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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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日本日清戰爭朝鮮清日戰爭,國際通稱第一次中日戰爭(First Sino-Japanese War),是大清和日本在朝鮮半島遼東山東半島黃海等地進行的一場戰爭。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按照中國干支紀年,時年為甲午年,故稱甲午戰爭。豐島海戰是戰爭爆發的標誌。最終大清戰敗,並於1895年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歷史背景[編輯]

1863年底,朝鮮哲宗逝世,神貞王后立宗室興宣君李昰應之子李命福即位,改名李熙,是為高宗。當時高宗還年幼,奉生父李昰應為興宣大院君(華人稱之為「雲峴君」),攝朝政。李昰應為人極為反日,下令:「凡與日本交涉者,處死刑」。1873年大院君下台,閔妃(即明成皇后)掌政。

征韓論」自日本古代神功皇后征韓的傳說以來,即為日本的一種政治主張。江戶幕府時期國學進一步將其發展,幕末尊王派如水戶派吉田松陰等都提出這一主張。作為松陰的學生,木戶孝允亦在1868年12月向朝臣岩倉具視提出這一觀點。隨後日本內戰戊辰戰爭爆發,征韓論暫時擱置。戰後明治維新開始,武士階級統治被廢除造成國內社會危機,征韓論被以西鄉隆盛為首的士族守舊派再次提出。1873年,出訪歐美岩倉使節團歸國,認為日本遠落後於世界,征韓為時尚早,並發動「征韓論政變」驅逐中央政府的征韓派,繼續推動維新。隨即造成大規模的舊武士暴動「佐賀之亂」(1874)與西南戰爭。然歸國派並未否定征韓論,以牡丹社事件入侵台灣安撫舊士族,並在1875年利用雲揚號爭端與朝鮮簽訂《江華條約》。西南戰爭後,大久保利通於1878年遇刺標誌日本激進的維新運動開始冷卻;征韓派的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發動的自由民權運動亦有發展。征韓論因此再度熱議,逐漸成為當時日本東亞政策的重要內容。

光緒元年(1875年),有艘日本軍艦「雲揚號」,停泊在朝鮮江華島沿海附近號稱進行海域測量,卻在傍晚以補充淡水為由,未經向朝鮮政府申請,也未提前通知朝鮮守軍,企圖靠岸上陸。江華島砲台守軍發砲攻擊。日艦「雲揚號」全力反擊,摧毀江華島砲台並攻陷永宗城。(此事件又稱為朝鮮的黑船事件)

1876年2月26日,日本與朝鮮在江華島簽訂不平等的《江華條約》(又稱《丙子修好條約》、《日朝修好條約》),朝鮮給與日本貿易特權並互相承認為自主獨立的國家。

關於此事件的來龍去脈,羅惇融在《中日兵事本末》書中,詳細記載:「光緒元年秋,日本以兵艦突入朝鮮江華島,毀其砲台,焚永宗城,殺朝鮮兵,掠軍械以去。復以兵艦駐釜山,要盟。方副島種而之來議也,乘間語總署,朝鮮是否我屬國,若為屬國,則由我主朝鮮通商事。總署答以朝鮮雖我藩屬,而內政外交,聽其自主,我朝向不與聞……至是,日本以兵脅朝鮮,而遣開拓使黑田清隆為全權大臣,議官井上馨副之,赴朝鮮議約。二年春,約定認朝鮮為獨立自主國,互派使臣,並開仁川元山兩埠通商,日艦得隨時測量朝鮮海岸,中國視之漠然也。」

此條約在朝鮮造成保守黨維新派的鬥爭。保守黨想維持「事大交小」傳統的外交方式,維新派想因此脫離與中國的冊封關係,與歐美結交來發展朝鮮。但中國仍控制著朝鮮朝廷保守的官員與貴族。

清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新舊黨之爭。朝鮮自江華島事件後,國內維新派組開化黨,是為新黨;舊黨則以大院君李昰應為首。因王妃閔氏一族與李昰應不睦,李昰應遂唆使兵變,焚日本使館,殺日本中尉堀本禮造。日本因而出兵朝鮮,清廷亦派兵朝鮮。敉平叛亂後,中國與日本皆駐軍漢城。清將李昰應逮捕,囚禁於中國保定,1885年獲釋。

清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正酣,日本密令其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策劃朝鮮維新派開化黨人發動政變。竹添進一郎對金玉均洪英植等開化黨首鼓動「清法開戰,清國將亡,貴國有志於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機……」,還主動幫開化黨制定政變計畫。12月4日洪英植等開化黨人發動甲申政變,在王宮放火,引日軍入宮。在朝鮮大臣奔向清軍軍營,「匍匐轅門,撫告哀衷」請求援助下,袁世凱率領二千名清軍進入漢城,擊敗日軍後攻入王宮,救出朝鮮高宗。高宗獲救後,立即下令將擒獲的洪英植等七人處死,並追捕朴永孝等人。

事件過後,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中日兩國代表李鴻章伊藤博文天津簽訂《中日天津條約》,中日兩國均自朝鮮撤兵,並約定:「將來朝鮮如有事,清日兩國或一國要派兵,應先行文知會;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隔年,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清水師數艘軍艦完工,便假借保養之名,到日本長崎軍港塗油。當時日本完全沒有和「定遠」、「鎮遠」同級的鐵甲艦,清軍上岸後,又發生了清軍與當地警察械鬥的「長崎事件」。此事件造成日本反中情緒,也使日本加緊建設海軍,包含雇用法國海軍工程師白勞易設計針對「定遠」、「鎮遠」大型鐵甲艦的艦艇。

劉公島上的甲午海戰紀念館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三月,朝鮮東學黨黨魁崔時亨全琫準等人,於全羅道聚眾號召農民起義,發檄征討日寇、驅逐權奸,史稱東學黨起事。朝鮮高宗恐慌,向北京告急。四月,直隸提督葉志超奉令率軍馳赴朝鮮,清軍登陸駐屯於牙山,並按《中日天津條約》之規定電告日本。東學黨亂兵聞中日軍隊已至,不戰而潰。五月,袁世凱以東學黨潰散、叛亂已平,要求日本同時從朝鮮撤兵。日政府反要求中日兩國留兵,共同改革朝鮮內政,為清廷所拒。六月,日軍突然衝入王宮,囚禁高宗,命大院君李昰應主國事。而大院君寫信要求東學黨徒北上與平壤清軍匯合一起驅逐日軍但被日軍發現。[1]

