月中在佔領區所作的民調顯示,參與運動的人士有75.1%不認同自己的訴求是港獨,只有11.9%認同港獨訴求。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有佔領者主張港獨只是情緒發洩,沒有人實踐或提出有策略的港獨主張。[62][63][64]

2016年立法會選舉[编辑]

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不少本土派候選人尋求以香港獨立作為其主要政治綱領。不過於提名期開始前兩天,選舉管理委員會突然發出通知要求參選人於遞交表格時額外簽署一份聲明文件[65]。當中特別列明參選人須擁護3條《基本法》條文,包括第1條、第12條及第159(4)條,內容分別為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及《基本法》若有任何修改,均不得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牴觸。確認書列明簽署人一旦作虛假聲明須負刑責[66]。本土派及泛民主派皆斥港府違反公平參選原則,限制參選人言論自由[67]

多個參選人包括梁天琦陳浩天中出羊子陳國強賴綺雯,因選舉主任以涉港獨或歸英主張為由,都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但部分實際上主張港獨及民族自決的參選政黨如青年新政熱血公民提名卻有效。

而候選人的郵寄宣傳單張內容亦被審查,郵政署以違反《基本法》為由,拒絕羅冠聰寄出原版有「自決」字眼的單張,過濾版則獲批寄出。[68][69]房署亦不准候選人派發港獨字眼郵寄單張。[70]

最終在選舉結果,本土自決派在選舉上取得七席,他們會否在就任議員後,在香港立法會上提及港獨的主張,備受關注,更引發香港立法會宣誓風波

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後的2016年11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司法覆核作出裁決,宣佈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的議員資格被取消,並頒布禁制令禁止兩人以立法會議員身份行事,又裁定香港立法會主席無權讓兩人重新宣誓。[71]

教育局指支持香港獨立的教師須承擔相關責任和後果[编辑]

2016年8月14日,教育局發言人指出,任何教師鼓吹香港獨立或會取消該等人的註冊教師資格。[72][73][74][75][76]

根據教育界功能界別及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登記文件,當界別選民失去《教育條例》(第 279 章)下的註冊教師身份時,同時自動失去教育界功能界別的參選權(投票及參選),變相褫奪其參選權。[77]

8月15日,教育局長吳克儉指已聯繫香港八所大學的校長,要求處理大學內的支持香港獨立的學生組織。[78][79][80]同日教協發出指引,表示不讚成會員鼓吹香港獨立[81][82],同日吳分別於政府總部約見所全港辦學團體及約見家校組織,要求組織代表壓制中小學的香港獨立討論[83][84]。另外,同日中聯辦法律部長王振民表示,不容香港獨立進入香港政制及香港教育界[85][86][87]

8月18日,吳克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會面,吳克儉在會後會見傳媒,表示他在會議中向教育部官員提及港獨入侵校園並重申港府立場,強調港獨違反《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校園內不應出現港獨主張及活動,吳克儉指此立場已得到中國教育部的認可。[88][89][90][91][92]。蘋果日報報導,政總會面後有教職員向日報反映facebook受到上級監視,審查有關香港獨立的言論[93]

各大院校民主牆出現有關「香港獨立」的標語[编辑]

2017年9月新學年剛開始,香港中文大學等校園之「民主牆」等多處均懸掛及張貼大量寫有「拒絕沉淪,唯有獨立」、「香港獨立」、“HK INDEPENDENCE”等字眼的橫額及海報。校方以未經申請為由,將有關橫額及海報拆除。學生會批評廣場由學生會管理,重申校方不可跨過學生會撕走橫額及海報。也有港人喊出「支那人滾回支那!」[94][95][96]

身份、政治认同[编辑]

身份認同[编辑]

有民調指出香港人擁有強烈的自身認同感。[97]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98]2012年6月的民意調查發現,在四選一的選擇中,選擇了自己是「香港人」(Hong Kong Citizen)的佔46%,選擇自己是「中國的香港人」(Chinese Hong Kong Citizen)或「香港的中國人」(Hong Kong Chinese Citizen)的佔34%,選擇自己是「中國人」(Chinese Citizen)的只佔18%。無論是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香港人」的比率,都比狹義或廣義地自稱為「中國人」的比率高,大約有28至38個百分比的差距。年齡未及三十歲的被訪者,差距則達到60至72個百分比之間。[99]

同樣來自香港大學於2013年6月的民意調查顯示,若10分代表絕對認同,0分代表絕不認同,5分代表一半半,香港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感(Strength Rating)是8.13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身份的認同感(Strength Rating)為6.11 。[100]

