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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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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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1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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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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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史的記載與發展起自大航海時代。17世紀起,台灣即因為優越戰略地點,成為西歐海權國家競相角逐的場所,不久更成為西方國家對中國日本南洋等地的經貿轉繼站。1630年-1945年年間,歷經台灣荷西殖民時期鄭氏王朝清治時期日治時期台灣歷史,實以經濟為主軸,而該經貿經濟活動,也與台灣農業經濟有密切結合與關係。另外,也涉及台灣較為特殊的土地經濟活動、地租關係。

經過1950年代,因國共內戰因素,從中國大陸遷徙至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實施資本節制的土地經濟政策。在政府的適度干預與計劃下,1960年代確認的客廳即工廠經濟政策,締造了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方向與理念,農業出產與貿易結合的生產型態被輕工業取代。從1966年-1980年,台灣財政漸趨穩健,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十二大建設奠定經濟快速發展的礎石。1980年代後,政府主管投資和逐漸減少的國外投資引導的動態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成為台灣經濟的主軸。中華民國政府於經濟中的角色越來越小,很多大型的國有銀行及企業逐漸私有化,這些政策,讓台灣在1975年後,平均年均經濟增長達到8%,並以出口導向獲得的資金,做為台灣工業化的保證。

史前時期(1624之前)[編輯]

因無文字記載,台灣史前時代的經濟活動約略只是撈貝、漁獵及農耕為主的生產活動,而無法描繪其分配流通消費之全景。

荷治時期(1624-1662)[編輯]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

17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於台灣的經濟活動原先只僅止於澎湖,但當時中國明朝政府認為澎湖為其領土,使得荷蘭人於1624年轉而到當時未有實質政府統治的福爾摩沙(今臺灣)大員(今臺南市)設立據點。荷蘭占領臺灣的目的是為對中國大陸日本韓國與東南亞據點的樞鈕,並壟斷馬尼拉(西班牙殖民地)與中國大陸間的貿易。主要的輸出貿易內容包括砂糖、鹿皮、鹿肉、鹿角、籐、米,轉運貿易內容包括荷蘭的金屬、藥材,巴達維亞的香料、胡椒、琥珀、麻布、棉花、鴉片,中國的絲織品、陶器、黃金

以鹿皮為例,在1634年到1638年短短四年之間,由台灣輸出到日本的張數由十一萬張成長到十五萬張。到了1658年,台灣砂糖的輸出量已經足夠供應日本與波斯的需要,並增加巴達維亞為輸出對象。荷蘭東印度公司亞洲約有35個據點,日本據點的獲利為38.8%排名第一,第二名即是獲利25.6%的臺灣,但荷蘭東印度公司在這些地方的獲利主要是配送給荷蘭的股東,而非用回饋當地人或用於當地的建設。

當時在臺灣經營貿易的國家除了荷蘭,尚有日本人,鑑於日本人的經濟競爭,荷蘭遂對日本商人課徵10%的稅,引起雙方不滿,甚至發生濱田彌兵衛事件,1628年兩方終止貿易,1632年才又恢復,但日本在不久之後進入鎖國時代。除此之外,因為荷日兩方政府對於其所有領地都有司法權執行的權力,為此兩方也發生過衝突。

明鄭時期(1662-1683)[編輯]

明鄭時期的經濟以經貿與農業為主。於農業經濟方面,為了解決鄭軍兵糧問題,不論鄭成功或鄭經基本上都貫徹「寓兵於農」的策略,也是諸將士平日分散各耕地,按鎮分地、按地開墾。這種具有營盤田文武官田的土地私有制,於定則徵賦的經濟模式下,大量提供經濟產能。到了明鄭中後期,陳永華的準中央政府體制,讓台灣著實變成一個個別經濟體。為了軍需民食,台灣農產重心在這個時期由糖轉米。西元1665年,陳永華的農業水利更促使漢人移民至今高雄的方向發展。除此,陳永華也引入同安製鹽法,發展鹽業經濟,除此尚有鹿皮、鹿角、鹿脯等土產的外銷,因此多鹿的台灣,來自原住民團體的捕鹿業,也是早期台灣的重要經濟產業活動。

