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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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屬,軍夫 (1937年~1945年) | 126750名 |
| 軍人 (1942~1945年) | 80433名 |
| 總數 | 207083名 |
| 陣亡人數 | 30304名(15%) |
| 以上為日本厚生省統計資料。不同文獻的相關數字有異,並不相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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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日本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1942年-1945年)被日本殖民政府徵召去服兵役的台灣人。「台籍日本兵」在相關文獻中有種種不同的稱謂,除了「台籍日本兵」、「台灣人日本兵」、「台灣人原日本兵」、「原台灣人日本兵」等稱謂以外,由於在1944年9月以前這些軍人在名義上是以「志願兵」的形式徵召的,所以也有人用「台灣特別志願兵」這個語彙來指涉這些軍人。
至日本投降為止,總計台灣人當日本兵的人數有8萬多人,而被徵為軍屬(含軍伕)的,更多達126,700多人,共20多萬人。此外,還在校讀書的青年學生,也必須參加「學徒兵」。整體而言,台灣人為了打太平洋戰爭而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總計有3萬多人(李筱峰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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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编辑]
在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前,當時屬於日本殖民地人民的朝鮮人、台灣人並沒有服兵役的義務。不過,客觀而言,朝鮮2,140萬左右的人口,確實是一大人力資源。因此,1938年2月,由於「陸軍特別志願兵令」的發布,日本首先在日屬朝鲜实施志愿兵制度(周婉窈 1996,183)。
在台灣,與朝鮮同性質的「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在1942年才實施。不過,早在1937年秋天,台灣的殖民當局即已開始徵用軍伕以擔負軍中雜役。隨著日本對華戰爭的昇高與擴大,台灣人也被徵調為翻譯人員,經訓練後負責閩南語、粵語與北京官話。在戰爭期間,由於台灣的軍伕以及翻譯人員的數目被列為軍事機密,所以從一般資料中無法得知總人數(周婉窈 1996,185)。
日軍自西元1942年(昭和17年)中途島戰敗後,兵員消耗驟增,於是緊急徵兵籌集戰備人員。在「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實施以後,台灣人對於志願兵制度的反應算是相當熱烈。在1942年,共有425,921個台灣人應徵1,000左右的志願兵位置,約等於100個男子中即有14人申請(佔當時台灣成年男性總數的14%)。第二回的志願人數更多,共有601,147人應徵1,000左右的位置(周婉窈 1996,186-7)。
台灣的「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在1943年與朝鮮同時實施。第一回有316,097人申請3,000個訓練生徒的位置。由於徵兵制度實施在即,海軍志願兵制度在1944年廢除,陸軍志願兵制度則在1945年廢除。至此為止,共有16,500個台灣人,其中陸軍志願兵約5,500人和海軍志願兵約11,000人加入日本軍隊作戰(周婉窈 1996,187)。
台灣的全面徵兵制度在1945年年初實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投降。
據日本厚生省在1973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自1937年到1945年為止,台灣總督府共招募軍屬、軍夫126750名,從1942到1945年則徵募了軍人80433人,合計共207083名;這20多萬人中有30304人在戰場上陣亡,約總數的15%。