2012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調查顯示港人自覺是「中國人」的比率只得12.6%,跌至16年新低,自認是「香港人」的則有23.4%,為10年來新高,當中「80後」以港人身份為優先的比率較非「80後」更高出21.3個百分點,只有2.4%的80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學者指本土意識抬頭是主因。[101][102]

反對聲音中,郝鐵川劉夢熊等人指這項民意調查的選項將中國人和香港人對立,只允許被調查者從兩者選擇一個,認為民意調查的主導者鍾庭耀是在宣揚香港獨立。[103][104][105]

根據香港浸會大學「香港過渡期研究計畫」於2013年6月3日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在905名受訪者中,42%的受訪者自稱為「中國人」;然而受訪的學生自稱「中國人」卻為0%,其中多達24%自稱「香港人」,是自從1990年代以來,首次出現這樣的結果。[106]

2013年6月18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公佈調查結果,高達38%的受訪者表示自稱為「香港人」,較半年前的同類調查急升11%;自稱為「中國人」的受訪者比率只有23%,較上次調查微升2%;自稱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的則有36%,較上次調查減少13%。其中市民對「中國人」的認同感,創下自1999年調查以來的新低。學者成名認為,由於中國大陸人權不斷倒退,故市民拒絕認同自己是極權下的「中國人」。[107]

对中国政府的政治认同[编辑]

關於六四事件,港大於2009年所作民調顯示,認為北京學生做法正確的被訪者比率是56%、做法錯誤的比率是19%;認為「中國政府」處理正確的被訪者比率13%、處理錯誤的比率是69%。[108]2011年,被問到「你覺得中國需要經濟發展多些或民主發展多些?」31.6%回答經濟多些,42.7%回答民主多些。[109]

根據港大民意研究計畫的民調顯示,2013年6月,對「一國兩制」不信任者(47.2%)已超越信任者(47.1%),反映香港人越來越相信北京插手香港內部事務。[110][111][112]2013年6月,對北京政府的不信任度上升至45.4%,創下1997年以來新高,信任度只剩25.3%。[113][114][115][116]。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由1997年7月的72.7%大幅下滑至2013年6月的50%。[117]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及其相關案例[编辑]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04條

香港法例第11章《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6條規定,該條例所提述的誓言當中的立法會誓言,須按附表2所列的格式作出,而有關的誓言見於附表2第IV部:

我謹此宣誓:本人就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定當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盡忠職守,遵守法律,廉潔奉公,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服務。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1章)附表2第IV部

該條例第19條規定:

立法會議員須於其任期開始後盡快作出立法會誓言,該項誓言——

(a) 如在緊接立法會全體議員普通選舉後的立法會會期首次會議上而又於選舉立法會主席之前作出,須由立法會秘書監誓;

(b) 如在立法會任何其他會議上作出,則須由立法會主席或任何代其行事的議員監誓。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1章)第19條

該條例第21條訂明不遵從的後果:

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

(a) 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

(b) 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11章)第21條

梁頌恆游蕙禎分別於2016年9月的立法會換屆選舉當選立法會議員。二人獲妥為要求於2016年10月12日的立法會會議上,由立法會秘書監誓作出立法會誓言。二人未依照該條例附表2規定的格式宣誓,對誓言分別作出多處重大改動,並以各種行為配合其採用的字眼。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區慶祥在其判案書第5段對此形容如下:

區慶祥法官形容游蕙禎(左)和梁頌恆(右)分別故意展開及展示一張印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字句的藍色橫幅;梁頌恆在立法會秘書初次干預後,企圖再次宣誓時,以右手的中指及食指在《聖經》上作出交叉的手勢。
(1) 他們分別在開始宣誓時使用‘香港國’一詞:

(a) 梁先生公開宣稱他將捍衛香港國的利益;

(b) 游小姐公開宣稱她將對香港國忠誠並效忠香港國。

(2) 立法會秘書分別對二人作出干預,並表示由於他們的宣誓不符合立法會誓言,他不能替他們監誓。

(3) 二人繼而分別再次據稱作出宣誓。

(4) 再次宣誓時,二人各自連續三次把‘China’錯讀為‘Geen-na’或‘Sheen-na’(‘支那’)。

(5) 此外,游小姐把‘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連續三次錯讀爲‘the People's Refucking of Sheen-na’。

(6) 他們還分別故意展開及展示一張印有‘HONG KONG IS NOT CHINA’字句的藍色橫幅。

(7) 梁先生在立法會秘書干預前後分別以明顯差異的語調讀出相關字眼(梁先生在立法會秘書干預後的語調顯示一種輕蔑及不認真的態度)。他在立法會秘書初次干預後,企圖再次宣誓時,以右手的中指及食指在《聖經》上作出交叉的手勢。

(8) 游小姐高聲強調‘Hong Kong’,卻以較低沉的語調,急促地讀出其餘的誓詞。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其他人 對 立法會主席 (15/11/2016, HCAL185/2016)

