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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蘭革命：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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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6日 (三) 01:34的版本

伊朗伊斯兰革命
德黑兰的大规模游行
日期1978年1月7日 – 1979年2月11日
（1年1个月又4天）
地點
伊朗
起因
目標推翻巴列维王朝的统治
方法
結果
衝突方
反对派组织：
領導人物
  1. ^ 摄政委员会在1979年1月22日解散，主席辞职。
  2. ^ 伊朗军方在1979年2月11日宣布中立，不再效忠皇室。
  3. ^ 临时政府总理。
  4. ^ 革命委员会主席。
共和主义
核心概念
流派
共和制的类型
重要思想家
历史
各国
相关主题
政治主题

伊朗伊斯蘭革命（又稱1979年革命[參 1][參 2]；波斯語：انقلاب اسلامی‎，羅馬化：Enghelābe Eslāmi）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在伊朗帝国发生的政变，末代沙阿（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領導的伊朗君主制政體被推翻，白色革命结束，大阿亞圖拉（革命領袖）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从法国返回伊朗并建立了以什叶派为核心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由于不滿沙阿的施政和石油危机引發的經濟問題，伊朗民众自1978年1月發起反對伊朗君主體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參 3]；同年8月至12月，罷工及示威活動癱瘓了整個國家。1979年1月中旬，沙阿被迫流亡海外，在兩星期後，在外流亡了15年的霍梅尼回到德黑蘭，受到數百萬伊朗人的歡迎[1]。在不久後的2月11日，政府軍陷入癱瘓並宣佈保持政治中立，導致巴列维政权倒台[2][3]。經過了全國公投後，伊朗在1979年4月1日成為伊斯蘭共和國[4]，並通過了新宪法《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為全国的最高領袖[5]。

由於沙阿政權憑著石油出口賺取的巨額利潤和龐大軍事力量已平穩統治了伊朗數十年，並深得強國的支持，這次突如其來的革命令外界始料不及。美國在事先預期沙阿能承受這場政治風波，國防情報局甚至展望沙阿可以在接下來的十年繼續執政[6]。伊斯蘭革命徹底改變了伊朗的政治體制，把一個親西方、世俗的君主專制國家變成一個宗教色彩濃厚的伊斯蘭政教合一國家，對其後的伊朗政治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它亦間接引發了兩伊戰爭、人質危機等事件[7][8]。

背景

1979年德黑蘭阿扎迪塔广场的示威者

這場革命由什葉派教士主導，什葉派自薩非王朝在1501年統治波斯後成為國教。薩非王朝的統治者軟硬兼施，把境內大多數穆斯林都轉化成什葉派信徒，使什葉派教士成為民眾日常宗教生活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9]。在薩非王朝滅亡後，什葉派被迫與政治分家，但其支派烏蘇勒派卻復興了什葉派的法學，使教士能獨立於政治樹立宗教權威。到十九世紀，這些宗教知識分子的權勢在弱勢的卡扎爾王朝下更加突出，奠定了他們在日後改變政治格局的資本[10]。

民族主義抬頭

此外，現代國家紛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國家在管理國民生活和出售經濟資源方面扮演了新的角色，促使具各種政治運動向國家及外力提出不同的訴求，當中包括民族主義運動[11]。現代的伊朗在二十世紀初波斯立憲革命後成形，但其源頭可追溯至十九世紀與西方的接觸，特別是接連兩次被俄國擊敗，簽訂喪權辱國的土庫曼恰伊條約，接著卡扎爾王朝的多番改革失敗及經濟上讓利予外國使民族主義萌芽[12]。

煙草在當時的伊朗是一種甚受不同階級的民眾歡迎的商品，而且生產煙草帶來的經濟效益惠及商人、地主等不同的經濟圈子，但波斯在1890年把煙草生產和銷售的特許權批給一位英國人。由於商人憂慮失去經濟利益，他們發起示威，宗教領袖及不滿政治現狀的人們也加入，事件被稱為煙草抗議，作為伊斯蘭教士的阿訇在當中發揮了影響力，他們頒佈伊斯蘭教令，杯葛煙草產品，最終迫使政府中止了出讓特許權[13][14][15]。煙草抗議被形容為伊朗「第一個真正的民族主義運動」，促使「民族覺醒」[16]。自此，什葉派宗教領袖開始在伊朗各種社會運動嶄露頭角，開創伊朗伊斯蘭教參與國家事務的歷史先河，為日後干預政治提供了正當理由[17]。

列強在隨後加緊了對伊朗的殖民掠奪，英國、俄國、法國等國家在伊朗獲得租讓權，政府在伊朗民眾的眼中成為殖民勢力的代理人。隨著米爾扎‧馬爾庫姆汗（Mirza Malkam Khan）及賈邁勒丁·阿富汗尼等西化及宗教知識分子的宣傳，伊朗的民族意識逐漸覺醒。民眾在1905年發動示威，要求實行改革，是為伊朗立憲革命，國王穆扎法爾丁沙阿在1906年通過了國家的首部憲法，建立了議會制度。不過﹐繼位波斯國王的穆罕默德·阿里沙阿在英俄的支持下發動政變，議會遭到解散。立憲革命以失敗告終，但透過控訴卡扎爾王朝勾結外國勢力，伊朗民族主義找到了新的定位[18]。

禮薩汗的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波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免受外國佔領。在權力真空的情況下，波斯哥薩克旅指揮官禮薩汗自立為沙阿，建立巴列維王朝統治波斯。他落實了全面的世俗化、現代化改革，打壓宗教勢力、地主、部落領袖及少數民族，把國名更改為伊朗，並鞏固君權[19][20][21]。

禮薩汗的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中產階級和民族主義者的部分要求得到滿足，但漠視了貧農、部落和基層民眾，社會撕裂延續，加上他強硬地打壓反對派造成民怨和專制的統治使他在後期失去支持[22]。為了抵制蘇聯和英國的影響力，禮薩汗尋求第三勢力介入，於是與德國交好，但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蘇以此為由入侵伊朗，並廢黜禮薩汗[23]。

1953年政變

禮薩汗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在1941年繼承王位，並延續父親的政策，銳意把伊朗打造成現代化的地域強國，他為此而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24]。穆罕默德·禮薩統治初期的政治氛圍較開明，伊朗人開始關注英國透過英伊石油公司把持伊朗的石油產業[25]。

在公眾的施壓下，穆罕默德·禮薩任命改革派民族陣線的穆罕默德·摩薩台擔任總理，並啟動國有化英伊石油公司。不甘利益受損的英國政府糾同美國鼓動穆罕默德·禮薩罷免摩薩台，他事敗逃離國家，但英美最終成功策動政變，推翻摩薩台政府[26][27][28]。史學家葉爾萬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指這場政變是伊斯蘭革命的根源所在，摩薩台的倒台及穆罕默德·禮薩的復位都是依靠外力，削弱了政權的正當性[29]。

白色革命

在回國重新掌權後，穆罕默德·禮薩為了挽回民意而推行白色革命，聚焦土地改革、建立分紅制、國有企業私有化、擴大藍領工人在選舉制度裡的持份，又致力提高農民的識字率[30]。白色革命大幅改變了伊朗的社會結構，封建土地制度下持有特權的地主日漸式微，相反隨著城巿化和工業化的發展，資產階級和工人群體日漸壯大[31]。另外，伊朗的經濟得到高速發展，每年石油收入激增至1973年的超過200億，躍居世界第二大石油輸出國[32]。

可是，他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並沒有結合與之相配的政治改革。新總理法茲盧拉·扎赫迪清剿摩薩台的餘黨，又鎮壓共產主義的伊朗人民黨，逮捕和處死了許多人[33]。穆罕默德·禮薩又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及摩薩德的協助下設立情報機關薩瓦克，薩瓦克滲透到政治機關、大學等各個角落，以嚴刑拷打及暴力的手段鎮壓異己[34]。白色革命亦不受什葉派教士的歡迎，許多什葉派教士本身是地主，而且他們又認為它的土地改革會侵害他們的宗教資產，他們又反對婦女獲得投票權，其中什葉派學者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的抨擊最受觸目[35][36]。