在這些戰死者當中,共有2萬8千名戰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國神社。此外,在台灣新竹县北埔鄉的济化宫裡亦供奉着33,000多名台籍日本兵(與日本厚生省統計的陣亡人數30304名不符),李登輝的大哥李登欽則以「岩里武則」之名列於其中;日本靖國神社與台灣济化宫的台籍日本兵有重疊。
歷史[编辑]
二戰時期台籍日本兵經歷了從「軍屬」[1]、「軍夫」[2]」身份到「軍人」身份的演變。由於當時日軍觀念中,並不認為非戰鬥人員為正規軍,因此有「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夫」這樣的俗話,說明軍屬與軍夫在日軍中的地位。由於殖民地法制與日本內地不完全相同,因而徵兵制度在所謂「外地」(即殖民地,包括台灣、朝鮮等)並沒有馬上實行,而是先徵召非正規軍的軍屬、軍夫,其次則是志願兵,最後則正式實行徵兵制度。
軍夫、軍屬動員時期(1937年9月-1942年1月16日)[编辑]
中日开战后,日本为了应付中国战线的日军军需物资补给工作,在1937年9月开始征召台湾人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份的军属与军夫。第一批台籍军夫参加了上海的淞沪会战。这批台籍日本兵称为“台湾农业义勇团”,在上海附近开农场,种新鲜蔬菜。随着战局的扩大,台湾总督府又以各种名义招募台籍军属、军夫到中国战线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工农业建设等工作,包括: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
1938年4月起,朝鲜总督府开始实施“朝鲜特别志愿兵制度”,召募朝鲜人以“军人”身份加入日本军。这代表日本政策的转变,开始动员殖民地民眾投入正规作战的行列之中。由於對台灣人參軍還是有所顧忌,並未在台灣採取相同措施。
1938年9月间,台灣總督府用當時台北市的名人去當軍夫,筑造军事机场,包括:
但這些人據說只是一種象徵,並未實際參與機場構築,官方實際徵用動機為何難以確定。
1942年10月起台灣總督府以海軍軍屬名義,招募公學校、高等科及中學畢業的青少年至日本內地的海軍航空技術廠,專門製造各式軍用飛機,並以半工半讀和高薪為號召,吸引許多人報考。由於這些青少年多數非成年,未滿廿歲,被稱為「台灣少年工」。海軍航空廠次年改名為高座海軍工廠,在戰爭中共製造了上百架飛機。戰後這些少年工陸續回台,並在1987年組成「台灣留日高座同學會」(簡稱台灣高座會)以紀念當年的歷史。
志願兵、徵兵時期(1942年1月16日-1945年9月2日)[编辑]
在朝鲜志愿兵的表现获得日本政府肯定后,加上台湾的皇民化运动也進行得很順利,大東亞战争爆发之前的1941年6月20日,台湾总督府与台灣軍司令部正式宣布,志愿兵制度将在1942年开始在台湾实施。当时总督府只是宣布该政策将要施行,详细的申请方法与施行细则都未宣布,但立即获得台湾青年的热烈回响。据当时媒体报导,此项政策刚刚宣布几天之内便有700多人向台湾日军司令部和各地宪兵队提交志愿书,到8月底更突破3000名,至开战后的1942年初更达2万人以上。
1942年1月16日,“总督府情报部”发布《陆军志愿兵训练所生徒募集纲要》,正式接受台湾人志愿从军的申请。在该纲要中要求,年龄17岁以上、无重大犯罪、符合体位标准者均可申请。
在正式申请期间的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约有42.6万台湾人提出申请,應徵1,000左右的志願兵位置。有学者估计这相当于当时全台湾成年男性总数的14%。当时,许多台湾青年甚至以写血书的方式表达自己强烈的希望。
根据访问在世台籍日本兵的记录显示,少数人的确是在日本有形无形的压力下“自愿”参加志愿兵,大多数人确实是因为发自“内心的赤诚”而申请加入日本军队。
经过3个月的出身调查、学科笔试与口试等重重测验后,1942年6月9日,1020名检查合格者,分别在同年7月与次年1月入伍受训。
结训后,这些台籍日本兵分别在1943年4月与7月派遣至台湾军所属各部队中,其中以加入日军第48师团的留守部队者较多,并在1943年底前往东印度群岛中的东帝汶加入当时在岛上的第48师团战斗部队中;另外也有被派遣到爪哇島、吕宋島、马来半岛的。
战局变化使台湾总督府于1943年1月又实施第二期陆军志愿兵募集。这一回申请者数量更多,高达60万人。总督府坚持高标准,仅检选了其中1030名进入陆军。同年7月起开始募集,海军特别志愿兵。申请者也高达31.6万人。
在战局的节节恶化下,日本终究走上了在台湾实施全面征兵之路。1943年9月23日,台湾军司令部、高雄警备府与台湾总督府共同发表声明,将自1945年起正式在台施行征兵制度。在这项制度正式实施之前,日本又在台湾多次募兵,前后共招募了约4200名汉族陆军志愿兵与1800名原住民志愿兵以及1.1万名海军志愿兵,合计约1.7万名。