除了農業外,英國、日本等國家也將明鄭時期的台灣視為一個獨立國家來進行貿易往來,某程度也維持了台灣的經貿熱絡。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就曾稱呼明鄭政權為「台灣王國」或「福爾摩莎王國」並與之簽訂通商條約。

清治時期(1683-1895)[編輯]

台灣清治時期前期,因為對台灣採取消極防範政策,經濟活動多來自移民的開墾,這裡面又以水利經濟最為出色。水利事業通常是農業的根基,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自1719年,施世榜利用濁水溪河水,完成水利工程後,「圳」成為台灣經濟的發展關鍵。18世紀初,台灣耕地水田化的結果,把台灣的農業經濟與農業生產力,由低度的開發,帶向快迅的發展。西元1725年,台灣糧米已可運銷大陸,成為台灣經濟史上的重要標竿。

另一方面,清治時期的港口貿易與郊商活動也持續熱絡。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三個大都市,成為台灣各小港的轉運中心。也利用的組織,從事特定地區之貿易、大宗商品之輸出或進口買賣。西元1858年,英、法兩國逼迫中國,加開台灣的安平打狗基隆淡水河岸等四港口為通商口岸。自此,台灣貿易經濟範圍漸擴及世界各地。也因此,較高經濟價值的茶與樟腦,成為繁榮台灣經濟的不可或缺因素。

日治時期(1895-1945)[編輯]

1915年美國舊金山「巴拿馬太平洋國際博覽會」的福爾摩沙茶屋(Formosa Tea House)

台灣日治時期的經濟是典型的殖民地經濟模式,即以台灣自然資源與人力,來培植宗主統治國的整體發展。此種模式於兒玉源太郎的總督任內打下基礎,並於1943年太平洋戰爭中達到最高點。若以年代區分,1900年-1920年間,台灣的經濟主軸於台灣糖業,1920年-1930年為以蓬萊米為主的糧食外銷。綜括這兩階段,總督府的策略約略是以「工業日本、農業台灣」為政策基調。至於1930年之後,則因戰爭需要,總督府對於台灣的經濟重心則轉為工業化。[1]。雖說各階段的主要不同,但台灣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自然著重在提高農產品或後期工業用品的生產量,以達到供輸日本國內的需求。而這種「為已開發的經濟地區提供原料和廉價的勞工」的經濟現象,則為標準的邊陲經濟模式。[2]而此種兼顧發展台灣島內民生經濟與日本宗主國供需的日式資本主義,在所有日本殖民地當中,就以台灣最為成功。[3]

雖然日本統治者於治理台灣時,難脫「經濟台灣,壯大本土」和南進戰略的基本心態,但與治理香港朝鮮等等其他次殖民地心態不同,某程度上,日本政府是把經營台灣的成就視做帝國主義宣傳品與教化成同類的心態來經營(早熟帝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實踐);這情形尤其在中期同化階段最為明顯。加上這階段的大正民主與軍國主義未主導日本政治情形情況下,在1922-1937年間,台灣社會肇始不少改善人民生活的新制度、新知識、新觀念與新價值。而這種蓬勃的日治黃金時期在的台灣博覽會達到頂峰。其中鐵路路線擴建、米糖產量增加、郵信電信普及等等經濟成果也導致台灣社會人口增加、公學校普及和放足的徹底實施、現代衛生環境建立與守時守法觀念養成等重大民生改革。[來源請求]

但是另一方面,以搜括殖民地資源概念引導下,台灣總督府也頒布了許多與各項產業發展相關的法令,涵蓋了礦業、糖業及樟腦業。這些規定的頒布造成了一些人民的權益損失,且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台灣人民對相關產業的投入,使得一部分民眾感到不滿。1912年發生的林杞埔事件,就是由於日本當局強制徵收南投竹山一帶的公有林地,並轉交給日本企業「三菱造紙所」而引發的。

糖業[編輯]

