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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衛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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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衛戰
Battle of Hong Kong
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
Battle of Hong Kong, 1941.svg
香港保衛戰形勢圖
日期1941年12月8日至12月26日(18天)
地点
结果 日本勝利,香港全境被日本佔領。
领土变更  英屬香港 日佔香港
参战方

 大英帝國

 加拿大
情報協助及撤退支援:
中華民國
 大日本帝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大英帝国英屬香港 香港總督楊慕琦
大英帝国英屬香港 莫德庇少將
大英帝国英属印度 華里士准將
加拿大 羅遜准將
陳策將軍[1]
大日本帝国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 酒井隆中將
大日本帝国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 北島驥子雄中將
大日本帝国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 佐野忠義中將
大日本帝国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 伊東武夫少將
大日本帝国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 栗林忠道少將
大日本帝国Naval ensign of the Empire of Japan.svg 古賀峰一中將
兵力

總人數*:約13,500人
英国駐港英軍

加拿大加拿大陸軍
英屬香港香港防衛軍
英屬香港香港華人軍團
英屬香港曉士兵團
主要裝備:

  • 5架飛機
  • 1艘驅逐艦
  • 4艘炮艦
  • 8艘魚雷艇
  • 29門海防炮

總人數*:約40,000人
War flag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svg日本陸軍

Naval ensign of the Empire of Japan.svg日本海軍

主要裝備:

  • 56架飛機
  • 1艘輕巡洋艦
  • 3艘驅逐艦
  • 4艘水雷艇
  • 3艘炮艦
  • 42門重炮
伤亡与损失
英軍統計*:
1,679人死亡
1,042人失蹤
10,818人被俘
日軍統計*:
692人死亡
1,662人受傷
*雙方參戰人數在不同資料的估算不一致,香港守軍人數介乎11,000至15,000人[2],侵港日軍人數不少於36,000人,部分資料指日軍達52,000人[3]
*香港守軍的失蹤人數,包括隨同陳策突圍離港的數十名英軍,以及逾900名華裔英兵,該批參戰的香港華人於香港投降前夕被軍官下令脫去英軍軍服及離隊,避免成為日軍俘虜[4]
*此項的日軍死傷人數僅限第38師團,不包括第1炮兵隊、飛行戰隊及憲兵等單位[4]
*關於平民的死傷人數,司徒永覺估算的下限為4,000人死亡及3,000人受傷[5]
*本條目採用1940年香港冬令時間(GMT+7.5)。

香港保衛戰(英語:Battle of Hong Kong;日语:香港の戦い,又稱香港攻防战十八日战事[6]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初期,日軍侵略英屬香港所發動的一場戰役。戰役於1941年12月8日清晨爆發,日軍於12月13日攻佔九龍;於12月18日晚上登陸香港島,但遭遇英軍頑強抵抗,雙方從19日起先後在黃泥涌峽淺水灣赤柱等地爆發激戰;至12月24日,英軍在孤立無援下已兵疲力竭,多次反攻都不敵兵力和火力皆明顯佔優的日軍,無力扭轉敗局[2]香港總督楊慕琦爵士於12月25日決定投降,在赤柱的英軍於12月26日停止戰鬥及棄械投降,戰事方告結束。香港遂進入歷時「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7]

英國的遠東戰略部署及香港佈防策略沿革[编辑]

日本對英國開戰及入侵香港的歷史概要[编辑]

香港開埠以來一直是英國亞太區的重要據點。19世紀晚期,隨著俄國在東亞擴張勢力,英國與日本出於抗衡俄國的需要,兩國在1902年1月締結英日同盟,日本繼而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擊敗俄國,兩國又在一次大戰中的青島戰役合力清除德國在亞洲的勢力,但日本持續擴充軍力並謀求稱霸亞洲,其戰略野心在一次大戰結束後召開的華盛頓會議逐漸浮現,英國開始對日本持續擴張軍事勢力有所警惕,遂將日本視為威脅英國在遠東利益的假想敵,並按時局調整香港的防衛策略,以配合英國在遠東的戰略部署。至於謀求軍事擴張的日本,亦視英國為其稱霸亞洲的阻礙,隨著《倫敦海軍條約》於1936年失效,日本決定擺脫各項限武條約的制肘,全心擴充軍力準備排除英美在亞洲的勢力,日本開始深入研究對英國開戰所需的部署,並開始構思攻打香港的計劃[8]。二戰爆發後,日本在1940年7月2日的御前會議中訂立兩大國策,其一是以日本為中心,建設以日、滿為骨幹的「大東亞新秩序」,其二是伺機執行「南進政策」進軍東南亞及太平洋[9],至此埋下侵佔香港的伏筆。

華盛頓條約、遠東戰爭備忘錄及司徒拔報告(1920年代)[编辑]

1920年,英國海軍本部撰寫了《遠東戰爭備忘錄》,成為英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遠東戰略藍本。雖然《備忘錄》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曾有多次修改,但大致維持如下:一(I),日本向英國宣戰後,英國皇家海軍在本土及地中海海域集結,然後向遠東駛去;二(II),皇家海軍抵達中轉站新加坡,向北增援、重奪、或佔據中轉基地,包括香港;三(III),皇家海軍由中轉基地出發,與大日本帝國海軍進行艦隊決戰,取勝後包圍日本,逼使日本政府談判或投降。受此戰略框架影響,香港一直是皇家海軍的遠東戰略核心,促使英國政府及軍部早於1920年代開始討論香港佈防。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在1921年邀請列強參與華盛頓會議,商討德意志帝國戰敗後遠東及太平洋地區的勢力分配,並嘗試恢復勢力均衡,避免再次引發戰爭。當時會議的其一焦點,在於重新劃分美國、英國日本三國於遠東的海權勢力,而爭議則聚焦於限制海軍軍備、殖民地佈防及德屬殖民地的再分配事宜[10]。由於香港是英國亞洲殖民地的前沿,位處日本與東南亞之間,擁有重要戰略價值,其佈防問題亦被納入議程之內[11]

根據華盛頓會議的協商成果,英美日等國於1922年2月分別簽署組成《華盛頓條約》的《四國公約》及《華盛頓海軍條約》。按照《四國公約》,1902年締結的英日同盟必須解散;而《華盛頓海軍條約》的締約國須根據條文限制其海軍的規模及部署。美國及英國獲分配的海軍主力艦艇總噸位比例較日本高(英、美、日的噸位比例是5: 5: 3),此規限令日本海軍的規模不能超趕英美兩國,並使日本須拆毀多艘建造中的戰艦,不過,日本亦成功爭取在條約規定美國及英國都不得在遠東增建海軍基地及防禦設施,只可維修及替換現有的設備,有關條文特別針對關島菲律賓、香港及新加坡,這四個由英美勢力主導的地區,使英美在西太平洋地區開展防務計劃時受到限制。日本又在一次大戰後獲取德屬中南太平洋群島的控制權,作為日本在太平洋制衡美國勢力的緩衝地帶,但同樣不得在島上建造海軍基地及海防設施。換言之,條約將美國、英國及日本分為三大勢力,美英兩國雖可保有較大規模的海軍艦隊,卻難以固守遠東領地;兩國海軍主力須先在本土集結,再跨越重洋,方能抵達遠東作戰,使美英兩國俱陷入戰略被動。至於日本,雖然在亞洲擁有地利之便,戰略上處於優勢,但整體海軍規模將比不上英美,難以單獨與美國或英國長期作戰。簡而言之,條約的理想目標,是令到三國俱無法在亞洲佔有絕對優勢,從而達成勢力均衡[10][12]

在海軍條約簽訂後,雖然國際局勢暫時緩和,但英國軍方從未停止探討遠東的防務事宜。1920年英國海軍本部撰寫了《遠東戰爭備忘錄》(War Memorandum (Eastern)),構思英日戰爭的作戰藍圖。按照當時海軍本部的構思,倘若英國與日本爆發戰爭,整場戰事將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本土動員,皇家海軍將從英國本土派出艦隊開往遠東的海軍基地,並利用沿途的英國屬土及殖民地作為補給站,而爆發戰事的英國遠東屬土必須盡量死守,等待皇家海軍的主力來援。第二階段是建立中轉基地,令皇家海軍可在日本本土附近建立據點,英國將以軍事行動奪取或奪回,或者通過外交手段獲取鄰近日本的港口控制權。第三階段是圍堵日本,皇家海軍將會逼近日本本土,誘使日本海軍進行艦隊決戰,皇家海軍於取勝後將對日本進行海上封鎖,逼使日本談判或投降。這個作戰計劃於1920年代已開始構思,到1930年代初期日臻成熟[13][14]

按照海軍本部在1920年代的想法,由於新加坡位居印度洋進入南中國海的要衝,而且遠離其他列強的直接威脅,因而成為皇家海軍在遠東的核心基地,英國在遠東的防衛策略將以新加坡為核心,並名為「新加坡戰略」。不過,在馬來半島南端的新加坡,距離日本及英國在中國的租界都過於遙遠,並不適合用作第二階段行動的中轉站,因此皇家海軍必須使用香港或香港以北的港口作為中轉基地,方能展開第三階段的作戰行動。換言之,皇家海軍的策略是香港一旦遭到入侵,英軍將通過新加坡的基地增援或重奪香港,而香港必須在戰爭爆發後盡量死守,直到皇家海軍抵達增援[13][14]

在此背景下,香港的防務問題便備受軍方關注。早在《華盛頓條約》簽訂之前,英國陸軍部便開始研究香港的防守策略。起初,英國陸軍部認為香港太接近日本的勢力範圍,根本無法抵禦日軍入侵,只能棄守。然而在1925年,英國陸軍部仍電令香港總督司徒拔爵士及駐港英軍,檢示香港的防衛能力。港府在1926年向倫敦提交報告,指香港海灘甚多,難以防守,故此防衛目標應限於阻止敵軍使用海港。報告同時建議軍部向香港增兵至四營正規軍,以及派駐18架飛機。這些討論釐清了當時香港防務的戰略目標[15][16]

雖然英國在一次大戰結束後的1920年代尚未計劃再度擴充軍力,但英國政府及軍部俱同意在不違反《華盛頓條約》的前提下,適度增強香港防衛。在總督金文泰任內,香港政府有意發展航空業,而當時持有啟德土地的「啟德營業有限公司」,在開發該片土地為大型商住項目時陷入經濟困難,港府及軍方俱認為啟德土地適合作為機場,港府於是在1927年出資收購整片啟德土地。為因應日本陸軍飛行第8聯隊於1927年5月進駐台灣高雄[17],皇家空軍也於同年進駐香港[18],但當時駐港空軍只能使用水上飛機。受制於《華盛頓條約》,軍部不能在香港建築空軍基地,所以先由港府在啟德興建供民航用途的機場,啟德機場於1929年啟用,該機場由海事處的前身「船政廳」管理[19],但同時供軍方飛機使用,之後在機場的東側設置啟德空軍基地,基地設施在1930年代中期陸續落成,啟德成為軍民兩用機場。

雖然司徒拔報告建議將香港的防務集中於固守香港島,但英國參謀長委員會英语Chiefs of Staff Committee的戰爭計劃小組卻另有打算。小組在1927年提議將香港的防線延伸至包括九龍半島在內,可提防日軍採取攻打旅順港的策略,先佔據九龍的山地並架設大炮,再從九龍的高地炮擊維多利亞港及香港島,因此有必要在新界及九龍之間設立防線,方可保障維多利亞港及海港兩岸的設施如太古船塢的安全。小組亦重申香港是皇家海軍在遠東的重要前哨基地,故此香港守軍必須堅守45至55日,令皇家海軍有足夠時間調動艦隊到香港增援。小組後來在1930年及1934年分別兩次提交相近的報告,促成在1936年建造醉酒灣防線[20]。這道防線橫貫九龍山脊,是英國在戰間期少有的海外大型防禦工事建築[21]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戰略調整(1930至1939年)[编辑]

此為城門碉堡的設施分佈略圖,碉堡四周都有機槍堡,並有多條以英國倫敦街道命名的地道。英軍於1936年修建醉酒灣防線,由於上城門水塘南邊修建城門碉堡強化防線的防衛能力,並計劃進一步擴建防線,加強九龍及維多利亞港的防禦。然而在1930年代後期,歐洲局勢日漸緊張,英國難以兼顧遠東及增兵香港,參謀長委員會在1938年更改香港防衛策略,把防衛重心退回香港島,原本用於阻擋敵軍攻入九龍的醉酒灣防線,亦由堅守以保護九龍和維多利亞港,改為拖延敵軍推進,該防線也於同年停工;位於九龍的海防炮及高射炮也因為防衛計劃的收縮,被陸續轉移到香港島;駐港英軍亦因為兵力所限,只能將兵力集中保衛香港島,而曾經考慮棄守醉酒灣防線。

踏入1930年代,國際局勢日益惡化。日本在1931年藉九一八事變入侵中國東北,並且在1932年進攻上海,逼使上海非軍事化,日軍在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致使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歐洲地區,墨索里尼領導下的意大利王國在1935年進攻埃塞俄比亞希特拉領導下的納粹德國亦撕毀《凡爾賽條約》擴充軍備,並於1936年派兵進駐萊茵蘭非軍事區

在國際形勢急劇轉變之下,英國政府開始加強香港防務。1932年英國先按計劃向香港增加6門3吋高射炮,隨後又增加香港的海防炮,並將原派駐上海的一營士兵調派到香港。此外,英國政府和軍部採納參謀長委員會的報告,在1934年開始於香港修築醉酒灣防線,並在計劃在《華盛頓條約》於1936年失效後,在西貢將軍澳赤柱等地增建炮台。面對日益緊張的局勢,英國政府於1934年決定擴充軍備,並於1936年初批出撥款,給予各英國領地加強防務。不過,由於軍費是以英國本土的防務為優先,故此香港的防務未能迅速擴充[23][24]

英國於1930年代的遠東戰略曾經出現多次變動,也使香港的防衛部署和策略受到影響。1936年,駐港英軍司令巴度苗英语Arthur Wollaston Bartholomew少將提交了《1936年香港防衛計劃》。這個《防衛計劃》是以死守香港,等待本土艦隊來援為防衛目標。巴度苗判斷日本如揮軍入侵香港,日軍將會派出一個師的陸軍發起進攻,並配合海軍及航空兵轟擊香港,而駐守香港的四營正規軍及一營香港防衞軍必須拖延日軍,並須據守醉酒灣防線阻止日軍進軍九龍,從而阻止日軍炮擊維多利亞港兩岸[25]。不過,巴度苗明言駐防的香港軍力不足以抵擋有組織的軍事入侵,只能背水一戰,故此多次要求英國增兵香港[26][27]

然而,英國海軍本部對於增兵遠東一事,卻在此時有所動搖。納粹德國在1935年擴充軍備及重建海軍,令英國本土再次面臨威脅,而意大利又有可能與德國結盟,將威脅到英國在地中海埃及的利益,未必能夠派遣龐大艦隊到遠東增援。因此在1937年的《遠東戰爭備忘錄》中,海軍本部一方面保留原有的增援遠東計劃,另一方面卻構思派遣規模較小的艦隊到遠東,配合已駐守在東亞的艦隊及在新加坡的空軍,干擾日本的海上貿易線,從而逼使日本談判[28]

同樣在1937年,參謀長委員會的戰爭計劃小組再次評估香港防務,認為香港必須興建另一個空軍基地,方能抵擋日軍空中攻擊。然而受制於香港的多山多島地形,新機場只能選址在地勢開闊的新界,不受醉酒灣防線的保護,引起三軍激烈爭論。海軍堅持要防守香港的海軍基地和船塢設施,陸軍不願意將香港有限的兵力再分散到新界,而空軍則不打算增兵香港。經歷多番爭論,參謀長委員會在1938年決定放棄巴度苗的《防衛計劃》,將香港的防守範圍縮減到香港島及維多利亞港。委員會同時決定停止修築醉酒灣防線,並將其軍事用途更改為拖延敵軍推進,香港政府因此在香港島增建機槍堡等防禦工事,並將海防炮及高射炮逐步轉移到香港島[29][30]

太平洋戰爭前的多次調整及港府民防政策(1939至1941年)[编辑]

英國首相邱吉爾肖像。1939年至1941年間,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高低起伏。當日本在1940年6月要脅英國關閉滇緬公路之時,英軍不但在挪威戰役法國戰役中敗退,英國本土亦面對納粹德國入侵的威脅,使英國難以抽身兼顧東亞,只能拖延日軍開戰時間。由於與香港北部接壤的深圳早已淪陷,有感於香港將難以防守,邱吉爾形容增兵香港是「大錯特錯」。然而踏入1941年,英國在歐洲戰場的陣腳漸穩,邱吉爾為首的英國政府對防守遠東的態度又轉趨積極,欲透過增兵馬來亞及香港,並聯同美國、中國及荷蘭,以嚇阻日本的開戰意圖。在這個背景下促成兩營加拿大軍在11月增援香港。

1938年10月,日軍在香港附近的大亞灣登陸,並於同年12月攻陷廣州,又於1939年5月攻克海南島,而在深圳河一帶的香港邊界,日軍與防守香港的英軍正處於對峙狀態,雖然日本尚未準備好向英國開戰,但香港的周邊都已在日本勢力的控制之下。納粹德國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蘭引發二戰歐洲戰事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從1940年至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香港的防守策略一直受到英國政府面對戰局的發展而不斷轉變。在歐洲戰事爆發前,由於日軍在1939年已進佔廣東及海南島,完全取得香港周邊地區的制海權制空權,英國有感於香港已被日本勢力包圍,對防守香港的態度趨向悲觀,甚至打算放棄使用香港的海軍基地。儘管如此,英國的防守方針仍是盡可能拖延與日本開戰[31],及一旦日軍入侵香港,守軍應盡量拖到英國在東南亞的駐軍趕到增援。

