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滬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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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滬會戰
第二次中日戰爭的一部分
Shanghai1937KMT machine gun nest.jpg
國軍的一個機槍陣地
日期: 1937年8月13日 - 11月26日
地點: 上海及其附近
結果: 日本勝利
參戰方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中華民國 Flag of Japan.svg 大日本帝國
指揮官和領導者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張治中(前)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馮玉祥(前)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蔣中正(後)
Fla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vg 陳誠(後)
Flag of Japan.svg 柳川平助
Flag of Japan.svg 松井石根
兵力
700,000名士兵(70個和7個旅)
180架戰機
17輛戰車(陸軍裝甲兵團第一連)
300,000名士兵(9個師團和1個旅)
500架戰機
300輛坦克
130艘軍艦
傷亡與損失
傷亡資料多未報軍政部,至今無正式統計

陣亡中將軍長1人 陣亡師長、副師長4人

~50,000人[參 1]

淞滬會戰(又稱八一三戰役;日本稱為第二次上海事變[註 1])爆發於1937年8月13日,是盧溝橋事變後,蔣中正為了把日軍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導改變為由東向西,以利於長期作戰,同時也為了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而在上海採取主動反擊戰役[1],這是中日雙方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整個中日戰爭中進行的規模最大、戰鬥最慘烈的一場戰役。這場戰役對於中國而言,標誌兩國之間不宣而戰、但又全面戰爭的真正開始,盧溝橋事變後的地區性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即使當時國力遠高於中國的日本,也動員全日本,馬上投入全面戰爭。例如隨即大量增加公債發行,並發起了日本全國性的「消費節約運動」[2]

戰鬥在當時遠東第一大都市上海的市區和郊區進行,當時上海為中國第一大商港,每年對外貿易額佔全國二分之一以上。只有上海法租界蘇州河以南的半個上海公共租界實行武裝中立,分別劃為法、英、美、意4國軍隊的防區。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及其越界築路地區屬於日軍防區,是日軍在上海的作戰基地。中日雙方共有約100萬軍隊投入戰鬥。戰役本身持續了三個月。

情勢演變[編輯]

國際方面[編輯]

8月21日,中國與蘇俄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

9月12日,中國正式向國際聯盟控訴侵華事變,自13日開始召開第18屆國際聯盟總會,日本以中日問題應由兩國自行解決為方針拒絕參與會議。於27日召開國際聯盟委員會,通過了譴責日本軍機轟炸中國無防備都市的決議。

10月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芝加哥舉行防疫演說(quarantine speech,又稱隔離演說):「(日本)現在已出現了無宣戰佈告或警告,無正當理由就被空襲,殺戮包括婦孺在內的一般市民。這好戰傾向有逐漸流行蔓延之虞,應由愛好和平的國民共同給予防阻隔離。」中國駐美大使王正廷:「美國總統演說,全國響應,中南美各國亦均贊助……美國在九國公約會議可能將主張先禮後兵,設法調停;不遂,與各國採取制裁方法……」但陳公博在巴黎與中國駐歐使節開會後不表樂觀:「因為他們態度都不很積極。」

10月6日,日本外務省河相達夫對於美國總統措詞強硬的演說作回應:『現在世界上「有資源國家」與「無資源國家」的爭執,熱烈討論資源、原料分配不公的問題,如不能矯正此不公平,而「有資源國家」拒絕對既得利益讓步時,是否除了戰爭外別無他法?』。10月9日,日本外務省:「日本的行為是屬於自衛。」[參 2]

中國方面[編輯]

西安事變[編輯]

1936年發生日僑萱生鐮作槍擊案與日本水兵遭襲案,駐滬日本海軍陸戰隊全員出動在閘北一帶搜查,蔣中正電令何應欽:「據昨今形勢,對方已具一逞決心,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為要。」國軍第36師、第87師向吳福線移動,第88師向錫澄線移動。12月12日爆發西安事變,吳福線、錫澄線的第36師、第88師被調走,抗戰準備就此遲緩下來,張治中對抗日感到憂心。第88師8個月後被調回;第36師則到八一三爆發才被調回,未經集結(8月13日奉令開拔,津浦線途中)就直接加入戰場,對抗戰來說是一個頓挫。[參 3]

中國共產黨得知西安事變後「欣喜若狂」,強烈要求將蔣中正押至保安交由人民公審處以死刑,但遭到蘇俄的強烈反對:「克姆林宮的戰略家深知,蔣是亞洲大陸足以發動抗衡力量,以阻止、防禦日本進攻的唯一東方軍事領袖。因此他們愛惜蔣中正的性命。」甚至不惜以斷絕雙方關係要脅中共,毛澤東史達林不殺蔣的電令「怒氣填胸」[參 4][參 5]張學良楊虎城與中共之「三位一體」劫持蔣中正,陳誠認為:「此舉名為抗日,實則脫離中央而走聯俄投共之途徑,較之兩廣問題,更為嚴重。」[參 6]。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參 7]」最終在蘇俄強力介入下,中共停止了顛覆中國的行動,與國民政府展開合作。

