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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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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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建築最早可追溯到史前時代的浮腳樓式建築,到了荷西時期基於殖民傳教活動各在臺灣南北構築要塞教堂明鄭時期視臺灣為反清復明基地,閩南式建築就此引進,而清代時期的建築主要走向為中西文化融合的特性,清末洋務運動對砲利的嚮往,砲台建築更加興盛,日治時期閩南日本西洋的文化為主要建築構想;且引進了鋼筋混凝土技術,由於殖民地時期過度西化的建築;在光復後,台灣出現中國古典風格的流行與引入國際主流的後現代設計風格。在現代,臺灣的建築走向多元化,各種風格的建築都可普遍的看見。[1]

史前時期(-1621)[编辑]

史前時期的臺灣建築,需要由考古遺址來認識,這時期的建築最早有岩洞,接續干欄式建築石造建築。主要為南島語族的建築。[2]

《六十七兩采風圖合卷》描繪的平埔族干欄屋 
太魯閣族族干欄屋 
達悟族聚落今況,現代與傳統建築並存 

穴居[编辑]

史前人類常用天然岩洞作為起居據點;以臺灣最古老的長濱文化為例,最早發現居住的洞穴為台東縣長濱鄉八仙洞。該遺址的距今約三萬年至五千五百年之間;為一海蝕岩窟;高約十多公尺,洞內可容納約十人。

干欄式建築[编辑]

遍佈於廣大史前時代的太平洋地區與印度洋地區;其型式非常多種。而原住民多利用於長老會開會處所、乘涼處、祭祖活動場所中。干欄屋除了透氣涼爽外,也有避免瘴氣,潮濕,淹水,並防止蟲蛇進入的功能,另外,在架設上也較為簡易。

石造建築[编辑]

Paiwan.jpg

排灣族布農族則多取板岩、石岩或以石板砌牆以茅草為屋頂的石板屋,貴族住屋更飾以精緻的木雕。石板屋其特色在於黑色的建材利於隱匿於環境保護中,而層疊的石板則仿生自蛇鱗的百步蛇神崇拜。[3]

原住民建築[编辑]

漢住民與原住民在面對自然環境、氣候變化,多半師法自然:等材料為基本建材。其多元樣式與風格依照各地族群順應自然環境、氣候變化與文化影響而各有不同。如:阿美族因屬大型群居民族,發展出具規模的社區,中央設有公舍、廣場為統治中心,四周廣植竹林,並有守衛台與壯丁營以禦外侮。[4]泰雅族賽夏族則使用木材與竹子建屋;遠居海島的達悟族則面對強烈季風、颱風則發展出低於地平面的「豎穴居」。[5]

荷西時期(1624-1662)[编辑]

荷蘭人於1624年建熱蘭遮城原貌,今安平古堡 
普羅民遮城稜堡遺構,今的赤崁樓一小部分 
荷蘭人建「大員市街」,今台南市安平區延平街 
西班牙人於1628年建紅毛城,毀後由荷蘭人重建 

十六世紀臺灣進入大航海時代,為西方列強所領;此時期建築多為統治核心的堡壘為主,集合了統治中樞要塞起居等功能。最主要有風櫃尾城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聖多明哥城。熱蘭遮城、普羅民遮城為荷蘭人建造;聖多明哥城為西班牙人建造。荷蘭屬於西歐國家,特別喜歡用紅磚作為主要材料;西班牙南歐國家,建材則喜愛用通風的石材。兩個國家為鞏固勢力都選港口作為據點,建造了軍事堡壘。設計上都採用平面四方形,角隅通常則突出五角形的稜堡,主要用於安裝大砲。荷蘭人在明朝時代在今天安平一帶建造了熱蘭遮城;後又建了普羅民遮城。西班牙則在北部雞籠港社寮島建了聖薩爾瓦多城;後在滬尾(今淡水區)建造了聖多明哥城。這個時期讓臺灣建築走向歐化的最高峰。此時期的建築多為臺灣第一代建築代表作,已列為國定古蹟[6]

明鄭時期(1662-1682)[编辑]