當時英國政府曾經有以下考慮,包括支持中華民國拖延日軍擴張;研究與法屬印度支那的法國軍隊合作;嘗試促使美國干預遠東局勢;或者與日本談判等等[32]歐戰爆發後,國際形勢出現劇變,英國在戰爭初期的形勢更不容樂觀;納粹德國侵佔挪威,意大利又發動地中海戰役牽制了皇家海軍的主力。德軍在1940年5月初發動的攻勢席捲西歐,荷蘭和比利時皆迅速淪陷,派到法國協防西歐的英軍,也與法軍節節敗退,惟有在5月底實施敦克爾克大撤退將殘餘部隊撤回英國;6月14日巴黎陷落,法國不久便於6月24日投降。計劃入侵英國本土的納粹德國於7月發動不列顛戰役大規模空襲英倫三島

日本在1938年12月攻佔廣州及深圳後,雖然已截斷物資經香港轉運到中國的物流線,但中國仍能通過滇緬公路英屬緬甸獲取物資供應,因此自1938年起,日本便要求英國關閉滇緬公路,以斷絕中國取得外來物資。1940年,納粹德國在歐洲發動連串凌厲的攻勢,不但佔領西歐和北歐多國,連英國本土也深陷危機,日本於是趁機要脅英國關閉滇緬公路。日本為了加強對英國施壓,日本陸軍於1940年6月初調派大批部隊在臨近香港的深圳集結並舉行軍演,日本又向英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丘吉爾為首的英國政府受制於急劇惡化的歐洲戰局,為避免在遠東地區也燃起戰火,只好聽從軍方的建議,在外交上向日本妥協,英國於7月10日同意關閉滇緬公路。這次妥協雖然暫且拖延了日本發動戰爭的時間,但日本趁法國本土已經淪陷,便於9月派出日軍入侵法屬印度支那[33]滇越鐵路遂落入日軍控制,此舉不但可進一步截斷中國的對外交通線,更令日本的軍事勢力範圍延伸到東南亞,還可將香港進一步孤立,使香港一旦爆發戰事,在東南亞的英軍也難以馳援。

英國向日本屈服關閉滇緬公路,也使港英政府領導層及殖民地主管部門對香港的防守更為悲觀,香港總督羅富國殖民地部都認為香港已無法防守,呼籲倫敦當局考慮撤出香港守軍,並宣布香港是「不設防城市」,以避免戰爭造成大量平民死傷[14]。不過,英國政府及軍部雖然都認為香港是難以防守,卻大力反對香港撤防,認為放棄守備香港形同鼓勵日本加快滲透和侵略香港,而向日本不戰而屈,不但打擊英國國內的民心士氣,也打擊中國抗日士氣,進而削弱英國政府的威信,更有機會誘使日本加快發動戰爭,後果極為嚴重[34]。德、意、日於1940年9月在柏林簽訂《三國同盟條約》,軸心國正式形成,在此情況下,正在抗擊納粹德國的英國更不可能對日本再作退讓,英國又於同年10月重開滇緬公路,表達不會向與納粹德國結盟的日本作出妥協的決心,不過英日爆發戰爭的危機又再提高。由於英國不可能將香港向日本拱手相讓,但增兵香港又很大機會要承受全數損失,在此情況下,英國政府及軍部對香港的守備目標,便不在於瓦解日本的軍事攻勢,而是在道義上爭取上風,減輕政治壓力,以及減少平民傷亡[35]。故此,英國政府一方面向馬來亞海峽殖民地增兵,卻又否決遠東三軍總司令英语British Far East Command樸芳英语Robert Brooke-Popham空軍上將向香港增兵的提案,而邱吉爾更直言向香港增兵是「大錯特錯」(This is all wrong)[36][37]

然而在1941年初,英國在北非的羅盤行動擊敗意大利入侵埃及的行動,不但將意大利軍逐出埃及,英軍更乘勝追擊意軍達800公里到利比亞腹地,並消滅意大利陸軍第10軍團,令英國對抗軸心國的士氣大振,英國政府及軍部對日本的態度遂轉趨強硬,更嘗試與美國聯手增兵東亞,阻嚇日本發動戰爭。當時英國已於不列顛戰役取得勝利,令納粹德國取消執行海獅計劃入侵英國本土;英國又於同年3月開始透過《租借法案》獲得美國物質支援;美日關係日趨惡化,美國海軍決定將太平洋艦隊由美國西岸移駐到太平洋中部的珍珠港,並增兵菲律賓;納粹德國在6月22日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入侵蘇聯,減輕英國本土面對德軍入侵的壓力;而皇家海軍在地中海及大西洋亦逐步站穩陣腳,可以派出部分軍艦增援遠東地區。由於形勢稍為好轉,倫敦當局及軍部開始與美國、中國及荷蘭流亡政府商討合作,共同在遠東制衡日本,亦即設立ABCD包圍網。時任駐港英軍司令賈乃錫少將曾經與其他英美軍官會見中國國民政府駐港最高代表陳策將軍,商討國民政府協防香港的事宜,但直到戰事爆發雙方仍未達成協議。

賈乃錫少將於1941年7月卸任駐港英軍司令返國,由莫德庇少將接任。不過,賈乃錫取道家鄉加拿大返回英國之時,特意說服加拿大政府派兵增援香港,加拿大於9月同意派兩營步兵增援香港守軍[38]。當時在大英體系下與加拿大同為自治領澳洲,已經派兵到英屬馬來亞支援當地英軍。賈乃錫邀請加拿大派兵到香港的提議,既無須動用在英國本土的兵力,又可增強香港防務,更可展現在大英體系下各自治領與英國共同對抗軸心國的決心[39],加強阻嚇日本的開戰意圖,還可提升英國國內的士氣,因此獲得英國內閣支持,連原本對增兵香港採取消極態度的首相丘吉爾亦予以首肯,並由自治領部正式向加拿大發出派兵到香港的邀請[40]。兩營共1,975人的加拿大援軍於10月下旬啟程,經溫哥華乘船橫渡太平洋,於11月16日抵達香港[41]。樸芳、賈乃錫與莫德庇等英軍將領,於11月繼續遊說加拿大增派援軍到香港,而樸芳更提議加派空軍到香港[42],但方案未能趕及戰爭爆發前落實[43]

除了商討增兵香港之外,當日軍在1938年攻佔廣州後,香港政府開始籌備民防工作。不過,由於時任總督羅富國認為強化香港軍備會被日本視為挑釁,主張香港不設防,故此他將焦點集中在強化港督權力、戰時財政預算、輿論審查、糧食和物料管制,以及關閉邊境等行政措施[14]。雖然羅富國在任內下令成立防空署及教育公眾應對空襲,但備戰態度始終有欠積極,羅富國本人更拒絕增建防空洞。羅富國於1940年4月至1941年1月間因病返回英國休養,其職務先由輔政司史美代行,至同年8月交由陸軍中將岳桐署任。岳桐署任總督後,各項民防工作才加緊進行,他於10月下令在香港島及九龍大幅增建防空洞及各種相關設施,又邀請國民政府派員來港,協助監聽日軍通訊及分享情報。不過,由於岳桐倉促推行的民防工程引發大量貪污弊案,招致立法局及社會輿論猛烈抨擊。楊慕琦於1941年9月就任港督後,為了挽回公眾信心,旋即成立懲治貪污局(Anti-Corruption Bureau)徹查弊案,然而未見成效,戰爭已經爆發[44]

踏入1940年,香港面對日軍入侵的壓力與日俱增,因應戰爭一旦爆發後的人力需求,除了既有的香港防衛軍,香港政府也開始籌組新的香港本地軍事單位,以補充駐港英軍人數的不足,香港華人軍團曉士兵團因此成立。香港華人軍團成立於1941年11月,成員由香港本地華人組成,並由駐港英軍派出軍官協助訓練,當初希望可組建一個步兵營的規模,但戰爭爆發時,只來得及編成一個51人的步兵連。曉士兵團(Hughesiliers)是一支由居港外籍人士組成的民兵,成員來自超過兵役年齡的英國人,及其他居港的同盟國及中立國僑民。雖然曉士兵團的成員大多有55歲以上[45],但很多都是退伍軍人,當中不少成員更具有一次大戰的作戰經驗[46],而領軍的是曾任怡和洋行大班的行政及立法兩局議員百德新

日軍戰略部署(1936至1941年)[编辑]

南方作戰」攻勢圖。日本在1936年開始構思向英國宣戰,奪取英國在遠東的殖民地,並在1941年9月制訂「南方作戰」計劃。進攻香港即南方行動中的「C作戰」。

在1920年代,日本雖然未有正式計劃攻打香港,但在香港的情報活動卻一直活躍。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從1926年起編修《香港兵要地誌》,開始有系統地查探香港的佈防和地理。1934年,丸山政男日语丸山政男大佐編纂《為攻略英領香港之兵要地誌並作戰資料》,詳細探討香港的地形、防衛兵力、機場和砲台等軍事設施[48]。日本除了派出間諜刺探及由臥底取得情報,也透過香港黑社會意大利駐港領事館及其他渠道收集各種情報。參謀本部在1938年8月更新的《香港兵要地誌》,便是根據諜報及丸山大佐的成果。不過,日軍所收集的香港防務情報,雖然能夠準確指出城門碉堡的弱點,卻未能正確描繪醉酒灣防線的機槍堡位置,對香港其他海防設施的描述也多有錯漏,亦未能查探英軍的詳細部署策略[49]。曾任意大利海軍中校的意大利駐港總領事米利托(Gennaro Pagano di Melito)透過在港府的線人收集香港防務情報,及後將資料轉交日本,使日軍可修正部分有錯漏的資料,並以此在1939年8月編訂《香港防御施設圖》[48]

1936年,日本陸軍修訂《帝國國防方針日语帝国国防方針》,開始構思對英國作戰,也隨之開始探討進攻香港的計劃。雖然日軍自1937年全面侵華後,便積極收集關於香港的軍事情報,且頗有進展;但日本軍方要到1940年初,才將攻打香港列入為一旦英法參戰的其中一個回應行動[50]。按照當時日軍的《香港作戰要領》,進攻香港的策略是先奪取制空權,然後派出陸軍依次攻佔九龍半島及香港島,而海軍則可按情況派出陸戰隊在香港島的南岸登陸,或者只對香港執行海上封鎖[51]

1940年6月,法國向納粹德國投降,日本向英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關閉滇緬公路,日本陸軍不但派出大軍在深圳演習,更一度部署進攻香港。當時日本參謀本部曾派員到香港調查環境,陸軍初步構思派遣一個半師團的兵力攻打醉酒灣防線並佔領九龍,繼而侵佔香港島。不過,日本海軍卻認為進攻香港將令美國有機會籍詞介入,但當時海軍尚未準備好同時向英美開戰,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亦聽從海軍的建議,未有發動戰爭,故此進攻香港的構思也暫且擱置。1941年初,日本陸軍第38師團曾派遣參謀到香港邊境實地視察,然而不久之後,第38師團便因為長沙會戰而須往北調動,攻港計劃因而再次停滯[52]。1941年3月5日,日本外交官松岡洋右訪德,納粹德國元首希特拉透過松岡催促日本儘快向英美宣戰,並提出日本可進攻香港和新加坡等英國遠東殖民地。

1941年8月,美國向日本實施石油禁運,使東亞局勢出現關鍵性轉變。當時英國正增兵香港及東南亞殖民地,並聯合美國、荷蘭及中國組成ABCD包圍網,藉此嚇阻日本的開戰意圖;但美國向日本石油禁運一事,卻逼使和戰不定的日本政府內閣必須作出抉擇。自1941年8月到10月初,由首相近衛文麿領導的日本政府內閣便與軍方在開戰的問題上爭論不休,近衛文麿擔心對英美開戰,將使日本難以兼顧多條戰線,主張繼續跟美國和談解除石油禁運,惟軍方認為美日兩國必有一戰,主張加快開戰準備;而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必然成為ABCD包圍網的其中一個重要據點,勢必對日本來往東南亞的交通線構成干擾,所以日本軍方決意在開戰之初便要攻佔香港。日本陸軍在9月向昭和天皇提交「南方作戰」方案,計劃同時進攻香港、菲律賓馬來半島荷屬東印度、英屬婆羅洲關島俾斯麥群島,並突襲美國在夏威夷珍珠港海軍基地。然而,日本政府要到近衞文麿於10月辭任首相,由主戰的東條英機接任後,才決意向美國及英國開戰,並開始審議「南方作戰」的戰術細節[53][54]

諷刺的是,由於日本政府在這段時間對開戰的立場搖擺不定,決策常自相矛盾,反而使英國及美國的情報機關大為困惑,無法準確判斷日本發動戰爭的時間。結果在1941年8月到11月,英美兩國雖然明知日本將會開戰,但在有限的資訊及自相矛盾的情報下,判斷日本是不會在1942年春季之前開戰。與此同時,雖然英國調整策略加強防守遠東地區[55],並通過協商由澳洲及加拿大分別派出援軍到星馬及香港,但由於情報機關判斷日本不會在短期內開戰,令到增兵遠東的速度及規模都受到影響,而在遠東包括在香港駐防的英軍,在1941年年底還認為最少仍有半年時間可增強防務,所以很多防禦工事的建設及軍事部署都未有加快進行。日本對開戰準備充足及英美對開戰時間的誤判,不但讓處心積慮開戰的日本達成奇襲,也令日軍入侵香港和東南亞的攻勢勢如破竹,短短數個月間便席捲東亞。

戰前雙方的軍事部署[编辑]

駐港英軍[编辑]

英軍在開戰前的部署略圖(含醉酒灣防線、炮台、港島主要山地,不包括港島旅駐軍)。

莫德庇少將於1941年8月就任駐港英軍司令。當時駐港英軍陸軍有四個由正規軍組成的步兵營,包括由英國本土派來的皇家蘇格蘭兵團英语Royal Scots第2營(簡稱「蘇格蘭營」)和米杜息士兵團英语Middlesex Regiment第1營(簡稱「米杜息士營」);由英屬印度派來的第7拉吉普兵團英语7th Rajput Regiment第5營(簡稱「拉吉普營」)和第14旁遮普兵團英语14th Punjab Regiment第2營(簡稱「旁遮普營」)。除了這四個派駐來港的步兵營,莫德庇尚有在香港招募及組成的作戰單位可供動用,包括一營香港防衛軍、一連香港華人軍團,以及一隊曉士兵團民兵。此外,還有四團皇家炮兵、三連皇家工兵,及若干後勤部隊[56][57]

莫德庇的防守方案與1938年參謀長委員會的決議一致,由於英國不打算增兵香港,香港守軍可動用的兵力極為有限,所以防守策略是以保衛香港島為核心。莫德庇起初把三個步兵營留駐香港島,只部署一營旁遮普步兵在新界及九龍拖延日軍[58]。1941年9月29日,加拿大決定派出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英语Royal Rifles of Canada(簡稱「來福槍營」)及溫尼柏榴彈兵團英语Winnipeg Grenadiers第1營(簡稱「溫尼柏營」)增援駐港英軍[59]。因為在1941年11月16日有兩營合共1,975人的加拿大援軍抵港[2],守軍的正規步兵增至六個營,莫德庇因此有空間調整部署[58],除了增派士兵到九龍和新界,也決定重新駐守醉酒灣防線,以爭取更多時拖延日軍向香港島推進[58]。莫德庇把六營步兵分成「大陸旅」(Mainland Brigade)及「港島旅」(Island Brigade),「大陸旅」部署在九龍和新界,負責拖延日本陸軍南侵,而「港島旅」部署在香港島防衛港島南岸,阻止日軍從香港島南部的海灘登陸。當戰爭爆發後,醉酒灣防線一旦被日軍攻破,「大陸旅」便撤返香港島,並在港島北岸防守及組成第二道防線[60]

莫德庇將蘇格蘭營、旁遮普營及拉吉普營編入「大陸旅」,由華里士(Cedric Wallis)准將指揮。三營士兵依次駐守醉酒灣防線左翼(上葵涌城門碉堡荃灣),醉酒灣防線中央(王屋沙田圍望夫石隔田山下圍大圍城門河),醉酒灣防線右翼(西貢竹角-葵坳山-黃麖仔-大老坳-東洋山-芺蓉泌)。旁遮普營和蘇格蘭營分別派出「前鋒隊」到大埔公路青山公路至邊境地帶,負責前線偵察和破壞任務,一旦收到日軍入侵香港的消息,「前鋒隊」便配合皇家工兵破壞九廣鐵路、大埔公路及青山公路等,通往九龍的橋樑、道路和鐵路,以拖延日軍推進,然後返回所屬的單位[61]。大陸旅還有一連香港華人軍團負責守備後方。大陸旅的指揮部設於九龍塘歌和老街窩打老道的交界[62]

至於駐守香港島的「港島旅」,由加拿大援軍司令羅遜(John K. Lawson)指揮,下轄米杜息士營、溫尼柏營、來福槍營、香港防衛軍及曉士兵團。米杜息士營負責港島沿岸防守、溫尼柏營負責港島西南(壽臣山薄扶林雞籠灣黃竹坑),來福槍營負責港島東南(鶴咀半島大風坳赤柱柏架山鯉魚門大潭)。香港防衛軍分別為大陸旅和港島旅提供前線支援及二線防衛[63],曉士兵團則在戰爭爆發後防守北角發電廠[64][65]。港島旅的指揮部設於黃泥涌峽道,而莫德庇的總司令部位於域多利兵房(今香港公園)。總括而言,在戰爭爆發時的駐港英軍陸軍,有六營正規步兵合共5,287人、四團正規炮兵2,811人、一營香港防衛軍1,378人、一連香港華人軍團51人、後勤部隊1,190人,共計10,717人[56][66]

莫德庇在10月中旬逐步調動各作戰單位,歸入大陸旅的蘇格蘭營、旁遮普營、拉吉普營及一支炮兵團,於11月中旬至月底陸續進入醉酒灣防線的陣地。原本因為兵力嚴重不足而被棄守的醉酒灣防線,在加拿大落實派兵增援香港後,莫德庇便決定派蘇格蘭營及拉吉普營進駐防線,但這兩個營的士兵,卻從未進入過醉酒灣防線,亦不熟悉新界和九龍的地勢和環境;而且醉酒灣防線已經停工三年,必須重新整備;這使英軍各支部隊均需重新演練,以適應地理環境、訓練協同作戰,以及通過演習測試守備方案[67]