北洋大臣李鴻章發覺事態不妙,急調總兵衛汝貴提督馬玉崑率軍火速由大東溝登陸,進駐平壤;另調北洋陸軍十餘營分梯次渡海馳援朝鮮。

7月23日,濟遠廣乙兩艦抵達牙山,掩護運送清軍的運兵船在朝鮮牙山登陸。

7月25日拂曉,兩艦離牙山返航。早晨7時20分,在朝鮮豐島海面,遭遇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吉野浪速秋津洲等三艦。日軍不宣而戰,發砲攻擊濟遠廣乙(日方稱濟遠先開火)。經過一番激烈砲戰纏鬥後,福建船政局自製砲艦廣乙企圖逼近日艦發射魚雷,但在秋津洲、浪速壓倒性的火力打擊下受重創,船身傾斜,人員傷亡慘重,無力再戰。此時載有第二波増援朝鮮清軍1200餘人、並懸掛英國國旗的英國高陞號商輪和滿載軍械的操江艦先後駛來,日艦浪速及秋津洲改追高昇及操江。廣乙於是向海岸方向退出戰鬥,最後在朝鮮十八島附近擱淺,縱火自沉。濟遠則懸掛白旗,然後更掛上日本軍旗,向西棄二艦而走,日艦吉野在後追擊,濟遠以尾炮向吉野還擊,後得脫。

9時15分,日艦浪速發出信號,勒令高陞號停船,英籍船長被迫停駛。浪速派代表乘小艇登船檢查,詢問船長:「高陞號隨浪速走,同意嗎?」,英國船長回答:「如果您如此命令,我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在抗議下,服從」。人員回母艦後,浪速掛起信號旗命令高陞號起錨,隨其前進。船上官兵拒不投降,在高繼善的領導下,接管高陞號並禁止英人離船,英籍船長要求浪速再派代表前來。小艇接近高陞號,船長與日方交涉要求駛回大連旅順,但日方未做回覆。正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刻,日軍掛出旗號,要求船上洋員離船,但是清兵禁止放下小艇,英船長用信號告訴浪速此狀況並請其再派小艇來,浪速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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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艦浪速號隨後開動,繞行高陞號一周,下午一時,日艦浪速號向高升號發射一枚魚雷,但魚雷失效未擊中。又用艦砲向高升號轟擊,十數發之後高陞號緩緩下沉,清軍亦以步槍向敵艦開火,並向落水的歐洲人甚至是臨陣脫逃的同胞射擊。浪速派出小艇營救出英籍船長,大副及另一名英國水手,法艦Le Lion號營救出43人,德艦Iltis號救上150人,英艦Porpoise號救起87人,德國籍北洋水師教習漢納根自行游回岸上,其餘八百餘名清兵與中外船員罹難。下午2時操江艦被秋津洲追上俘虜,此即豐島海戰。此戰後英國社會為之震動,但英國官方最後作出擊沉高升符合國際法結論而不譴責日本。[2]

7月28日夜,日本陸軍進攻牙山清軍,發生激戰,清軍不支,退向平壤。

8月1日(陰曆七月初一),清國下宣戰之詔。由於日軍割斷漢城至平壤的電線,清國在宣戰時尚未知嘵成歡戰事的正式消息。詔文特別強調日本不守國際法擊沉高陞號,盼能引起各國的共嗚。[3]

此時相當多的西方人認為清國將會獲勝。[4]

交戰雙方[編輯]

大清[編輯]

大清旗艦定遠
鎮遠艦
慈禧皇太后

北洋水師自1888年正式建軍後,配置有鐵甲艦定遠號及鎮遠號,各有12寸巨炮4門,航速分別為14.5及15.4

然而之後到甲午戰爭之前6年沒有再添置鐵甲艦。在此期間,重修頤和園花費數千萬兩白銀,即十幾艘定遠級鐵甲艦的費用。1889年光緒皇帝大婚,花費白銀540萬兩,即三艘半定遠級鐵甲艦的費用。1891年戶部尚書翁同龢奏准暫停南北海軍購買外洋槍炮船隻3年。因此在開戰時的北洋海軍已經沒有多少「大艦巨炮」優勢可言,1894年中日對比是20CM以上火炮:31/15,20CM以下火炮230/140,速射機關炮244/294,魚雷管39/43,航速11.48/12.84,裝甲巡洋艦3/1,防護巡洋艦3/8。[5]

李鴻章在1879年10月27日的奏摺中說:「中國即不為窮兵海外計,但期戰守可恃,藩籬可固,亦必有鐵甲船數隻游弋大洋,始足以遮護南北各口。」由此可見,防禦是建立北洋水師的關鍵動因。巨資訂購的「定遠」、「鎮遠」這兩艘戰艦的設計與製造,凸顯裝甲、噸位和重炮的優勢,這也與李鴻章立足防禦的建隊思想密切關聯。

1894年5月下旬李鴻章校閱北洋水師,奏稱:「北洋各艦及廣東三船沿途行駛操演,船陣整齊變化,雁行魚貫,操縱自如……以魚雷六艇試演襲營陣法,攻守多方,備極奇奧。」「於駛行之際,擊穹遠之靶,發速中多。經遠一船,發十六炮,中至十五。廣東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間合操,水師全軍萬炮並發,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國,均以兵船來觀,稱為節制精嚴。」戰爭前夕,北洋艦隊大沽威海衛(今山東威海)和旅順(今屬遼寧大連)三大基地建成,英國觀察員看完北洋水師操演後上書海軍部,也認為北洋艦隊戰力不容小覷。

後期因李鴻章解僱當時訓練海軍的英國人琅威理,引致北洋水師軍紀出現問題,「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見海軍提督正與巡兵團同坐斗竹牌也。」

提督丁汝昌本陸將,且淮人,孤寄群閩人之上,遂為閩黨所制,威令不行。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挈眷陸居,軍士去船而嬉。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

——姚錫光,〈東方兵事紀錄〉[6]

1888年原本預訂購入300箱炮,後因為軍費不足,北洋海軍只購入3發炮,「從前撥定北洋經費號稱二百萬兩,近年停解者多,歲僅收五六十萬。」

《李鴻章全集》:「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污狼藉,業已無可駛用。」

日本[編輯]

日本旗艦松島

東洋蕞爾小邦而能歲增鐵艦,聞所製造專與華局比較,我鐵艦行十五海浬,彼則行十六海浬。定、鎮大礮口徑三十零半生特(釐米),彼松島等四艦則配二十四特大炮並放快炮,處處俱勝我一籌。現在英訂購之頭等鐵甲船,又是何項新式。蓋以全國之力專注於海軍,故能如此,其國未可量也!