霍梅尼的理念

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

在1902年出生於霍梅恩的魯霍拉·穆薩維·霍梅尼自小熟習什葉派的學問，後來轉到聖城庫姆深造，至1927年成為穆智台哈德（伊斯蘭教法學家）[37]。他在1942年的著作《秘示》（Kashf ul Asrar）裡主張伊斯蘭法學家應有權監督議會立法和君王，把法學家的裁決權力擴展至政治層面上的管治權，又批判世俗主義及禮薩汗，稱他為「目不識丁的軍人」[38][39]。受到他的導師阿卜杜勒-卡里姆‧哈埃里‧亞茲迪（Abdul-Karim Haeri Yazdi）及大阿亞圖拉侯賽因·布魯傑迪（Hossein Borujerdi）的影響，霍梅尼在這段時期沒有積極參與政治活動[40][41]。

在布魯傑迪於1961逝世後，霍梅尼開始發聲。他抨擊政府腐敗、選舉舞幣及打壓傳媒和政黨，又指責政權忽視工商農民的經濟訴求、破壞國家的伊斯蘭信仰及出賣國家利益予外國[42]。他稱「如果伊朗政府不切斷與以色列的關係，教士會反抗」，又反對世俗的民族主義分子，指「西方的科技發展和共產主義者的宣傳敗壞年輕人，伊朗人別無選擇，惟有加強人民的信仰」[43]。在白色革命期間作為唯一一位公開批評沙阿的教士，霍梅尼成為反對派領袖[44]。

在申訴和調解不果的情況下，霍梅尼呼籲杯葛白色革命的公投，引起沙阿的指責[45]。沙阿與教士之間的分歧越演越烈，霍梅尼的支持者在公投的三天前發動示威，接下來的數天都持續動蕩[46]。隨著德黑蘭、庫姆等城巿的局勢越來越不穩，沙阿政府逮捕了許多教士[47]。霍梅尼隨後因再次批評沙阿而被捕及驅逐出境，他輾轉到過土耳其、伊拉克及巴黎，期間反思了自己的傳統觀點，吸納謝赫·法茲盧拉·努里（Sheikh Fazlollah Noori）在立憲革命時提出的「法基赫的監護」（教法學家的監護）思想，構思其伊斯蘭政策的「烏托邦」願景，從要求教士監督施政改為尋求教士直接管治[48][49]。霍梅尼把他的理念都寫在《伊斯蘭政府:法學家的統治》一書裡，通過他的學生在伊朗國內傳播這些思想[50]。

革命力量的形成

隨著霍梅尼的宣傳與越來越多人不滿沙阿，反對派的勢力漸趨龐大。霍梅尼把伊斯蘭革命塑造成解決社會不公的手段，爭取工人和貧民的支持，突顯出與沙阿注重「奢華排場」罔顧民生的做法不同[51]。傳統商賈支持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巿場。儘管因巴列維王朝時期的巿場私人化和經濟增長而得益，他們痛恨政府的經濟改革政策，特別是嚴格的物價調控措施會影響他們的利潤[52]。在霍梅尼的幫助下，傳統商賈建立了聯盟，它很快便成為全國地下政治組織，宣揚霍梅尼的政治理念和為他籌集資金[53]。

伊朗國內外的學生在二戰後的各個社會運動扮演著重要角色。大批在外國留學的伊朗學生十分關心政治，他們成立了伊朗學生聯合會等組織，這些組織是國外主要的反沙阿陣營宣傳機器，定期組織反沙阿的示威，霍梅尼的盟友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易卜拉欣·亞茲迪（Ebrahim Yazdi）及薩迪克·戈特布扎德（Sadegh Ghotbzadeh）都曾經參與過這些學生政治活動[54][55]。國內的學生運動也孕育了許多革命領袖，伊朗的大學經常是舉辦反政府示威和罷工的場所，激進的伊朗人民敢死游擊隊組織及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都是由學生成立[55][56]。

其他反對派還包括左翼、民族主義及民主主義政黨和組織。伊朗人民黨的目的是要建立民主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他們對霍梅尼等「開明教士」表示讚賞[57]。民族陣線在1953年被取締後經歷了數次改組和分裂，部分繼續尋求建立世俗、民主的伊朗，部分則試圖與霍梅尼等教士建立合作關係[58]。

序幕

1960年代的伊朗正值經濟高速發展期，沙阿提高石油產量，為國家營造更多的收入。政府的計劃是透過精英設立工廠、公司及農業綜合企業，讓這些財富「涓流而下」惠及平民，但事實上這些財富被截留在頂層，擴大了貧富差距。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到1970年代前後，伊朗是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59]。此外，石油價格上漲引發了嚴重的通漲和失業問題，許多因城巿化而失去了土地的農民找不到工作[60][61]。可是，穆罕默德·禮薩仍然維持奢華的生活方式，有時會不惜在一天內花費過百萬土曼，又會破費地在一年內多次出訪多國[62]。人們積壓下來的種種不滿和接下來的一連串事件，最終導致伊斯蘭革命的爆發。

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

為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發行的紀念硬幣

雖然沙阿致力把國家現代化，但他在君權上卻走了老路，試圖把他的統治與古波斯連上關係[63]。他決定要1971年於在古波斯的首府波斯波利斯舉行盛大的波斯帝國成立2500周年慶典，改寫歷史，把自己的統治塑造成是繼承古波斯國王，貶低伊斯蘭教的角色[64]。

他廣邀外國貴賓出席，並在當地興建豪華的臨時住所，提供高級的法國餐點，估計耗資高達200至300萬美元，廣招國內外的批評[65][66]。普遍伊朗人都認為慶典浮誇，甚至是腐敗之舉[67]。文學家賈拉勒·艾哈邁德（Jalal Al-e-Ahmad）炮轟伊朗偽善，漠視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和國家過度依賴外資，反而讚頌其君主政體的傳統[68]。霍梅尼等批評者更聲言「任何組織和參加慶典的人都背叛了伊斯蘭教和伊朗民族」[69]。

皇后法拉赫·巴列維在她的回憶錄裡指出，穆罕默德·禮薩對這些反對聲音不以為然，並提到事件是如何導向伊斯蘭革命：

1973年石油危機

由於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在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裡支持以色列，石油輸出國組織的阿拉伯國家對這些國家實施石油禁運，導致油價急升四倍，引發第一次石油危機[71]。未有跟隨實施禁運的伊朗獲得龐大的收入，以便沙阿實施現代化的改革。沙阿的石油和經濟政策除了招致宗教領袖及民族主義者批評襄助帝國主義，亦造成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漲[72]。伊朗作家薩塔雷·法爾曼法瑪揚（Sattareh Farmanfarmaian）提到石油危機對民眾的影響，她稱「沒有人能追上通脹……他們得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但他們卻想要任何東西。他們慍怒而且煩惱，羨妒不安，覺得他們得不到應有的東西。」[73]

此外，沙阿的家族成為石油出口的最大獲益者，而且國家收入與沙阿家族收入的界線變得模糊，使許多伊朗人都感到憤怒。至1976年，沙阿通過石油所得的收入累計達10億美元，其家族基金控制約30億美元及超過200家公司，遭指控貪腐及私相授受[74]。

伊朗復興黨

沙阿在1957年仿效美國的兩黨制，授權成立兩個政黨，它們分別是代表保守派的民族主義者黨及代表自由主義的民眾黨。實際上，兩個政黨都忠於沙阿, 被嘲諷是「點頭派」和「哈腰派」，並非協助政權發展民主政府的第一步，而是掩人耳目，令許多政治敏感的伊朗人不滿[75]。儘管如此，那時的民眾可以自由加入兩黨及其他少數黨派，這些政黨有時會就經濟、社會等民生問題展開有重要意義的討論[76]。