莫德庇為使各單位可熟習環境和訓練協同作戰,決定先在11月24日至28日為守軍舉行第一次防線部署演練,然後讓士兵休整一周。莫德庇本來預定在12月8日至13日為「大陸旅」進行旅級協同作戰演習,再於25日聖誕節為全港英軍舉行聯合軍事演習[67]。莫德庇與大陸旅旅長華里士還考慮當醉酒灣防線及九龍的防務都鞏固好後,便可派兵到新界北部的邊境地帶駐守,使守軍阻擊日軍入侵的防線能進一步推前。然而在12月3日,英國政府從泰國首相鑾披汶頌堪的口中得悉日軍有意借道泰國南部進攻英屬馬來亞,顯示日本即將向英國開戰,莫德庇於12月5日接獲日軍即將發起戰爭的軍情後,便下令香港防衛軍集結和備戰,香港守軍於12月7日清晨已經在駐地就位[68]。因此守軍原計劃的多項演練及進一步調整部署,都來不及在戰爭爆發前執行。

香港守軍除了有陸軍之外,尚有海防炮兵、海軍及空軍的部署。海軍方面,香港自1865年起已成為皇家海軍的中國艦隊(China Station)司令部。二戰爆發後,中國艦隊的大型軍艦逐步撤走,由於香港的周邊地區都已被日本控制,皇家海軍擔心日本一旦對香港開戰,在香港的艦艇即會落入日本的包圍,所以大型軍艦都在1940年撤往新加坡,而駐港艦隊幾乎全由小型近岸防衛艦艇組成。開戰前夕,駐港海軍尚有三艘1917年S級驅逐艦,分別是哨兵號(HMS Scout H51)珊奈特號(HMS Thanet H29)色雷斯人號(HMS Thracian D86);兩艘昆蟲級淺水炮艦英语Insect-class gunboat[69],分別是蟬號(HMS Cicala T71)及蛾號(HMS Moth T69);兩艘羅賓級淺水炮艦,分別是燕鷗號(HMS Tern T64)及知更鳥號(HMS Robin T65);一艘赤胸朱頂雀級佈雷艦英语Linnet-class minelayer紅尾鳥號(HMS Redstart M62);三艘防潛網敷設船英语Net laying ship,分別是巴禮號(HMS Barlight Z57)、艾德門號(HMS Aldgate Z68)及水門號(HMS Watergate Z56)[70];八艘魚雷艇(編號7至12及26至27)。

香港守軍僅有的三艘S級驅逐艦都是一次大戰的貨色,在佔絕對優勢的日軍海空兵力下實難以生存,當中的兩艘更於開戰當晚緊急撤退到新加坡以保留英國海軍在遠東的實力,僅留下色雷斯人號在香港水域苦戰。這些驅逐艦雖然是香港守軍「最大型」的軍艦,但日軍認為並不足以構成威脅,日軍較擔心的反而是守軍的魚雷艇,恐防守軍利用這些小型及高速的魚雷艇干擾日軍對香港島的登陸戰。

由於大型軍艦都已經撤走,駐港英軍要阻止日本艦艇進犯香港水域,便很倚重位於維多利亞港兩岸,尤其是設在香港島四周的多座海防炮及炮台。守備維多利亞港西面入口的有昂船洲炮台(三門6吋海防炮英语BL 6-inch Mk VII naval gun)、港島西有摩星嶺炮台(三門9.2吋海防炮英语BL 9.2 inch gun Mk IX–X)、銀禧炮台(三門6吋炮)及上卑路乍炮台(一門6吋炮、兩門4.7吋炮);在維多利亞港東面入口有白沙灣炮台(兩門6吋炮)及哥連臣角炮台(兩門6吋炮)。香港島南部也有多座炮台,主要用來防範敵軍在港島南岸登陸,當中有部分炮位可轉向北方支援陸戰;在港島東南部有鶴咀半島博加拉炮台(Bokhara Battery,兩門9.2吋炮)、德忌笠角炮台(兩門4吋炮)、赤柱炮台(三門9.2吋炮)、黃麻角炮台(兩門6吋炮)及舂坎角炮台(兩門6吋炮);在港島西南部有香港仔炮台(兩門4吋炮)[71]。其中的八門9.2吋後裝海防炮英语BL 9.2-inch Mk IX – X naval gun是英軍在開戰時於香港部署的最大口徑及最強火力的海防炮[72],當中安裝在赤柱炮台的三門9.2吋炮在香港戰役中,對保衛香港島南部水域及阻慢日軍向香港島南部推進發揮了很大作用。另外,皇家海軍於1940年在香港多條水道佈設雷區[73],部分水雷能由遙控引爆,可配合海防炮阻止敵艦駛近香港近岸。

至於香港的防空方面,由於皇家空軍在1930年代末期已決定不增援香港,使香港的空中防衛能力極為薄弱,駐港英軍只有三架沒有魚雷掛架的角羚式魚雷轟炸機英语Vickers Vildebeest,以及兩架海象式水上偵察機英语Supermarine Walrus[74],使香港守軍面對日軍的空襲,須完全依賴分佈在香港島各處的防空炮及炮台。這些防空炮分別部署於港島西的摩星嶺炮台(兩門3.7吋高射炮英语QF 3.7-inch AA gun)、龍虎山松林炮台(兩門3吋高射炮英语QF 3-inch 20 cwt)、雞籠灣炮台(兩門4.5吋高射炮);港島中的黃泥涌峽(兩門3.7吋高射炮);港島東的西灣炮台(兩門3吋高射炮);港島東南的鶴咀德忌笠角炮台(兩門3吋高射炮)、赤柱炮台(兩門3吋高射炮)、赤柱沙石灘(兩門3吋高射炮);及港島南的南朗山(兩門3吋高射炮)[64][75]。由於守軍的防空炮數量不足,又缺乏雷達指揮,所以面對日軍飛機的空襲,所能發揮的空防效能極為有限。

侵港日軍[编辑]

日本第23軍司令酒井隆肖像。酒井隆麾下的第38師團是入侵香港的主力部隊,該師團在1941年9月開始籌劃進攻香港,同年12月2日收到大本營下達的進攻候命。大本營在12月8日凌晨拉開「C作戰」的戰幔,酒井隆下令第38師團進攻香港。
由於日軍得知英軍在香港建有堅固的防線,所以特別準備八門四五式240毫米榴彈炮用來轟擊英軍的防禦工事。

日本自1940年攻陷廣東後,已派軍封鎖香港邊境。日軍後來在1941年6月於廣州設立第23軍,負責該佔領地的軍務。同年9月,日本陸軍部開始構思「南方作戰」的行動計劃,決定調派一個師團及一支攻城炮兵隊作為進攻香港的主力,並下令隸屬第23軍的第38師團籌備戰術部署[77]

第38師團起初的戰術方案,主要圍繞進攻九龍及逼使英軍投降。由於新界與九龍半島之間山多地狹,使日軍只能考慮兩條進攻九龍的路線,分別是沿著東面的九廣鐵路南下城門水塘再翻越金山,以及沿著西面的青山公路穿越荃灣。為方便運輸及部署重炮,日軍決定把兵力集中在西面的青山公路,由該部的步兵及炮兵攻入九龍;日軍同時於東線部署部隊,經粉嶺大埔南下醉酒灣防線的前沿,但不考慮作為進攻的主力[78]。第38師團計劃以三日攻佔大帽山以北的新界地區、六日圍攻醉酒灣防線、三日突破防線及攻佔九龍市區。佔領九龍後,日軍將使用五至七日部署攻打香港島,然後在港島北岸登陸,在五日內攻陷香港島,並逼使英軍投降。不過,由於預期攻陷九龍後,在香港島孤立無援的英軍將會很快投降,所以第38師團在開戰之前,並未考慮進攻香港島的戰術細節[79]。由於英軍已在香港築有要塞、炮台、堡壘及地下化的防線,為準備炮轟英軍的堅固防禦工事,日軍特別在攻港部隊中編入第1炮兵隊,配備42門口徑達150毫米或以上的重炮,包括8門專門用於攻城的四五式240毫米榴彈炮[80]

第38師團的作戰方案,大致被第23軍採納,只是將攻陷香港島的時間縮短至三日內。[81]進攻香港的主力是日軍陸軍第23軍,軍團的最高指揮是司令官酒井隆中將,參謀長栗林忠道少將,参謀副長樋口敬七郎少将。第23軍屬下包括第38師團、第1炮兵隊,以及第51師團所屬的荒木支隊。

第38師團的師團長是佐野忠義中將,屬下共有13,509名官兵、3,395匹軍馬,以及若干運輸載具。第38師團主要由三支步兵聯隊組成,包括土井定七大佐的第228聯隊(3,038名官兵)、田中良三郎大佐的第229聯隊(2,901名官兵),以及東海林俊成大佐的第230聯隊(2,890名官兵),並由步兵團長伊東武夫少將統率。第38師團的炮兵單位包括神吉武吉大佐的山炮兵第38連隊(36門四一式山炮)、獨立山炮兵第10連隊(24門四一式山炮),以及獨立山炮兵第20大隊(9門波佛斯M1930山炮,從中國戰場虜獲);工兵單位包括獨立工兵第19連隊及獨立工兵第20連隊;一支裝甲車中隊(5輛九四式輕裝甲車);師團還有通訊隊、兵器勤務隊、衛生隊、野戰醫院,以及病馬廠(負責軍馬救治及防疫)等後勤單位[82],而整個第38師團共有23,228人。

第1炮兵隊由北島驥子雄中將指揮,有5,892名官兵,包括重炮兵第1連隊(8門四五式240毫米榴弾炮8門)、獨立重炮兵第2大隊(8門八九式150毫米加農炮日语八九式十五糎加農砲)、獨立重炮兵第3大隊(8門八九式150毫米加農炮)、野戰重炮兵第14連隊(6門四年式150毫米榴彈炮日语四年式十五糎榴弾砲)、獨立臼炮第2大隊(12門150毫米臼炮日语十五糎臼砲)、炮兵情報第5連隊,以及第3牽引自動車隊(牽引車32輛)。

荒木支隊由第51師團所屬的歩兵第66連隊日语歩兵第66連隊組成,兵力約有6,000人,連隊由荒木勝利大佐指揮。由於香港山地多平地少,九龍半島和新界之間有丘陵分隔,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之間又有維多利亞港隔開,香港島的地勢也是以山地為主,地形不利於機械化部隊推進,所以日軍沒有派出由坦克組成的裝甲部隊參戰,而是以步兵及炮兵為主力。日本陸軍直接投入攻打香港的地面部隊約有29,120人[83],即是第38師團及荒木支隊的總和,這個人數尚未包括第1炮兵隊、憲兵及其他支援單位。

日軍對香港的空中作戰主要由陸軍飛行戰隊負責,由於英軍在香港沒有部署像樣的戰鬥機,日軍享有絕對的制空權,日軍飛機以空襲香港重要戰略要地為主要任務,所以日軍入侵香港的機隊主要由轟炸機組成,並輔以少量戰鬥機支援。日本陸軍從駐守中國東北嫩江的飛行第45戰隊、山西運城的獨立飛行第10中隊、漢口的飛行第44戰隊(第3直協隊)及獨立飛行第18中隊抽調飛機南下,用於奪取制空權、空襲軍艦、轟炸炮台、英軍軍營及在香港的民用設施等,並為陸軍的攻勢提供空中掩護。不過,日軍機隊由華北及華中南下廣東時,因天氣惡劣、意外及機件故障等因素,有9架飛機未能抵達,最終只有34架九八式俯衝轟炸機、13架九七式戰鬥機、3架九七式司令部偵察機及6架九八式直接協同偵察機,合共56架飛機投入攻略香港的作戰[84]。另外,日本海軍也由廣東抽調兩架九四式水上偵察機,及由三灶島調派3架九二式艦上攻擊機英语九二式艦上攻撃機,作偵察及搜索等輔助用途[85]

雖然進攻香港將以陸軍為主力,但海軍也有派出軍艦參戰,主要負責封鎖香港海域、截斷海上交通線、炮擊陸上目標,並且在必要時協助陸軍進攻青衣島昂船洲、九龍半島及香港島。日本海軍負責攻打香港的艦隊由古賀峰一中將指揮,聯合艦隊派出第二遣支艦隊投入侵港作戰,艦隊由五十鈴號輕巡洋艦為旗艦,旗下有三艘驅逐艦(栂號日语栂 (駆逐艦)雷號電號)、四艘鴻型水雷艇鵯號英语鵯 (水雷艇)鵲號日语鵲 (鴻型水雷艇)雉號英语雉 (鴻型水雷艇)雁號英语雁 (鴻型水雷艇))、三艘炮艦(橋立號日语橋立 (砲艦)宇治號日语宇治 (砲艦)嵯峨號日语嵯峨 (砲艦)),以及若干支援艦隻[85]

日軍入侵過程[编辑]

戰爭爆發(12月8日)[编辑]

空襲啟德機場[编辑]

日軍飛機正在空襲中環。因為香港在1939年已陷入日軍三面包圍,所以英國政府認為香港已很難單獨防守,只能盡量拖延日軍的攻勢,而英軍在香港也僅象徵式部署5架飛機,完全無法阻止日軍飛機空襲香港,故此日軍在開戰時已取得完全的制空權。不過,日軍在開戰首日空襲啟德機場的效果欠佳,未有損毀機場跑道,機場在遇襲後仍可維持運作,當晚便有滯留在香港的國府政要乘飛機撤離。

香港時間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軍展開「南方作戰」行動。日本陸軍第25軍率先登陸馬來半島東北部,而日本海軍在太平洋中部的四艘航母則派出機隊偷襲珍珠港(夏威夷時間仍為12月7日)。凌晨2時25分,日本陸軍大本營透過東京軍方電台向第23軍通報已經向英國開戰的「花開、花開」暗號;之後,日軍第23軍發佈暗號「鷹」,代表入侵香港的「C作戰」正式開始。凌晨4時45分,駐港遠東三軍情報署截聽到日軍已經向英國開戰的訊息。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接獲情報後,判斷日軍快將入侵香港,便立即通報駐港英軍各個單位準備應戰,莫德庇又下令部署在新界的兩支「前鋒隊」開始破壞通往九龍的各條橋樑、道路和鐵路,盡量拖慢日軍由新界南下九龍的進度[86]

清晨5時50分,日本陸軍飛行戰隊主要由九八式俯衝轟炸機組成的機隊從廣州天河機場起飛,飛往香港啟德機場展開首波空襲[87]。由海軍派出的攻擊機則從三灶島起飛,飛往赤鱲角襲擊船舶[88]。在中環美利兵房的國軍第8工作隊,截聽到三灶島的日軍飛機將要出擊的通訊,這支工作隊是重慶國民政府於1940年10月派到香港,協助英軍監聽日軍通訊,並分享日軍情報[89]。雖然國軍監聽單位未能截獲在廣州的日軍飛機也已出擊的訊息,但駐港英軍經研判後認為日軍飛機即將來襲,於是下令在啟德機場一帶的防空單位就位[90]

上午7時40分,土生秀治大佐率領飛行第45戰隊的26架九八式轟炸機,在雲層掩護下入侵香港領空。土生大佐最初未有發現在啟德機場停泊的飛機,於是先帶領機隊空襲九龍灣;然而當機隊下降後,看見啟德機場停泊了多架民航飛機,土生大佐便派出支隊前往攻擊。不過,轟炸啟德機場的第3中隊所投下的炸彈,大部分都落在九龍城一帶,隨後的第2中隊也只有一枚炸彈命中民用機庫,但未有爆炸;而空襲九龍灣的第1中隊也沒有擊中任何船隻[91],土生大佐帶領的機隊在這波空襲可說是無功而還,而戰功則被高月光帶領的護航戰鬥機機隊奪去。高月光率領由9架九七式戰鬥機組成的飛行第10獨立中隊,其任務是為轟炸機隊提供護航,但土生大佐率領的轟炸機機隊空襲機場效果欠佳,高月光因此接替攻擊啟德機場的行動,其機隊以離地十多米的高度穿越英軍防空炮火,然後用機槍掃射停放在機場的飛機,擊沉英軍停在海面的兩架水上偵察機、擊毀八架客機及一架魚雷轟炸機,並輕傷另一架魚雷轟炸機。經過首波空襲後,駐港皇家空軍只剩下兩架魚雷轟炸機尚可飛行,守軍本已微不足道的空中戰力可說是蕩然無存。不過日軍的首波空襲未能損毀機場跑道,啟德機場在開戰首天仍能供飛機升降[92],而機場在遇襲前也已實施疏散。

在啟德機場遭受日軍首波空襲之時,深水埗軍營也遭到日軍飛機轟炸[87],軍營中彈起火,但駐紮在軍營的英軍早已疏散。雖然日軍一直希望對香港發動奇襲,對攻打香港的行動一直保密,但因為日軍攻擊香港的通訊被英軍截獲,日軍在8日早上的首波空襲是英軍意料之中,不過駐港英軍僅有5架舊式軍機,而且不是戰鬥機,無法主動出擊攔截來襲的日軍機隊,只能採取疏散措施避免傷亡[93]

新界北部戰事[编辑]

1941年12月8日早上7時許,日軍越過深圳河侵入香港境內。本圖由每日新聞社的隨軍記者拍攝。
英軍派出的前鋒隊在12月8日收到日軍入侵的消息後,便將絕大部分由新界通往九龍的道路及橋樑破壞和堵塞,令到日軍(特別是炮兵部隊)的行軍飽受阻延。不過,廣福橋卻是少數的漏網之魚。圖為日軍橫過廣福橋向南行軍。