——李鴻章[7]

1882年,日本海軍還只是魚雷艇和二千噸以下的近海鐵甲艦為主,無大型鐵甲巡洋艦

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擴軍計劃,意圖超過北洋海軍。在擴張政策的牽引下,日本加快陸海軍的軍備步伐。為了對付北洋水師的重型鐵甲艦,日本高薪聘請法國海軍部的白勞易擔任日本海軍省顧問、海軍工廠總監督官,專門負責建造在火力和速度上足以對付「鎮遠」和「定遠」的「三景艦」(「松島」、「嚴島」、「橋立」),同時重金向英國阿姆斯特朗兵工廠訂購快速巡洋艦。依據藤村道生在《日清戰爭》中的記述,日本海軍為了彌補大炮的不足,建造小型快速的巡洋艦,並安裝剛剛可以應用的小型速射炮。這種小型速射炮雖然是12厘米至15厘米粗細的中口徑炮,但其發射速度卻為原來大炮的8倍,在同一時間內發射出大量炮彈,如果快速使敵艦接近中口徑炮的射程以內,便可完全削弱敵艦的戰鬥力。較之中方,日軍的決策者認識到速射炮將成為擊傷敵艦、擊殺敵艦有生力量的主力艦炮,並將其大量裝備於日本海軍的艦船上,這一戰略預判在隨後的海戰中得到豐厚的回報。

1886年,法國海軍工程師白勞易受僱建造4700噸級大型鐵甲巡洋艦松島號防護巡洋艦」和「嚴島號防護巡洋艦」。

1890年時,清國北洋艦隊總排水量為27000噸,而日本海軍總排水量在17000噸以上。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陸軍,當時日本政府年度財政收入僅八千萬日元。1893年起,明治天皇決定每年從自己宮廷經費中撥出三十萬日圓,再從官員薪水裡取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到了1894年甲午戰爭時,日本海軍艦隊總排水量為72000噸,多數有配置速射炮的新式艦艇。

戰前日本實際動員兵力達240,616人,其中174,017人有參戰經驗,海軍擁有軍艦32艘、魚雷艇24艘,排水量72000噸,超越北洋水師。日本對清廷改革後的實力仍有顧忌,對於北洋水師不敢輕敵,1880年日本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的調查報告中指出,清國平時可徵兵425萬,戰時可達850萬人之多,「鄰邦之兵備愈強,則本邦之兵備亦更不可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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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0月,日本發布由日本中原通宗方小太郎撰寫的《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檄文,對大清帝國治下漢人實行號召「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宣傳策略以進行戰爭準備,以至於有民眾追崇日軍[8]

文中提到:

...滿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雖然,我國之所懲伐在滿清朝廷,不在貴國人民也;...夫貴國民族之與我日本民族同種、同文、同倫理,有偕榮之誼,不有與仇之情也。...故船載糧食、兵器,約期赴肋。時不可失,機不復來。古人不言耶: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為明祖所笑!

過程[編輯]

甲午戰爭始於1894年7月25日的豐島海戰,至8月1日大清帝國政府對日宣戰和日本明治天皇發布宣戰詔書,1895年4月17日以簽署《馬關條約》而告結束。戰爭持續近9個月,依據戰場轉換及雙方作戰態勢變化,大致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編輯]

1894年黃海海戰

第一階段,從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戰爭分陸戰海戰雙向進行,陸戰主要是在朝鮮半島上的平壤之戰海戰主要是黃海海戰。黃海海戰是雙方海軍主力在黃海北部海域進行的戰役規模的海戰。亦稱甲午海戰大東溝海戰。此役北洋海軍失利,自此退入威海衛,又執行李鴻章避戰保船的命令,使黃海制海權落入日本聯合艦隊之手,對甲午戰爭的後期戰局具有決定性影響。

陸面戰鬥在三個戰場同時展開:大同江南岸戰場、玄武門外戰場、城西南戰場。當時駐守平壤的清軍九千五百餘人,日軍也有一萬六千多人,雙方戰力相差甚遠。日軍第九混成旅團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軍發起進攻,太原鎮總兵馬玉崑奮勇抗擊,日軍無功而返。

法國Le Petit雜誌:法國砲艦Le Lion號救援沉沒的高升號清國人員(1894年7月25日)
日軍在攻擊清軍
日軍攻克平壤清軍
朝鮮士兵和清國士兵俘虜
在清日戰爭的日軍士兵1895
日本士兵斬首清國士兵的插圖

同時農曆八月十八日(陽曆9月17日)海軍聯合艦隊進入黃海鴨綠江出海口西「大東溝」合擊北洋水師艦隊,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大規模現代鋼鐵軍艦海戰。售出軍艦給清日雙方的英國及當時各軍事大國極為關注此場海戰

海戰在中午時分開始,雙方皆在11時15分和11時30分發現敵方。由於清艦是從朝鮮運兵回來,加上未裝舷側速射炮,側面火力貧弱,而定遠級的主炮都排在前方,所以艦隊以一字形排開,日艦則是尋戰而來,由坪井航三率第一游擊隊的吉野等四艘快速巡洋艦為前鋒,伊東祐亨帶領的本隊慢速六艦在後成一字陣。12時清軍下令變陣,排成尖峰形。13時開始炮擊:時間不久,艦隊中央成凹陷形。面對清軍鐵甲艦攻勢,日艦被迫後退。