鑒此,立法會主席於2016年10月18日裁定梁游於2016年10月12日所作之宣誓無效。不過,他決定梁游若以書面要求再次宣誓,梁游可於2016年10月19日舉行的下一次立法會會議上再次宣誓。梁游均要求再次宣誓。然而,行政長官律政司司長針對梁游分別就任立法會議員一事,尋求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宣佈性和強制性的濟助;以及撤銷立法會主席於2016年10月18日所作之決定,並宣佈不能再為梁游監誓。

在原訟法庭之聆訊結束後,頒佈判決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6年11月7日行使《基本法》第158(1)條賦予的權力,對《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的「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既是該條規定的宣誓必須包含的法定內容,也是參選或者出任該條所列公職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規定相關公職人員「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具有以下含義:

(一)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就職的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未進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絕宣誓,不得就任相應公職,不得行使相應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

(二)宣誓必須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內容要求。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必須準確、完整、莊重地宣讀包括「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內容的法定誓言。

(三)宣誓人拒絕宣誓,即喪失就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宣誓人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也屬於拒絕宣誓,所作宣誓無效,宣誓人即喪失就任該條所列相應公職的資格。

(四)宣誓必須在法律規定的監誓人面前進行。監誓人負有確保宣誓合法進行的責任,對符合本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有效宣誓;對不符合本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無效宣誓,並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定的宣誓,是該條所列公職人員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香港特別行政區作出的法律承諾,具有法律約束力。宣誓人必須真誠信奉並嚴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虛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後從事違反誓言行為的,依法承擔法律責任。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

區慶祥法官在2016年11月15日的判案書裁定行政長官和律政司司長勝訴,並按其要求批予宣佈性和強制性的濟助:

……(梁游於2016年10月12日據稱作出立法會誓言時皆)明顯地不接受(因此拒絕)莊重地、真誠地及從實地承諾他們會擁護《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又或者是,至少他們必屬故意地遺漏(因此忽略)這樣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其他人 對 立法會主席 (15/11/2016, HCAL185/2016)

高等法院上訴法庭藉2016年11月30日的判案書駁回梁游的上訴:

根據䅁情,毋容爭議的是,梁游二人分別拒絕作出立法會誓言。他們沒有就此提出爭議,也無從提出爭議。針對他們2016年10月12日的言行,不可能存在任何解釋以證明他們是無心之失。他們所做的事皆是故意和有意圖的。原審法官經細心考慮所得出的這個結論,是無可抨擊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及其他人 對 立法會主席 (30/11/2016, CACV225/2016)

上訴法庭其後藉2017年1月16日的判案書,駁回梁游向終審法院上訴的許可申請。最後終審法院藉2017年9月1日的裁決理由書,駁回上訴的許可申請,全案定讞。

各界研究及評論[编辑]

 英國[编辑]

英國一貫之政策是協助其殖民地成為主權獨立之國家。但由於英國向中國租借土地的情況複雜,獨立並不適用於香港。英國理解中國對香港主權歸屬的立場,自1972年11月2日聯合國大會批准《关于准许殖民地国家及民族独立之宣言》之適用地方名單剔除「香港」後,英國從未照會聯合國秘書長列入「香港」於該名單。香港人知悉中國反對香港獨立,因此英國無法安排香港獨立。香港92%的土地經《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而來,以99年為限,期滿後英國將喪失該92%土地的一切權利。[118]不論獨立與否,香港將無法單憑這8%剩下的土地而運作,英國須與中國商討香港前途。[119]

香港末任總督彭定康於2016年11月25日公開抨擊港獨運動,認為港獨運動是搏上報章頭條的譁眾取寵,他表示自己完全支持香港追求民主,但是亦指責港獨人士把這件事情當成兒戲:「如果假裝認為追求民主應與港獨混一一談,那對他這樣的人而言就是一種虛偽, 可恥和妄顧後果的行為…… 港獨不會實現,港獨運動會淡化支持民主的力量…… 宣誓非兒戲。我在倫敦宣誓的時候會把手放在聖經上。」[120]2017年9月他访港时再次重申港独违反基本法,但同时他认为港独和安乐死、同性婚姻一样,均是违反基本法的行为,但社会不应阻止讨论这方面的议题[121]

 中国大陸[编辑]

 香港[编辑]