在啟德機場遭受空襲之際,日本陸軍第23軍已於上午7時30分越過邊境從陸路入侵香港。第230聯隊採取西線進攻,分為東西兩路展開入侵,230聯隊的西路部隊途經新界西北部的落馬洲新田錦田元朗前往青山灣,再經青山公路荃灣;230聯隊的東路部隊兵分兩路在羅湖東西兩側越境,再於石湖墟會合,然後經營盤八鄉石頭圍,再兵分兩路在上城門水塘東西兩側逼近城門碉堡醉酒灣防線。第229聯隊以東線進攻,同樣分為東西兩路部隊越過邊境,229聯隊的東路部隊途經新界東北部的沙頭角坪輋沙螺洞前往大埔;229聯隊的西路部隊途經打鼓嶺[94]粉嶺九龍坑,在大埔與229聯隊的東路部隊會合,再往馬料水。229及230聯隊都各自兵分兩路越境入侵新界,日軍的目的是要形成鉗型攻勢,夾擊在邊境駐防的英軍,以圖截斷邊境英軍的退路;然而英軍並沒有在新界北部據守,英軍只派出少量工兵與「前鋒隊」進行破壞和堵路拖延日軍推進,以及且戰且走伏擊日軍,所以日軍部署的鉗形攻勢沒有湊效。至於日軍第228聯隊,將採取中線進攻,經由羅湖前往林村,再上鉛礦凹,但228聯隊仍在趕赴香港邊境的途中,在8日清晨尚未抵達深圳。

由旁遮普營派出的「大埔公路前鋒隊」在破壞羅湖橋等邊境橋樑後,便撤到太和大埔墟,並繼續一邊往南退,一邊破壞和堵路。由於邊界的橋樑都已被英軍拆毀,所以日軍須搭建浮橋渡河。上午11時,日軍第230聯隊的東路部隊兵分兩路夾擊石湖墟,但當地並無英軍。下午1時,第230聯隊的東路部隊到達上水,而第230聯隊的西路部隊侵入錦田平原;第229聯隊的西路部隊攻入粉嶺,再經九龍坑前往太和[95]

下午1時後,英軍繼續在青山公路及大埔公路兩邊拖延日軍。由旁遮普營C連連長格萊(G. E. Gray)少校帶領的「大埔公路前鋒隊」,雖然未能及時炸毀廣福橋,卻於下午在大埔墟一帶數度伏擊日軍。下午3時,格萊少校伏擊正從九龍坑山大埔墟方向接近的第229聯隊第3大隊。格萊少校洞悉日軍稍後必經大埔墟,但日軍很大可能會分別從大埔公路、九龍坑山及沙螺洞,三面夾擊大埔墟,所以不應在大埔墟伏擊,而是在大埔墟南面的山地埋伏等待日軍。下午6時,第229聯隊第3大隊的左翼斥候小隊從大埔墟前往大埔滘途中,遭到格萊少校伏擊及殲滅。晚上7時30分,格萊少校再次伏擊第229聯隊。不過,為免被日軍從後堵截退路,所以「大埔公路前鋒隊」於9日凌晨2時退回沙田,與旁遮普營的主隊會合[96]

至於由蘇格蘭營派出由布恩(S. Burn)少校帶領的「青山公路前鋒隊」,於8日下午2時在元朗及下午3時55分在屏山先後遇上日軍第230聯隊,前鋒隊立即後撤,並於下午4時30分炸毀在大欖角的橋樑,然後到凹頭協助工兵破壞凹頭橋,最後在9日凌晨3時退回荔枝角。日軍第230聯隊在青山公路行軍期間,不斷遭到皇家海軍的蟬號炮艦以6吋炮轟擊,導致行軍受阻。在12月8日的行動中,英軍成功破壞在新界北部的主要道路、鐵路及橋樑,或在山頭進行爆破,利用倒塌的山泥將道路掩埋,使日軍的往南行軍時飽受阻延,而且被破壞的道路和橋樑都難以在短時間內修復[96],對拖慢日軍炮兵的前進速度尤為顯著。

12月8日傍晚,日軍重新部署部隊,位於青山公路的第230聯隊被分成兩路,一路經油柑頭預備渡海進攻青衣島,另一路則逼近城門碉堡及醉酒灣防線的左翼;位於大埔的第229聯隊則預備橫渡沙田海,經馬鞍山攻打醉酒灣防線的右翼;至於在下午3時才抵達深圳的第228聯隊,橫過深圳河到達羅湖後,預定取道草山九肚山,往醉酒灣防線的中央進逼[97]。英軍方面,莫德庇在晚上接獲指令,將仍在香港的三艘驅逐艦之中的兩艘(珊奈特號、哨兵號)撤往新加坡,以保留皇家海軍在遠東的實力[98]。另一方面,啟德機場在8日晚上仍能升降,滯留在香港的部分國民政府政要,包括宋慶齡宋靄齡孔令俊孔令傑等人,於當晚在啟德機場乘飛機撤離,但陳濟棠胡政之許崇智等人卻未能登機[99]

醉酒灣防線攻防戰(12月9日至10日)[编辑]

日軍進攻醉酒灣防線[编辑]

12月9日早上,日軍第38師團的三支步兵聯隊繼續按計劃行軍。由於日軍之前評估英軍的醉酒灣防線不易被攻破,所以第38師團所制定的作戰方案,是要三支聯隊在醉酒灣防線的北面先行設立陣地,並偵察英軍在防線的部署及附近的地勢,日軍將會在此陣地待命約一周,同時部署炮兵,然後在炮兵支援下攻打醉酒灣防線。將會先由西路的第230聯隊發起攻勢,經大帽山西南面攻打在上城門水塘南邊的城門碉堡及附近一帶的英軍防線,另外兩支聯隊將會隨後向南推進,而師團指揮部亦已將此方案下達到各聯隊執行。另一方面,駐守醉酒灣防線左翼的蘇格蘭營,所屬各連亦派出哨兵及巡邏隊監視日軍的動向,並以火炮拖延日軍推進[100]

雖然第38師團已經制定攻打醉酒灣防線的方案,但日軍第228聯隊擅自改變行軍路線卻打亂了原計劃。12月9日上午,土井定七大佐率領的第228聯隊,由於較遲抵達香港邊境,在越過深圳河後,卻因為預定可通過的道路及橋樑都已被毀壞,使該聯隊的行軍屢受阻延。土井決定將聯隊暫時交由部下指揮,自己帶領一支小隊先行到城門水塘一帶偵察,尋找適合設立陣地的地點。土井的小隊在鉛礦坳旁登上針山,然後向南登上草山的山頂,土井發現在城門河後方的一座「303高地」(位於金山以東),在這處的英軍防守兵力十分薄弱,可用作攻取金山防線的橋頭堡。然而,由於城門河兩岸都是斷崖峭壁,第228聯隊只能闖入原屬第230聯隊的轄區,取道偏西的上城門水塘水壩,攻取「255高地」及在這處的一系列英軍防線(即城門碉堡一帶),再沿孖指徑向東南行軍,方能抵達303高地。土井帶領的小隊於當日下午回到鉛礦坳與228聯隊的主隊會合,他與聯隊內其他參謀達成共識,第228聯隊將於入夜後自行突襲城門碉堡等地[101]

另一方面,駐守城門的蘇格蘭營士兵卻未能發現第228聯隊的動向,由於英軍相信日軍主力將由青山公路方向而來,故此蘇格蘭營一直將注意力集中在醉酒灣防線左翼。雖然蘇格蘭營在上午曾觀察到草山有「少量活動」,但未有加以留意及發動攻擊。到下午時分,蘇格蘭營發現部分日軍進入鉛礦坳,於是發炮阻擊,但城門一帶卻在此時下雨,產生大量雨霧,令到視野大為縮減。至於駐守在鉛礦坳以西的英軍「Z部隊」,雖然曾在霧氣中目擊第228聯隊的第3大隊接近,卻打算至晚上才通報到蘇格蘭營營部。這種種原因,使守衛城門的英軍一直無法掌握日軍主力的動向[102]。除此以外,蘇格蘭營也缺乏足夠兵力防守城門碉堡,在城門碉堡外圍的北面,只有蘇格蘭營A連第8排共39名士兵駐守,根本不能單獨抵擋日軍對城門碉堡發動的有組織攻勢,而城門碉堡與相連的地道原本可容納120名士兵,但日軍來襲時英軍只有30餘人在碉堡及地道防守。蘇格蘭營在偵察和哨戒上亦有疏漏,僅派一個連隊的士兵是無法有效巡邏針山一帶,而在晚上更未有於城門水塘的水壩留下哨兵[102]

城門碉堡陷落[编辑]

城門碉堡之戰形勢圖。12月9日晚上,第228聯隊隊長土井定七大佐決定私下進攻,派出第3大隊的兩個中隊擔任先鋒,經上城門水塘水壩進攻城門碉堡,並將在碉堡外圍守備的39名蘇格蘭營A連士兵擊潰。雖然土井成功在醉酒灣防線打開缺口,最終逼使英軍提早撤回九龍,但他的行動闖入屬於第230聯隊轄區的城門水塘,而且違反先行設立陣地的命令,在司令部引發紛爭,而第23軍司令酒井隆對於土井擅自進攻甚為不滿。土井大佐雖然立下戰功,卻與228聯隊內的大隊隊長一同受到斥責,第3大隊也被罰於進攻九龍時擔任後備。至於攻破城門碉堡的戰功,卻被記入攻陷觀測站的第10中隊隊長若林東一身上。

9日晚上7時許,率領第228聯隊的土井定七大佐下令發起攻勢,第228聯隊第3大隊超過500人取道上城門水塘的水壩進攻城門碉堡。由於英軍沒有派兵在晚上看守水壩,而且黑暗又有雨霧,在碉堡北面防守的蘇格蘭營A連第8排也未能及時察覺日軍來襲,日軍順利移除埋在該處的炸藥。第228聯隊第3大隊的第9和第10中隊率先經由水壩攻打城門碉堡;至於第228聯隊第2大隊則先前往城門河以北攻擊在該處的英軍,再跟隨第3大隊進攻碉堡;第228聯隊的其餘部隊則留作預備隊。第3大隊在通過水壩後,便登上城門碉堡東北面的高地,這時才被蘇格蘭營的哨兵發現,雙方展開交火,但在碉堡外圍哨戒的蘇格蘭營A連第8排只有39人,無法阻擋日軍的攻勢[103]。日軍不久便抵達城門碉堡,並經由防線的通氣口攻入地道,於晚上10時10分攻佔401A號機槍堡,並孤立在401B號機槍堡的英軍[104]

與此同時,蘇格蘭營A連又遭逢不幸。在傍晚時分,蘇格蘭營A連連長鐘斯(Cyril Jones)上尉派出巡邏隊到針山,但該支巡邏隊卻錯過了第228聯隊的行軍路線,未能及時發現日軍來襲。在日軍進攻前夕,鐘斯及其所屬的A連連部,當時身處位於碉堡西南面的炮兵觀測站,並剛剛派出通訊兵迎接從鉛礦坳返回的「Z部隊」,該通訊兵在離開觀察站之時,雖然依照程序將通道的閘門鎖上,卻未有按照程序將鎖匙留下,導致鐘斯上尉及A連連部共14人被反鎖在觀測站之內[105]。當鐘斯接獲401號機槍堡遇襲的消息時,只能下令位處於碉堡中央的一個排部組織反擊,但該排部只有18名士兵,面對數以百計的日軍士兵來襲,完全是寡不敵眾,於佈陣時已有5人遭日軍擊傷,最後只能經碉堡東面的地道出口撤離[106]

另一方面,日軍第228聯隊在圍攻401號機槍堡時,一度遭到西面山地的402號機槍堡壓制,第228聯隊於是決定兵分兩路;第228聯隊第9中隊(春日井由太郎指揮)封鎖碉堡西面的地道出口,並攻打402號機槍堡;第228聯隊第10中隊(若林東一指揮)則向西南方推進,攻擊碉堡的炮兵觀測站。在觀測站內的鐘斯,曾派出哨兵嘗試經由通氣口離開,卻被若林帶領的第10中隊發現而失敗。若林的第10中隊隨後便將觀測站的所有出口封鎖,並炸毀上鎖的閘門,又不斷從通氣口向觀測站內投擲手榴彈,在連番爆炸之下,包括鐘斯在內共14人的A連連部,有兩人當場死亡,多人受傷,當中只有3人仍有意識,而在圍困下已無退路的鐘斯,惟有於10日凌晨3時向日軍投降[107]

9日晚上11時35分左右,蘇格蘭營設於梨木樹的營部接獲鐘斯的來電,得悉日軍已經攻入城門碉堡,蘇格蘭營營長懷特(S. E. H. E. White)隨即電告「大陸旅」旅長華里士,並將部署在防線左翼的蘇格蘭營C連及D連調往金山增援,又指示炮兵向城門河開火。當時拉吉普營的巡邏隊適逢途經城門河,與日軍第228聯隊第2大隊相遇,雙方隨即交火。在火炮支援下,雖然拉吉普營成功阻止第2大隊的攻勢,但此時城門碉堡已被第228聯隊第3大隊攻佔[108]。12月10日凌晨3時,蘇格蘭營營長懷特、大陸旅旅長華里士及司令莫德庇曾經通訊,商討反攻城門碉堡的計劃,但礙於情報不明,守軍兵力不足,當時防線的左翼只剩下蘇格蘭營B連阻擋日軍第230聯隊,兼且拉吉普營仍在城門河一帶與日軍交戰,莫德庇最終決定等待日出再作定奪,並從香港島抽調加拿大溫尼柏營D連到九龍增援[109]

第228聯隊擅自發起攻勢,雖然在短時間內攻陷城門碉堡,卻擾亂了日軍原先的部署,在師團指揮部還引發連串風波。12月10日凌晨,第228聯隊隊長土井大佐曾經向上級第38師團長官佐野忠義中將發出電報,土井稱第228聯隊在「奮戰三小時」後,已攻陷「255高地」,只剩下一個機槍堡及觀測站尚有抵抗。由於通訊時的溝通出現問題,師團長佐野中將誤以為私自行動的土井正身陷險境,於是兩次勒令所有日軍撤回城門河以北,而土井卻再次違反上級命令,等待電話通訊接通後,才向師團長佐野中將解釋,佐野中將於是派遣師團的參謀長阿部芳光英语Yoshimitsu Abe大佐趕往城門碉堡了解情況。阿部芳光在日出時分趕到城門碉堡視察,發現日軍只有兩人陣亡及數人負傷,卻俘虜了超過20名英軍士兵[110]

土井私自行動發起進攻,除了打亂已訂立好的行軍部署,也在第23軍司令部引起爭執。土井擅自行動攻陷城門碉堡,雖然得到第23軍參謀長栗林忠道少將稱許是隨機應變,但第23軍司令酒井隆卻視之為僭越權力,並聲言要將土井軍法審判,酒井隆亦因此解除栗林忠道的參謀職務,這次風波最後須要由第1炮兵隊司令,曾經在陸軍官校與酒井隆是同班同學的北島驥子雄中將出面調解,方告一段落。10日晚上,酒井隆飛抵設於大埔的軍級指揮部時,便嚴令各級部隊必須遵守命令。至於曾稱讚土井攻陷城門碉堡的的參謀長栗林忠道,則未有再獲安排參與後續階段的香港攻略戰,直到香港被佔領後,栗林才獲安排協助善後工作。至於第228聯隊第3大隊因為參與私自進攻,雖然在城門碉堡之戰立下戰功,卻被罰作預備隊,未獲指派參與進攻九龍的前線作戰[111]。由於土井及228聯隊內的大隊隊長,都因為違抗命令而遭到責備,而聯隊內由春日井由太郎率領的第9中隊,在攻打城門碉堡的402號機槍堡時又遭受損傷,因此攻佔城門碉堡的戰功,便被記在攻陷炮兵觀測站的第10中隊指揮官若林東一身上。這使後來不少日本史料,都將私自行動攻佔城門碉堡一事,誤記為若林東一的「獨斷」行事[112]

日軍侵佔九龍半島(12月10日至13日)[编辑]

醉酒灣防線失守[编辑]

九龍半島及港島北航空照片。10日凌晨城門碉堡失守後,位於英軍左翼的蘇格蘭營分別退到金山及「256高地」旁邊的青山公路。11日凌晨,日軍第230聯隊私自帶兵攻打金山及256高地,並且擊退蘇格蘭營,距離攻入九龍半島已經不遠。不過第230聯隊的行動再次打亂日軍先前的部署,而且入侵馬來亞的第25軍傳來捷報,也對入侵香港的第23君帶來加快進展的壓力,日軍在未有充足準備下便倉促翻過山嶺侵入九龍,行軍速度卻不及有完善撤退計劃的英軍,故此在防線左翼的英軍主力及時在下午撤回港島,英軍大陸旅也於13日早上被日軍追上前全數撤到香港島。此圖攝於1944年10月16日美軍空襲香港。

12月10日早上,大陸旅旅長華里士曾考慮派蘇格蘭營反攻城門防線,但與營長懷特及司令莫德庇商討後,認為兵力不足,決定將蘇格蘭營撤退到金山[109]。日軍在當日並未進攻醉酒灣防線,日本陸軍航空隊則繼續派飛機空襲英軍艦艇,並於下午擊傷蟬號炮艦,逼使其中止干擾第230聯隊南進的任務,回到香港島的船塢維修[113]。10日傍晚時分,蘇格蘭營開始撤出醉酒灣防線,並由蘇格蘭營C連、B連及A連的殘部依次守備青山公路,至於金山則由蘇格蘭營D連及拉吉普營D連一同防守。由於調動突然,蘇格蘭營B連及C連到11日凌晨,尚未與營部接通電話線;而在青山公路與金山之間的「256高地」(今華景山莊),也有一段防線缺口[114]

12月11日凌晨,日軍第230聯隊的第2大隊在隊長若松滿則少佐率領下開始沿青山公路向東南行軍,並一路抵達上葵涌,期間未有遭遇英軍抵抗,大隊隊長若松少佐故此認為在醉酒灣防線的右翼,英軍只有薄弱的防守,便透過聯隊隊長東海林俊成大佐,向第23軍司令部請求發起進攻,卻遭司令部拒絕。雖然司令部已於10日嚴令各支部隊不得私自行動,但若松幾經考慮後,仍決定獨自進攻。日出前夕,若松少佐派出第5中隊由金山西南面攻上山坡,而第7中隊則向蘇格蘭營在山地的缺口推進,攻打其右翼[115]。第5中隊在攻上金山時遇到蘇格蘭營D連頑抗,雙方更一度發生肉搏戰。後來日軍在城門碉堡後方的山地架設山炮炮擊金山,終於逼使蘇格蘭營D連撤退,第5中隊於11日上午9時前佔領D連陣地。至於第230聯隊第7中隊,途經「256高地」進攻蘇格蘭營A、B、C三個連時,同樣遭到頑抗,但日軍在梨木樹架設山炮後,蘇格蘭營在日軍炮火下便逐漸崩潰,蘇格蘭營B連及C連連長在交火期間中彈陣亡,而士兵則開始向後潰退[116]