日治時期的橋仔頭糖廠及糖業鐵路。

日本資本主義在台灣發展最顯著的例子就是糖業。台灣總督府為謀求台灣產量的增加,首先進行一連串糖業改革措施,包括引進含糖量高的蔗種、改善製糖方法,獎勵從事糖業者。總督府並扶植資本家投資製糖業,建立「原料採集區域制度」,規定農民只能把甘蔗賣給自己農地附近的糖廠,而且價格由糖廠決定。於這樣的制度下,吸引了許多日本大財團的興趣,紛紛來台設立製糖公司,使台灣傳統的製糖業者無容身之地。另還有幾家台灣人創辦較大規模的糖公司,如林本源製糖等,但大體來說,糖業完全為日本資本家壟斷。此外,由於甘蔗的收購價格由糖廠決定,導致甘蔗的收購價長期低落,蔗農生活困苦,因此當時流傳一句俗諺:「第一憨,替人選舉做運動。第二憨,種甘蔗乎會社磅」。此諺意即最憨笨的人選舉時替人拉票,而第二憨笨的人則種蔗交給製糖會社秤重。

專賣制度[編輯]

日本治台初期,台灣的財政仰賴日本國庫的補助,因此,對日本政府來說,台灣是日本國家財政上的一大負擔。在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的支持下,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擬定了一份《財政二十年計劃》,希望能在二十年之內,透過逐年減少補助金的方式,使台灣的財政獨立。然而,由於1904年日俄戰爭的爆發,使得日本國庫吃緊,台灣必須提前實現財政上的獨立。為了完成財政獨立計劃,總督府除了整理地籍、發行公債、統一貨幣與度量衡之外,也興建了相當的產業硬體設施。此外,大力推行公賣措施及地方稅制的運用,也是完成計劃中的重要環節。公賣制度的內容包括鴉片、樟腦菸草食鹽酒精及度量衡。透過公賣制度,除了使總督府的收入增加外,也間接避免了這些產業的濫伐濫墾。總督府並施行了禁止進口的措施,使這些產業能夠達到島內自給的目的。此外,地方稅制度的推行,使得總督府能夠自由裁量各部會資源的分配,不必受制於帝國議會。但是,地方稅制也成為總督府專權的一項工具。

民國時期(1945至今)[編輯]

臺北市信義區

蔣中正時期(1945-1972)[編輯]

戰後初期(1945-1953)[編輯]

二戰中,由於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遭到美國陸軍航空軍轟炸,半數以上的工廠遭到摧毀,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戰後,工業資源極為缺乏,日本人遭到遣返,管理階層被替代。由於遭到國共內戰牽連,政府軍事支出居高不下,幾乎無力從事投資性支出。貨幣濫發,同時為支援內戰,大量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造成物價飛漲。1949年國民政府撤退抵台時,將近200萬人隨之遷移台灣,爆增的人口為台灣社會帶來巨大壓力。中華民國財政困頓,缺乏足夠資本進行重建。因此,雖然臺灣社會在政治上相對穩定,但經濟上卻面臨困局。

為了重建台灣經濟,政府在1949年起進行金融幣制改革,5月切斷和大陸貨幣的匯率聯繫,6月發行新臺幣,陸續推動土地改革,例如: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使資本逐漸集中。1950年代韓戰爆發後,美國決心防堵共產勢力擴張,因此對台灣展開大規模援助。自1950年至1965年,共經濟援助台灣14.8億美元,為台灣經濟發展提供莫大助力。[4]1950年12月20日,台灣省政府與美國經濟合作總署台灣分署簽訂「肥料供應合約」[5]。此外,美國還介入中華民國內政,以改善中華民國治臺經濟政策。從此,台灣經濟穩定下來,通貨膨脹受到控制,民眾的基本生活所須也得以維持。

進口替代時期(1953-1959)[編輯]

這時期,台灣軍事費用高,人口急速成長,農產品出口佔總出口80%以上,呈現農業國家面貌。政府一方面發展農業,一方面透過肥料換穀、擴大農工差價方式,將農業所得引導到工業。1953年,政府實施第一期經濟建設計劃,發展勞力密集輕工業,以替代進口商品。採取提高關稅、限制進口、外匯管制等方式,扶植民營企業,特別以紡織業為重。1959年起對生產過盛的紡織業採取促進出口政策,並改革外匯管制增加產品競爭力。台灣到1959左右,百姓生活已有改善,工業以每年10%以上的成長率快速發展,台灣創下了以農業帶動工業發展的先例。