  • 前政協委員劉夢熊文匯報聲稱港獨勢力得到香港「反對派」、美國勢力及台獨藏獨疆獨人士支持。香港泛民主派利用去中國化進行港獨,欲脫離中華人民共和國。[127]他更指美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支持與策動香港自治運動[128]。他認為台獨政黨民進黨與港獨政黨公民黨同樣「敵視一國兩制」,公民黨「公投綁補選」傚法民進黨「公投綁大選」。台獨勢力妨礙陸台合作。公民黨繼承民進黨衣缽,妨礙陸港合作,甚至阻撓港珠澳大橋[129]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人士、公民黨民主黨人民力量學聯把香港當作獨立的政治實體。[130]
  •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鍾樹根在其卡片誤寫「the People's Republic of Hong Kong」(香港人民共和國),被戲稱為搞港獨[131][132]
  •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在參選政綱中批評倡議港獨的團體企圖以不滿中央政府為由,將香港從中國分裂出去。他認為抗爭應該是有原則、有底線。
  • 香港立法會主席的范徐麗泰表示:香港人有宣揚香港獨立的言論自由。她說港獨言論,不表示有港獨的行動,即使就二十三條立法,也不能以言入罪。[133]公民黨的激進本質是「急進港獨」。[134]
  • 中新社记者安平聲稱,「香港李登輝之友會」與「台獨」勢力「勾結」。[135]
  • 出身香港的作家與政治評論人鍾祖康在2012年寫了與《我傾向香港獨立而不是自治》等文章表示「中國作為一個極權國家,向香港施虐,已經是香港有權獨立的足夠理由」「香港確有一批人,非常鄙視中國統治者對香港實行不文明的野蠻操控,從而發展出一種抵抗中國侵擾,捍衞香港家園的本土意識來。……在中共統治下,我還沒有見過貨真價實的自治地方政府……一些頭也不回的堅決走向獨立,不以自治為權宜代用品的地方,才有一絲機會得到或維持真正的獨立,如台灣外蒙古。……中國現政府對領土的態度毫無甚麼神聖可言,全是利益盤算,否則它絕不會把五百多萬平方公里中國領土永久贈予俄國,卻對區區六平方公里的釣魚台大做文章。因此,中國現政府絕不敢像鎮壓疆獨分子藏獨分子那樣猖狂的鎮壓港獨分子,不僅是因為香港是有基本自由的國際化都市,更因為中國腐敗的統治集團在香港有極大量的金融操作和資產,這就是中國暴政的阿基裡斯之踵(Achilles' Heel)。中國暴政集團最關心的就是錢,這也是有利於港獨運動的重大有利條件。」[136]
  • 新报批评「港獨份子企圖把香港和內地切割,拒絕與廣東省合作,事實上是一種自甘墮落的表現,最終只會自我毀滅。」[137]
  • 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認為,年青一輩有政治承擔是好事,但質疑部分提倡革命、港獨、無底線抗爭的立法會候選人,是僅為了爭取激進民主派的選票入立法會而提出倡議。他又指出:「環顧世界各地起革命的人都不會先宣之於口」,「共產黨表明不容許(港獨),他們(港獨派)是否要與解放軍打仗?」,「若他們有心起革命,應該是推翻現有制度和議會,而非爭取進入議會」。他亦補充指出:有些宣稱會勇武抗爭的人「見到警察就離開」,並非真正勇武,結果卻令部分跟隨者被拘捕,相關的政黨卻只在法庭外聲援,質疑港獨派只想靠「講」獨贏選舉[138]
  • 信報社評評論指出,「港獨派由始至終都是瞎鬧,個人質素低劣不在話下,而歸根究柢是他們的論述毫無說服力,至今仍然無法提供『如何脫離中國獨立』和『怎樣自給自足建國』的頭緒,遑論切實可行的答案。因此,港獨實實在在是一道偽命題」,又認為港獨雖然是偽命題,但社會上的不滿卻是真情緒[139]

臺灣 臺灣[编辑]

媒體及學者[编辑]

  • 澳門雜誌《商訊》評論:「超級諷刺的意味:20年前,一貫認為中國需要香港作為打擊台獨勢力。今天,台灣似乎已經不再是優先事項,獨立的思想卻是集中在——香港。」
  • 香港政治評論家盧兆興評論:「北京認為香港地方主義的興起是對國家安全利益的潛在威脅……中國要香港了解北京的政治底線,不是挑戰中央,不要透過解釋基本法來挑撥北京的干預,比如說,2016年11月就候任議員在立法會進行宣誓儀式時的恰當行為釋法。」
  • 前澳門聖若瑟大學講師、現澳門法國文化協會副主席和政治學家蘇鼎德(Eric Sautede)評論:「如果作出香港對中國而言不重要的結論,這將犯下一個嚴重的錯誤。如果中國作出任何損害雙方特殊關係的舉動,香港將遭受最多的磨難,但中國亦會付出沉重代價。」[141]

獨派[编辑]

獨派團體[编辑]

獨派人士[编辑]

相關香港獨立書籍[编辑]

參見[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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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