由於蘇格蘭營B及C連沒有接通營部的電話線,故此營長懷特要到11日上午9時10分,才得悉日軍進攻青山公路。當懷特從荔枝角派出半履帶載具增援時,蘇格蘭營各連已經潰退,載具亦只能作隨後掩護。上午10時,蘇格蘭營士兵在深水埗一帶(今福華街)重新集結,英軍參謀長紐臨(Lancery Newnham)則派出在九龍的溫尼柏營D連到九龍水塘以南充當後備隊[116]。不過,雖然在醉酒灣防線右翼防守的蘇格蘭營已經潰退,但第230聯隊也遭到炮擊而未能繼續進攻。自上午9時30分起,英軍的昂船洲炮台、摩星嶺炮台,以及在九龍水塘的山炮部隊不停炮擊金山,不但阻止了日軍第230聯隊第2大隊的推進,也將第230聯隊第7中隊孤立於256高地[117]

12月11日中午前後,英軍及日軍指揮部再次調整部署。英軍方面,華里士擔憂在青山公路的英軍防線再被突破,從而威脅到位處防線中央的拉吉普營及東面的旁遮普營,最終決定撤出醉酒灣防線。至於日軍方面,雖然若松滿則少佐違抗命令,未得批准便擅自發起進攻,但此時第23軍司令部卻接獲發動馬來亞戰役的日軍第25軍入侵成功的捷報,對主導攻港作戰的第23軍構成加快入侵進度的壓力,若松滿則違規發動進攻在此刻並未有被追究,而第23軍司令酒井隆在大本營參謀高山信武日语高山信武的敦促下,於下午3時決定提前進攻九龍[118]

英軍退守香港島[编辑]

12月11日下午2時,醉酒灣防線各地英軍開始撤退,並破壞分別位於防線西面的筆架山隧道、東面的坑口道,及在防線後方中央的啟德機場。由於英軍本來就沒有死守九龍的打算,並且有妥善撤退路線,故此英軍各部在撤退時的行軍大致順利。在防線左翼的蘇格蘭營及溫尼柏營D連,支援金山的第2炮兵連,以及在九龍守備的香港防衛軍,分別前往佐敦道汽車渡輪碼頭九龍城碼頭登船撤退,大部分在12日凌晨前已前往香港島,只有少量部隊仍在九龍半島,以及一門火炮未能撤離[119]。駐守昂船洲炮台的英軍雖然遭到日軍整日炮轟,設施大多受損,但也在11日下午安全撤離,並在12日凌晨抵達香港島[120]

九龍半島淪陷[编辑]

12月12日早上,日軍攻入尖沙咀,前方為尖沙咀鐘樓。在此之前,旁遮普營的營部指揮人員及少量蘇格蘭營士兵,剛好從尖沙咀乘船撤回港島。

分別在醉酒灣防線中央和右翼的旁遮普營及拉吉普營,先撤退到在九龍東面的魔鬼山,兩營步兵在缺乏糧食下翻越九龍的各個山地,期間曾與日軍前鋒偶有交火。右翼的拉吉普營A、B、C連及第1炮兵連,於11日晚上11時左右全數抵達在魔鬼山、馬游塘油塘的防線。至於在防線中央的旁遮普營及拉吉普營D連,卻因通訊問題,要到晚上9時30分才與魔鬼山取得聯絡,其中旁遮普營A連及B連於12日清晨直接撤到香港島,而旁遮普營C連及拉吉普營D連則加入魔鬼山防線。旁遮普營的營部指揮人員原應往魔鬼山方向撤退,但於11日半夜因黑暗而迷路,錯誤經由清水灣道進入九龍半島中部,只好於12日清晨改道往尖沙咀天星碼頭撤到香港島。這批旁遮普營的指揮人員於撤退期間,先在九龍擊退支持日軍的黑幫份子,然後在尖沙咀與餘下的少量蘇格蘭營士兵會合,再一同於尖沙咀鐘樓附近與日軍滲入九龍的斥候隊交火,最後趕及到碼頭登船返回香港島。華里士的旅級指揮人員於11日傍晚離開窩打老道的大陸旅指揮部,華里士與其中一部分旅級指揮人員在九龍城登船前往魔鬼山另設指揮部,而餘下的人員則直接返回香港島[121]

日軍雖然攻入九龍在望,卻未能及時發現英軍撤走。日軍第230聯隊要到11日下午4時30分才佔領金山,此時蘇格蘭營先鋒已經離開青山公路約半小時。晚上近7時,日軍開始進入九龍市區,第230聯隊於12日早上佔領青衣島及尖沙咀,並鎮壓趁機作亂的香港黑幫[122]。在醉酒灣防線東面,第38步兵團團長伊東武夫少將於10日晚上率領日軍第229聯隊橫渡沙田海,但由於日軍原計劃要到14日才攻打醉酒灣防線,未有預備要倉促行軍攻入九龍,再加上伊東因為外出偵察而未能及時得悉戰報,使日軍失去不少追擊英軍的時間。之後,伊東的部隊在翻越大老山前往九龍時,既要規避地雷,又曾遭到英軍炮擊,要到12日下午才在井欄樹集結[123]。稍後,伊東曾指派第229聯隊嘗試進攻馬游塘,卻被拉吉普營及來自香港島的炮火擊退。12日晚上,莫德庇下令在魔鬼山的英軍撤回香港島,旁遮普營及拉吉普營的餘部,以及一連炮兵,便按指令前往鯉魚門三家村碼頭乘船撤走,可是由於運輸船隻不足,英軍在這處的撤退行動遇到阻滯,皇家海軍因此派出色雷斯人號驅逐艦及四艘魚雷艇前往增援,英軍於13日早上6時30分全數登船撤回香港島。日軍於隨後佔領英軍在九龍及魔鬼山的陣地[124],但始終未能追上及消滅英軍大陸旅的主力。

日軍準備登陸香港島(12月13日至17日)[编辑]

港督拒絕日軍勸降[编辑]

英軍退守香港島後,由於預期香港守軍在孤立無援下將會很快放低武器投降,酒井隆於是在13日上午暫時停火,並派出由參謀多田督知中佐帶領的勸降使團到香港島向楊慕琦遞交勸降書。日軍勸降使團乘坐一艘插有「PEACE MISSION」(中譯:和平任務)旗幟的小艇由九龍開往香港島。在日軍勸降使團中包括兩名被俘的婦女,其中一位是輔政司詹遜的秘書之夫人,另一位是俄國孕婦,而帶同俄國孕婦到港島的醫院,是秘書夫人同意作為人質到港島勸降而向日軍提出的條件。日軍勸降使團的小艇在靠近香港島時曾遭到英軍開火警告,但日軍表明來意及艇上載有輔政司秘書夫人及俄國孕婦後,英軍決定讓小艇在中環皇后碼頭停靠。小艇靠岸後,多田中佐隨即向英軍少校博沙遞上勸降書,及後被轉交給總督楊慕琦,楊慕琦卻即時覆函拒絶投降。多田中佐亦趁機窺探英軍在沿岸的防禦部署,而俄國孕婦則獲安排送入香港島的醫院。另一方面,日軍在石梨貝水塘、大圍、魔鬼山及何文田等地加緊部署重炮,準備下一步行動[125]

日軍空襲及炮轟香港島[编辑]

日軍原想透過勸降便可不費一兵一卒佔領香港島,卻出乎意料地遭總督楊慕琦斷言拒絕,日軍於是從中午起動用重炮密集炮轟香港島,又於下午2時30分出動飛機空襲。在攻打醉酒灣防線時未有機會出動的第1炮兵隊,終可在炮轟香港島的行動中發揚重炮的火力。日軍從14日起,連續數日大規模炮轟英軍據點,摩星嶺卑路乍白沙灣西灣等英軍陣地都受到轟擊,日軍單在14日一天便向香港島發射最少3,660發240毫米及150毫米口徑炮彈。日軍的連日空襲及炮轟,對英軍在香港島的多處陣地造成不同程度的損傷,卑路乍炮台、白沙灣炮台及摩星嶺炮台均被擊中受損,當中以松林炮台的損毀最為嚴重,使英軍須要棄守。日軍於16日派飛機空襲在香港島北岸及香港仔的英軍設施,然後又用重炮密集轟擊香港島北岸,為之後的登陸戰作準備[103]。日軍的炮轟不但使英軍在香港島北岸的多座機槍堡及炮位受損,亦時常切斷英軍的電話線路,使英軍的指揮及通訊受到干擾,也損壞多具設於香港島北岸的探射燈,削弱英軍在夜間監察海面活動的能力,使日軍更容易藉夜色掩護發動偷襲。為應對日軍的炮轟,英軍於14日在黃泥涌峽設立反炮擊指揮所(Counter Battery Headquarters),指揮英軍炮台向日軍反擊,並針對日軍設於何文田及魔鬼山等地的炮位開火,又炮擊在井欄樹馬游塘等地的日軍據點,同時炮轟在九龍的油庫,並擊沉在維多利亞港的船隻,避免被日軍利用[126]

英軍港島部署[编辑]

英軍在退守香港島後,按照香港島的地勢重新部署。英軍將兵力平均部署在香港島的海岸;香港島的北岸由西至東,分別部署旁遮普營、皇家蘇格蘭營及拉吉普營;而香港島的南岸由西至東,分別部署溫尼柏榴彈兵營、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及米杜息士營。香港防衛軍在山地負責二線支援,曉士兵團則守備北角發電廠。不過,由於撤到香港島的「大陸旅」士兵陸續向「港島旅」報到,使後者的指揮部不勝負荷。12日凌晨,莫德庇與「港島旅」司令羅遜商討後,決定臨時將「港島旅」劃分為「東旅」和「西旅」[127]。按照「東旅」和「西旅」的指揮架構,「西旅」由羅遜准將指揮,負責港島西部,包括跑馬地黃泥涌峽壽臣山維多利亞城等地,下轄皇家蘇格蘭營、溫尼伯榴彈兵營、旁遮普營、米杜息士營的A連及C連,以及香港防衛軍的4至7連;「東旅」由華里士准將指揮,負責港島東部,包括北角畢拿山大潭峽赤柱半島等地,下轄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拉吉普營、米杜息士營的B連及D連,以及香港防衛軍的1至3連[63];香港華人軍團則在黃泥涌峽及深水灣一帶守備後方。在防衛部署上,除了在固定陣地防守的部隊,也設有多支機動部隊,以便為戰況吃緊的戰線提供支援。

羅遜沿用在聶高信山東部山腰的黃泥涌峽指揮部,該處緊臨在港島中央貫通南北的黃泥涌峽道,而羅遜亦憑著「港島旅」旅長一職享有較高指揮權;至於指揮東旅的華里士,則在哥連臣角道石澳道的交界處設立大潭峽指揮部。然而,由於這次調動與開戰前的反登陸部署有異,令各支部隊在協調上遇到一定混亂[127];如在港島中央的黃泥涌峽一帶,分別由東旅的香港防衛軍第3連及西旅的溫尼伯營駐守;而在不足一個月前與羅遜一同從加拿大抵港的來福槍營,卻被臨時交予是英屬印度陸軍指揮官的華里士指揮,但未有足夠時間磨合,也使來福槍營營長荷姆(William J. Home)與華里士在指揮和協調上易生分歧及爭執。

日軍登陸計劃[编辑]

至於日軍方面,由於第23軍及第38師團都假定英軍會在九龍失守後投降,所以沒有制訂進攻港島的作戰方案。當楊慕琦拒絕投降後,日軍便要在短時間內制訂登陸香港島的計劃。日軍在倉促計劃下,便從第23軍挑選可游泳4公里以上的泳手,組成一支敢死隊。日軍計劃在深夜派出由泳手組成的敢死隊游泳橫渡維多利亞港,在香港島登岸並建立橋頭堡,在英軍海岸防線打開缺口再大舉登陸。這支敢死隊的成員,包括曾經在1936年前往納粹德國代表日本參加柏林奧運會游泳競賽的伊藤三郎日语伊藤三郎少尉及小池禮三日语小池禮三少尉,由兩人指導隊員的泳術,但由於單憑游泳渡海是無法同時運送重型裝備,在英軍海岸火力尚存下顯得不切實際[128],而且有部分隊員在前往九龍時於沙田海遭遇英軍炮火而死傷,所以這個計劃被中途取消。

日軍從13日起徵集各式小艇停泊在九龍半島,並尋找登陸香港島的合適地點[129]。17日,第38師團草擬方案完畢,並決定在18日潮漲時段登陸香港島。按照原方案,日軍將分成左右兩翼,在英軍防線較弱及欠缺海堤的港島東北部(筲箕灣至北角)一帶登陸。右翼部隊由第230聯隊及第228聯隊組成,分別由大環牛頭角出發,渡海登陸北角寶馬角太古船塢一帶,然後沿著大坑渣甸山太平山,向香港島西部的西高山推進。至於左翼部隊由第229聯隊組成,在油塘出發,在愛秩序灣登陸後南行,經大潭水塘攻打紫羅蘭山,然後再轉向西高山推進。三支聯隊俱有一支大隊留作預備隊,預計兩翼部隊可於登陸後的一天分別抵達太平山及西高山[130],將位於香港島西北部的維多利亞城包圍,逼使英軍投降。

雙方重新部署期間,英日兩軍繼續隔海炮戰。日軍每日派飛機空襲和發炮轟擊香港島,並於17日早上首次轟擊在維多利亞城的住宅區、山頂及花園道一帶,企圖利用平民性命脅迫總督楊慕琦投降。稍後日軍暫時停火,並派出使團遊說楊慕琦投降,但再遭拒絕[131]。同日下午,日軍派出兩支偵察小隊渡海,查探港島東北地勢,雖然這兩支偵察小隊在橫渡維多利亞港時受到英軍炮火正面攻擊,但其中一支小隊在棄船後仍成功登上太古船塢的東面,恰好在英軍防線的空隙之內。日軍偵察小隊在18日清晨成功返回九龍,並匯報愛秩序灣的防線弱點[132]

皇家海軍干擾日軍[编辑]

駐港皇家海軍的色雷斯人號驅逐艦,該艦曾於14日晚上突入維多利亞港擊沉日軍聚集的船隻。儘管日軍在以多擊寡及享有制空權下在陸戰明顯佔優,然而日軍陸航戰隊攻擊英艦的表現卻強差人意;日軍艦隊雖有絕對優勢,卻受制於英軍海防炮而一籌莫展。由於日軍未能奪取近岸的制海權,皇家海軍艦艇仍能在沿岸支援守軍,日艦卻無法開到近岸支援陸上攻勢,也使處於劣勢無援的英軍不至於同時受海陸空夾擊而迅速崩潰。

香港島自14日起便不斷被日軍炮轟,英軍除了由炮兵還火,駐港皇家海軍也出擊突襲日軍。色雷斯人號驅逐艦自8日開戰起,日間忙於躲避日軍飛機空襲,夜間則要防止日軍從海上滲透。色雷斯人號在13日早上與魚雷艇協助守軍從魔鬼山撤回香港島後,九龍也於同日淪陷,日軍隨後徵集船隻準備登陸港島,皇家海軍因此決定在晚上襲擊日軍集結的船隻。14日深夜,色雷斯人號離開大嶼山東南水域,與魚雷艇一同突入維多利亞港攻擊日軍船隻。雖然在夜航期間,色雷斯人號在南丫島南部的圓角觸礁入水,但仍闖入維多利亞港執行任務,在九龍灣擊沉兩艘日軍船隻,之後才返回香港仔維修。與此同時,皇家海軍把正於金鐘海軍船塢維修的蛾號炮艦及沒有動力的添馬艦鑿沉,並將指揮部轉移到香港仔兒童工藝院[133]

日軍登陸港島(12月18日)[编辑]

英軍視野受濃煙阻礙[编辑]

日軍在12月18日持續炮擊港島北岸,並在九龍各地集結船隻。寶馬山沿岸早於17日已因日軍炮轟而起火,再加上北角油庫在18日遭日軍炮彈擊中起火焚燒,冒出的濃煙隨東北風吹向英軍陣地,使英軍視野大為下降。同日下午,在筲箕灣的工廠區也因日軍的炮轟而起火,引起更多濃煙;銅鑼灣天后英皇道同樣因日軍炮轟而陷入交通癱瘓;守備港島東北岸的拉吉普營更多次被切斷通訊,部署於港島北岸的大量探射燈亦告失靈,拉吉普營與防守北角發電廠的曉士兵團通訊後,俱認為日軍在晚上有機會渡海登陸[134]

日軍發動登陸戰[编辑]

12月18日晚上8時15分至30分,日軍在北角、寶馬角、太古船塢東面及愛秩序灣登陸,日軍原計劃在登陸後,經大坑渣甸山太平山,直接向香港島西部的西高山推進,包圍在港島西北部的維多利亞城
日軍在登陸後與英軍陷入混戰,原有的港島推進計劃被擾亂。圖為日軍在寶馬山受到駐守北角發電廠的曉士兵團阻擊,暫時未能攻入市區。

18日晚上7時,日軍的第一波登陸部隊開始登船,並在7時20分左右駛向香港島。當晚在北角、太古及愛秩序灣的日軍預定登陸點,都被炮轟造成的大火照亮,而大火產生的濃煙又可為日軍船隊提供掩護,有利日軍發動登陸戰。由於大火的濃煙阻礙觀測,日軍船隊將要靠岸時,在港島東北部沿岸防守的拉吉普營才發現日軍渡海登陸,雖然在沿岸的各機槍堡及陣地旋即向靠岸的船隻開火,但為時已晚,未能阻止日軍登陸。晚上8時15分至8時30分,第230聯隊、第228聯隊及第229聯隊,分別在北角、太古及愛秩序灣登陸,而日軍的炮火則在稍早前轉移轟擊港島的山地[135]