可是，他在1975年宣佈成立復興黨，解散其他政黨，此舉的目的是為了成立一個「代表社會各階層和所有思想」的一黨組織，作為一個「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基地，激發改革所需的公民意識」[77]。沙阿又稱所有愛國的伊朗都必須加入這個新政黨，拒絕加入者必然是心繫人民黨及反對政權，這些「叛國者」都必須入獄或立即離國[78]。史學家阿巴斯·米拉尼（Abbas Milani）指出，復興黨的主要擁護者是碌碌無能的斯大林主義者，但即使是表面上對沙阿唯唯諾諾的復興黨秘書長阿米爾-阿巴斯·胡韋達在私下都對這個主意予以嘲諷[79]。

復興黨的成立引發了嚴重的後果，意味著國家開始進場干預傳統的中產階層和教士。復興黨解散了一直享有一定程度自治的商會，逼迫市集商人參加他們取而代之的商會。沙阿認為市集「不雅暴露」、「過時」及「狂熱」，他透過復興黨採取高壓政策，取締「蚤蟲橫行的市集」，又為了對抗通脹而控制商品的物價，組建巡察隊「無情地打擊市場牟利者、騙徒、囤積居奇者及失德資本家」[80]。宗教領袖亦飽受復興黨的攻擊，在伊斯蘭教裡被尊稱為穆拉的知識分子被指是「中世紀的黑暗反動分子」，崇稱沙阿為「精神領袖」[81]。這些舉動都使原本立場溫和的伊斯蘭教學者轉而公開反對沙阿政權，他在後來亦承認「成立這個政黨是錯誤」[82][83]。

修改曆法

為了慶祝巴列維王朝統治50年，穆罕默德·禮薩在1976年引入皇曆﹐取代以先知穆罕默德由麥加出走至麥地那的公元622年為始的伊斯蘭曆，改為以居魯士二世在公元前約560年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為元年[84]。穆斯林不滿巴列維摒棄伊斯蘭價值，美化居魯士二世，因為居魯士二世的統治早於伊斯蘭教出現，被伊斯蘭教法稱為「愚昧時代」[85][86]。霍梅尼頒佈教令，禁用皇曆，他批評這是沙阿「在他的統治下做過最糟糕的事情，玩弄真主先知的尊嚴更甚於屠戮」[86]。世俗的反對派也擔憂沙阿的妄自尊大已進入一個新階段，專制統治變本加厲[87]。由於大多數伊朗人都不用皇曆，沙阿在兩年後便予以廢止，重用伊斯蘭曆[84]。

人權問題

外界開始關注伊朗政府打壓社會活動和反對派的情況，特別是薩瓦克對政敵的嚴刑拷打及處決。人權組織大赦國際在1975年詳細報導伊朗政治犯的處境，並稱「世界上沒有人權紀錄比伊朗更差的國家」。國際法律家委員會則在翌年指政府實施「系統性的嚴刑逼供」、「侵犯公民基本權利」。國際人權聯盟發公開信呼籲沙阿「改善伊朗惡劣的人權狀況」[88]。

身在海外的伊朗人亦通過組織各種活動，表達他們對沙阿專制統治的不滿。伊朗學生聯合會及伊斯蘭學生協會在外國的大學派發宣傳物品、組織抗議靜坐、佔領伊朗領事館等活動，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聲音[89]。歐美報章報導薩瓦克對付海外的異見人士，並指批評政府的左翼人士、穆斯林及中產階級都成為他們的目標[90][91]。美國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亦關注到伊朗侵犯人權的行為，呼籲美國要與沙阿保持距離[92]。

吉米·卡特在1976年競選美國總統時批評伊朗的人權狀況，並承諾當選後會著手處理，這促使一直與西方保持密切關係的沙阿進行政治改革[93]。他釋放了數百名政治犯，允許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探訪監獄，並改革軍事法庭的審訊程序，放寬對傳媒的審查，但這些措施未能平息反對派，反而被他們認為象徵沙阿軟弱[94]。卡特對人權政策的強調亦鼓舞了反對派採取行動，伊朗自由運動的領導人邁赫迪·巴扎爾甘（Mehdi Bazargan）稱「我們不相信沙阿的開明政策，但卡特的人權宣揚燃起了人們的希望，大大激發了革命熱情」[95]。

革命爆發

到1977年5月，反對派的聲音變得更高亢和尖銳。有54位律師發表聲明，抗議政府修例削弱最高法院的權力，而民族陣線領導人卡里姆·桑賈比（Karim Sanjabi）、沙普爾·巴赫蒂亞爾及達里烏什·福魯哈爾（Dariush Forouhar）則呼籲結束沙阿統治及重歸1906年憲法[96]。受到政權放寬打壓的刺激，許多本已沉寂的社會和政治組織重新活躍起來。除了民族陣線，一批文人復組已遭取締的作家協會，他們舉行公開的詩書會，讓詩人和作家朗讀他們的著作，用不同的意識形態角度表達反對政府的聲音[97]。巴扎爾甘亦重建了伊朗自由運動，而轉為地下活動的人民黨也激活了他們在德黑蘭、阿巴丹和拉什特的秘密行動小組，印發黨刊[98][99]。受到嚴打的左翼武裝組織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改變策略，加強滲透校園，而另一個投向馬列主義的游擊組織工人階級解放鬥爭組織（Peykar）則深化工人運動，伺機起事[100]。

同年6月及10月，把社會理論與伊斯蘭教結合的革命家阿里·沙里亞蒂及霍梅尼的兒子穆斯塔法因不明原因逝世，許多人都歸咎是薩瓦克所為[101][102]。後來據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所說﹐事件激發霍梅尼陣營發動反沙阿示威，世俗反對派有機會展示他們與教士的團結。這是反對派的一個轉捩點，促使什葉派穆斯林成為革命運動的主導[103]。

11月，警方驅散作家協會在阿里梅爾大學舉辦的詩書會，超過10000名學生和參加者衝到街上，高呼反政府口號。他們與警方發生衝突，造成一名學生死亡及數十人受傷，約100人被捕，引發學生的大規模罷課，導致伊朗的主要大學停課[104]。

《消息報》社論與庫姆事件

美國總統卡特與伊朗沙阿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

美國總統卡特在1977年12月訪問伊朗，稱讚沙阿是「一位睿智的政治家」，「深受人民喜愛」，又稱伊朗「在全球動亂頻仍的一個地區裡是一座穩定的孤島」[105]。霍梅尼等反對派批評，卡特只關注某些國家的人權，而這些國家對美國沒有任何軍事和戰略利益。反之，沙阿則確信他得到美國的堅定支持，他認為需要對反對派採取較強硬的態度，特別是霍梅尼[106]。

在一星期後的1978年1月7日，德黑蘭日報《消息報》（Ettela'at）發表了一篇中傷霍梅尼和伊斯蘭教士的社論文章，標誌著伊斯蘭革命的開端[107]。文章是在伊朗信息和通信技術部的指示下發表，譴責反對沙阿的伊斯蘭教士，指他們是反動分子，又指控霍梅尼是英國間諜，而且生活揮霍無度[108]。

伊斯蘭宗教領袖認為發表這篇文章是政府策劃針對他們的動作，阿亞圖拉沙里亞特馬達里稱這篇文章「玷污了我們的信仰」，震驚伊朗所有穆斯林[109]。庫姆有大量的穆斯林學生到處走訪，催促宗教領袖表達抗議。他們在街上與警方爆發衝突，要求當局道歉及容許霍梅尼回國，大罵政權是「耶齊德政府」，因為在什葉派穆斯林眼中，第六代哈里發耶齊德一世代表了罪大惡極[110]。