此時日艦包抄清軍右側,由於日艦較快加上清軍指揮不當,右側艦隊被殲滅;丁汝昌座艦也被炮擊,炮震力導致正在持雙筒望遠鏡觀看海面戰局的丁汝昌從二樓高炸飛摔落甲板,左手臂骨摔斷重傷(戰後左手臂打石膏直到次年2月右手拔槍自裁)。

定遠號艦長接手指揮,下令全部艦隻集中重炮攻擊日本旗艦松島號,14時松島號即中彈,甚至是艦長室中彈,但因為炮彈火藥不足,沒有爆炸(艦隊司令伊東祐亨回憶)沒有沉沒,日艦後退,伊東中將司令且即更換座艦(當松島號由友艦拉回日本時,全艦千瘡百孔卻未沉沒,日軍頻呼:「不可思議!」)。

戰鬥中,致遠艦衝出隊列,試圖撞擊日艦吉野號,卻傷勢過重而沉沒,管帶鄧世昌落水後拒絕救援,以身殉國(致遠252人中245陣亡)。16時清軍左側艦艇中彈,背靠荒島,一邊滅火一邊攻擊日艦。滅火成功,日艦在沒有優勢下撤退。另一方面,日艦所有火炮皆無法擊穿定遠號等清軍鐵甲艦,清左側艦隊回救運送重炮彈予兩艦,因此反而日艦多被重炮所傷。

伊東祐亨認為暫時無法擊沉定、鎮兩艦,下令撤退。裴利曼特說:「日軍不能全掃乎華軍者,則以有巍巍鐵甲艦兩大艘也。」[9]靖遠升旗召集各艦追擊,17時30分日艦遠去,清軍下令停止追擊;日方的說法是清軍遁去,伊東的旗艦松島號由於損壞嚴重,升起不再履行旗艦職務的旗號,日艦紛紛回護松島,反失去全殲北洋水師的機會。

大東溝海戰清軍傷亡600餘人,經遠管帶林永昇戰死,經遠沉沒,致遠管帶鄧世昌與艦同沉殉國;日軍傷亡亦達300餘人,濟遠和廣甲逃離戰場,濟遠管帶方伯謙因此被處決,雖是罪有應得,但廣甲艦長吳敬榮由於隸屬廣東水師,僅以革職論處。

激戰5小時後,北洋艦隊損失巡洋艦5艘,包括經遠致遠超勇揚威廣甲,受傷4艘,但成功完成護航運載清劉銘傳淮軍12營陸軍登陸鴨綠江岸。日艦僅傷5艘,先行撤離戰場。戰後北洋艦隊未敢主動出擊,日本聯合艦隊達到控制黃海制海權的目的。

9月15日,日軍分三路總攻平壤,戰鬥至為激烈,高州鎮總兵左寶貴中炮陣亡,隨後玄武門失守,葉志超下令撤退,六日內狂洩五百餘里,透露清陸軍內部湘軍淮軍嚴重對立;26日清軍直抵鴨綠江以北。朝鮮全境為日本所控。9月23日李上折要求提取從1888年起打著海軍名義籌備,實際一直被中央扣在手裡生息以建頤和園的260萬兩銀,獲得150萬兩緊急軍費。[10]

第二階段[編輯]

第二階段,從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戰場位於遼東半島,以陸戰為主。9月25日,日軍在鴨綠江上搭浮橋搶渡成功,向虎山清軍陣地發起進攻。清軍守將馬金敘聶士成被迫撤出陣地。日軍攻陷虎山山縣有朋即將第一軍司令部移於虎山。鴨綠江防線決戰剛要打響前光緒帝拿問平壤之戰逃跑主將衛汝貴。聖旨到,造成清軍全軍崩潰。26日,日軍佔領了九連城安東縣(今丹東),同日日軍在莊河花園口登陸,10月9日,攻佔金州,10日陷大連灣,至此清軍在鴨綠江防線全線崩潰。25日旅順陷落,日軍執行旅順大屠殺,對城內進行4天3夜的搶劫、屠殺和強姦,大批平民死亡。李鴻章曾經提出「若水師至力不能支時,不如出海拚戰,即戰不勝,或能留鐵艦等退往煙臺。」但是受到丁汝昌的堅決反對,從而使得北洋水師繼續困守在港內。[11]旅順口的防禦工事,經營10餘年,耗費白銀數千萬兩,駐守兵力達14700人,日軍僅用不到一天時間,付出426人的傷亡,就拿下這座重兵把守的要塞,清軍則付出3600多人的傷亡。

第三階段[編輯]

威海衛陷落丁汝昌獻降圖(實為北洋水師管帶薩鎮冰獻降)

第三階段,從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有威海衛之戰遼東之戰。12月24日,鎮遠退入威海衛觸礁,經搶修才不至下沉,但已不可再出深海作戰,管帶林泰曾引咎自盡。1895年1月20日,日本第二軍共兩萬五千人,在日艦掩護下開始在榮成龍須島登陸。30日,日軍集中兵力進攻威海衛南岸炮台。營官周家恩陣亡,炮台被日軍攻佔。2月3日日軍攻陷威海衛城,劉公島成為孤島,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祐亨曾致書丁汝昌勸降。10日,定遠號彈藥告罄,劉步蟾下令將艦炸沉,隨後劉步蟾生吞鴉片自殺。11日,丁汝昌自殺。17日,日軍在劉公島登陸,在英國籍海軍軍事顧問建議下,由最年輕管帶、日後民國第一任海軍總長薩鎮冰向伊東中將獻降,濟遠廣丙鎮中鎮東等10艦為日軍所俘。北洋艦隊全軍覆沒。隨後薩鎮冰駕駛康濟艦並載著丁汝昌等六人靈柩離開劉公島。北線日軍與清軍滿洲部隊主力進行的戰役有五復海城,與湘軍、淮軍、毅軍進行的戰役有牛莊之戰(又名佯攻遼陽,實取牛莊之戰)。日軍佯攻遼陽,光緒帝中計,親自下令圍攻海城的清軍主力救援遼陽,結果日軍迅速調動進攻清軍交通樞紐牛莊,圍殲孤立在牛莊湘軍主力。最終雙方主力爆發田莊台決戰宋慶在清軍主力被圍殲前下令撤退。清廷被迫議和。

