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明神宗册立太子的争议，由于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1]
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宫女王氏所生）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向明神宗建议立长子为太子，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原为神宗偶然宠幸宫女王氏所生的。
明神宗不宠爱朱常洛的母亲，所以不想立常洛为储君，有意立得宠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由于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令群臣忧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神宗被群臣所迫，不能立常洵为储，因而以几十年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们抗议，是为万历怠政。
1601年，朱常洛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封国为洛阳。但是福王不到洛阳去，迟迟逗留于北京。直到明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非常不利后，福王才被迫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2]。
起因[编辑]
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在张居正主政的万历九年（1581年）的某一天，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李太后请安。当时李太后不在，王氏端水让他洗手，他一时兴起，就“临幸”了王氏，王氏受孕后，太后召问皇帝，皇帝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太后命人取宦官所记的《内起居注》查看，至此皇帝方勉强承认，后封王氏为恭妃。当时宫中称宫女为“都人”，明神宗因此称朱常洛为“都人子”，不喜欢他[2]，由于李太后出身也是“都人”，太后大怒，骂神宗：“尔亦都人子！”神宗惶恐，跪在地上叩首请罪，不敢起立。
明神宗嫔妃众多，其中最宠爱郑氏，万历十年（1582年）封为淑妃，次年进为德妃。到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即朱常洵。明神宗大喜，有意进封为皇贵妃，这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鲜明的对比。很快，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高玄殿祷神盟誓，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由郑贵妃保管[2]。
过程[编辑]
朝臣拥护朱常洛[编辑]
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响，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以破除流言。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氏生子同年，首辅申时行上疏，列举明英宗两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明神宗以长子幼弱为由，等两三年后再举行[3]。这加深群臣的不安，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让明神宗激怒，将奏折扔在地上，对身边宦官说“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遂降旨：“贵妃敬奉勤劳，特加殊封。立储自有长幼，姜应麟疑君卖直，可降极边杂职。”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都被处罚[4]。但自明神宗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也指出立太子“立储自有长幼”，会依长幼顺序册立[5]。
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集体要求册立，并且杜门请辞，向明神宗施加压力。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或皇子十五岁时，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明神宗大怒，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此事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众大臣或被罢黜，或被廷杖[6]。
三王并封之礼[编辑]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年正月，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要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王锡爵既怕得罪皇帝，又怕被朝臣攻讦，于是上疏请由长子拜皇后为母，如此长子就是嫡子。然而神宗只以“三王并封谕”告示朝臣，没有提出“长子以皇后为母”的说法，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顿时，朝中大哗，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经过参选，才有机会成为太子，但朱常洛本来就应该是太子。此种作法，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谀帝邀宠，王锡爵无奈，自劾请辞，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2]。
立常洛为太子[编辑]
明万历廿六年（1598年）发生“第一次妖书案”，有人散发传单，指责郑贵妃意图换储，皇帝大怒，大量贬谪官吏。此立储事，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首辅沈一贯的劝进下，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让步，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朱常浩为瑞王、朱常润为惠王、朱常瀛为桂王。朱常洛出阁读书时，正值寒冬，太监不给太子生火取暖。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太监们才给他生火。卅一年（1603年）发生“第二次妖书案”，又有人散发传单指责郑贵妃，浙党首辅沈一贯乘机大力斗争东林党人，郭正域差点被杀。此后，福王又不赴封国洛邑，长期逗留京师，窥探储位，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藩居住，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最为强势。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梃击案发生之后，全国士庶都认为郑贵妃要刺杀太子，拥立福王朱常洵，在朝臣的压力下，神宗终于命常洵到洛邑就藩[2]。
影响[编辑]
国本之争是明朝后期万历年间的大事，诸多大臣都涉及到此事件中，许多人还被惩罚，明末三大案的爆发，引起的东林党争也在这期间开始。此事也使得万历帝对政事更加心灰意冷，导致在位最后卅余年不上朝，只召见群臣一次，史称“万历怠政”。最后，朱常洛没有得到父亲的关怀，也没有受到太子该受的教育，这一切都促使明朝灭亡的党争明显起来[7]。
参考文献[编辑]
- ^ 林丽月. 李三才與東林黨.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九期. 1986年5月 [2021-07-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7-11）.
- ^ 2.0 2.1 2.2 2.3 2.4 《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第四篇 第十七章 神宗贪怠与东林会议〉第327页－第345页。
- ^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
- ^ 《明史‧卷233‧姜应麟传》
- ^ 《明史‧卷233‧姜应麟传》：“自后言者蜂起，咸执‘立储自有长幼’之旨，以责信于帝。帝虽厌苦之，终不能夺也”
- ^ 《明史‧卷233‧罗大纮传》
- ^ 何文韬. 国本之争. 新浪网. 2007-08-13 [2014-02-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1-07）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