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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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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uanlishi.jpg

四川歷史系列條目
史前時期 前200000﹣前2000
巴國蜀國 前2100﹣前316
秦漢時期 前316﹣214
益州
武都郡
漢中郡
蜀郡
巴郡
廣漢郡
犍為郡
越巂郡
成家 25﹣36
蜀漢 214﹣263
兩晉南北朝時期

263﹣581
益州
蜀郡
新都郡
漢嘉郡
汶山郡
江陽郡
犍為郡
越巂郡
梁州
巴郡
廣漢郡
巴西郡
巴東郡
梓潼郡
涪陵郡
成漢 304 – 347
譙蜀 405 – 413

隋唐五代時期 581 – 965
劍南道
山南西道
前後蜀 892 – 965
前蜀 892/907 – 925
後唐 925 – 934
後蜀 934 – 965
兩宋時期 965 – 1234
李蜀 994
明時期 1206 – 1660
明夏 1363 – 1371
大西 1643 – 1644
清朝時期 1646 – 1912
民國時期 1912 – 1949
四川省
重慶市
大清 (通志政權) 1917
共和國時期 1949 – 今
四川省
重慶市
巴國
周朝諸侯國
國君之 姬姓
爵位
國都 1.枳
重慶涪陵
2.江州
重慶市渝中區
3. 墊江
重慶合川
4.平都
重慶豐都
5.閬中
四川閬中[1]
始封此國者 顓頊高陽氏
創始年 不詳
始祖 不詳
滅亡年 前316年
亡國之君 不詳
滅亡原因秦國所滅
史書記載華陽國志·巴志》

巴國,自稱為[2],姬姓[3],以姬姓巴王族為主體,並包括版圖內的其他部族,在先後以陝東南和川東鄂西為中心而其四至因時而異的地域範圍內所建立的國家[4]。初起源於鄂西,後發展到四川盆地東部、湘西、陝東南的一個部落聯盟國家。到了西周時期,則正式成為周的姬姓諸侯國[5]巴人在夏商時期已見史載,在周武王伐紂時有功,被封為子國。直至公元前316年滅於秦國。其都城隨戰爭數次遷移,始建都於枳城(今重慶涪陵)、最後一次在閬中。也有一說為陝西安康[6],是由多支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來源的部族所組成的亞民族集團,它們當中,既有屬於百濮系的族群,又有屬於氐羌系的族群,還有屬於華夏系的族群。由於它們的所屬族群及來源地域有別,文化也有所差異。而先秦巴國只有一個,即姬姓巴國。除姬姓巴國外,其餘所謂的巴國,都是居息在巴地上稱為巴的族群。[4]

有關巴人的記載主要來源於文言文史書。包括戰國到漢初人所作《山海經》,春秋末期魯國左丘明作《左傳》,戰國魏國的《竹書紀年》,西漢劉向所著的《世本》,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唐人所緝的《晉書》以及後來的《通典》等。

祖源[編輯]

華夏太皞說[編輯]

巴國最早見於《山海經·海內經》記載:

太皞即伏羲,後照為巴人始祖[7],源自伏羲氏把他們的後裔分封降居於長江之北的丹山、巫山和巴一帶[8]。《海內經》這段記載所說的太皞遠裔的巴國,既然有其世系可以尋繹,當有所本。但所說巴國,卻不當是巴國的統治者姬姓王族,而應如李學勤先生所分析的,是巴國的一部分民眾,是組成巴人的族群之一。[4]

廩君說[編輯]

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說:

[9]

作為廩君國家,有五個氏族來源的武落鍾離山,位於長陽縣西北的都鎮灣東側,西北臨清江,東南臨南漢溪,三面環水,山上五峰並立,據《太平寰宇記》載:「武落鍾離山,一名難留山,在長陽縣西北七十八里。」[10]所謂「夷水」,又謂「鹽水」,即清江,《通典》卷一百八十七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鹽水」。[11][12]