簽署馬關條約[編輯]

1895年4月17日,大清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甲午戰爭結束。

後續事件[編輯]

甲午戰爭後期,身處海外的孫中山開始革命嘗試。1895年2月抵達香港後,孫中山開始在日本商人梅屋莊吉幫助下,與日本駐香港領事館領事中川恆次郎聯絡,請求武器及資金援助,並與同儕策劃在廣州起義。

曾在北洋海軍擔任過學堂教習、軍艦大副等官職,參加過甲午大東溝海戰的美國人馬吉芬在1894年末因為大東溝海戰中的戰傷歸國。由於美國社會輿論和當時的西方輿論一樣,分辨不太清甲午戰爭爆發的原委,只看到最後的結果,因此他在美國報刊上撰文並各處演講,將他所親見親歷的北洋海軍的戰鬥情況介紹給大眾,但被輿論當作瘋子、狂人,認為是他頭部的戰傷使得他精神錯亂。1897年2月12日,馬吉芬自殺,留下「主啊,請你不要小看我」的臨終懺悔詞,穿著一身北洋海軍軍服,盛殮在鋪蓋著黃龍旗的棺柩中下葬[12]

結果及影響[編輯]

自此役後,大清帝國外交政策的焦點都在平復其結果,而日本外交政策的焦點則是確認其結果。

——潘恩(S. C. M. Paine)[13]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開始崩壞的中華朝貢體系,在簽訂馬關條約後,幾乎徹底崩解。此戰的結果不僅對當時的東亞局勢做成深遠的影響,甚至影響中日韓這三個國家於近現代的發展。

大清帝國的影響[編輯]

日本軍隊登陸澎湖群島

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為十五年,自英法聯軍之役至日軍初次侵台為十五年,自日軍初次侵台,中經馬嘉理事件、伊犂交涉以至中法戰爭約九年,自中法戰爭至中日戰爭亦為九年,其間中國多少尚可喘息苟延。中日戰後,情勢急轉直下,外來的兇猛壓力,跟蹤而至,片刻未弛,直可謂危急存亡之秋

——郭廷以[14]

清國戰敗,只得向日本求和,簽下《馬關條約》。1895年間,清廷派李鴻章前往日本簽約。條約指明,清方須承認朝鮮為獨立國,撤出朝鮮半島。割讓台灣澎湖及其附屬島嶼予日本。條約又要求清方向日本開放多個清國內陸的港口城市,包括沙市重慶蘇州杭州。要求向日本賠款,日本便獲得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其中三千萬兩為清國換回遼東半島的費用)。還規定日本輪船可沿內河駛入上述個通商口。日本貨物在清國內地必須免去內地稅。這使日本經濟迅速發展,改變東亞地區由英國俄國對立和爭霸的原有格局,導致1902年的英日聯盟及1904年的日俄戰爭

甲午戰爭後所簽訂的《馬關條約》是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來對清國危害最大的不平等條約。條約簽訂後,台灣和澎湖淪為日本殖民地,巨額賠款亦加重清國人民負擔及增強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力量。允許在華設廠、增闢通商口岸便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輸出。甲午戰爭及《馬關條約》大大加深清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15]

清軍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北洋水師的覆滅)標誌著清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再次成為列強鯨吞蠶食的對象。同時,甲午戰爭也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標誌,使大清帝國內部的改革派對自身弱點有更深認識,促使後來政治制度的改革,即1898年的戊戌變法。此役後大清帝國在國際地位上急轉直下,而日本則躋身為列強之一。[16]

日本海軍在1895年甲午戰爭的勝利,基本上完全摧毀了滿清王朝的軍事力量,嚴重地削弱了他的經濟實力,使滿清政權元氣大傷,日本也為了取得戰爭勝利及保持住勝利的成果,在清國內部製造混亂,對革命黨人提供了大量的秘密資助,所以客觀地說,日本海軍的這次勝利為後來孫中山及其他革命團體領導的革命創造了勝利的先決條件。

對日本的影響[編輯]

日清戰爭是日本從「被壓迫國」向「壓迫國」過渡的轉折點,因此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次劃時代的戰爭,具有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片敵的意義。

——藤村道生[17]

與大清帝國開戰前,日本國內朝野上下曾經對與清國開戰感到緊張和困惑。甚至連明治天皇本人也曾經對是否與清國開戰感到躊躇。但於戰勝大清帝國後,隨著不停的捷報與多次舉辦戰勝祝賀會,國內的輿論風向便開始有所改變,「帝國萬歳」等讚揚天皇的口號成為一時間的流行語。日本國內為了紀念這次戰勝,也在在國內多處樹立紀念碑。同時在戰鬥期間,受到社會整體風氣影響,青少年的日常娛樂和玩樂也幾乎完全與戰鬥有關,甚至出現小孩子往清國人丟小石頭的事情。

同時,新聞媒體也以大幅報導這次戰爭為契機,在日本國內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在當時,各家報社為了及時得到第一手的消息,紛紛往戰場派遣隨軍記者,使國民首次透過新聞媒體得知戰鬥的最新情況。反之,那些沒有對戰鬥進行跟蹤報導的報社,也在這次戰爭後走向沒落。各家媒體在報導有關戰爭的新聞時,經常使用把無名士兵「英雄」化的報導手法(忠勇美談),以及以激烈的文字描述戰況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大量新的讀者群,也讓日本人首次意識到新聞和媒體這兩種現代化的吸收資訊渠道。但是同時,媒體的報導只集中在報導片面的內容,使讀者的價值觀受到單一化的影響。例如說,當時的報紙與雜誌便以這次戰爭為例,不斷的提出「日本文化比清國先進」等民族優越論的觀念,對日後一段長時間日本人對清國人的看法產生嚴重的影響。