到了战况极端恶化的1945年1月,台湾开始正式举办征兵检查。第一批45726名受检者中,有22070名被录取。据说到日本战敗为止共约20万人以上曾接受征召,但这数字应该包括曾接受征兵检查但并未正式征召入伍者。
對部分台籍日本兵的審判[编辑]
台籍日本兵主要从事后勤工作,但也有为數不少者在前線擔任戰鬥員為日軍冲锋陷阵,其中部份自願或非自願的參與了日軍的戰爭罪行。战后,據知有26名台籍日本兵因於拉包爾戰俘營虐待戰俘被盟軍國際審判庭,判成戰犯,判决死刑。台籍日本兵被审判有罪,判处监禁劳役者,亦达175人之多[3]。而他們得到的審判條件相當差。
戰後的赔偿情況[编辑]
日本战败后,日本政府在台湾发行的軍用手票、保险、邮政储金等,一夕间成為废纸,无从追讨。
1977年,台湾5个民间团体,如“台湾前国军退伍军人及遗族协会”,“台日和平友好促进会”等组织开始对日本政府要求补偿金,包括当年的军事邮政储金、簡易人壽保險金以及海外日本兵军饷等。日本政府也由国会立法通过并于1995年开始发放补偿金。由于台籍日本兵方面认为金额不够无法接受,至2005年為止仍然與日本方面进行交涉。
日本政府對台籍日本兵有差別待遇。二次大戰戰死和失蹤的台籍日本兵有30,304名。遺屬經過多年爭取,20世紀90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幣200萬(折合台幣約43萬元)的弔慰金。比起純日本軍的慰問金數目,相差數十倍。就日軍及軍屬未付薪資、軍事郵政儲金、外地郵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金、郵政年金等五項給付,後來付給日本軍人的是原金額的7,000倍。至於付給台籍日本兵的,則只有120倍。
2000年後台籍日本兵拿到的給付,折合台幣只有兩三萬元。台灣國史館李展平說,許多老兵認為受到重大侮辱,氣得拒絕領取,聲稱「要讓日本政府永遠欠我們!」。
台籍日本兵個案舉隅[來源請求][编辑]
許昭榮: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编辑]
許昭榮擔任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因抗議台灣政府對台籍老兵及遺族不聞不問,而於2008年5月20日自焚而死。
董長雄:戰後被日本政府忽視的戰犯[编辑]
台籍日本兵董長雄因成為戰犯而被判絞刑所寫的遺書,一直被放於日本靖國神社,未交到遺屬手上。
2003年,台灣「全國原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許昭榮被日本人告知此事,並經由他將遺書影印本帶回台灣,交給董長雄家屬。
台籍日本兵董長雄,二戰期間離開妻子和年幼的獨子,被日本政府徵召到印尼管理戰俘營。日本投降後,這名憲兵隊通譯被盟軍國際審判庭視為戰犯,並判處絞刑,當時有26名管理員被處死,但只有兩人被處絞刑。 臨刑之前寫了遺囑。這份遺囑,日本政府並沒有交給遺族,而是存放於日本靖國神社。他臨死前遺願,希望死後獨子董英明能接受日本教育。但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多年,終其一生,不曾受到日本政府的照顧。
董長雄遺書中寫著:
「我是台灣人,因故我奉獻我的身體,犧牲了妻子,在法庭上力爭,最後失敗而赴死地。我是為了日本,遵守始終一貫的信念來戰鬥。如今國籍雖有變更,但我仍想以日本軍人身分走向那另一個國度。若是這法庭不是為正義,而是為報復而進行裁判,那我被判處死刑也毫無怨言。」
在遺書中為獨子董英明請求:
「大日本帝國若能復興,期望日本政府能給我那一個兒子有接受日本教育的機會。」
只是日本政府沒有依照其遺願,讓董英明到日本接受教育,更讓董長雄的遺書留在日本靖國神社五十多年。
台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長劉峰松、編纂李展平到屏東縣做戰後史田野調查,在楓港找到董長雄的兒媳孫素珠。她說,房租兩千塊錢,一年頂多三個月有工作。這台籍日本兵的後代家徒四壁,日本政府從未關照他們家。
2003年日本政府曾請許昭榮代為探視董英明,了解其近況,但知道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後,即不再聞問。
簡傳枝:自願的台籍日本兵[编辑]
簡傳枝,於2005年84歲的宜蘭縣民,60年前志願從軍當日本兵,日本名「竹內傳一」。 簡傳枝花了五年時間,以日文、中文完成「台灣籍日本兵手記」,並提供給在台灣的國史館參考。