首波日軍登陸後,拉吉普營的營部再次與各連失去通訊聯繫,但除了疲憊的A連在筲箕灣被日軍擊退之外,拉吉普營各連俱堅守崗位。日軍在登陸後受到拉吉普營及華里士的炮火轟擊而出現混亂,三支日軍聯隊未能建立有效指揮及協調作戰,原定的作戰方案也無法執行。日軍第229聯隊在愛秩序灣登陸後佔領筲箕灣譚公廟作為臨時指揮中心。首波日軍登陸一小時後,第二波日軍上岸,雙方的兵力更為懸殊。不過,日軍的指揮情況依舊混亂,聯隊內的各支步兵大隊,只能憑兵力優勢強行向內陸的四周推進[136]。第228聯隊在北角東面的寶馬角登陸後,第1及第2大隊在混戰中向寶馬山畢拿山推進;第229聯隊在愛秩序灣登陸後兵分兩路,第3大隊向柏架山西行,而第2大隊則向偏南的柴灣坳推進,並在當地與來福槍營C連激戰;第230聯隊在北角登陸後的指揮較為完善,其第2大隊進攻北角發電廠時,卻遇到曉士兵團頑抗,未能進入英皇道,而第3大隊往賽西湖行軍時亦遇到拉吉普營D連的抗擊[137]

18日深夜至19日凌晨,日軍憑著人數優勢而逐漸取得上風。羅遜曾派出米杜息士營的一個排到北角增援,卻遭日軍埋伏而分散,只有部分士兵到達北角發電廠與曉士兵團會合;曉士兵團在凌晨2時派出隊員突擊日軍設於炮台山的炮兵小隊陣地,成功將日軍炮兵陣地摧毀,但曉士兵團在英皇道已被日軍孤立,無法阻止日軍第230聯隊經賽西湖向西南面的渣甸山推進。雖然拉吉普營曾經多次反攻在炮台山的日軍,但最終不敵人數佔優的日軍而逐漸後撤[138]

英軍魚雷艇突擊日軍艇隊[编辑]

19日上午,駐港皇家海軍第2魚雷艇支隊(2nd MTB Flotilla)從香港仔基地派出7艘魚雷艇,分三梯次突襲日軍運輸人員和裝備橫渡維多利亞港的艇隊。上午9時許,7號和9號魚雷艇組成的第一梯隊從維多利亞港西面全速突入港島北岸,在北角以西轉向九龍灣,以艇上的路易士機槍掃射在九龍灣對出海面的日軍艇隊,成功擊沉兩艘日軍接駁艇,並擊傷多艘。日軍對於突然有魚雷艇高速闖入完全措手不及,在岸上的日軍慌惶以機槍掃射英軍魚雷艇,又從九龍發炮轟擊,不過這兩艘魚雷艇仍冒著日軍炮火在觀塘對出海面順時針高速迴轉,先後在觀塘及北角的海面擊毀多艘日軍小艇,縱使魚雷艇也被日軍的密集炮火多次擊中,7號艇的航速開始減慢,但兩艇仍然駛到黃埔船塢尖沙咀對出的海面繼續掃射日軍小艇,之後才往海港的西面離開。由於這些魚雷艇都是木造船殼,連機槍子彈都擋不過,中彈較多的7號艇機房內有兩人陣亡,並在西環對開海面失去動力,所幸該處距離被日軍佔領的海岸較遠,仍能由9號艇拖回[139]

上午10時,由11號和12號魚雷艇組成的第二梯隊,同樣由西面高速衝入維多利亞港,但這次日軍在岸上的機槍和炮位已作好準備,當兩艘魚雷艇衝進海港後,便不停受到來自九龍及港島東北岸的日軍炮火密集攻擊,11號艇被擊中後仍能成功撤離,但12號艇因駕駛室被擊中而撞向九龍的海堤,艇上有7人陣亡,餘下的兩人被日軍所俘。至於由10、26及27號魚雷艇組成的第三梯隊,雖然已經出發,但因為第二梯隊的傷亡已頗重,在日軍有所防備下也不可能再成功突襲,所以任務被中途取消,不過26號艇疑因收不到訊號,仍獨自闖入維多利亞港,在日軍猛烈炮火攻擊下,在北角對開的海面被擊沉,艇員全數損失。皇家海軍在19日上午發動的魚雷艇突擊行動,最少擊沉兩艘日軍接駁艇及擊傷多艘,造成日軍數十人死傷,但皇家海軍也有近二十人傷亡或被俘,損失12號及26號魚雷艇,而被拖回香港仔的7號艇,艇身有多達98個彈孔,三台發動機都受損[139],皇家海軍的8艘魚雷艇只剩下5艘仍可出動。雖然日軍在這次海戰的傷亡和損失均較大,但沒有改變日軍的兵力和物資優勢,而英軍卻無法得到外來補給,故此這次海上突擊對英軍的整體戰局幫助不大[140]

日軍深入香港島(12月19日)[编辑]

寶馬山及渣甸山戰事[编辑]

12月18日晚上,日軍三支聯隊合共六支步兵大隊在香港島東北岸登陸後,雙方在沿岸爆發激戰,英軍的防線雖然薄弱但仍作出頑抗。守備北角發電廠的曉士兵團成功阻止第230聯隊經英皇道往西攻入市區;拉吉普營D連死守賽西湖及寶馬山,令第228聯隊暫時受阻;而在東面的拉吉普營A連及來福槍營C連也與第229聯隊激戰。日軍在登陸後未能按原計劃行軍,只能冒著英軍炮火,利用優勢兵力強行向內陸推進。

英軍在港島東北部沿岸的防線於18日深夜被瓦解後,羅遜決定將防線退到渣甸山禮頓山一帶,等待日出後反攻。米杜息士營Z連及拉吉普營B連的殘部已在禮頓山建立防線,而蘇格蘭營也派出半履帶載具前往增援。溫尼柏營A連被抽調到渣甸山以東的畢拿山防守,而溫尼柏營D連則被調往西旅指揮部以北,並由該連派一個排的士兵到金督馳馬徑看守[141]

然而,第230聯隊在19日凌晨循金督馳馬徑行軍,卻意外改變港島的戰局。因為第230聯隊第2大隊在進攻北角發電廠時,遭遇曉士兵團頑強抵抗,至18日深夜仍未能攻佔發電廠及經由英皇道往西推進,日軍因此將作為預備隊的第229聯隊第1大隊,都從九龍調派到香港島的寶馬角登陸,籍此加強日軍在港島的兵力,第230聯隊於是在18日深夜決定將攻佔發電廠及經由英皇道往西推進的任務,轉交給前來增援的第229聯隊第1大隊,將其所屬的第2大隊從北角發電廠抽調到賽西湖,並與第3大隊採取相同的路徑行軍,先往南深入後再往西推進。第230聯隊計劃在兩支大隊抵達賽西湖後,便繞道寶馬山東面及南面,當抵達渣甸山北面後,再轉向大坑方向推進[142],便可繞過在炮台山及天后的一段英皇道,從南往北攻打銅鑼灣。故此,第230聯隊先在賽西湖圍困拉吉普營D連的殘部,但在迫退香港防衛軍第3連時,卻遭到猛烈還擊,第230聯隊隊長東海林俊成因而估算在渣甸山有大量英軍駐守,便決定改經金督馳馬徑往南行,再於途中轉向西北前往大坑及攻打銅鑼灣,以為這樣便可避開渣甸山。然而,因為金督馳馬徑是依山而建,沿途所到之處,大多是一邊是峭壁,另一邊是山崖,加上聯隊的領隊不熟山路,卻要摸黑行軍,所以兩支大隊走入金督馳馬徑後,不但未能按預期找到可落山前往大坑的路徑,還一路走入黃泥涌峽。東海林事後承認自己在當時並不熟悉該處的地勢,也不知悉英軍在該地的部署;他既不知道沿金督馳馬徑南行會受到山勢阻隔,不但缺乏路徑轉向西北前往大坑,反而深入黃泥涌峽及行經渣甸山;他也不知道自己實際上是直接朝著英軍的西旅指揮部行軍;更不知道溫尼柏營A連尚未抵達畢拿山佈防,以及整條金督馳馬山徑只有溫尼柏營D連所屬的一排士兵看守[143]

與此同時,英軍在18日晚及19日凌晨的防守卻出現漏洞,溫尼柏營D連因轉移陣地之故,其派往看守金督馳馬徑的步兵排,並未有發現沿該山徑行軍的第230聯隊,使羅遜判斷右翼仍然安全,羅遜也不知道日軍第228聯隊及第229聯隊的動向。當時第228聯隊第1和第2大隊正從太古船塢往南行軍,經畢拿山逼近由溫尼柏營A連及香港防衛軍防守的渣甸山;而第229聯隊的兩支大隊正從柴灣及筲箕灣向西南行軍,其中第229聯隊第2大隊從柴灣經大潭道大潭峽推進,而第229聯隊第3大隊從筲箕灣經柏架山道往赤柱峽行軍[144],第3大隊的路線途經柏架山畢拿山東側及大潭水塘東面,到達大潭水塘南面便轉往西行,前往在渣甸山和紫羅蘭山之間的赤柱峽(這山峽雖名為「赤柱」但不是現今的赤柱)。由於渣甸山正是位於黃泥涌峽的東面,因此這三支日軍步兵聯隊雖然未有互相協調,但都正朝著英軍防守薄弱的黃泥涌峽及西旅指揮部推進。然而,羅遜受情報所限,判斷日軍雖然成功登陸,但深入港島的攻勢已經受阻,於是加強市區防線及準備反擊日軍。羅遜在19日上午4時15分先抽調旁遮普營B連到大坑道防守,強化禮頓山-大坑道-渣甸山的防線,然後下令蘇格蘭營A連及皇家工兵到黃泥涌峽,預備向日軍反攻[145]

黃泥涌峽激戰[编辑]

黃泥涌峽之戰形勢圖。12月19日,日軍三支聯隊未有事先協調下,同時向黃泥涌峽行軍。第230聯隊經金督馳馬徑南下,本打算繞道攻打渣甸山的側翼,但礙於不熟地形及受山勢所阻,卻意外闖入屬英軍防線後方的黃泥涌峽,先佔據位處要地的黃泥涌峽警署,再圍攻英軍西旅指揮部。第230聯隊雖遭受嚴重傷亡,但英軍多次解圍及反攻亦失敗,西旅旅長羅遜最終在突圍期間陣亡。同日,第228聯隊亦在渣甸山與英軍激戰,日軍又加派第229聯隊第1大隊登陸寶馬角增援,使已登陸香港島的日軍大隊增至七隊。

19日凌晨,日軍第230聯隊沿金督馳馬徑向黃泥涌峽行軍,米杜息士營於凌晨4時15分發現在大坑附近的山頭有日軍活動,羅遜於是調派旁遮普營B連防守大坑道,不過在黃泥涌峽北面防守的温尼柏營卻回報未有發現日軍,所以整條金督馳馬徑仍然只有一排士兵防守,根本不能抵禦人數是數以千計的日軍第230聯隊。與此同時,蘇格蘭營A連及皇家工兵奉命前往黃泥涌峽準備在天亮後發動反攻[145]。由於西旅指揮部所在的黃泥涌峽位處港島中央,被視為屬於後方,故此在黃泥涌峽一帶只有溫尼柏營D連及香港防衛軍第3連駐防,當中的香港防衛軍第3連主要分佈在渣甸山,也駐守於接近金督馳馬徑南端的1號和2號機槍堡(PB1及PB2),以及在黃泥涌峽警署東面一個小山丘上的3號機槍堡(PB3)[146]

清晨接近5時,在渣甸山的守軍發現日軍第228聯隊及第229聯隊分別由畢拿山及柏架山而來。當時第228聯隊的兩支大隊已威脅到守軍在渣甸山的右翼,至於第229聯隊第3大隊途經大潭水塘西北面後,已逼近在渣甸山和紫羅蘭山之間的赤柱峽,可截斷守軍在渣甸山的往南退路。第228聯隊及第229聯隊的路向將會朝渣甸山東部形成南北兩路的夾擊,同時經金督馳馬徑行軍的第230聯隊已繞行到渣甸山西南部[147]

幾乎在同一時間,到達金督馳馬徑南端的第230聯隊,終於被防守黃泥涌峽的香港防衛軍第3連發現。香港防衛軍即時向闖入黃泥涌峽的日軍第230聯隊開火,又從渣甸山的1號機槍堡及警署附近的3號機槍堡掃射日軍,但2號機槍堡由於射界不足而未能迎戰,同時有一支香港防衛軍由黃泥涌峽警署(今淺水灣道1號)前往迎擊,並由警署內射擊日軍,第230聯隊第3大隊立即派出第9中隊進攻黃泥涌峽警署。在鄰近警署的布斯特治(Postbridge)大宅內駐防的溫尼柏營士兵,亦於此時從大宅內向日軍射擊,並與香港防衛軍的火力造成日軍一定死傷。不過,當時在金督馳馬徑南端的日軍最少已有250人以上,而且還有更多從後而至[146],第230聯隊亦迅速架設山炮支援攻勢,並憑著兵力及火力優勢,摧毀3號機槍堡及消滅迎戰的守軍,而位處戰略要地的黃泥涌峽警署也終被第9中隊攻佔[147]

日軍第230聯隊在攻佔黃泥涌峽警署後,雖然派出第11及12中隊繼續強攻企圖擴大戰果,又派出第2大隊進攻赤柱峽,但第230聯隊在此時仍然受到分佈在山峽四周的英軍以交叉火力射擊,使日軍的傷亡不斷增加,其第3大隊在攻入黃泥涌峽警署後卻不能動彈,至於進攻赤柱峽的第2大隊,則在赤柱峽與溫尼柏營A連及香港防衛軍陷入混戰。不過,隨著第230聯隊分別在金督馳馬徑及黃泥涌峽警署兩側架設山炮,在山峽內的日軍在強大炮火的支援下開始站穩陣腳,並逐漸取得上風。由於英軍並未有預計日軍會突然闖入黃泥涌峽,使英軍在峽內的薄弱防線面臨被分割及孤立,而羅遜的西旅指揮部正是位於黃泥涌峽警署的西北方,與日軍第230聯隊在山峽內的據點更只有一街之隔[148]。黃泥涌峽警署被日軍佔領後,也使指揮部與高射炮台之間的聯繫被截斷,並使通往淺水灣道的出入口被封鎖。日軍更是陸續有來,人數不斷增加[146]

清晨6時25分,第230聯隊第2大隊開始進攻在黃泥涌峽道東面,位於渣甸山西南面的英軍高射炮台(今陽明山莊側面),該炮台的兩門3.7吋高射炮曾於16日擊落一架日軍飛機[149]。雖然日軍在強攻高射炮台時死傷嚴重,但英軍炮兵亦幾近全軍覆沒,日軍之後又企圖攻佔英軍在渣甸山的1號和2號機槍堡。在山峽南方,皇家工兵的反攻部隊於6時30分抵達黃泥涌峽,卻遭到第230聯隊阻擊,無法進入西旅司令部,只能在山峽西面的布力徑設置防線。至於在渣甸山東面,第228聯隊於凌晨佔領畢拿山後繼續向渣甸山推進,並憑兵力優勢擊潰守備渣甸山的溫尼柏營A連及兩支英軍機動部隊,渣甸山只剩下香港防衛軍第3連的兩座機槍堡仍能頑抗[146]

上午7時,日軍第230聯隊第9中隊開始從黃泥涌峽警署向温尼柏營D連及西旅指揮部發動攻勢,羅遜即時向後方求援。不過,羅遜當時接獲的軍情既不足又零碎,他認為日軍不可能由黃泥涌峽的南面而來,而是從渣甸山取道黃泥涌峽道的中段由北向南攻入山峽,這使蘇格蘭營及溫尼柏營都將主力留在灣仔峽金馬倫山防守,變相減少前往解救西旅指揮部的士兵人數[149]。當時只有蘇格蘭營A連及皇家海軍步兵奉命前赴黃泥涌峽增援,人數和火力卻遠遠不及在此處進攻西旅指揮部的的日軍第230聯隊。

上午8時,第230聯隊第2大隊已將黃泥涌峽的南北入口封死,並部署炮兵準備迎戰英軍的反擊;第2大隊又攻入赤柱峽,不但將赤柱峽的守軍消滅,也使在渣甸山的香港防衛軍第3連被圍困;而之前被第228聯隊擊退的溫尼柏營A連及兩支英軍機動部隊殘部,不是往南撤退時被第230聯隊第2大隊截擊,就是往北撤退時被第228聯隊殲滅[148]

蘇格蘭營A連在趕赴黃泥涌峽解救西旅指揮部的途中,遭到日軍炮兵伏擊,使該連隊幾乎全滅,連長及三名排長陣亡,只有15人在且戰且走下,於中午到達西旅指揮部的外圍。從香港仔出發趕赴西旅指揮部增援的皇家海軍步兵車隊,在途經黃泥涌峽警署附近時,遭日軍埋伏擊潰,殘部只好躲進布斯特治大宅,大宅屋主鼎臣太平紳士(George Gwinnett Noble Tinson)與屋內的家傭亦一同抗擊日軍,但鼎臣不久便被日軍炮彈的碎片所傷身亡。在西旅指揮部外防守的溫尼柏營D連,也遭圍攻指揮部的日軍擊潰,連部被圍困在碉堡之內[148]

西旅指揮部失陷[编辑]

位於黃泥涌峽道的英軍西旅指揮部遺址。

羅遜准將在黃泥涌峽的西旅指揮部於19日上午7時起,便不斷遭到日軍以密集炮火攻擊,但奉召前來解救的援軍,在途中又被日軍阻擊而遲遲未能抵達。在步槍裝上刺刀的日軍步兵在機槍的掩護下,發動一波又一波的攻勢,試圖衝過黃泥涌峽道攻入指揮部。雖然在指揮部內的守軍亦從地堡以機槍截擊衝鋒而來的日軍,使日軍遭受嚴重傷亡,但指揮部亦已被人數不斷增加的日軍重重包圍。