廩君傳說表明,很久以前在清江中游地段曾有幾個氏族部落生活和遷徙過,他們通過擲劍和賽土船的方式,推舉廩君為五姓部落聯盟的首領,其後,他們在廩君帶領下,沿夷水(清江)進入今恩施州境內,戰勝鹽水女神部落後,稱君夷城(恩施)。廩君立城後,其後裔一部分繼續西遷至川東(今南充市境內),建立巴國,一部分繼續留居在清江流域,並陸續向西部和南部流動,其中一部分進入了湘西[12]。也有學者指出《華陽國志·巴志》這篇專名記載巴國及其史事的歷史文獻中,對於廩君卻隻字未提,充分說明了廩君並非巴國王族這一史實[4]

歷史[編輯]

夏禹時期,成為夏王朝的鄰國之一。《左傳·哀公七年》載:禹「會諸侯會稽,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13]

《山海經·海內南經》記載:「夏后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於巴,巴人請訟於孟塗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孟塗)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屬也。」上述史料說明在夏啟時期,巴向夏讓渡了包括訴訟這一類的的部分國家權力,逐漸融入夏王朝的系統裡面。[14]竹書紀年》也記載:「帝啟八年,帝使孟塗人巴涖訟。[15]

夏末初,巴已經成為夏王朝的一部分,參與了夏與殷的鬥爭,起碼在夏滅亡的時候,巴並沒有成為商的同盟。《山海經·大荒西經》記載:「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屍。故成湯夏桀於章山,克之,斬耕厥前。耕既立,無首,厥咎,乃降於巫山。」巫山,即巴國所在,巴國收留了夏亡國後的遺民。[16]

在商代,巴沒有完全臣服加入殷政權,反而和殷發生過戰爭。《殷契粹編》1230記載「壬申卜,爭貞,令婦好從沚盾戈(古戎字)伐巴方」。《殷墟文字乙編》2948+2950雲;「辛未卜,爭,貞婦好從其沚盾戈伐巴方,王自在商伐重阱婦好立……」。這些甲骨文記載表明,公元前13世紀的殷武丁時期,武丁和婦好都曾經征討過巴國。

公元前11世紀,巴的軍隊作為前鋒加入了周武王的戰爭。也因此在滅商後,正式成為周王朝的諸侯國之一,併入周王朝的疆域。《華陽國志·巴志》稱:「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代紂,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17]

巴子稱為宗姬,宗姬之姬為姓,宗則是同宗之意,表示與周人為同宗之後,宗姬與周同宗,在班輩上低於武王,在同宗關係的龐大血緣紐帶中居於子輩,由於早已別為氏族,故對武王來說,屬於子族之列,因其分封於巴,故稱巴子。巴謂國名,子謂子族,此即宗姬稱為巴子的由來[4]

春秋時期楚國逐漸強大,驅趕巴國的疆域不斷向西遷移。《華陽國志·巴志》載:「巴、楚數相攻伐」「巴子怒,伐鄧,敗之。其後巴師、楚師伐申。楚子驚巴師。魯莊公十八年,巴伐楚,克之。」「魯文公十六年,巴與秦、楚共滅。」「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敗於鄾。」[18]

《左傳·桓公九年》:「文十六年(即公元前611年)以後,巴遂不見,蓋楚滅之。」最終楚國奪取了巴國經濟的根基:位於巫溪清江業基地。逼使巴都城也沿江向西遷移。[19]

戰國時期,《華陽國志·巴志》說:「七國稱王,巴亦稱王。」其疆域是「東至魚復(奉節),西至僰道(宜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巴國依然還是一個疆域廣闊,可與七國相比的國家。[20]巴國的首都先後在江州重慶)、墊江(合川)、平都(豐都)、閬中,而王墓主要在枳(涪陵[1]

公元前316年,巴國與蜀國交戰,秦惠王應巴國的請求,使張儀司馬錯率大軍南下滅了蜀國。但緊接着順道向東滅了巴國,在江州設立巴縣,成為秦始皇36郡之一。[21]

