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陵之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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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陵之议或称改迁陵寝之议,是指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世宗要把其父亲的明显陵从湖北安陆迁到北京的历史事件。中国古代历代帝王“首重山陵”,认为陵寝的建造关系到王朝和帝运的盛衰,国祚的长短。在明显陵兴建的过程中,由于明世宗的父親献皇帝陵寝远在湖北安陆,明世宗瞻怀哀痛,于是朝中有人上疏,提出了将显陵北迁到天寿山安葬的奏议。围绕迁陵事宜,朝廷大臣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争论,明世宗数次令廷臣集议,久议未决,直到嘉靖十八年才告结束[參 1]

背景[编辑]

位于湖北安陆的明显陵,明世宗主张迁陵的就是他父亲的陵墓。

嘉靖三年(1524年)八九月间,正值左顺门事件后大礼更定之前、议礼两派因议礼而起的政治斗争最酣的关键时刻,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和光禄寺革职事钱子勋上疏,提出了将显陵北迁到天寿山安葬的奏议[參 2]。工部尚书赵璜认为“皇考体魄所安,不可轻犯”[參 3],“山川灵秀所萃,不可轻泄”[參 4],“国家根本所在,不可轻动”[參 5],并举太祖定都南京不迁仁祖陵、太宗迁都北京不迁孝陵例,反对随全、钱子勋之议。而曾经“与事显陵”的五官灵台郎吴升也上疏反对随全的建议。尽管如此,世宗仍令礼官集议,实际上此举已经表明了世宗属意迁陵。数日后,礼部尚书席书集廷臣意见:“显陵先帝体魄所藏,不可轻动。昔高皇帝不迁祖陵,文皇帝不迁孝陵,随全等谄谀小人,妄议山陵,宜下法司按问”[參 6],几乎完全复述了赵璜的意见。然而世宗并未就此罢休,世宗说:“先帝陵寝在远,朕朝夕思念”[參 3]为由,令礼部“再详议以闻”。席书再次集议后仍“极言不可”[參 7]世宗遂暂时放弃了迁显陵于天寿山的念头。[來源請求]

过程[编辑]

嘉靖六年(1527年),迁陵之议骤起。如致仕佥事宁河、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卫千户陈升、革职锦衣卫百户随全、罢闲光禄寺录事钱子勋、温州府武举生杜承美、革职兵马周密、湖广生员萧时用等人皆请迁献皇帝陵墓并迎献皇帝梓宫入天寿山。

迁陵由三千里之外远迁来北京,要耗费许多国财民力。张璁反对迁陵,还同席书、桂萼一起上疏劝谏世宗。但起初蒋太后(皇帝亲生母亲)很想促成此事,极力对世宗施加压力,所以世宗希望张璁等人能够在这件事上支持他。但张璁却说:“显陵安重不迁,实皇上崇大化之本也”。蒋太后得知后,向世宗哭诉:“五六年间,只想皇帝启请先帝梓宫来京,不想今日重加修造,已知不迁之理,但后日将吾以何?”[參 8]世宗十分紧张,一方面劝慰母亲说:“慈亲安心爱养尊体以享福寿,此等之事甚非圣母之忧”[參 9]。另一方面将其母的态度告知张璁等人,希望得到帮助,张璁却认为世宗在这件事上不应违反礼制,而应尽量说服太后[參 10]

在张璁的极力反对之下,蒋太后最终表示:“先帝奉迁之事委实重大,亦扰百姓,但只他日是必将吾随之先帝南归,如是吾则无忧也。”[參 8]得到了蒋太后的表态,世宗遂下旨:“朕已经奉圣母慈训,谓陵寝根本重地,不可轻动,这各该奏扰人役,本都当孥问重治,不究,再来奏扰,绝不轻饶”[參 11]在迁陵之议上,能成功阻止皇帝母子渴望迁陵,张璁无疑是最具份量与决定性的重磅人物。[來源請求]

评价[编辑]

嘉靖三年开始的迁显陵之议,至嘉靖十八年李拱辰因再议迁陵被治罪止,时历十五载,中间反复无常,甚至张璁、夏言严嵩等宰辅大臣也不得不左右其间,更不用说是一心想为其父争得尽可能荣宠的世宗本人了。这些奔竞官员十几年的迁陵之议,最终并没有得到世宗皇帝的认同,这也是嘉靖年间一些小人们怂恿世宗祀典改制唯一没有成功的一次。不过,没有成功并不意味着小人们的迁陵之议对世宗没有产生过影响[參 12]

參見[编辑]

参考资料[编辑]

  1. ^ 周红梅,《浅述明嘉靖皇帝“迁陵”之议》,明清皇家陵寝保护与发展研讨会 , 2006。
  2. ^ 《明史·卷三十五礼志之凶礼》:“献皇帝梓宫宜改葬天寿山”。
  3. ^ 3.0 3.1 《明实录世宗实录大卷四十三》
  4. ^ 《明会要卷十七·礼十二凶礼》
  5. ^ 《明正统宗》
  6. ^ 《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
  7. ^ 《明史·席书传》
  8. ^ 8.0 8.1 《明世宗宝训》
  9. ^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三》
  10. ^ 马静,《蒋太后与嘉靖前期政治》,《贵州文史丛刊》 , 2011 (1) :52-56。
  11. ^ 《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一》
  12. ^ 王剑. 政治变动与“小人”政治文化.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 (5): 10-18 [2018-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