開基天后宮為台南府城最早民設媽祖廟 
大明寧靖王府邸,今大天后宮 
五妃廟建於1683年,廟增建於1746年 
台南孔廟建於1666年 
台南開元寺建於1680年 
臺南北極殿建於1661年 

清治時期(1683-1895)[编辑]

閩南建築
兩廣、潮汕建築
客家建築
西洋建築

清治時期臺北城建城經過[编辑]

1882年至1884年初建臺北城,臺北知府陳星聚原以子午線為縱軸,規劃城內為南北、東西向垂直之棋盤格局,後經臺灣道劉璈重新規劃,使城廓向東旋轉十六度。劉璈的規劃是依據巒頭派的風水理論,將城廓東旋以後,臺北府城西邊是淡水河,東邊遠處是群山,加重了東方的份量,以求趨吉避凶。然而他的作法也打破陳星聚原本規劃的格局,北門變在西北角門位置、大南門成了東南角門、東門成了東南門,所以又再增設小南門、東便門、北便門。不僅城門位置異變,城廓與原本的街道布局也未能構成九十度直角,打亂原本工整的棋盤布局。[7] 城內官廳的布局,採用中國傳統上常見的官廳、官署集中區的規劃。西方一直要到19世紀時,才發展出這種規劃模式。積極西化的現代日本,也曾試圖在東京運用在德國學到的經驗,規劃官廳集中區,不過最後失敗。因此當日本人統治臺灣時,便嘗試在臺北城規劃新的官廳集中區。[8] 1887年(光緒13年)臺灣建省,臺灣巡撫劉銘傳駐守期間,相當重視省城臺北城的發展。除了大力興建官署機關衙門外,更出現相當現代化、西化的公共設施,像是郵政、電報、衛生、飲水、照明等。以照明為例,除了政府衙門有電燈可使用外,西門街、新起街等也設有街燈,可說是當代全中國電力照明之先例。當時甚至有美國記者大衛森提到,臺北城的現代化高居全中國之冠。[9]

日治時期(1896-1945)[编辑]

西洋建築
漢式建築
日式建築

台灣總督府[编辑]

「台灣總督府廳舍」(今日總統府)建於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九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台北興建的官署建築。此建築為歐洲歷史主義(Historicism)下的新文藝復興風格,造型與結構強烈受到歐洲十九世紀歷史主義風格與功能的影響。總督府廳舍位於台北舊城內,座西向東,整座建築是由四條長形長翼圍繞,組成封閉式的矩形結構體,這組矩形建築整體,中央貫穿主軸中翼,將矩形建築圍成兩個中庭,建築物正面主樓中央,有一高達六十公尺的樓塔,與當時當地其他建築比較,是最高與顯著的建築。[10]台灣總督府首要功能是行政機構,但同時也代表殖民統治者的執政權威,尤其建築師嘗試利用西式造型來表現建築物的現代化與高效率外,也同時借用東方建築空間佈置上的中軸理念來突顯執政者的權威形象。[11]

台灣總督府建築的中央級和地方級設計元素[编辑]

台灣總督府正面設計有西式建築市政廳的面貌與外表,是地方政府規格,但內部空間以中央縱軸線的組成,卻是帝國模式、全國中央級的規格。主要建築師為森山松之助與長野宇平治。森山松之助巧妙地把高塔與穹窿同時設計在一個建築體內,雖然高塔與穹窿、地方與中央是兩種相對立的造型與象徵,但總督府卻同時擁有高塔與穹窿,是地方,也是中央,更具皇族氣派。總督府中央縱軸線上的曲錐穹窿雖然不如其它歐洲穹窿高大,且隱藏在正面樓塔之後,從整棟建築外表看並不非常顯眼,但卻是放在整座建築的中心位置,穹窿下敞廳是整座建築最華麗氣派的部位,以中國建築中軸線分析,它正符合東方尊卑倫理觀念,越在中央越顯建築體地位尊貴,曲錐穹窿因在高塔與四翼之後,所以也有東方宮殿隱密、幽靜深遠與深不可測的肅穆。所以正面外表看是講究行政效率、辦公實用的市政廳官署建築,內在卻隱藏著具有帝國宮殿氣派中央級的穹頂。長野宇平治則開創倒「日」字形平面結構在亞洲的使用先例,一九三六年東京國會議事堂直接仿自台灣總督府,也沿用了此倒「日」的平面設計,借助森山松之助的巧妙修正,使總督府同時具備地方政府與帝王宮殿的雙重性格與特徵。在兩位優秀建築師的精心創作下,台灣總督府成為當代稀少的建築融合體,它把當時藝術、文化、政治的衝突,恰當的化解開來,且把地方精神與中央精神融為一體,反應了整個台日接觸的時代精神內涵。[12]