相關遺蹟[編輯]

1987年以來,清江隔河岩考古隊、高壩洲考古隊先後對清江中、下游地區進行了數次考古發掘,共發掘新石器時代遺址6處,這些遺址地層中出土文物主要有石器、骨器、陶器等。經對比研究發現,清江流域新石器時代遺址與長江三峽地區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大溪文化遺存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相當於大溪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遺存。從出土的箭鏃、魚鈎、網墜等狩獵和捕魚工具,以及遺址地層中較多的魚骨、獸骨來分析,魚獵生活在當時人們的經濟生活中依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22]

石器[編輯]

石器共出土數千件,器形有斧、錛、鋤、鏟、鉞、錘球、杵、鏃等20餘種,主要為生產用工具,分別用打制、磨製、打磨兼制、琢磨兼制等方法製成,石器製作的原料多就地取材,為清江河灘的爍石。[22]

骨器[編輯]

骨器主要有骨錐、骨針、骨鏃、骨鈎、骨飾等。其中的骨錐、骨針作十分精緻,有的骨針,其圓徑僅0.5厘米,孔徑只有0.08厘米。可見當時的骨器製作工藝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22]

陶器[編輯]

陶器主要有碗、缽、盤、簋、器蓋、杯、盆、鼎、罐、釜、缸、支座等20多種,時代偏早的陶器有碗、盆、盤、器蓋等,時代偏晚的陶器有圈足碗、豬嘴形支座、彩陶單耳杯等。[22]

香爐石文化[編輯]

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清江畫廊風景區武落鍾離山巴人文化廣場,著名書畫大師汪國新題寫的「巴人發祥地武落鍾離山」。

目前在清江中游地區調查發現的相當於中原夏、商、周時期的古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長陽縣境內,共有4處,即香爐石遺址桅杆坪遺址南岸坪遺址深潭彎遺址等,在長陽以西的巴東建始恩施境內的一些遺址中,雖發現有零星的商、周時期的陶器碎片。在上述幾處被確認的早期巴人遺存中,以香爐石遺址最具代表性。

香爐石遺址地處清江腹心──長陽魚峽口,1988年和1989年先後作過兩次發掘,該遺址處在陡峭山崖的夾縫中,面積約700多平方米,文化層的整體堆積厚度達到4.5米以上,不僅堆積較厚,且遺物保存較好,這是目前在整個清江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早期巴人遺存」。

香爐石遺址的地層堆積自上而下可分為7個層位,遺址地層堆積中出土文物十分豐富,僅首次發掘的400平方米的面積中,就出土各類石器、骨器、陶器、兵器等多達9240件。且這些文化遺物自夏商時期開始至春秋戰國時期而未間斷[23],並被學術界確認為是屬於「早期巴文化遺物」。現結合地層與出土遺物逐次進行分析。

夏代晚期[編輯]

香爐石遺址的最底層文化層(第⑦層)據碳十四測定年代數據為距今4090±100年,相當於夏代晚期。出土的文化遺物類別較簡單,主要是陶器、石器、骨器。石器主要有斧、鑿、錛等;骨器有骨錐;陶器主要有罐、瓮、缽、豆、紡輪,早期巴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陶器──釜,在這一時期尚少有發現。不過已可以說廩君巴人最遲從夏代晚期已開始在清江中游地區生活。

專家們從該地層中發現與生活相關的大量獸骨、鳥類骨骸、魚骨殘渣等分析,在夏代晚期,清江流域的巴人是以原始的魚獵、採集經濟為主,魚、獸、鳥類是他們食物的主要來源之一。

商代[編輯]

這一階段共分兩層:遺址第⑥層文化層據碳十四測定年代數據為距今3520±130年,相當於中原商代早期文化層;第⑤層文化層相當於商代中、晚期。

商代早期[編輯]