出口導向時期(1959-1972)[編輯]

由於美國等先進國家欲將勞力密集產業外移,尹仲容嚴家淦技術官僚為吸引外人投資,決定採取自由開放、鼓勵出口等政策,由出口帶動生產。1959年底,政府制定了「19點財經改革措施」,採取較自由的經貿政策、降低關稅、放寬進口、單一匯率等改革。1960年公布「獎勵投資條例」,以減免租稅方式吸引外資抵台。1966年成立加工出口區高雄,而後在楠梓臺中相繼設立,外人投資大幅增加。

臺灣因此成為美、日兩國的加工基地,兩國抵台投資額佔總投資額60%以上,也形成臺灣對日本的巨大入超與對美國的大額出超。1963年至1996年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9%。1963年台灣對外貿易首次出超,開始有了外匯累積。台灣逐漸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電器、紡織、塑膠等輕工業快速成長。

蔣經國時期(1972-1988)[編輯]

十大建設時期[編輯]

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站地面停車場

1973年與1975年連續爆發石油危機全球經濟陷入不景氣。台灣因生產成本劇增、出口大幅下降、退出聯合國等因素使投資意願下降。

1974年,時任行政院院長蔣經國推動十大建設,發展重工業化工業,建立自主經濟體系,進行大規模公共投資,包括交通、電力等基礎工程,及鋼鐵、石化、造船工業東西橫貫公路。台灣所得成長持續提高,也為台灣石化業與重工業打下良好基礎。這些重大的經濟政策及設施,使得台灣晉身亞洲四小龍之列,更創造了難能可貴的台灣奇蹟,成為日後許多開發中國家典範。

1979年台灣又受石油危機影響,故轉而發展耗能少、感覺上較沒有污染且高附加價值的產業。1979年制定「十年經濟建設計畫」,將機械、電子、電機、運輸工具列為「策略性工業」。1980年設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以優惠鼓勵投資高科技產業。1997年再成立南部科學工業園區

成為亞洲四小龍[編輯]

1984年的「十四項建設」與1990年「國家建設六年計畫」,以公共投資促進產業發展。1990年公布「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發展通訊資訊等十大新興行業。1983年放寬進出口與投資限制,1987年新外匯條例實施,人民得以自由持有及運用外匯,1989年開放民間設立新銀行,逐步推動公營企業民營化、自由化與國際化。台灣所得不斷提高,貨幣供給量大幅增多,股市突破萬點,新台幣到1992年時幣值創歷史新高。1970年代末期已開始受到周邊國家矚目,1980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李登輝時期(1988-2000)[編輯]

1995年,總統李登輝積極推動總統直選,一度引發兩岸關係緊張。其後李登輝總統推行戒急用忍的政策,其後發表特殊兩國論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台灣經濟逐步放緩,台灣經濟遭受嚴重衝擊,財政盈餘轉為財政赤字。而2000年又發生美國網際網路泡沫危機。部分台商其後開始轉往東南亞國家投資發展。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央銀行受到小規模的衝擊,當時各國貨幣競相貶值,當時受到小程度的衝擊。

陳水扁時期(2000-2008)[編輯]

2004年12月31日落成的臺北I0I

在2000年網際網路泡沫過後,潛在已久的金融制度問題與內線交易陸陸續續爆發。2001年及之後的全球經濟放緩的趨勢影響下,經濟遭受重挫,銀行壞帳增加,財政盈餘轉為財政赤字,2001年臺灣經濟出現了自1947年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失業率升到歷史新高。中央銀行被迫以非常低的利率水平以挽救營建、金融業,並設置「金融重建基金」(RTC)使得台灣經濟從2003年下半開始隨著全球經濟的回溫,逐漸恢復成長中。當然,兩岸關係緊張的政治局勢也有極大的影響。