台灣總督府建築對台北現代城市面貌的影響[编辑]

台灣總督府新廳舍位於台北城的正中心點,符合東方建築中心軸線思想的理論,它與清末一樣,仍是政治權力的中心,但另一方面建築本身採東西橫軸向,破除了傳統坐南朝北的縱軸線佈局與風水觀,符合當時日治政府提倡向東,面向陽光,較明亮、採光佳,較現代衛生、空氣流通的原則。早在總督府廳舍設計競圖比賽公佈(1906年)之前,新廳舍敷地(預定地)的地點、位置、面積及方向都已確定,由一九○五的「台北市區改正計畫圖」中可看出未來總督府新廳舍正門朝東,位於原來清代的文武街上,正面大門面對東門街(今凱達格蘭大道),直通東城門,在此新的市區規劃中,東城門城牆已拆除,且利用圓環及五條放射星狀道路規劃,使東城門成為新的重要交通聯繫點,未來總督府便面向此交通要點;長野宇平治與森山松之助為台灣總督府所設計的中軸線正好連接上東城門延伸出來的東西軸線,除了總督府建築本身外,中軸線正借東西軸道與東側新市區相連接,由一九○五年十月公告第一九九號公布「台北市區改正計畫」中,可預知城東側新市區東向幹道將成為市區街道之主軸,總督府中軸線正是這條新主軸幹道(今凱達格蘭大道與仁愛路)的起點。總督府的東西向中軸線與面朝東向的規劃,預告了未來台北新城向東擴展的趨勢,由一九三二年「台北市區計畫街路及公園圖」中分析,總督府中軸線的東西走向,的確調和了清末以來單重南北縱向發展的缺失,使縱橫軸線交錯的棋盤道路網更為周全密集。不管舊城區或新市區的規劃,也因加入更多數學理性造型,如圓形、橢圓、半圓、錐形、三角形等西式造型,像圖環、放射星狀道路、廣場等建築元素,使方格佈局與幾何佈置結合,原本封閉的城市格局慢慢轉變為向四周開放的城市格局,以多元取代單一,台北城市面貌因此更現代化、更進步。[13]

日治時期臺北城之現代規劃[编辑]

日本現代都市規劃的歐洲經驗[编辑]