以甲午戰爭為契機,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第一次經歷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對日本成為近代意義上的國民國家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透過戰爭過程中,國家機關不斷重複的強調「國民」的義務和貢獻,使得日本人開始意識到自己作為國家國民的一部分,應該不分地位的去支持軍隊,也是所謂的戰爭的「統合作用」。在這個統合過程中,作為軍隊統帥的明治天皇有著十分積極的作用。他與開戰時把大本營轉移到広島的舉動,使日本國民強烈的感受到御駕親征的威嚴。反之,戰勝清國的消息,則對日本人的清國觀做成極大的負面影響,也是從當時開始,日本國內開始產生蔑視清國的情緒,並一直延至後代。同時以此為契機,日本國內開始有人提倡脫離漢字文化圈,也同時為了日後的海外拓張,確立日語標準化教育的普及。

日本憲法的發布(1889年)、撤除部分不平等條約(1894年透過日英通商航海條約取消領事裁判權)、中日甲午戰爭(1894 - 95年)這三個事件為契機、日本的脫亞入歐論初步得到成效。同時,作為日本近代史上第一場獲勝的戰爭,不管對日本國內還是對當時的歐美列強都有巨大的象徵意義。在日後的日俄戰爭結束後,歐美列強為了表示認同日本的國際地位,把日本設置在海外的外交代表機構紛紛升格為大使館。

對李氏朝鮮的影響[編輯]

此戰對朝鮮造成最直接的影響是讓朝鮮從與清國的朝貢體系中脫離,同時象徵中朝朝貢關係的迎恩門大清皇帝功德碑也被朝鮮改革派拆除,並在原址建立起象徵獨立的獨立門

朝鮮獨立後,仍然一直受日本與俄羅斯帝國控制,本來於甲午戰爭前已經相互鬥爭的開化黨(親日獨立派)與事大黨(親中派),因甲午戰爭清國戰敗,事大黨一度失勢,但於三國干涉還遼後,由明成皇后主導的親俄派再度掌權,直到乙未事變明成皇后被暗殺為止。明成皇后被暗殺後,朝鮮高宗倒向俄羅斯,並於1897年10月成立大韓帝國

分析[編輯]

1895年(明治28年)威海衛海戰戰勝祝賀慶應義塾大學炬火行列大運動會(燈籠遊行)

海軍分析[編輯]

豐島海戰和黃海海戰兩次遭遇日本聯合艦隊,北洋艦隊被擊沉多艘大型艦艇,但未能擊沉一艘日艦,福龍號僅有的一次魚雷攻擊也未收戰果。據傳是丁汝昌「只識弓馬」,一干管帶也全用錯炮彈,不用海戰時的開花爆破彈,用穿甲彈甚至訓練彈。

北洋海軍的炮彈主要有開花彈(榴彈)和實心彈(穿甲彈)。開花彈產自天津機器局,仍使用黑火藥填充。發射後,黑火藥燃燒後產生的殘渣會附著在膛線,還有大量白煙,需要重新清潔膛線及等待白煙散去才能再次開火。實心彈(穿甲彈)不使用火藥,只用重力攻擊敵方。而日軍早已使用化學品黃火藥製作的炮彈。而且天津機器局製作的炮彈質量粗糙,大小不一,鐵質差。[18][19]

豐島海戰中,日本吉野號被一枚濟遠艦150毫米口徑火炮擊中右舷,擊毀舢板數隻,穿透鋼甲,擊壞發電機,墜入機艙的防護鋼板上,然後又轉入機艙里。可是由於彈頭裡面未裝炸藥,所以擊中而不爆炸,使吉野僥倖免於報廢。黃海海戰中,北洋海軍發射的炮彈有的彈藥中「實有泥沙」,有的引信中「僅實煤灰,故彈中敵船而不能裂」。當時在鎮遠艦上協助作戰的美國人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1860-1897,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畢業)認為,「吉野」號能逃脫,是因為所中炮彈只是固體彈頭的穿甲彈。[20]據統計,在定遠和鎮遠發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徑炮彈中,半數是固體彈頭的穿甲彈,而不是爆破彈頭的開花彈。[19]

在直隸候補道徐建寅的《上督辦軍務處查驗北洋海軍稟》之後附有《北洋海軍各員優劣單》、《北洋海軍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種彈子數目清折》、《北洋海軍存庫備用各種大炮彈子數目清折》中統計,參加過黃海大戰的定遠、鎮遠、靖遠、來遠、濟遠、廣丙7艦的存艦存庫炮彈,僅開花爆破彈一項即達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徑炮使用的炮彈有403枚,210毫米口徑炮彈952枚,150毫米口徑炮彈1237枚,120毫米口徑炮彈362枚,6英寸口徑炮彈477枚。黃海海戰後,又撥給北洋海軍360枚開花彈,其中305毫米口徑炮彈160枚,210、150毫米口徑炮彈各100枚。在3431枚開花彈中,有3071枚早在黃海海戰前就已撥給北洋海軍。蘇小東《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驗北洋海軍考察》猜測:「至於這批開花彈為什麼沒有用於黃海海戰,惟一的解釋就是它們當時根本不在艦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順、威海基地的彈藥庫里。由此可見,造成北洋海軍在黃海海戰中彈藥不足的責任不在機器局,也不在軍械局,而在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雙方開戰後,丁汝昌執行李鴻章「保船制敵」的方針,消極避戰,「仍心存僥倖,出海護航時竟然連彈藥都沒有帶足,致使北洋海軍在彈藥不足的情況下與日本艦隊進行一場長達5個小時的海上會戰,結果極大地影響了戰鬥力的發揮,也加重了損失的程度」。[19]

北洋水師與聯合艦隊進攻火力對比如下,北洋水師艦速略遜一籌,但噸位、火力、裝甲、重炮均占優勢,如果炮彈配備到位必然可重創日艦。海戰結束後,定遠號、鎮遠號的護甲無一處被擊穿。就平均船速而言,北洋水師較慢,為15.5節,聯合艦隊的本隊15.6節也不快,但包括吉野號在內的第一游擊編隊為19.4節,大大高於北洋水師。戚本章認為遠東英艦隊司令裴利特曼說的「是役也,無論員兵素質、艦速或火炮射速、新式艦,實以日本艦隊為優」是正確的。[21]