據記者阿米爾·塔赫里（Amir Taheri）報導，示威者在兩天後的1月9日襲擊及縱火焚燒銀行、女校、書店、政府官員寓所及兩家男女可以一起用餐的餐廳，並與警方爆發流血衝突：

警方的數字是六死九傷，但反對派則指有20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111]。沙里亞特馬達里譴責政府，並呼籲民眾在死難者逝世的四十天後罷工，到清真寺參加四十日節（Arbaʽeen）的紀念活動[111][112]。庫姆事件耗盡了異見分子的耐性，引發更多的示威和流血事件，霍梅尼的支持者以捍衛伊斯蘭教為名統合了全國城鄉的伊斯蘭教士，革命自此後便染上了伊斯蘭色彩[113][108]。

四十日節示威

在傳統上，死者逝世後的第四十天會舉辦悼念儀式。2月18日正是庫姆事件死難者的四十日節，伊朗各地民眾響應號召發起大規模的悼念遊行[114]。在大不里士，到清真寺參加儀式的人們發現他們被警察包圍，一名學生被射殺。他們抬著他的遺體上街，高呼「沙阿去死吧」、「霍梅尼萬歲」等口號，襲擊及焚燒銀行、酒館、奢侈品商店、戲院及復興黨的辦公室[115]。這些示威者具有清晰的政治目標，他們攻擊的銀行有皇室背景，又認為這些銀行違背伊斯蘭教禁止高利貸的教條及歧視小商戶，目擊者稱這些銀行失去了所有帳目，但「不失一分一毫」[116]。政府調遣坦克和步兵應對，至少有9人死亡，125至300人受傷，700人被捕[117]。這是伊朗自1963年以來最大的示威，沙阿解除了當地總督及警長的職務[118][119]。

四十天後的3月29日，伊朗55個城市爆發示威，悼念大不里士的死難者，大部分都和平有序，但德黑蘭、伊斯法罕及亞茲德都演變成暴亂[120]。在亞茲德，一位支持霍梅尼的激進教士在他的佈道裡強調忘我的犧牲精神，挑動群眾生事，造成三人死亡[121]。反對派聲稱單是亞茲德便有超過100人被殺，霍梅尼、沙里亞特馬達里等宗教領袖再次呼籲群眾參加隨後的四十日節[116]。

全國各地在5月10日爆發新一輪的四十日節示威，軍隊封鎖了德黑蘭的市集，又發射催淚彈驅散聚集人群。沙阿取消了外訪行程，密切注視局勢發展[122]。在庫姆，警方闖進沙里亞特馬達里的寓所，殺死了兩名學生。當局稱這三輪示威造成22人死亡，反對派則稱250人死亡[123]。

暫時緩和

連場示威出現死傷，使沙阿及立場較溫和的宗教領袖都有意緩和局勢。沙里亞特馬達里呼籲支持者不要再參加四十日節示威，並稱他不在乎沙阿是否執政，只想重建立憲政府[124]。沙阿則採取多管齊下的手段應對危機，一方面以威懾方式打壓反對派，利用薩瓦克及復興黨屬下的復仇地下委員會及抵抗縱隊襲擊他們，包括毆打作家協會的成員、炸毀反對派領袖的辦公室等[125]。

另一方面，他撤回了觸怒商人的反通脹措施，解散檢查物價巡察隊，釋放被指收費過高而被囚的商人，又取消國營市場的計劃[126]。他亦試圖改善與宗教人士的關係，例如就侵入沙里亞特馬達里寓所致歉、重開庫姆的法茲雅神學院，並裁撤薩瓦克領導人內馬圖拉·納西里（Nematollah Nassiri），承諾明年舉行真正公開的選舉[127]。

伊朗總理賈姆希德·阿穆澤加爾

以賈姆希德·阿穆澤加爾（Jamshid Amouzegar）為首的新內閣開始一系列的調整和改革措施，旨在遏制通脹、放緩公共開支、增加房屋供應和改善物資短缺的問題。這些措施包括凍結薪金、新的稅制改革、逃稅查處、減少信貸、打擊土地投機及收緊公共開支，一般都認為是符合公眾利益[128]。他的政策有立竿見影的成效，生活費用指數的上升由1977年的35%劇降至1978年首三季的7%[129]。

這些政策似乎奏效，美國大使館報告在5月末指事件已由過去數個月的每天數宗降至每週三至四宗[130]。6月5日紀念1963年示威15週年的罷工、6月17日各地的示威及6月19日的四十日節都得以和平度過[129][111]。

工人的加入

不過，阿穆澤加爾的經濟收縮政策導致低下階層面臨嚴重的失業，亦限制了年輕人和知識分子的就業機會，專業人士和基層工人對經濟失去信心，加劇了他們的不滿[129][131]。在1977年，建築工人的就業人數達到90萬，佔勞動力的10%，但阿穆澤加爾政府削減了許多建築項目，他們的工資由日薪超過10美元下跌至7美元，部分求變的工人遂聯合中產階級參加革命[參 4][132]。

到7月，大不里士有2000名工人要求加薪及恢復停止發放的新年獎金，並要求改善居住環境。阿巴丹有超過600名清潔工罷工，要求加薪。貝赫沙赫爾則有1500名紡織工人罷工，尋求自由的工會選舉[133]。首次主要由工人參加的大型示威發生在7月22日的馬什哈德，一位死於交通意外的教士在當天舉行喪儀，有約一萬名工人送行。隨後演變成5月以來最嚴重的暴力衝突，導致40人喪生[134][135]。大部分主要城巿在7天舉辦悼念遊行，令多個城巿都爆發暴亂[136]。

8月，伊斯法罕、設拉子及大不里士等地都動蕩不安。其中在伊斯法罕，阿亞圖拉賈拉勒丁·塔赫里（Jalaluddin Taheri）因提出反對政府的言論而被捕，他的部分激進支持者向銀行、戲院及沙阿阿巴斯酒店投擲磚頭，令局勢升溫。示威的規模越來越大，達到一萬人。政府在10日予以鎮壓，實施戒嚴和宵禁，反對派指有數十名示威者被殺[137]。

雷克斯戲院大火

在8月19日下午，位於阿巴丹的雷克斯戲院遭到縱火。由於出入口遭到堵塞，火災造成約370至477人死亡，包括許多婦孺[138][139]。政府和反對派都互相指責是對方所為，儘管戲院在過去的示威裡往往成為穆斯林的攻擊對象，但鑑於當時的氣氛，許多人都認為是薩瓦克為了嫁禍宗教極端分子而為，後來的調查才發現，一個極端的伊斯蘭組織負有重大責任[139]。當時正在上映的電影《鹿》（Gavaznha）被指是批判巴列維王朝，加深了人們的懷疑[140]。當時正值沙阿計劃慶祝母親的生日，因此被指在伊朗舉國慟哭之際，皇室卻歌舞昇平[138]。

翌日爆發了大規模示威，馬什哈德及庫姆分別有2萬及5萬名示威者。在阿巴丹，超過10000人聚集悼念死難者，他們高喊「沙阿去死」、「沙阿必須滾」的口號。儘管凶手被捕，但公眾並不信服，事件令人們對沙阿及其政權的不滿轉變成痛恨[141]。

黑色星期五

為了應對危機，沙阿作出更多的讓步。他任命有宗教背景的賈法爾·謝里夫-埃馬米（Jafar Sharif-Emami）出任總理，取代阿穆澤加爾[129]。沙阿承諾伊朗很快便會是一個「西式民主國家」，除了伊朗人民黨，所有政黨都不會被禁制。政府又釋放了201名政治犯，進一步放寬審查，關閉賭場和夜店[142]。埃馬米又裁撤了一些據指與巴哈伊信仰有聯繫的官員和軍人，政府雇員及軍人獲得大幅加薪。儘管這些措施暫時延緩了一觸即發的形勢，但人們卻認為這是進一步坐實了政權的過失[141]。