蔣中正脫險後,認為「內亂癥結仍在共黨」,決心不准張學良再回西北,並從行政上取消「三位一體」的依據,1937年1月5日,以顧祝同孫蔚如等取代張學良、楊虎城。東北軍將領則同意中央題案調往豫、皖兩省,三位一體宣告解體。淞滬會戰之增援部隊多受到內亂剿共牽制,渡江困難、步行途中,而無法限期支援上海錯失時機。[參 8]

平津戰事[編輯]

1937年7月9日,蔣電令宋哲元:「從速回駐保定指揮,此間決先派四師兵力增援。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並電令秦德純:「加強北京城內防衛,望勿再為日軍緩兵之計所欺」。但宋哲元卻下令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不得抵抗。」並撤銷北平市內的戒嚴,希望與日本軍交涉和平解決,以保存個人實力;秦德純則致電錢大鈞:「務必阻止中央軍北上」。由於安內攘外的魔咒已除,韓復渠、宋哲元等派系山頭紛紛要求中央勢力不得介入,一時間蔣也莫可奈何。徐永昌觀察後表示:「隊伍太雜,能戰者甚少,情形殊難描寫。」7月29日,蔣中正發表聲明:「所有平津軍事失敗問題,不與宋事,願由我一身負之。」7月30日,北平淪陷。7月31日,日軍佔領天津

淞滬會戰之決策[編輯]

西安事變後,張治中卸除中央軍校教育長一職,專任京滬分區警備司令官。1934年至1937年春天,國民政府預估日軍會從上海與杭州灣北岸登陸,因此動員第36、第87、第88師在蘇州吳縣福山鎮之間構築吳福線(蘇福線,預定226個國防工事,其中已完成157個),無錫、江陰之間構築錫澄線(第36師駐無錫;第87師駐江陰常熟;第88師駐蘇州)。另有乍浦、平湖鎮、嘉興之間的乍平嘉線(第57師阮肇昌負責構築),海鹽嘉興吳江海嘉線國防工事[註 2][參 9]

蔣開闢淞滬戰場的目的是為了分散日軍兵力:「敵軍戰略本以黃河北岸為限,如不能逼其過河,則不能打破其戰略,果爾,則其固守北岸之兵力綽綽有餘,是其先侵華北之毒計乃得完成,此於我最大之不利。我欲打破其安佔華北之戰略,一則逼其軍隊不得不用於江南,二則欲其軍隊分略黃河南岸,使其兵力不敷分配,更不能使其集中兵力安駐華北。中倭之戰必先打破其侵佔華北之政策,而後乃可毀滅其侵略全華野心。總之,倭寇佔京滬,其外交政策已陷於不可自拔之境,……」

德國顧問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認為,僅在沿海地區做初步抵抗就徹至平漢線,其持久抗戰的構想將使沿海地區過早放棄,於是外國物資來源將會斷絕。其建議為國民政府採納,1936年起開始在京滬、長江構築國防工事。蔣百里建議:「滬寧方面,敵人不利於使用大部陸軍,我方應取速決主義,不宜多控制預備部隊於後方,使敵人能以少數兵力,牽制我大部兵力。平津方面,敵人仍將集中優勢兵力,我方應取持久主義,兵力應有縱長之配置[4]。」

1937年7月30日,張治中判斷:

我在北方作戰,固不宜破壞上海,自損資源,然若敵方有左列徵候之一,如:1敵決派陸軍師團來滬,已開始登陸輸送時;2敵派航空母艦來滬時;3敵在長江艇隊來滬集會時;4敵在滬提出無理要求,甚至限期答覆,即斷定敵發動無疑。則因我主力軍遠在蘇常以西,輸送展開在在需要,且上海保安團抵抗力薄,諸種關係,似宜主動地位,首先發動,較為有利。

南京表達同意,覆電:「應由我先發制敵,但時機應待命令」

1937年8月7日,南京國防會議裡〈關於中央之軍事準備〉:「全國軍隊列入抗戰序列者,第一線約100個師,預備軍約80個師,使用於河北約50個師」主戰場以河北山東北部、河北南部為第一戰區。但何應欽認為開戰有困難:「財政開支擴大,槍械、子彈僅可供六個月之需,防禦工事未完成,空軍不足等。」蔣中正選定上海為第二戰場,是野戰戰略上判斷在經濟、軍事、政治上,日軍必然會追隨國軍行動,所以主動對上海日軍發動攻勢。國民政府的外籍顧問端納曾建議:「對日作戰須先消滅上海、漢口青島之日本駐軍,再全力對付平津戰事。」軍委會管理部代部長姚琮:「其利有五:指揮利便、集中容易、補給較便,江南多港灣不利於敵;易動列強觀感而得多助。」因此,1937年<國防作戰計劃>規定:「長江下游地區之國軍,於開戰之初,應首先用全力佔領上海,無論如何,必須撲滅在上海之敵軍,以為全部作戰之核心,爾後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敵之登陸……不得已時,逐次後退到預設陣地,須確保乍浦嘉興無錫江陰之線,以鞏固首都。」由於以上原因,蔣介石決定沿滬寧鐵路調動軍隊,迎接即將來臨的戰爭。