簡傳枝說:「當年自願當日本兵的台灣囝仔(閩南語,年輕人、小孩子之意),只想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沒有侵犯他國的意圖!」他透露說:「日據時代的台灣人,可說是二等、甚至三等國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灣人配給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灣人供給量少的下等豬肉。因為只有當兵才能不被歧視,可享受與日本人同樣的待遇,因此,許多台灣人就志願從軍。」
簡傳枝說,1942年,42萬多名台灣人自願當日本兵,但經過嚴格篩選後,只錄取502人;有台灣人未獲錄取當日本兵者,甚至想不開去自殺。他那年21歲,在七堵鄉公所畜產課課員,志願從軍並獲錄取。
簡傳枝說,當時台籍日本志願兵可說是「男人中的男人」,極為風光。那時自願進入日本陸軍,將生命奉獻給日本的台灣籍日本兵,為的只是表現台灣人也有資格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成為一等國民,根本沒有要侵犯中國或他國的意圖。
簡傳枝問:「如果當年日本沒有戰敗,台灣現在還可能是日本的領土,何來背叛之說?」當年他爭取到平等的待遇,到現在還以曾身為日本兵為榮,也曾四度到日本靖國神社參拜過。
簡傳枝同時保存一個「大東亞從軍記章」,是參加戰爭,日軍送的紀念品。簡傳枝說:「但在反日宣傳教育下,戰後出生的年輕人往往對上一代曾為日本兵的長者,誤會是侵害中國人、幫助仇敵、當成背叛者!這應該是60年來台灣籍日本兵共同的沈鬱吧!」
史尼育唔:經31年才解甲歸鄉的台籍日本兵[编辑]
史尼育唔在日治時期叫「中村輝夫」,漢名叫「李光輝」,是屬於阿美族的台灣原住民。1943年離開家鄉臺東廳新港郡都蘭庄(今臺東縣東河鄉)被日本皇軍派到印尼,在印尼摩羅泰島叢林中不知道日本已經戰敗,利用野外求生的知識獨自在叢林中度過31年,直到1974年12月才被人發現。回到台灣已人事全非,妻子改嫁,而當時出生僅一個月的兒子已長大成人。
吳連義:戰後殘留越南的最後一位台灣人[编辑]
吳連義,1943年畢業於嘉義農林(今嘉義大學),翌年被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派到越南北部的日本軍農業試驗場工作,戰後成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華民國國民的「棄民」。吳連義後來滯留越南在當地娶妻生子,居於寧平省,2006年辭世,遺願望落葉歸根。[4]
統計[编辑]
死亡統計[编辑]
| 地域 | 分類 |
動員 | 復員 | 不明及戰死 | 不明及戰死率 |
| 朝鮮半島[5] | 全体 |
242,341人 | 240,159人 | 22,182人 | 9.2% |
| 軍人 |
116,294人 | 110,116人 | 6,178人 | 5.3% | |
| 軍属 |
126,047人 |
110,043人 |
16,004人 |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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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 全体 | 207,183人 | 176,879人 | 30,304人 | 14.6% |
| 軍人 | 80,433人 | 78,287人 | 2,146人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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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属 | 126,750人 |
98,590人 | 28,160人 | 2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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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本土 | 全体 | 781.4万人 | 551.4万人 | 230万人 | 29.43% |
BC級戰犯[6][编辑]
| 地域 | 有罪 | 死刑 |
| 朝鮮半島 | 129人 | 14人[7] |
| 台湾 | 173人 | 26人 |
| 日本本土 | 5369人 | 922人 |
募集[编辑]
| 年度 | 志願者 | 入所者数 | 競争率 |
| 1938年 | 2496人 | 406人 | 16% |
| 1939年 | 12,348人 | 613人 | 4% |
| 1940年 | 84,443人 | 3,060人 | 3% |
| 1941年 | 144,743人 | 3,208人 | 2% |