埃馬米釋出善意，允計民眾在9月4日開齋節當天在指定地點和平地進行禮拜。可是，德黑蘭的群眾在活動結束後突然自發遊行，參加的人數越來越多，估計達到20萬至50萬人，他們向駐守在路邊的軍人喊道：「兵哥們，為何要殺害你的兄弟們？」這在當時是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顯示革命運動真正受到民眾歡迎，而不僅僅只是獲得社會少數極端分子支持[143]。

在三天後的9月7日，民眾繼續上街示威，而且人數有增無減，氣氛變得嚴肅和激進，當天有示威者提出了新的口號，呼籲建立伊斯蘭共和國[144]。在當晚，沙阿促使政府在德黑蘭及另外11個城市宣佈戒嚴，並實施宵禁。不過，不管是故意違反戒嚴令還是不知道戒嚴的實施，有約5000名示威者在9月8日上街，他們在賈勒廣場與軍警爆發衝突。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負責在德黑蘭實施戒嚴的格拉姆·阿里·奧韋西（Gholam Ali Oveissi）下令軍人向人群開火，造成至少64人死亡，奧韋西稱軍方亦有約30人死亡。當天爆發了數次衝突，合共造成89位示威者喪生，被稱為黑色星期五，含義與1905年俄國革命的血腥星期日相約[142][123]。

黑色星期五令反對派與政府徹底失去和解的機會，有旁觀者稱沙阿與民眾的鴻溝因黑色星期五與阿巴丹的戲院火災而變得不可逾越，支持霍梅尼推翻沙阿的呼聲更高[145][146]。霍梅尼憤怒地稱「約4000名無辜平民被猶太復國主義者所殺」，沙阿在內閣面前落淚，並訓斥了軍方[142][147]。

事件沒有動搖美國對沙阿的支持，美國大使描述「群眾揮動棍棒、投擲石頭攻擊軍隊」，與目擊者的證言不同。美國總統卡特在戴維營致電沙阿，重申對他的支持[148]。

大罷工

黑色星期五的慘劇迫使反對派的活動避免走上街頭，轉而以罷工的手段抗爭。德黑蘭煉油廠工人率先在9月9日罷工，爭取加薪及撤銷戒嚴令，伊斯法罕、設拉子、大不里士、阿巴丹的煉油工人及德黑蘭的水泥匠在數天內相繼響應。9月18日，中央銀行的員工聲稱有177位政要把合共超過20億美元的資金轉移到國外，包括總理埃馬米及奧韋西將軍[149][150]。

單是10月，罷工的次數達到36次，並開始影響經濟[151]。石油產業工人的罷工人數增至37000人，令經濟陷入停頓，伊朗原油產量跌至只有正常水平的三分之一。罷工又蔓延至政府部門、郵政、法院、鐵路、醫院、電台和電視台、學校、中央銀行、巴士公司、酒店及市集，罷工的公務員達100萬人[152]。除了經濟訴求，他們還提出政治主張，要求釋犯政治犯、解散薩瓦克及結束沙阿的專制統治[153]。

沙阿的回應

11月初，學生在德黑蘭大學校園主門與保安部隊爆發衝突，造成多名學生死亡。學生在翌日衝出校園，破壞及縱火焚燒建築物，包括英國大使館，另有17家警局遭游擊隊襲擊[154][155]。此外，加茲溫、阿莫勒、薩南達季等地的示威浪潮持續，促使沙阿要採取措施，以平定局面[156]。

在伊朗政府的施壓及伊拉克政府察覺到什葉派人口受到的影響之下，流亡伊拉克的霍梅尼遭到驅逐。霍梅尼在前往科威特等國不果後於10月6日抵達巴黎，沙阿的此舉不被認為是明智，因為霍梅尼在伊拉克的舉動受到監視和限制，然而來到巴黎後，他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觸傳媒和反對派，宣傳革命意識[157][158]。

到1978年晚夏，許多伊朗人認為反對派的運動推翻沙阿政權已經變得「可行」，助長了更多的支持[159]。10月的大罷工使經濟陷入癱瘓，主要的產業全面停工，這「為沙阿的命運蓋棺論定」[160]。到了秋季，革命已得到廣大且強力的支持，使得那些反革命的人們再也不願意暢所欲言[159]。有來源指出，「革命在1978年11月中旬已取得勝利」[159]。戈拉姆·列扎·爱资哈里（英语：Gholam Reza Azhari）將軍領導的軍政府取代了嘗試與反對派調和的伊朗首相謝里夫-埃馬米（英语：Jafar Sharif-Emami）[161]。

霍梅尼在諾夫勒堡被大批傳媒包圍。

沙阿為了削弱霍梅尼聯絡其支持者的能力，他力勸伊拉克將霍梅尼驅逐出境，伊拉克政府從善如流[162]。霍梅尼在10月3日離開伊拉克，前往科威特，卻被科威特拒絕入境。3日後，他前往巴黎，在諾夫勒堡市郊安頓[163]。霍梅尼雖然已遠離伊朗，但是他在法國可更輕易地使用電話聯繫祖國及接觸國際傳媒。

穆哈蘭姆月示威

12月2日，正值伊斯蘭曆裡的穆哈蘭姆月，超過200萬人聚集在德黑蘭的自由廣場要求罷免沙阿及爭取霍梅尼返國[164]。

德黑蘭的大規模示威。

一周後的12月10日及11日，「總數達600至900萬」的反沙阿示威者在全國各地遊行。據一位史學家所說，「即使撇除誇大的數字，這個數字都是史上最大規模的示威活動」[165]。

高達1%全國人口參與的革命已極少聽聞。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917年的俄國革命及1989年羅馬尼亞革命的參與人數可能超過了全國人口的1%，然而在1978年12月10日及11日，超過全國人口10%的示威者參與了反沙阿的遊行[166]。

1978年末，沙阿正在物色首相人選，又向反對派人物招手，當「在數個月前，他們或許會接納這種任命，視為夢想成真」，但這時「他們卻視之為毫不重要」[167]。在1978年的最後一天，反對派領袖沙普尔·巴赫蒂亞爾接受政府的任命出任首相，他旋即被反對運動逐離[168]。

革命成功及君主政體的失敗

沙阿下台

到12月中旬，沙阿的姿態已降低至「得到准許留在伊朗」，反對派卻斷然拒絕了這個請求。到12月將近結束，「沙阿願意暫時離開伊朗」，但是依然不被反對派接受[169]。1979年1月16日，沙阿與皇后離開伊朗，伊朗舉國一片歡欣，「在數個小時之內，巴列維王朝的象徵悉數被摧毀」[170]。

巴赫蒂亞爾解散了薩瓦克，釋放政治犯，下令軍隊准許群眾集會示威，又承諾會舉行自由選舉，邀請霍梅尼返國，又提請革命分子進入「民族團結」的政府[171]。數天後，巴赫蒂亞爾正式批准霍梅尼返國，邀請他在庫姆創造一個梵蒂岡式的國家，又號召反對派共同維護憲法。

霍梅尼回歸與君主政體的終結

霍梅尼返回伊朗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國航空的波音747包機返回德黑蘭[172]。數百萬人歡迎他的回歸，他在乘搭汽車離開機場後被熱情的人群淹沒[173]，被迫轉乘直升機。霍梅尼不僅成為了革命的必然領袖[174]，他還成為了「半神」般的人物，他所乘坐的飛機降落在機場時，人們都在歡呼「伊瑪目霍梅尼，我們向你致敬，願主賜你平安」[175]。人群又贊頌道「伊斯蘭、伊斯蘭、霍梅尼，我們會追隨你」，甚至出現了「立霍梅尼為王」的口號[176]。