其中遺址第⑥層出土的商代早期遺物,主要有陶器、小型石器、骨器、卜骨以及大量獸骨。石器主要有石斧、石鏟、石鑿、石錛、石矛頭等;骨器有錐、鏟、鏃、針、鋸、器蓋、佩飾、牙飾等;陶器以釜、罐最為豐富,占陶器總數的58.2%以上,其它還有盆、瓮、豆、缽、杯、盤、網墜等。

這一時期,在遺址附近還發現了巴人墓葬區,在發掘的5座巴人墓中,1座東西向,4座南北向,其葬式均為仰身直肢,其中編號Μ6的人骨架長176厘米,身旁隨葬有1件早商時期的大型卜骨和一件較精製的大型骨匕。

卜骨系利用牛的肩胛骨製作而成,這與在遺址地層中發掘出大量用魚的鰓蓋骨製作的卜骨不同,是早期巴人遺物的新發現。卜骨雖有殘缺,但全貌基本清楚,全長42厘米,為我國發現的最大卜骨之一。該卜骨兩面及周邊均經打磨和修整,背面中脊已基本削平,上有大小圓形鑽孔100多個,厚的地方鑽孔較大,薄的地方鑽孔較小,整個鑽孔呈橫向與斜向排列,部分鑽孔有灼痕,從鑽孔形態特徵看,其年代為早商時期無疑。

骨匕長26.6厘米,十分精製,而且用材巧,體型大,器壁薄,是十分珍貴的物品,被稱為我國早期骨匕之最。在編號Μ4的墓葬中,隨葬品為一件夾砂褐陶釜,器形為侈口、圓唇、弧腹壁、圜底。Μ3也出土了一件夾砂褐陶釜,器形為敞口、圓唇、鼓腹、圜底,器身飾細繩紋。說明在早期巴文化中,陶釜不但在生活中常用,死後還把它當作隨葬品。

商代中、晚期[編輯]

遺址第⑤層出土的商代中、晚期文化遺物,以陶器為大宗,石器呈明顯下降的趨勢,陶器中以釜為器類之冠,占陶器總數的90%以上,次為罐、缽、杯、豆、紡輪和網墜。釜的器形大小不一,有夾砂灰褐陶、褐陶、黃褐陶等,飾有細繩紋、方格紋、藍紋等。說明這一時期,隨着生產的發展,制陶技術的進步,以陶釜為特徵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文化中逐步占據其重要位置。

此外,在該地層中還出土了數量較多的卜骨和與生活相關的獸骨,卜骨用大魚的左鰓蓋骨製成,均有鑽孔。鑽孔大多為橢圓形、圓形和長方形,一般鑿槽較深,有的已鑿穿,燒灼痕跡明顯,有的可看見兆紋。

西周巴國[編輯]

按照古代文言文記載,在武王伐紂之後,巴國成為周朝的姬姓封國。香爐石遺址第④層為西周文化層,出土遺物以陶器為多,達2400餘件。

陶器[編輯]

其中陶釜的數量達2100多件,占陶器總數的88.3%左右。陶質有夾砂褐陶、灰褐陶、黃褐陶、、泥質灰陶、灰褐陶等。紋飾有方格紋、繩紋、回形紋等。器形的製作以手制為主,不少器壁還保留有手指按窩,說明在西周時期,以陶釜為特徵的代表性器物在巴文化中依然十分興盛。除陶釜之外,其它陶器器類有罐、盆、缽、杯、紡輪、網墜等。

陶質印章[編輯]

還出土了兩枚陶質印章,印章印文為陰刻。張政良認為:陶璽印文字屬巴蜀文化系統。陳公柔認為:兩璽印出在早期巴文化遺址西周地層中,當然是巴人比較早的璽印。夏淥認為:兩璽印印文一為「蔡」,一為「鮫」,前者與甲骨文相近,後者與有巨口有利齒的水生動物有關。[24]是中國璽印歷史中的文字記載找到了第一件實物例證[25],在此之前,我國所發現的古璽印上限僅在戰國[26]。也證明中國首先使用璽印。儘管香爐石遺址陶璽印的印文目前尚未辨識清楚,但不影響稱它是古代璽印的定名,即使是用它來印陶器,也應是我國古代璽印的一種或璽印的祖型[27]