| 1942年 | 254,273人 | 4,077人 | 1% |
| 1943年 | 303,394人 | 6,000人 | 1% |
賠償金[编辑]
1987年日本政府決定對台籍日本兵之賠償。
関連法
-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62/S62HO105.html
- http://law.e-gov.go.jp/htmldata/S63/S63HO031.html (1988年)
| 對象 | 名目 | 金額 | 給付者 |
| 戰没者遺族 | 特定弔慰金(一時金) | 200万日元 | 遺族 |
| 重度戰傷病者 | 特定弔慰金(一時金) | 200万日元 | 本人・遺族 |
支給状況[编辑]
29,913件受付、29,645件給与、268件却下 日本赤十字社審査・裁定(總理大臣裁定権限委任)
總額 529億9,000万日元
日治時期的日本軍歌[编辑]
除了日文軍歌如臺灣軍之歌等以外,還有別的元素添入軍歌。台灣在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下,台語流行歌謠被禁,同時日本政府為了召集台灣人前去南洋當軍夫,將望春風、雨夜花、月夜愁等流行歌曲改填日語歌詞,成為大地在召喚、榮譽的軍夫、軍夫之妻,此舉使得當時台語詞曲創作遭壓抑,扼殺台灣歌謠的創作自由,因而在二次大戰最後幾年完全被日本軍歌所取代。
相關條目[编辑]
註釋[编辑]
- ^ 軍屬在日語中為軍中雇員之意,在軍隊中屬於技術人員,但不具有軍人身分
- ^ 只在軍中負責雜役的人夫,與軍屬一樣不具軍人身分
- ^ 在新不列颠岛的台湾日本兵. wenxuecity.com. [2008年12月26日].
- ^ 蔣為文, 滯越台籍日本兵吳連義之案例研究, 國立成功大學
- ^ 1990年厚生省
- ^ 除去中國和蘇俄部分
- ^ 軍人軍属。 他説、23人
- ^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B02031284700
參考文獻[编辑]
- 李筱峰,1997,為誰而戰?為何而戰? 「台灣人的戰爭經驗回顧展」序說 [online]。np:李筱峰個人網站。8月20日[引用於2005年4月6日]。全球資訊網網址: [1]。
- 周婉窈,1996,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年),見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頁161-201。台北:玉山社。
- 陳千武,1984,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台中市:熱點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
- 陳千武,1999,活著回來:日治時期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台中市:晨星出版社。
- 林育汝譯,1994,戰後台灣人原日本兵之賠償問題。立法院院聞 22:30-34。
- 林志剛,1994,人權的演繹: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記要及展望(上)。律師通訊:34-42。
- 林志剛,1994,人權的演繹:原台灣人日本兵戰後求償事件記要及展望(下)。律師通訊:25-37。
- 土田英雄,2001,在台灣當過日本兵的兩位詩人:窗.道雄和陳千武。笠:121-30。
- 吳智偉,2002,戰爭、回憶與政治:戰後台灣本省籍人士的戰爭書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謝惠芳,2001,論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一部台灣特別志願兵紀錄《獵女犯》的綜合考察。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許進發,2001,臺灣少年工的高座工廠:1945年美國調查的報告。台灣史料研究:156-65。
- 周婉窈,1995,歷史的記憶與遺忘:「臺籍日本兵」之戰爭經驗的省思。當代:34-49。
- 莊嘉玲,2002,文學見證的傷痕:談戰後小說中臺籍日本兵的戰爭經驗及其意義。台灣人文(師大) 7:1-22。
- 卓麟聰,1999,二次世界大戰中台灣戰略地位及「台灣人日本兵」之研究。陸軍學術月刊 35:21-32。
- 蔣為文,2010,留Tiàm tī越南ê農技人員吳連義ê案例研究。《台灣風物》60 (2),63-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