從霍梅尼回國那天起，他便表示強烈反對巴赫蒂亞爾政權，並說「我要挫敗他們」[177]。

霍梅尼在2月4日任命邁赫迪·巴扎爾甘為臨時政府首相，「得到國民支持」[178]。霍梅尼命令伊朗人需要服從巴扎爾甘，行使宗教義務。

霍梅尼政府的勢頭一時無兩，士兵都逐漸投靠霍梅尼一方。在2月9日下午約10時，霍梅尼向不願意投降的軍隊發動聖戰，忠於沙阿的伊朗帝國防衛軍（英语：Imperial Guard (Iran)）與支持霍梅尼的伊朗空軍叛軍霍馬法蘭（英语：Homafaran）爆發衝突[180]，革命分子及叛軍佔據上風，開始接管警局及軍事設施，向公眾發放武器軍備。到2月11日下午2時，非神權臨時政府正式倒台，最高軍事委員會宣稱軍方「對目前的政治爭議保持中立……以防止局勢進一步變得混亂和發生更多的流血事件」[181][182]。革命分子又接管了政府機關、電視台及巴列維王朝的宮殿。

在伊朗每年的2月1日至11日期間都會慶祝「曙光旬（英语：Decade of Fajr）」[183]，2月11日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日」，那一天是伊朗的公眾假期，國內每個城市都會在那一天發起遊行[184]。

霍梅尼的權力鞏固

從1979年至1982年（有說1983年），伊朗正處於「革命危機狀態」，經濟及政府機關均瓦解，軍方及保安部隊無法履行職務。到1982年，霍梅尼及他的支持者粉碎了其他派系，鞏固了權力。伊朗人質危機、伊拉克薩達姆·侯賽因入侵伊朗以及阿伯爾哈桑·巴尼薩德爾就任總統等事件交織出這一段危機與緩和的時期[185]。

革命分子的內部分歧

一些觀察員認為「開始時由眾多反沙阿勢力組成的真誠、反獨裁的群眾革命，不久後卻轉而成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奪權行動」[186]。除了霍梅尼的忠實支持者，反沙阿聯盟認為霍梅尼只打算成為精神領袖，而不是要成為統治者[187]，因為霍梅尼已年過70歲，沒有出任過公職，又在伊朗境外流亡了超過十年，他又曾經說過「宗教領袖不是要去統治別人」[188][189]。

另一種觀點認為霍梅尼「在意識形態、政治及組織領導權上佔了壓倒性的優勢」[190]，而非神權的派系也未有真正對霍梅尼的運動提出挑戰和得到群眾支持[191]。霍梅尼政權的支持者則聲言反對霍梅尼的人就是外國的「第五縱隊」，指控他們試圖推翻伊朗政府[192]。

霍梅尼及他的支持者在革命組織裡實施伊斯蘭共和國所應用的「法基赫的監護」，利用他們的盟友（如伊朗臨時政府的邁赫迪·巴扎爾甘）使霍梅尼成為最高領袖[193][194]，之後逐一把這些對手趕下政治舞台[195]。

革命組織

革命衛隊是最主要的革命組織[196]。

溫和的巴扎爾甘政府安撫中產階級，使他們明顯地沒有足夠的勢力蓋過霍梅尼的革命組織，特別是革命議會（革命國家的「實權」[197]）及後來的伊斯蘭共和黨。雖然霍梅尼同時承認巴扎爾甘政府及革命議會（具有通過法案的權利），但是兩者的權利重疊不可避免地形成衝突[198]。

不過這種衝突只維持了多個月，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官員在1979年11月4日被扣留為人質。巴扎爾甘向霍梅尼請辭，霍梅尼沒有怪責他，並接納了他的請辭，霍梅尼說道「巴扎爾甘先生感到有些疲累……希望可以退出一會兒」，霍梅尼後來又形容他當初任命巴扎爾甘是一個「過失」[199]。

霍梅尼在1979年5月5日成立革命衛隊[200]，以抗衡左翼武裝分子及沙阿的軍事力量。革命衛隊最終成為了「完全的」軍事部隊及「革命最強大的機關」[201][202]。

在革命衛隊之下還有巴斯基（字面解為「動員抵抗力量」）[203]，他們會在緊急時期動員起來攻擊敵對的示威者及報章辦公室[204]。

伊斯蘭共和黨則致力於以法基赫的監護建立神權政府[205]。

革命委員會的數千名成員成為了新政權的耳目，評論家相信他們與「許多姿意的拘捕、死刑及充公財產」有關[206][207]。

伊朗真主党（英语：Hezbollah (Iran)）執行政權的意志，這些「暴徒」襲擊示威者及那些批評霍梅尼的報章辦公室[208]。

霍梅尼以外的派系

在沙阿倒台後，還有兩個主要的政治團體成立起來沖擊支持霍梅尼的派系，這兩個政治團體分別是與阿亞圖拉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有聯繫的穆斯林人民共和黨（英语：Muslim People's Republic Party）及世俗左翼的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他們在後來都被封禁[209][210]。

伊斯蘭共和政府的建立

波斯曆一月公投

在3月30日及31日（波斯曆1月10日及11日），伊朗舉行公投決定是否以「伊斯蘭共和國」取代君主政體，「伊斯蘭共和國」一詞沒有在選票上作出定義。霍梅尼號召了大量人投票[211]，只有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伊朗人民敢死隊組織及多個庫爾德人團體反對該議題，最終結果顯示98.2%的選票是支持票[211]。

制憲

在1979年1月，自由運動發佈為伊斯蘭共和國草擬的憲法，這部憲法的草擬早在霍梅尼仍在外流亡時已開始。憲法草稿提到一個可以否決非伊斯蘭法規的憲法監護法庭，但並沒有提到監護法官統治者[212]。左翼分子認為這部憲法草稿過於保守，需要作出重大變更，但霍梅尼則認為這是「恰當」的[213]。為了讓憲法得到通過及防止左翼分子的修改，由73人組成的憲法第一專家會議在夏季被選舉出來。評論家認為這是「造票、侵犯敵對候選人及傳播錯誤信息」以「創造一個由忠於霍梅尼的教士所造成、具有絕對支配地位的會議」[214]。

不過，儘管霍梅尼認為憲法妥當，霍梅尼及第一專家會議反而否決了憲法，霍梅尼宣稱政府必須完全基於伊斯蘭教[215]。

除了伊朗總統，新憲法刻意為霍梅尼設立了更具權力的監護法官統治者[216]，這個職位可以控制軍事保安部門，又有權任命多個重要的政府及司法官員。新憲法又增加了憲法監督委員會的人數和權力，使之可管理選舉[217]，甚至是立法機關通過的法律。

據說，新憲法也在公投壓倒性地得到通過，但是這一次受到較多反對，投票人數亦較少[註 1][218]。

人質危機

主条目：伊朗人質危機

脅持52名美國外交官員超過一年的事件有助於憲法的通過、抑制溫和派及激化革命。1979年10月，流亡在外的沙阿病危，美國准許他入境接受治療。伊朗隨即強烈抗議，霍梅尼和左翼分子均要求將沙阿引渡回國受審及行刑。1979年11月4日，一群自稱為伊瑪目的門徒（英语：Muslim Student Followers of the Imam's Line）的年輕伊斯蘭分子侵入大使館扣押大使館職員，這使革命派回想起26年前當沙阿逃往海外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英國特工策劃政變推翻沙阿的民族主義競爭對手。

脅持人質事件深得人心，即使在沙阿病逝後事件依然持續了多個月。霍梅尼向未來的總統阿伯爾哈桑·巴尼薩德爾解釋道：

在得到公眾注意下，伊瑪目的門徒（英语：Muslim Student Followers of the Imam's Line）發佈了美國外使或「特務」的文件，顯示溫和派的伊朗領導人曾與美國官員會面[220]。巴扎爾甘和他的政府都成為了人質危機的輸家，他們已在11月請辭，無法下令釋放人質[221]。