石器和骨器[編輯]

除上述陶器外,還出土了少量的石器和骨器。石器有斧、錛、刀、鏃、紡輪、礪石等;骨器有錐、鏃、牙飾等。同時還出土了部分卜骨已及大量的與生活相關的獸骨、鳥骨、魚骨等,其卜骨的製作方法與鑽孔形狀與商代出土遺物基本相似。

銅器和貝幣[編輯]

值得一提的是,在該地層中出土了部分銅器小件,計有銅錐、銅鑿、銅鏃、銅環、銅魚鈎等。另外,還發現了貝幣,均為海貝,雖然數量不多,應是巴人區域貨幣史的實物依據。說明清江流域在西周時期已開始慢慢步入青銅時代,經濟交往中逐步開始使用貨幣。

從該地層出土遺物可以看出,西周時期,清江流域的巴人在生產技術、制陶技術等方面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陶釜為特徵的代表性器物在早期巴人的陶器文化中依然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說明早期巴文化有其自成體系且發展穩定的陶器群體。清江流域的巴人依然處于氏族部落的原始或半原始的社會狀態,石器和骨器等原始工具依然在生產和生活中廣泛使用,魚獵和採集依然是當是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手段,巫術活動中仍然以占卜為主要活動方式。

春秋巴國[編輯]

遺址第③層為東周早期文化層(即春秋時期),出土遺物中仍以陶器為大宗,占遺物總量的97.3%。此外,石器、骨器、銅器,也有一定數量的出土。

陶器[編輯]

陶器器類仍以釜為主,占陶器總量的68%左右,釜的器形發生變化,較前期變小。還發現有鬲、罐、瓮、缽、碗、盤、豆、杯、紡輪、網墜等。豆的形態特點各異,其中有碗形豆、細柄豆等。陶質有夾砂灰褐陶或黑陶,泥質陶中有灰陶、灰黑陶等。紋飾主要有方格紋、繩紋、鋸齒紋、魚鱗狀網狀暗紋、錐刺小三角紋等。陶釜是早期巴文化中最具特徵的代表性器物。[28][29][30]以陶釜為特徵的自成體且發展穩定的陶器群體依然占據重要位置,釜的形體儘管發生了一些變化,但無論從陶系特點和器物特點看,一直保持着早期巴人土著文化特色。

石器[編輯]

石器器類主要有斧、錛、刀、鏃、紡輪、礪石、鑿、鏟、環、墜飾等,石器數量與前期同類出土物呈明顯下降趨勢。銅器有錐、鑿、削刀、鏃等。骨器有錐、鏟、鑿、筷、鏃、牙飾等。

楚文化[編輯]

這一時期出現部分文化的器物,如楚式等,楚文化開始影響到清江中游地區,也說明巴人在不斷吸收外來文化。

早期文化[編輯]

信奉占卜,崇尚巫教,民風古樸自然,情感表達直白,具有豪放、率直的文化性格,這似從遺物的紋飾變化與特色上可見一斑。相比較而言,巴文化中比較雅致的文化成份少,更多的是自發的、自然的或可稱為世俗的文化成份較濃厚。清江巴人獨特的文化性格,與蜀地「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形成鮮明對比,又與江漢楚文化那種華美修飾有明顯區別。

經濟[編輯]

以原始的自然經濟為主體,生產力水平低下,耕作技術粗放原始,缺少大規模的勞動協作,漁獵經濟發達,自然環境狀況對經濟生活有着絕對的制約作用。

制度[編輯]

其居住環境與所發現的文化遺址,仍保留着較濃厚的氏族組織形式的色彩,社會組織仍呈現自然鬆散式狀態,部落或家族的歷史延續不衰,這直至秦漢乃至唐宋以後也是如此。

濮文化[編輯]