1895年日本殖民政府佔領臺灣,開始推動臺灣現代化,包括城市規劃與興建西式建築。自此,臺北城慢慢由中國傳統模式,變成中西混合的現代化城市布局與運作模式,尤其日治中央政府所在的官廳集中區之現代化建設,對今日臺北城面貌影響最深。1897年日本政府為在臺北城進行地下水道修建工程,利用現代測量儀器繪製〈臺北 及大稻埕、艋舺略圖〉,精準紀錄臺北城廓與街道樣貌,相較於之前不精確的中式地圖,更能滿足殖民政府軍事、政治管理與經營上的需求。1897同年開始到1901年,日本政府拆除部分城垣,以利於鐵路交通建設,可說是臺北城現代化的開端,臺北城也從防禦城變成開放城市。[14] 在日本本國都市的現代化,率先由伊藤博文內閣參照歐洲將官廳集中於一區的做法,提出建設屬於日本的官廳集中區,展現日本邁入現代強國的決心。特別是日本在1867年推行「大政奉還」後,更需要藉由新行政區,展現新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不同於以往的新氣象。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預想中的的官廳建築群,應當在面積範圍、風格造形或品質標準,都具有當代西方先進國家的水準,甚至能夠進一步成為國際上的新典範。從1875年起,接下來的十餘年,東京的官廳集中區計畫開始執行,地址在日比谷公園附近。為此將原先的工部省解散,另立直屬中央的臨時建築局,第一任局長為當時的外相井上馨,由新組織全力負責這項計畫。日本的歐洲都市規劃經驗,相當程度上是學習自現代德國的柏林。1871年,普魯士戰勝法國、統一德意志之後,日本維新政府馬上派出使節團考察。此批考察團對共計46人,日後對日本產生重大影響的伊藤博文也在其中。其中還有孝明天皇的庶子松崎萬長,接下來13年中,繼續留在德國學習建築。松崎萬長在1884年回日本後,馬上就任為臨時建築局的技術長,參與東京日比谷的官廳集中計畫,貢獻良多。在當時的工作團隊中,有許多來自德國建築師負責的規劃,可見德國經驗對日本的重要性。[15] 採用林蔭大道可說是最有代表性的影響之一。當年負責參與工程的德國建築事務所,特別引薦德國工程師霍布利希德前來東京考察、提供意見,尤其是針對林蔭大道與綠地花園的部分。他在日本停留的一個多月期間,便是由當時任職內務省衛生局的後藤新平陪同,此次合作經驗使後藤新平收穫不少,並在未來把合作經驗運用在臺北城的規劃上。[16] 當時負責日本官廳集中區設計的德國人伯克曼借用柏林經驗,打破東京城宮城內外的局限,設置「日本大通」(日本大道)與「中央大通」(中央大道)為中軸線,皆由新宮殿向外延伸。日本大道不斷往南後,和右側的「天皇大道」,以及左側的「皇后大道」連接,形成三角形道路系統。在這些道路沿線上,設計了許多功能各異的政府官廳或公共建築,例如警視廳、裁判所、東京府廳、劇場劇院、旅館、餐廳,以及喫茶店。在三角形道路系統周圍,還連接許多大小圓環、以及具幾何造型的綠地花園。此處南端則是中央車站,繼續往下會連接中央大道,經過築地本願寺東邊,直接朝向東京灣。官廳集中區內的建築,雖然各有其獨立樣貌,但為了整體規劃,設計師充分利用軸線、廣場動線與寬敞大街的理性數學幾何與活潑多變的圖型組合,製造宏偉壯觀的效果,成為具有整體性風貌的現代化都市。[17] 東京城建設工程開始後,日方與歐洲的交流依舊持續著。1886年10月德國「恩德與伯克曼公司」在日本勘查,日方便很積極地在下個月派遣二十位日本人前往柏林學習。隊伍由英國建築師康德爾,其中三位成員都是出生自東京技術學院的臨時建築局職員,分別是河合浩藏、渡邊讓(及妻木賴黃),其中前兩位又曾協助伯克曼在東京作都市規劃藍圖的素描。[18] 以上三人再加上具有皇室背景、長年留學德國的松崎萬長,雖然相當有才華,但無法見容於日本傳統,以後到臺北,反倒是在臺灣發揮才能。[19]

臺北受德國風氣影響[编辑]