營救人質的失敗也使霍梅尼的威望與日俱增，使人相信這是真主從中介入[222]。

兩伊戰爭

主条目：兩伊戰爭

在1980年9月，奉行泛阿拉伯主义及遜尼派當道的薩達姆·侯賽因政權在鄰近的伊拉克乘伊朗革命內亂而入侵，企圖扼殺還在襁褓當中的革命。伊朗「受到刺激」[223]，伊朗人與他們的新政府團結起來阻止伊拉克入侵，後來更逆轉了伊拉克的進攻。至1982年初，伊朗幾乎完全收復所有伊拉克侵佔的領土[224]。

如同人質危機那樣，兩伊戰爭為政權提供了激發革命熱情和鞏固革命派的機會[225]。雖然兩伊戰爭造成了龐大的經濟損失和破壞，但戰爭「復原了民族團結及伊斯蘭革命的動力」、「抑制了難以應付的爭論和糾紛」[226]。

壓制反對派

在3月初，霍梅尼聲言「別用『民主』一詞，那是西方模式」，這使支持民主政體的自由主義者感到失望[227]。

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在1979年8月被取締，臨時政府在11月也被削奪權力。穆斯林人民共和黨（英语：Muslim People's Republic Party）在1980年1月也被取締，而伊朗人民聖戰組織的游擊隊在2月受到襲擊。1980年3月，大學裡開始進行肅清，身為左翼伊斯蘭分子的總統阿伯爾哈桑·巴尼薩德爾在1981年6月受到彈劾[228]。

關閉報社

在憲法起草大會選舉不久後的8月中，數十家反對霍梅尼所主張由教法學家進行神權統治的報章雜誌被查封[229][230]。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隨即發起示威，霍梅尼憤怒地貶斥他們，稱「我們還以為我們在跟人類來往，原來事實不是這樣」[231]。

伊朗真主党（英语：Hezbollah (Iran)）襲擊示威者，數百人被「石頭、棍棒、鐵鍊、鐵棒」所傷[230]。不久後，政府發出逮捕令拘捕民族民主阵线（英语：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Iran)）的領袖[232]。

穆斯林人民共和黨

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

12月，那些支持民主政治而非神權統治的伊朗人都把希望寄託在溫和的伊斯蘭政黨穆斯林人民共和黨（英语：Muslim People's Republic Party）及其精神領袖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233]。沙里亞特馬達里的家鄉發生了暴亂，穆斯林人民共和黨的成員和沙里亞特馬達里的支持者佔據了大不里士的電視台，並以此「散播他們的要求和不滿」。政權迅速作出反應，派遣了革命衛隊奪回電視台，活躍分子策動了支持霍梅尼的大型集會[234]。穆斯林人民共和黨最終被禁制[233]，穆罕默德·卡齊姆·沙里亞特馬達里在1982年被貶職，不再是大阿亞圖拉，許多他的支持者也被肅清[235]。

伊斯蘭左翼

阿伯爾哈桑·巴尼薩德爾在1980年1月當選為伊朗總統，他是一名左翼分子，與霍梅尼的盟友、控制了議會的伊斯蘭共和黨對立[236]。

1958年的巴尼薩德爾

與此同時，霍梅尼昔日的革命盟友、伊斯蘭現代主義游擊隊伊朗人民聖戰組織被霍梅尼的革命組織鉗制。霍梅尼抨擊伊朗人民聖戰組織是偽信者（穆納菲格）和無信仰者（卡菲爾）[237]。真主黨攻擊人民聖戰者組織的聚會地點、書店及報攤，迫使左翼分子轉而成為地下組織[238]。作為文化革命（英语：Iranian Cultural Revolution）的一部分，大學被關閉以清洗神權政治的反對者。20000名教師及8000名軍官因為被認為是過於「西方化」而被解雇[239]。

至1981年中，事情發展至緊急關頭，霍梅尼試圖使巴尼薩德爾與伊斯蘭共和黨和解的努力失敗[240]，巴尼薩德爾成為了對神權政治「抱有懷疑或持不同政見者」的號召人物，包括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241]。

民族陣線的領導人在1981年6月發起示威，支持巴尼薩德爾。霍梅尼恐嚇他們的領導人，指「如果他們不悔過的話」[242]，他們會因叛教而被判處死刑。自由运动（英语：Freedom Movement of Iran）的領導人被迫在公眾廣播上為支持民族陣線而道歉。那些參與集會的領導人被真主黨及革命衛隊恐嚇而被迫保持沉默[243]。

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以恐怖活動報復伊斯蘭共和黨。在1981年6月28日，伊斯蘭共和黨辦公室發生炸彈爆炸，導致大約70名高級官員、內閣成員及議員喪生，當中包括伊斯蘭共和黨的秘書長、伊斯蘭共和國司法機關的首長穆罕默德·貝赫什提（英语：Mohammad Beheshti）。政府逮捕了數千人，數百人遭到處決[244]。縱使發生了暴力事件和其他的暗殺事件，發起大型起義及武裝反抗霍梅尼的希望都被粉碎[205]。

伊朗人民聖戰者組織的炸彈襲擊不是唯一針對霍梅尼政權的暴力事件。在1979年5月，福爾剛集團（英语：Forqan Group）暗殺了霍梅尼的副官莫爾塔禮·穆塔哈里（英语：Morteza Motahhari）[245]。馬克思主義者的游擊隊和支持聯邦制的團體在一些地區策動叛亂，包括胡齊斯坦省、庫爾德斯坦及卡布斯拱北（英语：Gonbad-e Qabus），導致他們與革命武裝交火。這些叛亂在1979年4月伊始，根據地區的不同而持續了數個月至數年不等。

傷亡

在示威和革命活動當中喪生的人數在3000至60000人之間。阿亞圖拉霍梅尼稱「60000名男子、婦女及兒童被沙阿政權殺害」[246][247]，殉道者基金会（英语：Foundation of Martyrs and Veterans Affairs）的一名研究員所做的預計指出1978年及1979年示威者與沙阿軍隊和保安部隊的衝突中有2781人喪生[246][248]。如果這是確實的數字，伊朗伊斯蘭革命對比其他當代的同類事件顯著地有較少的傷亡數字，如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249]。

革命結束後，人權組織估計伊斯蘭政權反對者的遇害人數及囚犯多達數千人。舊政權的成員首先被處決，當中包括一些資深的將領及超過200名沙阿的文職官員[250]，以防止政變及以示懲戒。革命派法官薩迪克·哈勒哈利（英语：Sadegh Khalkhali）負責進行簡短的審判，審判當中沒有辯護律師及陪審團，缺乏透明度，被告沒有機會自辯[251]。到1980年1月，「至少有582人被處決」[252]，包括伊朗前首相阿米爾阿巴斯·胡韋達，而在1980年1月至1981年6月期間，至少有900人在巴尼薩德爾被彈劾時遭到處決，罪名包羅萬有，包括藏毒、性侵犯、腐敗、密謀反革命、充當以色列間諜及加入反對組織[253]。在一年後，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2946宗處決，據伊朗人民聖戰組織所說，有數千人在接下來的兩年內被殺[254]。

影響

國際均勢與觀點

伊朗伊斯蘭革命對於80年代的國際均勢上的影響巨大，這也改變了非穆斯林世界人民對伊斯蘭教的認識，更多人對伊斯蘭教產生了更大的關注，不論那是基於同情還是懷有敵意[255][256]。甚至有猜測指革命可能會改變「世界的均勢，希特勒征服歐洲以來的政治事件都比不上它」[257]。