2005年、2006年的雙卡風暴,[6]發卡銀行不當收取高利息,致使雙卡債務人背負龐大債務,除了債務人受債務所苦外,金融機構始嚐卡債惡果。事件最後於2006年實施了雙卡事件「債務協商機制」,容許使用雙卡之消費者,在有還款困難情況下,可與發卡銀行進行相關協商,以較優惠之還款條件降低其還款負擔,嘗試藉由此協商機制緩和雙卡事件所可能帶來的擴散效應。2006年底,中信金與台新金先後於10月及11月宣布增提全年呆帳準備超過約新臺幣300多億元,面臨虧損危機。[7]伴隨國際能源、農產品價格上漲等問題浮現,央行總栽彭淮南將利率調至極低的水平,受薪階級實質所得此時期已呈現停滯。此經濟問題開始超越國族認同,成為政黨、民眾間關注的話題。

馬英九時期(2008-2016)[編輯]

2009年政府花特別預算支出108億元,實施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俗稱22K方案或22K政策,此方案實施後,卻帶動企業以22K作為大專畢業生起薪 ,連帶使青年薪資無法提升,造成青年貧窮化,並於2013年6月3日廢止。 美國持續進行非常規貨幣政策(QE)、ECFA、生育力下降、薪資過低。政府調漲瓦斯、電費及在通膨時推出擴大內需等措施,加之國際通膨經濟衰退雙危機,台灣仍面臨整體經濟危機及經濟負成長。台灣經濟之困境在政治,政治問題的癥結在朝野政黨互不信任[來源請求] 馬英九上任以來的經濟政策重點是「自由開放」與「公共建設」。自由經濟與他的兩岸政策環環相連,難以輕易割離,他主張透過減緩與中國大陸間的對立,簽訂兩岸經濟相關的協議、設立自由經濟示範區,促進外國投資台灣,帶動產業發展;並由政府主導「愛台十二項建設」,擴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發展。但是上任後隨即遭遇金融海嘯歐債危機,他在競選期間所提出的「六三三」政見(經濟成長率平均百分之六、失業率百分之三以下、國民所得達三萬美元)在八年任內並沒有完成。而兩岸經濟政策創造的紅利集中於特定階層,反對者批評其為「買辦經濟」,分配不均的問題為人詬病[8][9][10]

相關條目[編輯]

備註[編輯]

  1. ^ 塗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
  2. ^ 美國社會學家華勒斯坦,世界體系論
  3. ^ 鈴本武藏,台灣史
  4. ^ 台灣經濟與美援
  5. ^ 張之傑等《20世紀臺灣全紀錄》,台北,錦繡出版社,1991年。
  6. ^ 雙卡風暴 credit and credit card debit crisis. 臺灣大百科全書. 2013-11-12 [2014-03-29] (中文(台灣)‎). 
  7. ^ 回顧2005年-2006年之台灣卡債風暴. 2006-11-13 (中文(台灣)‎). 
  8. ^ 山下和成. 馬英九經濟政策受質疑. 日經. 2013-03-20. 
  9. ^ 【蝗蟲專欄】審度馬英九、謝長廷的經濟政策. 
  10. ^ 彭漣漪. 馬英九經濟學:「馬三箭」,行不行?. 遠見. 2013-06-26. 

參考文獻[編輯]

  • 東嘉生著、周憲文譯,《台灣經濟史概說》,2000年,台北,帕米爾書局
  • 劉益昌,1996,台灣的考古遺址,見張炎憲、李筱峰、戴寶村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上),頁29-42。台北:玉山社。
  • Long, Simen. 1991. Taiwan: China's Last Fronti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盧建榮,1999,入侵台灣:烽火家國四百年。台北:麥田出版。
  •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上、下冊)(平裝普及版)。San Jose,Calif.:蓬島文化公司。
  • 王育德,1979,台灣:苦悶的歷史,中文修訂版,黃國彥譯。東京:台灣青年社。
  • 周明峰,1994,台灣簡史。台北:前衛。
  • 陳漢光、賴永祥編,《北臺古輿圖集》,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1957年。
  • 黃昭堂著,《台灣總督府》,臺北市,鴻儒堂出版社,2003年。
  • 林衡道編,1988,台灣史。台北:眾文圖書公司。
  • 劉寧顏編,《重修台灣省通志》,台北市,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年。
  • 緒方武歲著,《台灣大年表》,台灣文化出版社,1943年。
  • 又吉盛清,《台灣今昔之旅:台北篇》,台北,前衛出版社,1997年。
  • 莊永明著,《台北老街》,臺北市,時報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