臺灣雖然在日本殖民初期,前三任總督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對臺灣本地的工作集中於軍隊鎮壓與軍事占領,仍漸次著手於臺北城市規劃改造與修建工作,例如規劃官舍區以安頓總督以下各級官吏,以及從日本派遣智囊團來臺。其中包括1896年隨第二任總督桂太郎就任,來臺考察的首相伊藤博文、衛生局長後藤新平等人。[20] 考察團中,首相伊藤博文與臺灣總督桂太郎的岳父,外務大臣井上馨,是至交好友。伊藤博文與井上馨皆推動效法德國的制度與體系來對抗大英帝國,其中包括模仿德國的城市規劃與城市建築法規。1886年井上馨在東京日比谷官方集中計畫區中便強烈倡導德意志風格。臺灣總督桂太郎本人也留學德國,更曾奉派為駐德公使館武官。[21]歐洲自19世紀以來的都市規劃,強調視覺美感與功能並重,以幾何型態和對稱空間結構為基礎,放入機能性建設,其中包括道路、水道、衛生設備,以及各類型官廳行政機構。[22] 對於日本而言,西方的這套都市規劃相當值得學習,歐化之後,更繼續以臺灣各城市,尤其是臺北城,實驗現代化城市建設。就此角度而言,臺北可說是當代日本統治下,最為先進的城市之一。後藤新平以後成為東京市長,可說明這種歷史趨勢。[23] 後藤新平於1890年前往德國留學兩年,極為讚賞俾斯麥的治國政策。後藤新平1889年便主張將國家視為有機體,將國家事務治理廣義定義為衛生治療,衛生問題解決後,國家機能才能運作,也才能健全國體;主政者是醫生,政府官員應以客觀科學、生物學、醫學的方式認識國家病源與問題,用客觀、理性、現代科學的方式治理國家,所以衛生制度與衛生機關的建立和保健制度的確立是健全帝國的必備條件。[24] 十九世紀下半葉歐洲新興的強國,正像一個生命力旺盛的有機體,試圖使用各類現代化、科學化的方式治理,而強國的城市,例如德國柏林,正快速擴張與科學理性規劃,漸漸由地方城鎮轉變成現代國際性首都。 [25] 規劃柏林都市發展的專家霍布利希德曾在1887年受邀至東京考察,當時陪同調查的後藤新平深受影響。日後任職衛生局的後藤新平特別重視各類衛生調查工作,到臺灣的第一項工作,也是先做科學式的調查。 [26]後藤新平隨著1896考察團來臺,馬上開始調查臺灣全島衛生設施、上下水道設計。隔年調查成員便向總督提議,將臺北市街下水道設計與道路擴建工作合併共同規劃。另外,臺北城的發展也受限於城內街道布局與城廓上的不協調。在考察團來臺的同一年,臺灣總督府設置民政局臨時土木局(民政部土木局的前身),當時聘用具有土木科專業背景的長尾半平與濱野彌四郎兩人,從1889年起,接下來十年,共同推動臺北城區的現代化發展。 [27]

後藤新平「文裝的武備」與臺北都市政策[编辑]

當臺北在進行大規模改造時,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認為,建築即為「文裝的武備」, 換言之,「把城市興建看成是一種軍事武備,是國家強盛的必要裝備,可防備抵抗運動」。[28] 在德國留學期間,曾親眼看到柏林如何從地區性城市,變成全德國、全世界等級的國際大都市。因而來到臺灣後,也想要將同樣的規劃概念運用在臺北市,使這座城市擁有相當完善、便利的現代化機能,具有抵抗各種挑戰的抗體。事實上,後藤新平之後在1920年至23年擔任東京市長期間,也提出大規模的都市改建,很多項目都和當年的臺北城市改造一樣:完善的水道系統、充足的公共設施、開闊便捷的街道、將城市傳統融合現代需求等。雖然東京的改造因為政黨競爭、缺乏中央政府支持等因素而難以順利執行,依然可以看出,他的臺灣經驗反而回過頭來影響東京的發展。 [29]

日治政府的臺北城現代化規劃[编辑]