1894年中日對比是20CM以上火炮:31/15,20CM以下火炮230/140,速射機關炮244/294,魚雷管39/43,航速11.48/12.84,鐵甲艦2/0,裝甲巡洋艦3/1,防護巡洋艦3/8[22]。清軍艦炮威力雖大,但射速慢、操作不便、命中精度低,日本火炮射速快、操作便捷、命中精度高,兩者相較,日本艦隊在相同時間內的射彈量和命中率都要高於北洋艦隊。

此外,北洋海軍各主力艦都設有魚雷管3-4具,但是,在黃海海戰中,對聯合艦隊未曾實施魚雷攻擊,只有福龍號對西京丸號攻擊未成。各艦炮彈數量未帶足,海戰時炮彈在五個小時內用盡。[23]

軍艦(炮艦)總數 30厘米重炮 20-30厘米大炮 15-20厘米輕炮 15厘米速射炮 艦艇排水量
北洋艦隊 12 8 16 149 0 3.5萬噸
日本聯合艦隊 10 3 8 160 97 4.1萬噸

陸軍分析[編輯]

清軍配備大量的德式武器,但標準並不統一,一旦一個武器對應的子彈用完,則無法使用其他武器的子彈。清軍的彈藥消耗數量也很大而且很不合理。如清軍出發前往朝鮮,每支槍配有子彈150發,每炮配有炮彈50顆;後又從國內運送炮彈子彈,但僅擊斃日軍180人。日軍人均僅消耗子彈8發。[24][25] 兩國的陸上軍事技術對抗體現在依據地利構築的傳統要塞防禦系統與連發槍、榴霰彈、野戰火炮組成的現代火力系統之間的對抗。應當指出,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清軍在旅順口和威海衛兩地修建工事,構築炮台,其工程之繁浩,構造之雄偉,耗費之巨大,堪稱大清帝國工程史的里程碑。然而,甲午戰爭的實踐表明,兩大要塞,一經日本軍隊的密集火力攻擊便立即崩潰,旅順口要塞不到一日即告陷落,而威海衛也僅僅堅守了一周時間。究其原因,根源在於清軍使用低技術水平的防禦系統來對抗高技術水平的攻擊系統,在野戰火炮大規模應用後,地理因素對於防禦的作用日益弱化,建立有效的防禦系統比建立同一水平的攻擊系統具有更大的難度,需要投入更多的財力,因而也就更不容易成功。

清軍的編制極為簡單,日軍則已有工兵與輜重兵的區別。清軍士兵普遍訓練不足,只會喊一聲就往前衝,不考慮利用地形地物,從不用跪射、臥射等射擊姿勢,一律站著射擊,開炮前還要先搖動大旗。[25]

甲午戰爭中,日軍因戰鬥死傷人數僅為964人,1658人死於疾病,25人死於自殺。但日軍在條約簽署後進入臺灣的乙未戰爭,面對以獵槍、土製大砲為武器的民軍,戰鬥死傷人數達4600人以上。[26]

戰備分析[編輯]

北洋海軍將領大多數是福建船政學堂駕駛班早期畢業生,由於早期辦學水平不足,他們在船政學堂僅接受簡單的英文、算法、駕駛、測算、槍炮操法培訓。1877年春,清政府在福建船政學堂第一、二屆畢業生中選出12人的海軍留學生,打算進入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培訓。但其中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三人到英國後僅上艦實習就結束訓練。黃建勛、林穎啟、江懋祉三人未通過入學考試,也只參與上艦實習,只有包括嚴復的六人入校。而留學生監督官李鳳苞向朝廷稟報,成績排名卻是「甲等:劉步蟾、林泰曾、嚴復、蔣超英;乙等:薩鎮冰、方伯謙、何心川、葉祖珪;丙等:林永升、林穎啟、江懋祉、黃建勛。」劉步蟾、林泰曾日後成為北洋海軍的主要將領。[27] 進入北洋水師後,以劉步蟾為首的北洋「福建幫」管帶群體,將對北洋水師嚴加訓練的英國教官琅威理逼走。而在戰爭之中,光緒帝又給李鴻章壓力,對軍事行動胡亂指揮。[28]

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已經完成全國範圍內的普及教育,使得每一位應徵入伍的士兵都具有中級以上的文化水平。明治政府以法國、美國為榜樣,建立完善的教育體制,政府將全國分為八大學區,各設大學一所。每個大學區分32個中學區,每區設中學一所。每個中學區分219個小學區,各設小學一所。平均600人就有一所小學。在教育體制改革的同時,改革教學內容,著重灌輸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和傳授理論科學知識。中學就開有算術、地理、外國語、博物、地質學、天文學等課程。大學開設力學、文學、法學、醫學等方面的課程。相對於大清帝國海軍留學生不到三年的留學期限,日本留學生獲得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理論科學研究,這就為他們今後的發展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肯定的是,經過這樣完備的教育體制培養出來的日本官兵,比大清帝國洋務教育培養的人才具有更深厚的科學知識底蘊和軍事素養。甲午海戰慘敗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日兩國將領軍事素養上的差異是決定這場海戰失誤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對比清國大量外購裝備,日本的軍械生產已經開始走向成熟。這也導致清軍在作戰時彈藥制式的不一致(日軍自製槍械口徑一致)。而面對原材料如鐵礦的短缺,日本採用自行改進的義大利青銅式火炮技術,解決材料短缺問題。[29]

相關條目[編輯]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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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25.0 25.1 清、日陸軍武器差距有多大?. [2014-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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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 北洋海軍將領的素質有多爛?. 騰訊網. [2014-07-24]. 
  28. ^ 沒有任何人能夠指揮北洋艦隊. 騰訊網. [2014-07-24]. 
  29. ^ 日本軍工業如何遠遠甩開中國. 騰訊網. [2014-07-24]. 