伊斯蘭共和國以「既不倚東，也不靠西」的口號將自身定位為革命明燈，號召中東以至全世界推翻資本主義、美國的影響力及社會上的不公。伊朗革命領袖在第三世界支持與穆斯林無關的革命團體，也尋求他們的支持，如尼加拉瓜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愛爾蘭的臨時愛爾蘭共和軍及南非的反種族隔離運動，甚至有些已達到支持非穆斯林革命更多於伊斯蘭革命阿富汗聖戰者的程度。

波斯灣與兩伊戰爭

由什葉派領導的伊朗革命派明確地號召波斯灣地區推翻君主政體，一如伊朗般建立伊斯蘭共和國，使由遜尼派主導的阿拉伯鄰國伊拉克（共和政体）、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及其他波斯灣阿拉伯國家對伊朗加以警惕，這些國家都是君主政體，國內又有為數不少的什葉派民眾。在接下來八年的兩伊戰爭使伊朗和伊拉克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命傷亡。雖然戰爭是因為伊拉克入侵伊朗而爆發，但是大部分的戰鬥都是在伊朗收復了失地及伊拉克提出了和約後發生的，伊拉克提出的和約被霍梅尼拒絕，他又宣稱「巴格達政權必須被推翻，並建立伊斯蘭共和國」才是和平的唯一條件[258]。不過戰爭在伊拉克沒有發生伊斯蘭革命的狀況下結束。

美伊關係

伊朗伊斯蘭革命使伊朗和美國由盟友變成仇敵。伊朗革命派希望把沙阿引渡回國行刑，美國總統卡特不再支持沙阿和幫助他重奪權力。身患癌症的沙阿要求入境美國就醫，德黑蘭的美國使館人員反對這個請求，他們堅持要穩定美國和過渡革命政府之間的關係。卡特雖然傾向支持美國使館人員的意見，但礙於基辛格、洛克菲勒及其他支持沙阿的政治人物施加壓力，他最終只得答允沙阿的請求，這使得伊朗革命派更堅定地認為前君主政權是美國的傀儡，導致霍梅尼陣營裡的激進學生攻擊美國大使館[259]。

伊朗人質危機損害了兩國之間的外交。在1980年4月7日，美國與伊朗斷絕外交關係[260]，兩國至今仍未恢復外交關係。1981年4月24日，瑞士政府以中立保護國的身分代表美國在德黑蘭的利益，而伊朗在美國的利益則由華盛頓的巴基斯坦大使館伊朗外交利益辦事處作為代表[261]。

其他國家

在中東及穆斯林世界，伊朗伊斯蘭革命觸發了巨大的熱忱，使反對西方干預和影響的力度成倍增長。各國相繼發生伊斯蘭暴動，包括沙特阿拉伯的大清真寺劫持事件、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遇刺、敍利亞哈馬大屠殺及黎巴嫩1983年美国大使馆炸弹袭击（英语：1983 United States embassy bombing in Beirut）[262]。

雖然只有黎巴嫩的伊斯蘭分子取得成功，其他的伊斯蘭活動也產生了長遠的影響。霍梅尼在1989年發佈一條教法，下達對《撒旦诗篇》作者英國人薩爾曼·魯西迪的追殺令，引起了國際迴響。伊斯蘭革命政府也被認為協助黎巴嫩真主黨及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英语：Islamic Supreme Council of Iraq）的成立[263]。

另一方面，有觀察員認為革命政府雖然投放了許多努力及費用以扶植伊朗以外的革命勢力，當中「具有持續影響」的只有黎巴嫩和伊拉克[264]。另外有意見認為極具破壞力的兩伊戰爭「致命地傷害了……傳播伊斯蘭革命的理想」[185]，伊斯蘭共和國志在追隨意識形態，而不是建立「民族主義、實用主義」的外交政策，使伊朗難以成為「強大的地區勢力」[265]。

國內方面

在國內，伊朗伊斯蘭革命擴闊了教育的層面及對窮人的醫療保健，又作為伊斯蘭教的政治宣傳、消除世俗主義及美國文化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在政治自由、政府廉政、良政、經濟平等、自給自足、甚至是宗教虔誠方面的轉變則較少[266][267]。一些民意調查及觀察員反映了國內普遍的不滿情緒，包括革命一代與年輕伊朗人之間的「裂縫」，年輕伊朗人「難以理解他們的父母所表達的熱情到底是為了甚麼」[268]。

社會與經濟發展

伊斯蘭共和國政府在改革後，依照伊斯蘭教的原則下，識字率進一步得到提升[269][270]。到2002年，文盲率已下跌了超過一半[271][272]。產婦及嬰兒死亡率亦顯著地下跌[273]。人口增長在起初受到鼓勵，在1988年後則不再受到鼓勵[274]。總括來說，伊朗的人類發展指數由1980年的0.569攀升到2002年的0.732，與土耳其處於平等水平[275][276]。

革命後的伊朗經濟沒有繁榮起來，伊朗對石油出口的依賴依然強烈[277]。國民平均收入隨著油價而波動，據說曾經跌至革命前的四分之一[278][279]，至今仍未達到革命前的水平。伊朗年輕人的失業人數持續上升，大抵是因為經濟制裁及國內腐敗。

音樂、影帶、影像、衛星電視、快餐及燻肉產品等西方的文化影響力依然存在[280]。一個在革命後進行的民意調查指出，61%的德黑蘭學生選擇「西方藝人」成為他們的偶像，只有17%選擇「伊朗官員」為偶像[281]。

政治與政府體制

伊朗擁有民選的全國、省區及地區政府，他們都隸屬於神權政體，神權政體對議會及法案具有否決權，對比起沙阿政府的同等機關有更大的權力。在伊朗佔少數的遜尼派（約8%）成為了不穩定的因素[282]，伊朗的少數非穆斯林族群不享有平等的權利，在290席的議會裡只有5席是給予這些族群[283]。

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更加得不到保障，他們被認為是異端及顛覆分子。已有超過200名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被處決，更多的人被囚禁，褫奪工作、養老金、從商及教育的機會。巴哈伊信仰的聖地被充公、摧殘及破壞[284][285]。有巴哈伊信仰的追隨者在近期被剝削教育及工作的機會，數千名年齡介乎17至24歲的年輕巴哈伊信仰者被大學無理開除[286]。

伊斯蘭共和國帶來了更多還是更少的政治打壓仍存有爭議。對沙阿暴政和腐敗的怨言如今卻對準了那些伊斯蘭法學家。對薩瓦克的恐慌被對革命衛隊和其他革命執行者的恐慌所取代[208]。一些人認為神權政體對人權的侵害較君主政體時更甚[287]。人權組織反映出伊朗國內的酷刑、囚禁異見人士及殺害著名評論家的狀況。伊朗文化及伊斯蘭教令部執行審查制度，沒有官方的允許下，「書籍雜誌不得出版、錄音帶不得分發、電影不得播映、文化團體不得成立」[288]。

婦女參政

特別是那些有傳統背景的婦女參與了導致革命的大規模示威[289]。自從革命以後，婦女的大學入學、在行政部門工作及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上升[290]（對於政權來說，這是一個警號）[291][292]，有多位婦女被選舉成為議員。

不過，革命的意識形態反對性別平等。在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後的數個月內，1967年的家庭保護法被廢止，立法規定婦女外出時必須佩戴頭巾[293]，在政府任職的女性被迫要遵守伊斯蘭教的著裝要求，女性不得擔任法官，海灘及體育競技都要實施性別隔離，婦女的適婚年齡調低至13歲，已婚的婦女不得在常規學校上課[294]。婦女隨即發起示威[295][296]，在隨後的幾年內，一些政策得以撤銷。婦女在繼承權及人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性別隔離在「課室、滑雪道以及公共巴士」仍嚴格執行。被革命官員發現與異性共處的婦女要接受婦科檢查[297]。有婚前性行為的婦女會被罰款、鞭打甚至是處死[298]。

參見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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