日治時期的臺北城市規劃,相當程度上是參考歐洲大城市的經驗,特別是拆除舊有城牆,擴大城市發展區域的概念。自17世紀以來,像是倫敦、巴黎、維也納、柏林與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先後拆除城牆,進而重新整頓城市。[30] 臺北在拆除舊城牆後,決定鋪設四通八達的街道。日治總督府民政局臨時土木局主要仍依循舊規,依照城內傳統布局規畫新道路,例如延長北門街(今衡陽路),特別是向南擴建,成為貫穿南北城區的道路,南段部份則為文武街。至於作為城市中軸線的府前街(今重慶南路一段),如今貫穿整座城市。此外,也鋪設許多東西向道路。使傳統上以軍事防守為出發點的城市,轉變為注重交通需求的現代化城市。至於城內街區,當時的規劃邏輯,是將整個城市依照「街廓」劃分,成內共畫出52個街廓。[31] 受限於舊有街道、建築並不成正角對稱,新街廓的外型往往也呈現各種不對稱矩形、不對稱多邊形。以街廓為單位,新城市也發展出與清代沿著街路兩側發展的線性模式截然不同的樣貌。[32] 此外,在建築材料上,臺北官廳集中區也有其獨特之處:許多建築大量運用紅磚。由松崎萬長與渡邊萬壽設計,在1908年完成的臺北鐵道飯店,是當時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33] 雖然規模不比歐洲現代化城市,但在日本人接收臺北時,該城已經是個頗具現代化的城市,而且擁有相當明確的官廳集中區,內含財政、經濟、軍事、商務、郵政、電信、電報等重要功能。從臺灣歷史來看,臺北可說是近現代化過程中的一個新嘗試。當時許多日本人也相當想要實驗現代化的官廳集中區,在臺北這塊殖民地上,較為年輕的建築師或官員,可以更不受傳統阻礙,在既有基礎上,更進一步施行現代化。[34] 從1900年公布的〈臺北城內市區計畫〉可知,初期計畫僅限於城內地區,明顯是想利用清代的「官署集中區」,大肆開發遺留房舍或空地,作為未來新政治核心區域。在不久後,繼續發展成更完整的「臺北城官廳集中區」。[35] 日本人同時也將現代的都市規劃法引入臺灣,最早的法令之一即為,1900年11月制定的律令三十號「市區計畫における建築制限に関する規定」(《關於市區計畫及建築限制之規定》)。[36] 隔年,日本頒布新的都市規劃法,在前年的基礎上擴大規劃,將範圍擴及舊城區以外,讓拆除城牆顯得有其必要性。 [37]

第三回市區計畫:中式棋盤結構注入西式巴洛克幾何布局[编辑]

1905年時,日本總督府公布第三個版本的臺北市現代化計畫。比起先前版本,新版本的範圍不侷限在臺北城中心,而是擴及到其周圍的艋舺、大稻埕,以及東門、南門及三板橋(南門以南及南門東南地區)一帶,規模顯然大上許多。主要負責人依舊是後藤新平的愛將長尾半平。[38]根據當年的〈臺北區改正圖〉可知,新計畫在傳統的棋盤式方格布局上,增加了許多歐洲自巴洛克時期、啟蒙運動以來的幾何造型與空間概念。例如城牆拆除後的空間,原先討論規畫成公園廣場,最後還是決定規劃三線道的林蔭大道,成為日後大臺北市的重要交通幹道。[39] 當時公布的計畫中,已經可以看出「臺北新公園」(今日228公園)的規劃,它與官廳集中區的關係密切,被納入整體計畫,成為重要都市新景觀的一部分。[40] 臺北城牆拆除時,位於轉角處的角樓地方,放置放射狀圓環,主要幹道由此向外延伸,成為各區塊的重要連結點。除了交通功能,也刻意利用這些圓形交叉點,塑造特殊城市景觀,配合林蔭大道,使之成為城內新地標。東北邊的圓環成為今日忠孝東路與中山南、北路的交叉點;東南角圓環處則配合三角形岔路往東南方,也就是今日愛國東路與羅斯福路一段兩馬路所形成的交會點。在更往外的地方,運用更多三角形道路、不等邊四邊形、錐狀道路系統,連接臺北城與城外東南地帶、新店溪旁的區域,規劃上相當靈活多元。至於今日的羅斯福路、南海路、金華街、林森南路等,也是當年為了強化交通的五線道路。北門圓環是由五條放射狀道路圍繞,原本城牆所在區域變成今日忠孝西路與中華路一段,當年就是美麗的林蔭大道。[41] 西半部的規劃,同樣大量運用三角形、不等邊四邊形、斜向道路等手法,強化舊有的道路系統。此時的新道路之寬度共有兩項標標準,一為72.8公尺,另一為145.6公尺。 [42]

規劃興建臺北香榭里大道:〈參道〉敕使道路[编辑]

