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民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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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民變，又稱晚明民變、明末農民戰爭，或稱李自成、張獻忠之亂等，是從明朝天啟七年（1627年）叛軍與明軍作戰開始，直至清朝順治年間結束的一場民變。大部分官方史料認為晚明民變是由於拖欠軍餉、給養不足及強迫徵兵所致，加上連串的饑荒，促成民變越演越烈。
背景[編輯]
天災[編輯]
萬曆後期至天啟年間氣候顯著變冷，進入小冰期，氣候持續惡劣。北方風沙壅積日甚，旱災逐年增多，農業收成銳降[1]。與此同期，中原氣溫與北方農牧帶的降雨量也直抵秦漢以來的最低點。整個明末時期始終伴隨着旱災、寒流、蝗災、水災、鼠疫、瘟疫等，此後中原氣候持續下降，天下大亂，狼煙蜂起[2]。
政治[編輯]
明朝末年，各種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全國各地反抗鬥爭層出不窮[3]。而此時皇權旁落，中央和地方離心離德，社會各階層和朝廷之間激化矛盾。而其深層次矛盾則在於明朝中後期的制度體系—宦官和賦稅制度[4]。
軍事[編輯]
明後期屯田制中的軍屯制度到後來弊端暴露無遺[5]，例如：剋扣糧餉；屯田多被軍官、豪強和內監占奪，使得軍隊失去了糧食的來源；軍紀敗壞，殺良冒功[6]；再加上軍隊由於缺餉而譁變的事件，也是統治危機的一個重要表現，天啟年間，福寧、杭州等地也先後發生兵變，還有援遼軍隊譁變於河北玉田縣的事[7]。
經濟[編輯]
明中期以後，國家財政的破產和賦稅的加派，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自己享用，甚至把外庫的藏銀輸入戶部，導致國家財政內外交困，面臨破產[8]。明末期間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又不合時宜地增收三餉，不斷地加派賦稅，明朝統治階級在全國範圍內以征礦稅為名，派遣了大量礦稅監，橫徵暴斂，魚肉人民，加重百姓負擔，加速了階級矛盾激化[9]。
過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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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編輯]
萬曆末年，在陝西地區開始出現小規模民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定調為農民起義，但人數往往不多、缺乏聲勢，許多的民變領袖也不為所知。這一階段的民變曾經被部分地方志記錄，如《漢陰縣志》記載「四十三年（萬曆），流賊劫掠鄉村，出沒無常，爲地方患」。陝西附近的山西和四川也遭到民變的影響，四川巡撫尹同臯曾經上言「陝西流盜由保甯[註 1]入川，蹂躪廣元、神宣之間」。[10]
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年），白蓮教徐鴻儒聯合景州（今河北景縣）於弘志、曹州（今山東曹縣）張世佩等，圖謀起事，約定中秋起兵。但因計劃泄露，遂於五月先期發動。徐鴻儒自稱中興福烈帝，改年號為大乘興勝元年。叛亂軍很快攻克了鄆城、鄒縣、滕縣、嶧縣，歸附的民眾有約十萬[11]。其時，於弘志在河北武邑、棗強、衡水等地起兵響應。又有劉永明聚眾二萬人，不久與徐鴻儒隊伍匯合，叛亂聲勢大振。他們計劃「南通徐淮、陳、潁、蘄、黃，中截糧運，北達神京，為帝為王」。同年十一月，徐鴻儒被部下出賣，在鄒縣被捕押至京城被殺害，叛亂失敗[12]。之後的民變繼續維持小規模，主要以打劫搶掠、打家劫舍等方式進行，通常將富戶作為目標，還沒有攻城掠地的情況發生。[13]
大規模爆發[編輯]
在明熹宗天啟七年（1627年）陝西地區發生旱災，米貴民飢[13]。爆發民變的澄城縣位於陝西關中平原，該縣在當時十分貧窮，史籍記載澄城土地貧瘠、賦稅和徭役嚴重[10]。是以變動一觸即發。
明思宗崇禎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極率清兵攻大淩河城（今遼寧錦縣），祖大壽圍於城內。孫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騎趕赴前線增援，然登州遼東兵與山東兵素不和，孔有德抵達吳橋時，因遇大雨春雪，部隊給養不足，士兵搶劫嘩變。孔有德在登州發動吳橋兵變，自號都元帥，孫元化忠於朝廷不願稱王，孔有德放他逃離登州。明廷派兵鎮壓後，投降後金。
評價[編輯]
明末民變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時間最長、規模最大、鬥爭最尖銳、對後世影響也最深遠的一次民變[14]。
部分學者指出，民變軍迫於生計，反抗暴政值得稱揚。但是有文獻指出，民變軍的燒殺搶掠比官軍更加讓人髮指，雖然統治階級所寫的歷史對民變軍有污衊，但是也無法掩蓋民變軍借着反抗官府的旗號在各地作惡的事實[15]。
參考文獻[編輯]
引用[編輯]
- ^ 葛全勝等著：《中國曆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566頁。
- ^ 氣象記錄參見張德二主編：《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第2冊），鳳凰出版社、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2〜1460頁。
- ^ 張文木. 明末的人祸和天灾. 求是雜誌. 觀察者網. 2015-06-10 [2018-03-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3-28）.
- ^ 劉傑，《明末農民戰爭歷史根源再探討》，《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07):164-166。
- ^ 余蘭蘭，《明末農民戰爭爆發的原因探究》，《華人時刊旬刊》, 2015。
- ^ 馮夢龍，《甲申紀事》：「今官兵所至，動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居積，淫婦女，焚室廬。小民畏兵，甚於畏賊。」
- ^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光明日報出版社。
- ^ 余蘭蘭，《明末農民戰爭爆發的原因探究》，《華人時刊旬刊》, 2015。
- ^ 李可 ，《明朝統治階級在全國範圍內以征礦稅為名，派遣了大量礦稅監，橫征暴斂，魚肉人民。》，《雲南教育學院學報》 1989年01期 。
- ^ 10.0 10.1 顧誠. 第一節—陝西農民首建義旗. 明末農民戰爭史. 光明日報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11228130.
- ^ 李文治. 晚明民變. 中華書局. 1948: 25—26.
- ^ 谷應泰. 第七十卷 平徐鴻儒. 明史紀事本末. 1658.
- ^ 13.0 13.1 李文治. 晚明民變. 中華書局. 1948: 26.
- ^ 袁庭棟，《關於張獻忠農民起義的流寇主義問題》，《四川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1(01):53-57。
- ^ 何鵬毓，《明末農民起義軍與官軍紀律的比較》，《史學月刊》, 1951(02):6-8。
來源[編輯]
外部連結[編輯]
- 徐進、趙鼎新：〈政府能力和萬曆年間的民變發展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 山根幸夫：〈明末農民起義與紳士階層的反應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參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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