有說法認為,早期巴文化包涵了早期濮文化的部分因素,因為「巴濮的統治部族同為廩君之後」,「巴、濮本為兩個部族,因為長期雜居而成為一族」[31]。可以說,巴文化本身就是一個複合體,在他產生的初期就已融合了土著濮人的文化特徵[32]

戰國至秦漢[編輯]

戰國時期,清江流域的巴人逐步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沿清江上游西遷進入川東;一部分往南進入了湘西;還有一部分則在清江流域定居下來,繁衍生息。戰國到秦漢時期,以虎鈕淳于為特徵的青銅文化逐步取代了早期巴文化中以釜為特徵的陶器文化,青銅文化成為這一時期巴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文化。

巴式青銅器[編輯]

1949年以來,在清江流域的中、上游地區,窖藏出土的巴式青銅器50餘件在這些出土的虎鈕淳于中,保存最為完整、造型最為精緻、器物最為珍貴的當屬在建始景陽出土的雙虎鈕淳于。

雙虎鈕淳于重12.75公斤,通高49厘米,整個形狀上大下小,肩部隆起,略成橢圓的圓柱體。上端有一長32厘米,寬25厘米的橢圓形盤,盤中並立兩隻長15厘米的銅虎,雙虎間有一環相連,便於懸掛,虎身刻有柳葉形花紋,虎的形體粗獷,虎口大張而鋒齒畢露,尾平伸略上卷,體態豐滿,栩栩如生。

虎鈕淳于[編輯]

淳于為樂器,由兩種器形複合而成。《周禮·鼓人》雲:「以金淳和鼓」。鄭《注》:「淳,淳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近代出土有陶製淳于,都作「碓頭大上小下」之形,加上素鈕,以便懸系,這應是早期淳于的形制,銅製淳于多是模仿陶製而成。依照考古分期,淳于必然是由陶淳→素淳→鈕淳→虎淳,從粗糙向精製發展而成[33],據考證,淳于的起源應在黃河流域[34]

但從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時代最早的淳于出於山東,為春秋時期,以後由山東逐步傳入江淮。春秋時代的淳于,主要用於戰陣,《國語·晉語》曰:「戰以淳于、丁寧(丁寧,也),儆其民也。」同書《吳語》曰:「吳王夫差乃秉戰袍,親就,鳴鐘鼓、丁寧、淳于、振鐸。」可見當時黃河流域晉國長江流域吳國都有了淳于,並用於戰陣。

淳于傳入清江流域及三峽地區的巴人區域時,則逐步改變了原有的特徵,以虎為鈕,巴人從東夷人那裡繼承和襲用了淳于的形體和音樂功能,同時對淳于之鈕加以改造創新,讓虎的威嚴,凌駕於淳于之上,使之成為巴民族的象徵,並以此物祈求虎神的保護。

虎鈕淳于主要分布於毗鄰區域,從戰國到漢代,可謂盛極一時[35]。從總體特徵看,其鑄造風格、圖案表現手法以及淳于的形體特點等,均不屬於專門的作坊製作,而是有小區域的製作風格。

鑄范風格各異,使虎鈕淳于形成了精彩紛呈的局面。從虎鈕淳于的大小尺寸看,鄂西清江流域的虎淳多在55──70厘米之間,而湘西地區的虎淳則多在50──55厘米。從虎的形態上看,鄂西南清江流域的虎淳上,虎的形體粗獷,虎口大張而鋒齒畢露,尾平伸略上卷,有的虎淳之虎背部生有雙翼,有如虎添翼之勢,整個形象威嚴而神秘;而湘西北之虎,張口而不露齒,或露出不明顯,尾多上翹,背部無翼,整個形象樸實生動,接近自然界中所見的虎的形象。這些不同特點,說明虎鈕淳于在當時存在着小區域差異。但虎鈕淳于之虎經過論證卻並非巴人的圖騰。

