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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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印案是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因空白蓋印公務文書而引發的案件。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並因此誅殺數百名相關官員。

起因[编辑]

明朝時每年地方都需派人至戶部報告財政收支賬目,所有賬目必須和戶部審核後完全相符方能結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項不符就必須駁回重新造冊,且須再蓋上原地方機關大印才算完成。因當時交通並不發達,往來路途遙遠,如果需要發回重造勢必耽誤相當多的時間,所以前往戶部審核的官員都備有事先蓋過印信的空白書冊以備使用。這原本是從元朝既有的習慣性做法[1],也從未被明令禁止過。《劍橋中國明代史》解釋,錢糧在運輸過程中會有損耗,所以從運送一直到戶部接收時的數字一定不會相符,在路上到底損耗了多少,官員們無法事先預知,只有到了戶部將要申報之時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額,所以派京官員都習慣用空印文書在京城才填寫實際的數目。明太祖朱元璋獲知此事後大為震怒,認為這是官員相互勾結的欺君重罪,因而下令處罰所有相關官員。

發生時間的歧異與解釋[编辑]

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有幾個不同說法,一說為洪武九年(西元1376年),一說為洪武十五年(西元1382年)。

明史·刑法志》裡記載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後追述一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又載戶部核查的名目是“錢糧、軍需諸事”。所以空印案發生於洪武十五年的說法可能是來自於《明史·刑法志》的記載。

《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卷一百三十九《鄭士利傳》傳中記載“時帝方盛怒……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嘆曰:“上不知,以空印為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同卷《葉伯巨傳》記述“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葉伯巨在此時上疏,批評朱元璋“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國榷》中記載這次星變的時間,是在洪武九年閏九月初,由此可推算鄭士利上疏是在洪武九年。方孝孺也在《葉鄭傳》明確記載:“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

由於《明史》本身的記載前後並不相符,因此很難單就其記述來確認空印案發生的時間。

方孝孺《先府君行狀》裡記載其父方克勤“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因方克勤曾在洪武八年十月被下屬程貢誣陷,發到江浦服刑。服刑將滿一年即將釋放之時卻又發生了空印案,再度被牽連,於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去世(《先府君行狀》)。因此將空印案發生的時間推定為洪武九年九月是較為恰當的。

又《葉鄭傳》文中技記述“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鄭士利後來為此上疏,由丞相將上疏交御史大夫轉達御前,由於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後,明太祖朱元璋已宣布廢相,鄭士利可將上疏交由宰相轉達,由此可推斷空印案不可能發生於洪武十三年之後,因當時已無宰相一職。

受牽連的人數爭議[编辑]

空印案與郭桓案中遭牽連誅殺數字可能是根據《明史·刑法志》而來。《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提到“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誅殺也在四萬,所以一般皆認為應有七至八萬人被殺。然而方孝孺在《葉鄭傳》提到,空印案發生時,“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士利兄即為鄭士原,曾任河南懷慶府同知,此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餘輩”的其中一個。鄭士利在案發之初就想上疏,但為了避免受人懷疑是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鄭士原出獄之後才敢上疏,就是為了替留在獄中的死囚申辯。在《葉鄭傳》文末提到鄭士利失敗,朱元璋還是“竟殺空印者”。

鄭士原任官湖廣,卻因從前任河南任內之事入獄,說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書上的署名逮捕官員。所以被逮捕的人數其實也不過數百人之譜。全文末也未提到在這數百人之後又進行了逮捕行動。且在這數百人中還有部份是被充軍而非處死。所以被殺的人也就不會超過數百人。而一般所稱的數萬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幾個大案推測而來的。

明朝之初整個官員階層的人數並不多,而經手空白蓋印文書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數萬人來推算,官員人數應該會嚴重不足,造成政務運轉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難,這也不可能會是朱元璋所樂見的。

在《中外歷史年表》提到,洪武九年“空印獄起,官吏下獄者數百人”應該是比較能採信的說法。

鄭士利的上疏[编辑]

對於空印案所產生的一連串逮捕行動,鄭士利在上疏文中主要有以下幾點申辯:

  • 第一,官方文書的效力產生在於必須蓋有完整的印章,錢糧文書蓋的是騎縫章,是無法隨意挪做貪贓枉法之用的。
  • 第二,所有申報的錢糧確切數目必須要從縣、府、省一直到戶部,層層往上確認符合,只有最後到戶部才能知道確切的數字,如果“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就一定得重新造冊,也勢必會耽誤時間,故“先印而後書”只是權宜之計,並非刻意欺君瞞上之事。
  • 第三,在空印案發生之前一直沒有明確立法禁止,而今誅殺這些官員並沒有法律依據。
  • 第四,官員是需要數十年才得以培養造就的人才,輕易殺掉是很可惜的。

然而鄭士利的上疏並沒有讓朱元璋打消誅殺官員的念頭,反而激怒了他,朱元璋還是「竟殺空印者」,無一悻免。

結果[编辑]

因空印案而遭處死的包括「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接著朱元璋下令處死主印官員,副職以下杖一百充軍遠方(《明史·刑法志》)。

《明史·刑法志》中記載,空印案中被處罰的官員都是布政司以下的官員。但是其實還有地方上的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

方孝孺《葉鄭傳》記載“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後來朱元璋“竟殺空印者”。由此可知言臣中也有負責主印者。

参考文献[编辑]

  1. ^ “元時,官府府于文有先署印,而後書者,謂之‘空印’,洪武建元以來,相沿未改。《中外歷史年表》

参见[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