上午10時,西旅指揮部在日軍連番圍攻下已經彈痕累累,卻一直未有援軍前來解圍。由於預期圍攻指揮部的日軍只會不斷增多,指揮部的守軍實難獨撐下去,羅遜於是與司令莫德庇作最後通訊,羅遜在通話中聲言要與敵軍決一死戰,通話結束後便下令破壞指揮部的通訊器材,羅遜之後帶領指揮部內的官兵突圍[150],但指揮部的守軍剛離開地堡,便立即遭到圍攻指揮部的日軍從三面開火射擊,羅遜准將戰死,成為加拿大軍在二次大戰中戰死的最高級軍官,而與羅遜一同突圍的官兵亦幾乎全數陣亡。

紀念約翰·奧士本准尉及在香港保衛戰中捐軀軍民而曾在奧士本軍營豎立的英軍士兵銅像,現在屹立於香港公園

同日,加拿大溫尼柏營A連在渣甸山失陷後,由該連准尉約翰·奧士本率領部下撤退,期間遭到第228聯隊第1大隊的日軍投擲多枚手榴彈襲擊[151],奧士本准尉幾乎將所有手榴彈撿起及向日軍擲回,但奧士本發覺無法及時撿走最後一枚手榴彈,於是警告同僚伏低後便自己撲向這枚手榴彈,以身體覆蓋手榴彈阻擋爆炸威力,奧士本自我犧牲保護同行的連隊士兵[152],而溫尼柏營A連的殘部最終不敵向日軍投降。奧士本在戰後獲追贈屬英軍最高榮譽的維多利亞十字勳章[153]

英軍反攻失敗及陷入分割(12月19日至21日)[编辑]

英軍西旅反攻黃泥涌峽[编辑]

英軍東旅及西旅被分割的形勢圖,自22日淺水灣失守後,東西兩旅的防線便分別向南及向西不斷後撤。到25日下午3時許,西旅在港島西北的防線已退到灣仔船街,東旅則勉強守住赤柱半島

19日中午,日軍雖然控制了黃泥涌峽的各個出入口,並已攻佔西旅指揮部,但峽內仍有英軍頑抗。黃泥涌峽的西旅指揮部失守後,英軍西旅在聶高信山與金馬倫山之間的布力徑另設指揮部。至於在總司令部的莫德庇,卻因為情報散亂及通訊不良,自日軍登陸後一直未能掌握港島東北部及黃泥涌峽的戰況;他判斷日軍只有兩支大隊已登陸香港島,而攻入黃泥涌峽的部隊只是滲透性的進攻,認為應向港島東北部發起反攻,為北角及太古船塢等地的英軍解圍;但現實是日軍已有七支大隊登陸香港島,而在港島東北部沿岸防守的拉吉普營已於19日上午潰散,至於在北角發電廠堅守的曉士兵團,也在中午突圍時散落到英皇道及電氣道的民房,最後在下午4時30分投降[154]

上午11時,莫德庇調派旁遮普營A連及D連到海軍醫院集結,然後反攻大坑及賽西湖,但被日軍擊退而撤回禮頓山,其中旁遮普營A連被調到香港大學休整[150]。到下午1時,莫德庇下令西旅全線向東反攻。英軍從聶高信山的南北兩側分兩路反攻;北路反攻部隊由蘇格蘭營C連及D連組成,由聶高信山北側向東南方反攻渣甸山;南路反攻部隊是由蘇格蘭營B連、蘇格蘭營營部人員及溫尼柏營營部人員混編組成的X連,到布力徑與皇家工兵會合,再前往黃泥涌峽道的南端,由南向北反攻黃泥涌峽[155]

下午3時,英軍開始反攻。北路的蘇格蘭營C連及D連從聶高信山向渣甸山反攻時,遭到第230聯隊的猛烈攻擊,蘇格蘭營C連最終不敵而退回司徒拔道,D連則往南進入黃泥涌峽與南路反攻部隊會合。至於南路反攻部隊,在聶高信山已遭到日軍攻擊,只能提早繞行布力徑,再向黃泥涌峽進攻。這支由混編X連及皇家工兵組成的南路反攻部隊,於20日凌晨先後兩次反攻黃泥涌峽警署,但均告失敗,而且傷亡慘重,最終撤回聶高信山[156]

渣甸山陷落[编辑]

由華里士指揮的東旅雖然欠缺足夠兵力,但也在19日下午派出印籍炮手,乘坐載具經淺水灣道反攻黃泥涌峽,這批炮手在傍晚兩次進攻黃泥涌峽警署,但同樣遭受嚴重傷亡而撤退。日軍第229聯隊在晚上攻破鼎臣太平紳士的布斯特治大宅,據守大宅的守軍只好往南撤退到淺水灣一帶。香港防衛軍第3連在渣甸山負隅頑抗的兩座機槍堡,先後遭到日軍第230聯隊的圍攻,有日軍士兵走到1號機槍堡後方的死角,再從機槍堡頂部的通氣口投入手榴彈,機槍堡內的防衛軍士兵及時走到牆壁後方,在掩護下未有嚴重死傷,並通過電話聯絡在下方的2號機槍堡,由後者派士兵伏擊在1號機槍堡外的日軍士兵[146],但1號機槍堡的所有機槍到下午已經不能使用,這兩個機槍堡更不斷被包圍的日軍猛烈開火射擊,在日軍圍困下,香港防衛軍士兵於彈藥用盡後投降,日軍於19日晚上完全佔據渣甸山。英軍在19日發動的反攻均告失敗,在黃泥涌峽內,只剩下仍被圍困的溫尼柏營D連連部。雖然第230聯隊經過整天激戰後攻佔黃泥涌峽,但其兩支大隊俱死傷嚴重,而且彈藥不足,無法繼續發起進攻[157]。單是19日清晨至20日凌晨,在黃泥涌峽及渣甸山歷時一天的戰鬥,香港守軍已有451人陣亡,日軍傷亡人數也超過600人[103]

英軍西旅第二次反攻黃泥涌峽[编辑]

20日早上,莫德庇與華里士再次籌劃反攻,但英軍的戰局仍繼續惡化。在黃泥涌峽的南方,第229聯隊於凌晨攻佔鼎臣大宅後,便一直沿紫羅蘭山引水道南行,企圖向西進攻深水灣高爾夫球場。由於山路不通及英軍射擊之故,聯隊隊長田中良三郎大佐下令部隊先往淺水灣酒店聚集。倘若日軍佔據淺水灣一帶的道路及英軍車庫,英軍東旅和西旅的陸路聯繫將會被分割[158]。另外,師團長佐野忠義在20日正午時分,在英軍炮火下把指揮部由九龍城轉移到北角寶馬角,以便掌握日軍在港島的攻勢和進展,他稍後又調動在九龍及港島北部的預備隊投入前線,使日軍可以在下午恢復進攻[159]

當日,雙方在淺水灣酒店爆發激戰。清晨時分,日軍第229聯隊往淺水灣進軍,但因天色陰暗及不諳山路之故而迷路,第11中隊朝向淺水灣東面的孖崗山,而第9中隊則轉往淺水灣西面的深水灣而行,只有少量部隊抵達淺水灣酒店附近集結,使領兵的聯隊隊長田中良三郎需要回頭尋找失散的部隊。不久之後,在淺水灣西面的米杜息士營B連發現日軍在酒店外集結並虐打戰俘,即時予以伏擊,使部分日軍士兵逃入車庫。米杜息士營隨即向莫德庇報告,而莫德庇則下令華里士的東旅立即攻擊日軍,華里士派出來福槍營A連及D連,以及香港防衛軍兩排步兵到淺水灣增援,並順路北上反攻。這批英軍抵達淺水灣增援後,向尋找山路的第229聯隊開火,並在赤柱崗的英軍炮火掩護下,於上午10時突擊淺水灣酒店車庫。當時在車庫內的日軍,包括第229聯隊第3大隊的指揮部人員,但該部日軍無法抵抗英軍的攻勢,只能銷毀密碼書及通訊設備,逃回北面的紫羅蘭山。不過,英軍乘勝向北反攻之時,卻遭到在山地的日軍壓制,最終退回淺水灣酒店[160]

另一方面,正在向深水灣行軍的第229聯隊第9中隊,因為原在該處的米杜息士營C連已經退入黃竹坑北面的班納山,所以第9中隊很輕易地便佔據壽臣山南面的高射炮陣地。後來,米杜息士營C連與溫尼柏營C連分別由班納山及壽臣山出擊,但是被第9中隊擊退,不過也造成第9中隊近四分之一的人員傷亡,使第9中隊無法繼續西進。中午前夕,在蟬號炮艦的6吋炮支援下,在淺水灣酒店的來福槍營D連反攻淺水灣道,但被日軍擊退。莫德庇又將在香港大學的旁遮普營A連調往港島南部,準備再發起反攻[161]

20日下午,香港島北部亦爆發戰事。莫德庇在下午1時35分下令西線全線向東反擊,但禮頓山及大坑道一線的英軍在前進不久,便遭遇從北角發電廠而來的第229聯隊第1大隊的攻擊,英軍只能轉攻為守,阻止日軍進入維多利亞城;至於黃泥涌峽西面的蘇格蘭營,只有在司徒拔道的B連及C連尚可再戰,但也無力攻擊受損較輕的第228聯隊。此外,香港島當日下午轉為下大雨,土井定七決定率領第228聯隊提早向西進攻聶高信山,擊潰蘇格營D連側翼,令到英軍東西旅之間的空隙不斷擴大[159]

英軍西旅最後一次反攻黃泥涌峽[编辑]

21日,英軍最後一次嘗試反攻黃泥涌峽。早午7時,西旅的溫尼柏營B連及C連,分別由中峽南部及北部發起反攻,夾擊佔據黃泥涌峽西面的第228聯隊。溫尼柏營兩連士兵在隨後兩小時多次突擊日軍陣地,更殲滅日軍兩個小隊。然而兩連士兵始終寡不敵眾,傷亡枕藉,其中B連軍官更全數陣亡,這次對黃泥涌峽的反攻最終被日軍擊退。而在港島南部的淺水灣戰線,旁遮普營A連在上午8時向佔據壽臣山東面及南面的日軍發起反攻,在激戰連場後終告反攻失敗,全連只有8人生還,營長亦告陣亡。與此同時,位於深水灣的第229聯隊支部向西面的南朗山推進[162]

英軍東旅反攻大潭道[编辑]

至於港島東旅方面,東旅將反擊時間定於21日上午9時,由赤柱反攻大潭道。日軍第229聯隊當時已經向紅山半島西面的蓮花井山龜山推進,並於進佔大潭水塘的抽水站後拆毀抽水設施,加上黃泥涌水塘也在黃泥涌峽之戰中被日軍佔據,令香港島的供水逐漸癱瘓。雙方部隊在龜山一帶遭遇並展開交火,第229聯隊攻破香港防衛軍的防線後進入紅山。來福槍營聯同香港防衛軍發起反擊,在與日軍一輪混戰之中,於下午2時成功搶奪蓮花井山山頂,並向山下的日軍掃射,使第229聯隊遭遇大量傷亡。不過,英軍此時已筋疲力盡,兼且日軍循大潭道南下增援,逼使英軍在傍晚6時撤退[163]。至此,英軍在21日對黃泥涌峽及大潭道的反攻俱告失敗。

英軍陷入困境[编辑]

截至21日傍晚,英軍在連日的反攻都不敵人數和火力皆佔優的日軍,而且傷亡嚴重,守軍在黃泥涌峽的缺口仍在不斷擴大,莫德庇意識到英軍東西兩旅被分割,以至全盤戰敗,只是時間的問題。西旅士兵早已兵疲力竭,損傷嚴重,只能勉強維持南朗山-金馬倫山-灣仔峽-跑馬地-禮頓山的防線,難以保障維多利亞城的民居安全;東旅亦無力再發起反攻,拉吉普營已在18日的反登陸戰中被擊潰,來福槍營在反擊戰中的死傷也頗重,東旅只能盡力固守赤柱半島一帶;而東旅與西旅之間的通訊及陸上聯繫,全繫於兵力和防禦縱深都已極為單薄的淺水灣[164]。另外,莫德庇曾於20日上午接獲國軍進軍深圳的消息,並經陳策向第12集團軍總司令余漢謀確認,籍以鼓勵士兵。當時國軍計劃調派第4軍及第74軍南下到惠陽寶安一帶,趁機從後攻擊日軍第23軍,但陳策此後一直未再接獲國軍南下的情報,而英軍卻對國軍來援一事期盼心切,令陳策非常為難,只好在22日早上「偽報」國軍已經兵分三路南下,以慰英軍士氣[165]。日軍事實上對國軍的舉動也早有準備,日軍第11軍司令阿南惟幾已伺機策應攻打香港的第23軍發起新攻勢,日軍於24日對長沙發動大舉進攻,長沙戰況告急,國軍只好下令部隊趕回長沙應付日軍攻勢[166]

至於海防炮兵和皇家海軍,儘管日本海軍仍然受到英軍海防炮的牽制,日艦未能駛到香港島近岸支援陸軍的攻勢,但皇家海軍在香港仔的基地,已於16日的日軍空襲中嚴重受損,由於船塢受到破壞,守軍唯一的驅逐艦色雷斯人號已無法維修,惟有拖到銀洲擱淺。自20日上午,蟬號炮艦便在深水灣的海面以兩門6吋炮支援守軍抗擊日軍,但該艦也不停遭受日軍飛機空襲;21日上午10時許,蟬號炮艦在南朗山對開的海面,遭到日軍由9架飛機組成的機隊攻擊,蟬號被炸彈擊中而受重創,人員由趕到救援的10號魚雷艇接走,蟬號最後在南丫島以東的東博寮海峽沉沒[167]。皇家海軍為了阻塞航道及防止艦艇落入日軍手中,已將包括添馬艦在內的大部分艦艇鑿沉,只剩下知更鳥號炮艦及5艘魚雷艇仍可運作[168]

日軍方面,雖然在兵力及整體戰局上佔優,但攻勢卻再次被英軍截停。第230聯隊的兩支大隊在黃泥涌峽的戰事折損嚴重,整日都在休整之中;進攻港島南部的第229聯隊,與英軍在淺水灣酒店、淺水灣道及壽臣山三地的激戰中被消耗和分散,暫時無力再發起進攻;往港島南部增援的第228聯隊,雖然維持較佳戰力,但聯隊的指揮部卻遭到英軍以機槍掃射,造成大半通訊人員傷亡,而且聯隊在南下時不停受到赤柱炮台發炮轟擊,有不少巨石從山上滾落山徑,令到聯隊的行軍受阻[169]

按原計劃日軍在登陸後,除了第230聯隊先攻取北角發電廠,再經由英皇道向西面的銅鑼灣壓迫之外,其餘日軍聯隊應在往南深入位於港島中部的渣甸山及紫羅蘭山後,盡快向西轉向,然後往港島西部的西高山推進,並沿途攻取在維多利亞城南面的太平山等各個山頭,形成對維多利亞城的三面夾擊,再配合日軍在九龍半島的重炮轟擊,從而逼使英軍投降。然而日軍自19日便一直在港島中央的黃泥涌峽與英軍激戰,之後又往港島南部的淺水灣繼續與英軍混戰。英軍在香港島據山地頑抗及發動逆襲,使日軍在登陸後的攻勢進展緩慢。日軍於21日仍未能按原計劃推進至西高山,令到在東京的陸軍省對日軍在香港的戰況有所憂慮,並向第23軍司令酒井隆及第38師團長佐野忠義中將等人層層施壓,第23軍副參謀長樋口敬七郎少將因而於22日派出參謀淺野克己大佐到第38師團指揮部督師,而第38師團則派出參謀長阿部芳光英语Yoshimitsu Abe大佐及參謀親泊朝省少佐,分別到步兵團指揮部及前線了解戰況[170]

倫敦鼓勵守軍繼續奮戰[编辑]

21日下午,由於守軍已經無力扭轉敗局,日軍實際上也已控制了大半個香港島,莫德庇向總督楊慕琦表示英軍戰敗在即,為免造成更多士兵及平民傷亡,建議考慮投降,而楊慕琦亦隨即電告倫敦。不過,倫敦方面仍未完全掌握香港的戰局,亦不希望香港過早投降,削弱英軍在東南亞及其他戰場的士氣。英國首相邱吉爾早在接獲日軍登陸香港島的消息後,曾經電告香港不得考慮投降;而英國陸軍部部長大衛·馬傑遜英语David Margesson, 1st Viscount Margesson、陸軍總參謀長艾倫·布魯克爵士、掌璽大臣艾德禮殖民地大臣莫尼勳爵英语Walter Guinness, 1st Baron Moyne,都認為香港應繼續抵抗;英皇喬治六世亦於稍後電告香港,鼓勵守軍繼續堅持。莫德庇於21日傍晚至22日凌晨接獲倫敦方面的回電,決定繼續抗敵[171]

英軍擊退日軍驅逐艦[编辑]

日本陸軍在香港島與守軍激戰期間,日本海軍除繼續在外圍封鎖香港水域之外,亦曾派出艦艇靠近香港島助戰,但受制於英軍設於香港島南岸的炮台,始終未能靠近香港島,無法使用艦炮支援日軍的陸上攻勢。日本海軍於20日上午9時30分派出雷號電號驅逐艦往赤柱方向駛近,卻遭受赤柱炮台的海防炮連續三次齊射炮擊,有炮彈落在艦側10米內,使雷號艦體輕傷。因為赤柱炮台的9.2吋海防炮射程達26.7公里,比日本海軍派往攻打香港的艦艇更遠,所以這兩艘驅逐艦根本不能還火,日艦惟有在炮台再次開火前施放煙幕並倉促轉向撤離[172]

英軍最後抵抗(12月22日至24日)[编辑]

淺水灣失守[编辑]