延伸閱讀[編輯]

著述清單或彙編
中方戰爭著述
  • 姚錫光著《東方兵事紀略》5卷(1897年刊本)
  • 洪棄生著《台灣戰紀》2卷(1907年印本)
  • 池仲祐著《海軍實記》(1926年刊本)
  • 王芸生著《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
  • 王信忠著《中日甲午戰爭之外交背景》
  • 石泉,《甲午前後之晚清政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
  • 張蔭麟著《甲午中國海軍戰跡考》
  •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中日戰爭》7冊(新知識出版社,1956年)
  • 《中國海關與中日戰爭》(科學出版社,1958)
  • 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甲午增補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
中方有關此戰涉及的國際法及外交方面著作
中方資料彙編類文獻
  • 陳耀卿編《時事新編》6卷(1895年刊本)
  • 思恢復主編《中倭戰守始末記》4卷(1895年刊本)
  • 佚名編《諫止中東和議奏疏》4卷(香港書局,1895)
  • 魯陽生(孔廣德)編《普天忠憤集》14卷(1895年石印本)
  • 王炳耀編《中日戰輯》6卷(上海書局,1896)
  • 蔡爾康編《中東戰紀本末》14卷(上海廣學會,1896)
  • 阿英(錢杏邨)《甲午中日戰爭文學集》(中華書局,1948初版,1958再版)
中方親身經歷類文獻
  • 冤海述聞客著《冤海述聞》(1895年刊本)
  • 易順鼎著《盾墨拾余》14卷(1896年刊本)
  • 許寅輝著《客韓筆記》(1906年長沙刻本)
日方戰史著作
  • 川崎紫山著《日清陸戰史》(東京春陽堂,1896)(日文)
  • 平田勝馬著《黃海大海戰》(東京博文館,1896)(日文)
  • 川崎三郎著《日清戰史》(東京博文館,1897)(日文)
  • 日本參謀本部編《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東京印刷株式會社,1904)(日文)
  • 日本海軍軍令部編《明治二十七八年海戰史》(東京春陽堂,1905)(日文)
  • 田保橋潔著《〈天津條約〉以後中日開戰以前近代日華鮮關係之研究》(日文)
  • 信夫清三郎著《日清戰爭——從政治外交方面的觀察》(日文)
  • 林子候,《甲午戰爭前日本之內政與備戰》(嘉義:大人物書店,2001年)(中文)
日方有關此戰涉及的國際法及外交方面著作
  • 賀長雄的《日清戰役國際法論》(La Guerre Sino-Japanaise au Point de Vue du droit international,1896,Paris)(法文)
  • 賀長雄著《日清戰役國際法論》(東京忠愛社,1896)(日文)
  • 高橋作衛著《日清戰爭時期的國際法事件論》(Cases on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China-Japanese War,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99)(英文)
  • 高橋作衛著《戰時國際法先例論》(東京清水書店,1904)(日文)
  • 高橋作衛著《英船高升號之擊沉》(東京清水書店,1910)(日文)
  • 關善次著《日清戰役外交始末》(東京中野書店,1900)(日文)
  • 巽來治郎著《日清戰役外交史》(東京專門學校出版部,1902)(日文)
  • 衣斐缽吉著《歸還遼東的由來及真相》(東京外交時報社,1915)(日文)
  • 田保橋潔,《日清戰役外交史之研究》(東京:刀江書院,1951年) (日文)

歐洲國家有關此戰論著

  • 杜布雷(Du Boulay)著《中日戰爭簡述》(An Epitome of the China-Japanese War 1894-1895,London Harrison and sons,1896)(英文)
  • 伏拉第米耳(Vladimir)著《中日戰爭》(China-Japan War,London,Marston and Company,1896)(英文)
  • 艾倫著《在龍旗下——中日戰爭目擊記》(Under the Dragon Flag,My Expriences in the China-Japanese War,London,W.Heinemann,1898)(英文)
  • 泰萊(William F.Tyler)著《中國事記》(Pullings in China,London,Constable & Co.Ltd,1929)(英文)
  • 泰萊著,張蔭麟譯《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刊於《東方雜誌》28卷4期,1931年
  • 那高(Ariga Nagao)著《中日戰爭》(La Guerre Sino-Japanaise,Paris,A.Pedine,1896)(法文)
  • 布爾伏雷(M.Boulfray)著《甲午、甲辰兩次被圍的旅順口》(Les Deux Sieges de Port Arthur 1894-1904,Paris,1907)(法文)
  • 施阿蘭(Auguste Gérand)著《使華記》(Ma Mission en China 1893-1897,Paris,Plon-Nourrit et cie,1918)(法文)
  • 阿爾伯蒂(Amedeo Alberti)著《甲午中日戰爭》(La Guerra Cino-Giapponese 1894-1895,Napoli,Melti & Joele,1904)(義大利文)
  • 巴蘭德(Max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著《東亞政策》(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Stuttgart,Strecher & Moser,1897)(德文)
美國有關此戰海戰方面論著
  • 《聯邦海軍講習會會刊》(Procee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Institule 1895,Vol.21,No.3)曾以《鴨綠江之役》(The Battle of the Yalu)為題刊載一組美國海軍軍官之評論文章(英文)
  • 美國海軍出版《世紀雜誌》(U.S.N.Century Magazine,August,1895)刊兩篇文章:馬吉芬(Philo McGitfin)《鴨綠江之戰》(The Battle of Yalu);馬漢(Alfred T.Mahan)的《鴨綠江之戰的教訓》(Lessons from the Yalu Fight)(英文)
美國有關此戰外交方面論著
  • 美國政府發表《美國外交文件(1894)》(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94,Washington,1896)收錄有關此戰之外交文件多篇
  • 田貝(Charles Denby)著《中國及其人民——一位美國外交人員的觀察、回憶與結論》(China and her People,being the Observations,Reminiscences & Conclusions of an American Diplomat,Boston.1906)(英文)
  • 科士達(JohnW.Foster)著《外交回憶錄》(Diplomatic Memoir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09)(英文)
對戰爭論著的研究或質疑
  • 戚其章:《〈冤海述聞〉研究》,王仲犖主編《歷史論叢》5輯,齊魯書社,1985年
  • 中塚明著《修正歷史的偽造》(東京高文研株式會社,1997)質疑日方戰史著作對日本在戰爭中行為的美化。(日文)
  • 戚其章. 英人泰萊《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質疑. 近代史研究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院). 1982, (4). 

外部連結[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