臺灣劍潭神社於1900年完工,臺灣總督府則是在1919年興建。[43]在當時的規劃中,刻意規劃一條世界級規格、橫亙臺北城的南北向重要道路(今日中山北路)以連接兩處,其在1936年完工。[44] 當時採用「地帶超過收用法」處理兩旁景觀。該法意味著,「除了原有道路用地外,也徵收道路兩側連帶的區塊,如此一來,可同時將周邊不完整的土地同時納入城市規劃中,或者再規劃入公共建設預定地中,作了規劃以後的區塊,以高價賣掉,收購者需依照規劃加蓋,因此,整塊區塊與建築都有了統一整齊的面貌」。 [45] 整體而言,新版本的城市規畫,其道路系統更注重往東西向延伸,南北巷道路為輔助。這種規畫概念其實也有生物學上的原理,考量到臺北城多吹東風,東西向道路可減少灰塵累積,也能有充足陽光,可說是相當符合日本政府提倡的衛生概念。 [46] 臺北古蹟與東京古蹟命運不相同,改造臺北城市的過程中,不可否認的,日本殖民政府確實比較沒有善待城內古蹟。以東京為例,明治政府在首相伊藤博文(1841-1904)的帶領下,與德國建築師恩德與伯克曼合作主持「日比谷官廳集中計畫」。 計畫中盡可能保留江戶城的原貌,特別是の字形向右渦旋旋轉組成的城廓,包括本丸、二丸、三丸、西丸和北丸, 除了天災之外,必須加以完整保存,更不可拆建,妥善保存後成為今日「皇宮居留地」。不過在臺灣,不僅有強力公權力介入景觀重建,甚至利用1911年的的風災後重建工程,大肆拆除清代建築與木造平房,實施「京町改築」都市計畫與公共衛生建設。大幅改造的結果,使臺北城與歷史、傳統有了相當大的脫離。日後日本施行的都市相關法規,依舊缺乏保護古蹟、歷史建築的思維。[47] 在此環境下保留的舊城門:東門(照正門)、大南門(麗正門)、小南門(重熙門),北門(承恩門),算是少數特別案例。以後藤新平為領導,以長尾半平為主管,以野村一郎為輔佐的年輕都市規劃群,將城門設計成圓環功能,並和巴洛克造形結合一起,使臺北城的樣貌加入了現代性特質。 [48]

戰後民國時代(1946-)[编辑]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時期的復古中式建築
新造傳統建築
現代建築

參考文獻[编辑]

  1. ^ 臺灣建築史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6-10-04.
  2. ^ 史前時期的臺灣建築 互联网档案馆存檔,存档日期2013-05-09.
  3. ^ http://www.e-tribe.org.tw/kungdavane/DesktopDefault.aspx?tabId=100
  4. ^ 存档副本. [2017年4月25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4月25日). 
  5. ^ 存档副本. [2017年4月25日].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4月25日). 
  6. ^ 淡水紅毛城/緣起 Archive.is存檔,存档日期2012-08-04
  7. ^ 尹章義,〈臺北設府築城一百二十年祭 ─ 臺 北城的風水〉,《歷史月刊》(臺北:聯經出版社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04月,頁31-42),第195期,頁36-37。張省卿,《德式都市規劃經日本殖民政府對臺北城官廳及中區之影響》(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8),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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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编辑]

  • 張省卿著,《德式都市規劃經日本殖民政府對台北城官廳及中區之影響》,2008年,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
  • 張省卿著,〈台灣總督府廳舍(1912-1919)﹕中央級與地方級官署建築之探 討〉,《輔仁歷史學報》,第17期,台北:輔仁大學歷史學系,2006年11月,頁285-353。Nov. 2006, Chang, Sheng-Ching. 「Administrative buildings of the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1912-1919: a study of central and local administrative architecture」, 「Fu Jen Historical Journal」, no. 17, Taipei,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Fu Jen University, pp. 285-353.
  • 張省卿著,〈以日治官廳台灣總督府(1912-1919)中軸布置論東西建築交流〉,《輔仁歷史學 報》,第19期,台北:輔仁大學歷史學系,2007年7月,頁163-220。July 2007, Chang, Sheng-Ching. „Exchang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archite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ral axis alignment with the example of the administrative buildings of Taiwan’s governor’s office「, 「Fu Jen Historical Journal」, no.19; Taipei,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History of Fu Jen University, pp. 163-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