22日起,隨著英軍在香港島的各條防線漸被日軍擠壓和分割,香港島的戰事逐漸分為中西部的山地、北岸的市區、南部的淺水灣及東南部的赤柱四個部分。22日上午10時,日軍第229聯隊第10中隊佔領在淺水灣海灘以西的別墅,切斷淺水灣道的東西交通,在香港島的英軍自此被分割成東西兩部。至於淺水灣酒店,因食水斷絕,華里士建議酒店內的婦孺離開,但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蕭士(Andrew L. Shields)作出勸告,反建議守軍撤出酒店,讓住客留下投降。華里士考慮到婦孺的安危後同意撤軍,守軍於晚上10時撤出酒店,容許住客向日軍投降,淺水灣酒店於22日深夜被日軍第229聯隊第3大隊佔領[173]。日軍雖然未有對酒店內的平民報復,卻在淺水灣余園屠殺英軍戰俘[174]

淺水灣淪陷使英軍東西旅失去最後的陸路連繫,而淺水灣酒店的陷落,也使英軍無法阻止日軍在港島南部以淺水灣為據點,並在此分為兩路分別朝東西方向推進。上午10時30分,因應港島守軍已被東西分割,英軍司令莫德庇決定將赤柱半島的守軍全部歸入東旅指揮,使東旅可更有效組織抵抗。因為日軍第229聯隊的左翼已控制大潭峽、蓮花井山及紅山半島,而其右翼部隊亦已深入淺水灣,華里士決定將東旅指揮部退入在赤柱半島的赤柱監獄,並將防線往赤柱方向收縮[175]

赤柱北部的戰鬥[编辑]

22日中午,在赤柱崗防守的來福槍營B連與來犯的229聯隊分隊爆發激戰,雖然B連把日軍擊退,但彈藥幾近耗盡,惟有從山上陣地撤到南面山坡。由來福槍營C連防守的龜山及老虎山,於中午在日軍第229聯隊猛攻下敗退;稍後來福槍營C連發動反攻將老虎山奪回,但日軍的攻勢已威脅到位於馬坑山的來福槍營指揮部。皇家加拿大來福槍營營長荷姆認為在戰局已定下,便應把馬坑山的來福槍營撤出,減少加拿大軍人的傷亡;但東旅指揮官華里士卻認為馬坑山是防守赤柱半島的要地,所以否決這個提議,來福槍營的指揮分歧使兩人的爭執持續升溫[176]

英軍西旅防線逐漸瓦解[编辑]

22日凌晨1時,日軍第230聯隊的兩支大隊大致完成休整,開始肅清在黃泥涌峽的守軍。第230聯隊再次進攻在黃泥涌峽的温尼柏營D連連部,D連在重重包圍下已彈盡援絕,軍官全數陣亡,殘部於凌晨4時30分向日軍投降,但有少量士兵成功潛回守軍陣地。稍後,第230聯隊將目標轉移到港島北部的跑馬地和灣仔[170]。22日下午1時,日軍第228聯隊開始向蘇格蘭營防守的灣仔峽推進。在金馬倫山死守的温尼柏營,從上午11時30分起便不斷遭到日軍的空襲及炮轟。晚上7時,日軍第228聯隊進攻金馬倫山,與温尼柏營B及C連激戰,戰事持續至23日凌晨,金馬倫山終被日軍攻佔,守軍的殘部則退守到歌賦山馬己仙峽灣仔峽。23日上午8時,英軍偵察兵發現大批日軍沿布力徑向金馬倫山進發,這批第228聯隊的士兵是要支援攻佔金馬倫山的日軍繼續西進,英軍偵察兵於是通報赤柱炮台向山地開火,使第228聯隊的行軍受阻[177]

在港島北部,日軍在23日上午開始進逼銅鑼灣,並開始滲入禮頓山防線,在跑馬地的敗退英軍散落到波斯富街一帶,但仍有少量米杜息士營的士兵在禮頓山上堅守。在黃泥涌峽的第230聯隊亦向西推進,攻佔聖亞伯特女修院(今玫瑰崗學校)的東面山地,並逼退在灣仔峽北面的英軍。至於港島南部,第229聯隊在深水灣兵分三路向西推進,其中北路往香港仔上水塘的東北面的中峽行軍,中路進逼班納山,而南路則自壽臣山南面進攻南朗山。第229聯隊的北路及中路對壽臣山形成包圍,該處的「小香港」是英軍西旅最後一個可用的彈藥庫[178],而第229聯隊的中路及南路亦使香港仔受到威脅。

23日及24日,英軍東旅和西旅各自面對存亡分界線。西旅方面,禮頓山於24日中午被第230聯隊三面圍攻,山上的米杜息士營殘部堅守至最後一刻,直到西旅旅部准許撤退,才向堅拿道方向突圍,有數十名士兵成功從包圍圈撤離。24日傍晚,日軍進攻摩利臣山,同時威脅巴里士山的防空洞網絡,該處的防空洞可穿越在山上布防的英軍陣地通往灣仔市區,並可威脅到在域多利兵房的總司令部安危。至於港島西南部,班納山在24日下午被日軍第229聯隊第2大隊攻佔,而南朗山也於25日上午被第229聯隊第7中隊佔領,英軍已難保香港仔的安全。日軍原本打算在25日向英軍西旅發動總攻擊,但礙於準備重炮需時,而延遲到26日早上。因此,日軍在聖誕節派出俘虜,向英軍作非正式勸降[179]

赤柱激戰及日軍屠殺[编辑]

英軍東旅方面,華里士並未得悉西旅的戰況。23日上午,英軍與日軍第229聯隊再次在赤柱崗爆發激戰。日軍在稍候雖暫時休整,但華里士亦被迫將防線收縮[180]。此時,華里士與荷姆的分歧繼續擴大,荷姆認為應將來福槍營後撤到赤柱村,並考慮投降,但華里士卻根據莫德庇覆電的指令堅持繼續防守。日軍於不久後恢復進攻,英軍被迫退入赤柱半島,並在赤柱村及聖士提反書院的後方,分別設置前後兩道防線,而日軍則不分晝夜炮轟赤柱。雙方在聖士提反書院一帶爆發多次激戰,日軍到24日下午才攻下赤柱村防線[181],而潰敗的英軍則退回聖士提反書院後方的防線。報復心切的日軍第228聯隊在進入作為戰地醫院的聖士提反書院後展開大屠殺,不但屠殺在病床上的傷兵,更姦殺留在戰地醫院內的護士。

香港陷落(12月25日)[编辑]

聖誕日戰事[编辑]

1941年的壽臣山軍火庫,這個地下軍火庫是英軍為應對日益動盪的國際局勢而於1937年建造,軍火庫的大部分構築都在山體內。英軍將這個軍火庫列為機密,並暱稱為「小香港」,而當時發刊的地圖也沒有顯示軍火庫的位置。

12月25日聖誕節凌晨,莫德庇回覆華里士的戰報,並電令東旅繼續抗擊日軍對赤柱半島的攻勢。當時在赤柱尚有香港防衛軍和米杜息士營的殘部,及炮兵守在外圍防線,而來福槍營營長荷姆反對華里士再派來福槍營增援。此外,在赤柱西面的來福槍營B連已被日軍逼進舂坎角,與東旅其他單位失去聯繫。

12月25日早上,總督楊慕琦發表聖誕文告,並在文告中勉勵守軍繼續奮戰。日軍於上午7時至9時暫時停火供英軍考慮投降,不過再遭楊慕琦拒絕,日軍隨即大舉進攻,英軍各個據點不停遭到日軍炮轟和空襲。日軍第230聯隊在中午攻佔巴里士山,並沿防空洞通道進佔海軍醫院,總司令部的聯外通訊亦大受影響,並且與仍在死守赤柱的東旅指揮部失聯。雖然西旅英軍繼續在灣仔街市柯布連道灣仔峽馬己仙峽等地頑抗,但灣仔峽在午後失守,日軍到達堅尼地道的東面入口,而蘇格蘭營被逐退到馬己仙峽。下午3時,日軍第229聯隊收縮壽臣山的包圍圈,使該處的米杜息士營C連投降,雖然尚有數十名守軍匿藏在壽臣山軍火庫的地下工事繼續堅守,但實際上英軍西旅已失去這個最後的彈藥庫[182]。英軍在灣仔柯布連道的防線也於下午3時頻臨失守,該防線同時受到日軍正面攻擊及日軍炮兵從九龍隔海炮轟,米杜息士營營長史釗活(H. W. Stewart)向莫德庇匯報柯布連道防線恐難撐多半小時,但往後撤到盧押道船街,便會與海軍船塢只有一街之隔,連在域多利兵房的總司令部也陷入威脅。

港督決定投降[编辑]

1941年12月25日晚上,總督楊慕琦及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在尖沙咀半島酒店簽署降書,由於戰爭導致香港大範圍停電,所以日軍須在燭光下安排簽署降書儀式,而「三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日佔時期也在英方簽署降書後開始。

25日下午3時15分,莫德庇報告總督楊慕琦,香港守軍敗局已定,預期日軍可於傍晚時分攻入維多利亞城,請求總督楊慕琦考慮投降,不但可避免巷戰造成平民嚴重死傷及日軍發動屠殺報復,也可避免各路英軍在失去通訊後繼續抵抗,引致不必要的死傷。總督楊慕琦與輔政司詹遜律政司晏禮伯及駐港皇家海軍高級軍官哥連臣准將(William Collinson)商議後決定投降[183]

楊慕琦先向倫敦電告,莫德庇則聯絡日軍,並下令所有英軍單位停火,西旅的英軍防線於下午4時30分起陸續掛起白旗,但因為通訊線路受損,所以在赤柱的東旅並未得悉西旅的戰況及投降的消息。楊慕琦亦把握日軍即將來臨前的時間,指示部下銷毀機密文件,並通知英國軍情人員及包括陳策在內的外國要員盡快逃亡。傍晚6時許,總督楊慕琦與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抵達日軍設於銅鑼灣聖保祿醫院的臨時指揮所,與日軍第38師團參謀長阿部芳光日语阿部芳光大佐磋商投降事宜[183]。楊慕琦與莫德庇之後獲日軍安排跟隨參謀多田督知中佐乘船前往尖沙咀,到日軍設於半島酒店的第23軍司令部,向日軍第23軍司令酒井隆正式投降,並且在燭光下簽署降書[184]

英軍東旅最後戰鬥[编辑]

雖然日軍在25日上午9時停火兩小時供總督楊慕琦考慮投降之時,東旅指揮官華里士也曾於9時30分收到總司令部下達的停火指令,不過華里士要求總司令部確認時,卻遲遲未收到回覆,而總司令部的聯外通訊於不久前發生中斷。華里士因為未能確認停火和投降的消息,於是繼續執行莫德庇在25日凌晨下達堅守赤柱半島的指令,並派出來福槍營D連反攻聖士提反書院,這支反攻部隊於中午在書院外與日軍爆發激戰,導致過百人死傷[185],而赤柱炮台仍然在炮擊日軍。

日軍在下午得悉楊慕琦決定投降,故此停止對赤柱的進攻。25日傍晚,莫德庇與日軍參謀長阿部芳光在聖保祿醫院會面討論投降事宜時,阿部芳光特別提到在赤柱的英軍尚未停火,問莫德庇打算怎麼辦,莫德庇回應稱他與赤柱的東旅因通訊中斷,已失去聯絡,須要另行派士官到赤柱通知在當地的守軍[183]。華里士雖然在25日晚上8時,從日軍派出的英軍戰俘中收到港督已決定投降的消息,但他認為該消息並不可信;要到26日凌晨2時30分,華里士的副官將米杜息士營營長的投降手令帶回,華里士確認消息後,東旅才停火投降並交出武器,香港保衛戰的戰事方告結束[186]

海上突圍行動[编辑]

在香港即將投降時,中華民國駐香港代表陳策與部下及少量英軍官兵,使用魚雷艇成功突破日軍海空封鎖,再經陸路逃到中國廣東惠州。圖為陳策(在中央以三角巾包紮左臂者)與英方人員在抵達惠州後的合照。

皇家海軍在12月22日將殘存的五艘魚雷艇停泊在鴨脷洲的隱蔽位置,預備供滯留在香港的中華民國駐港代表陳策及掌控重要機密的英國軍情人員突圍之用[187],避免他們被俘後遭受日軍嚴刑拷問逼供。陳策於25日下午獲總督楊慕琦電告即將投降後,便與其部下及英軍官兵,在香港仔乘機動小艇前往鴨脷洲,但其機動小艇在途中卻被攻佔深灣的日軍發現及開火掃射,艇上多人傷亡,陳策亦左手受傷,並被迫與隨行人員棄艇逃生,本已失去左腳的陳策僅能以單手單腳游往鴨脷洲,登岸後便不支暈倒,幸得英軍士兵發現。陳策獲救後便與英方軍情人員,及決定跟隨陳策突圍的英軍官兵,合共70餘人在鴨脷洲分別登上五艘魚雷艇嘗試循海路突圍[188],但艇隊駛至藍塘海峽以東的水域時,便被日本海軍的樅級驅逐艦栂號及鴻型水雷艇鵲號發現,由於雙方火力差距甚遠,陳策於是指示魚雷艇隊一字排開,高速迎向日艦裝作將要發動魚雷攻擊,日艦見魚雷艇隊來勢洶洶便上當及採取規避動作,艇隊因此擺脫了日艦截擊[189],最後於26日凌晨在大鵬半島的南澳靠岸。為免行踪暴露,陳策與部下及英方人員在登岸後便立即將魚雷艇鑿沉,再徒步115公里,於29日逃到中國廣東惠州仍由國民政府控制的地區,英方人員之後獲安排經雲南英屬緬甸英屬印度返回英國。

後續及紀念[编辑]

香港戰役在12月26日結束後[190],日軍於12月28日先後在九龍及香港島舉行隆重的香港入城式。28日早上,在日本陸軍第23軍司令酒井隆中將及日本海軍第二遣支艦隊司令長官新見政一中將的主持下,日軍先在九龍界限街彌敦道等地舉行巡遊,然後在中午乘坐軍艦橫渡維多利亞港往香港島,在太古船塢登岸,兩人在乘車往跑馬地掃桿埔期間,沿途檢閱海軍、陸軍及海軍陸戰隊。之後轉往銅鑼灣東角,酒井隆及新見政一策騎軍馬,率領超過二千名日軍舉行勝利巡遊,途經軒尼詩道德輔道中往上環,並沿途向手持日本軍旗軍刀列隊的日軍士兵敬禮,第38師團團長佐野忠義中將在巡遊終點恭候,此時日軍40架飛機由東向西飛越香港島上空,並撒下日軍宣傳單張[191]

隨著日本軍政府成立,香港進入「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夏愨少將在8月30日率領皇家海軍太平洋分遣艦隊光復香港為止。投降的守軍士兵被分別羈押在赤柱拘留營北角戰俘營馬頭涌戰俘營深水埗戰俘營亞皆老街集中營等地的戰俘營[192],戰俘在被羈押期間不但長期缺乏足夠食物,而且經常受到日軍虐待,有不少戰俘挨不到香港重光前便死去[193],當中有數以千計的戰俘被轉移到日本等地當苦工,日軍押送戰俘到日本期間發生的里斯本丸號事件便有超過800名戰俘死亡。雖然第23軍司令部在開戰前打算在香港建立文明形象,意圖美化侵略,弱化中國抗日力量,並推廣大日本帝國所提倡之「大東亞共榮圈」,曾提示旗下憲兵不要苛待華人及虐待民眾,以免有損日本軍隊及中國汪精衛政府的形象[81]。然而,日軍部分士兵軍紀不良,亦有軍官濫用權力及縱容士兵,到日佔時期中後期換入到香港的駐軍紀律更差,經常濫打濫捕。香港日佔時期有大量戰俘及平民遭到虐待,更有憲兵在警署內將多名市民折磨至死[194],構成戰爭罪行[195],當中有部分日軍戰犯於戰後被法庭定罪。

香港在太平洋戰爭的餘下時間未有再發生大型戰事,但為了削弱日軍實力,以美軍為首的盟軍自1942年10月起針對香港境內的日軍設施及船艦發動空襲,盟軍的空襲在1944年下半年起加劇,也對平民造成一定程度的死傷,其中以1945年1月的港島北大空襲傷亡最為嚴重。由於日軍強力打壓反抗活動,所以香港的抗日活動轉為地下化進行。其中成功從戰俘營逃脫的香港防衛軍中尉賴廉士,便聯同多名英軍軍官及士兵組建英軍服務團,秘密救助被關押在拘留營的戰俘,又與退守重慶的國民政府及共產黨領導的東江縱隊展開合作,營救落入日本佔領區的盟軍飛行員,並為英軍在華南地區收集日軍情報。在香港總督決定投降之時,英軍軍官俱指示華裔及混血兒士兵脫下英軍軍服並混入民眾,避免一同被日軍所俘,而這批士兵在香港淪陷後有不少都加入英軍服務團繼續為英軍效力[196],更有部分人投身香港志願連跟隨緬甸遠征軍特別部隊英语Chindits參與緬甸戰役與英軍在東南亞參與對抗日本的戰事及情報工作[197]

在歷時18天的戰役中,香港守軍有1,679人陣亡,尚未包括在戰役結束後因傷病而亡的士兵。而在香港守軍中的兩營加拿大軍,有290人戰死,另有264人在戰俘營中身亡[198],到香港增援的1,975名加拿大軍人中有超過四分之一一去不返[199],還有493人受重傷。香港保衛戰中的加拿大軍人傷亡率超過五成,是加拿大軍在二次大戰中傷亡率最高的戰役[38]。在香港保衛戰中陣亡及死於戰俘營的守軍,主要安葬於赤柱軍人墳場西灣國殤紀念墳場及日本橫須賀的英聯邦軍人墳場[200][201]。自香港重光後,位於皇后像廣場旁邊的和平紀念碑香港大會堂紀念花園,每年都有為香港戰時犧牲的軍民舉行悼念活動。

以香港保衛戰為題材的影視作品[编辑]

  • 香港攻略》,於1942年上畫的日軍宣傳電影,惟底片已經失佚。
  • 1941的聖誕》,以香港保衛戰為背景的2018年香港電影。

相關條目[编辑]

香港二戰時期[编辑]

港英二戰軍事單位[编辑]

香港保衛戰悼念場地[编辑]

香港二戰紀念日[编辑]

參考文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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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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