巴人[編輯]

巴人,是泛指生長在巴國和巴地範圍內的所有人,以及從巴地遷徙至其他地方的人,而可以不論其本來族別如何[4]

夏代以前的巴人源頭,學術界目前爭議頗大,有清江說,峽江說(西陵峽),甚至還有三星堆文化說等等,無論哪種說法目前都缺少充分的材料讓學術界所信服,因為在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大溪文化與夏、商、周時期的香爐石文化之間還存在很大一段缺環。

西陵峽地區雖發現了時代較早、數量較多的巴文化遺址,有的遺址在時期的巴人遺存之下直接疊壓着湖北龍山文化地層。

目前在清江下游和清江與長江交匯處的石板巷子茶店子雞腦河等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相當於中原龍山文化末期至夏代早期的巴文化遺存,但由於發掘工作做得較少,所獲資料有限,還難於作出更為確切的論證。

巴人是由多支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來源的族群所組成的亞民族集團,它們當中,既有屬於濮越系的族群,又有屬於氐羌系的族群,還有屬於華夏後裔的族群。由於它們的所屬族別有異,來源地域有別,文化也有所差異。而先秦巴國只有一個,即姬姓巴國。除姬姓巴國外,其餘所謂的巴國,都是居息在巴地上被稱為巴的族群。[4]

相關民族[編輯]

有說法認為秦滅巴後,定居於鄂西南的巴人,雖經歷了歷代王朝更迭和戰爭變亂,但一直在這一地區繁衍生息,綿延不斷,並融合了這一區域的其他民族成員,成為今恩施州境內土家族的主體先民。[12] 三峽研究小組對三峽和清江流域一帶的土家族人的血液和懸崖峭壁上的骨骸進行了基因對比實驗,從基因對比的數據來看,戰國西漢時期的古巴人與土家人的基因聯繫已經沒有緊密關聯,只有70%的概率。明朝的懸棺里提取出來的基因與今天的土家人基因的聯繫可達99%以上。[36]

亦有說法認為巴人是「九黎」後裔「九夷」中「淮夷」西遷形成的,在湘鄂陝渝黔等交區生活了很久,與西系苗族中「花苗」、「白苗」等支系關係密切,巴人後裔主要還是苗族,即西系苗族,包括國外苗族,恐怕有四百萬人,他們主要由巴人後裔發展而成[37]

星座[編輯]

巴國是中國星座三垣天市垣中19個星官中的天市右垣八(巴),也就是Epsilon Serpentis(εSer)。赤經:15度:50分:48.9秒;赤緯:+04度:28分:40秒。視星等3.71,距離我們80光年,光度15,光譜類型A2m。[38]

參考資料[編輯]

  1. ^ 1.0 1.1 《華陽國志·巴志》:「東接朐忍,西接符縣,南接涪陵,北接安漢、德陽。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
  2. ^ 楚系文字亦作「郙」,秦系文字改作假借字「巴」。李學勤. 包山楚簡「郙」即巴國說[J]. 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6, 33(6):14-17.
  3. ^ 《華陽國志·巴志》記載:「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又說:「巴國遠世,則黃、炎之支;封在周,則宗姬之戚親。」
  4. ^ 4.0 4.1 4.2 4.3 4.4 4.5 4.6 段渝《巴人來源的傳說與史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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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王然:《夏、商、西周至春秋時期的巴人遺存考》「以釜為中心的陶器群在鄂西南地區始終是一種最穩定、最主要的文化因素,代表了巴人的族體文化。」
  29. ^ 王勁:《鄂西峽江沿岸夏商時期文化與巴蜀文化關係》「使用釜、罐類型文化的人們與巴人廩君當有關係。」
  30. ^ 鄧輝:《土家族區域的考古文化》「巴人文化的特點,其遺存中明顯存在着西邊蜀文化的因素,也有中原商文化的內涵,而本地以釜為特徵的文化則占有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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