1937年8月9日下午五時半,日本帝國海軍陸戰隊西部派遣隊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兵齋藤要藏駕車直衝軍用的中國上海虹橋機場,被中國機場保安士兵擊斃,是為虹橋機場事件。事件發生後,中國持不擴大事態方針,由上海市長俞鴻鈞和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周珏分別向日本駐滬總領事和日本海軍通話,與日軍折衝。當時日方聲明,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本日未有奉命外出。縱令有人外出,也決不會有到虹橋機場。因為日本官兵是絕對不應該到機場的。

當夜10時,俞鴻鈞市長赴日總領事館交涉,敘說了事件經過,並主張用外交途徑解決,不使事件擴大。日方也表示同意。但是至11日下午四時,日總領事岡本訪俞市長,態度即轉趨強蠻,聲稱對於虹橋擊斃二日兵事,日本全國極為震動,東京政府雖同意用外交途徑解決,但是同時卻又認為有向中國「質問」對本案態度的必要。並附帶提出兩項要求:「(一)將保安隊撤退,(二)將保安隊已築之防禦工事完全撤除。」

俞鴻鈞答覆:「既然是中國的土地,就更無所謂撤退」。對防禦工事和「保安隊所有措施,無非為防範起見,總之,我方維持和平之心志,日方應能諒解……如日方亦能遵守範圍,衝突自然避免」。日方表示滿意。

8月10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為闖入機場道歉,但要求中國解散保安隊,並拆除防禦工事。日本還借口此事件在8月10日運送增援部隊到上海,撕毀了1932年簽訂的《淞滬停戰協定》(上海被列為非軍事區)。針對日軍的行動,蔣介石也在8月11日開始調動中國軍隊進入上海地區,繼日本之後背棄了《淞滬停戰協定》,決意對抗日軍的進侵。第二天,日本要求列強迫使中國解散進入上海的部隊,但市長俞鴻鈞聲明日本7月7日對中國的侵略已經違背了協定。上海市民狂熱地歡迎出現在該市的中國部隊。

8月11日,日軍要求中國撤除上海保安隊與其防禦工事,同時以軍艦20餘艘護送運輸艦向上海增補軍需品,並動員日本駐上海海軍陸戰隊(約3200人)與在鄉軍人、義勇團。俞鴻鈞認為:「日本一面贊同以外交方式解決本案,一面又增兵威脅,殊屬不合」。21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張治中「圍攻上海」。日本駐上海領事館指控中國軍隊違反一二八上海停戰協定,上海市長俞鴻鈞嚴正駁斥,英、美、法、義外交官要求國民政府將上海列為不設防城市。國軍原定於13日拂曉前開始攻擊,但由於英美等駐華使節正在調停,中國為顧及國際視聽下令前線張治中暫停攻勢:「希等候命令,並需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為要。」。

12日下午3時,應日方要求,召開淞滬停戰協定共同委員會會議。會議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會議廳舉行,出席者除中日雙方外,尚有英、法、美、意四國代表,日方代表岡本聲稱:今晨中國保安隊及正規軍隊,已在近郊設置防禦工事,此種行動,違反停戰協定,應請共同委員會加以注意,采有效辦法,加以制止。俞鴻鈞當即駁斥:「共同委員會設置之目的,在維持上海之和平與治安,並非協助日本政府實施侵略政策」。「虹橋事件發生後,日方曾一再表示靜候調查事實真相,以外交方式解決,但一面竟軍艦雲集,軍隊大增,軍用品亦大量補充,此外尚有大批軍艦正在途中,源源而來。此種措施,不獨妨礙各國僑民之安全,且對中國為一種威脅,且足發生危害之行為。中國在本國領土內,當然有權採取自衛之行動。……我方秉承中央所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一貫政策,對僑居上海之各國僑民,仍當加以保護。」各代表提議可否將保安隊稍稍後退以免衝突。俞鴻鈞答:「停戰協定早已為日方破壞,故本日實無召集共同委員會之必要。」「我國軍隊,在本國土地行動,有絕對自由之權,此則未容他人之置議。」「為維持上海之和賓士安計,如日本將增加之軍艦與軍隊調回,則我方對撤退保安隊一點,亦願加以考慮。」會議毫無結果而散。

日本在會上表示竭力避免戰爭,而行動上作好了戰爭準備。日本在8月10日運送增援部隊到上海。8月12日,日陸軍省動員30萬兵力分赴上海與青島

日本海軍陸戰隊在12日晚陸續登陸。而且在楊樹浦閘北虹口一帶布防。到12日止,調集淞滬的日艦已達30餘艘,海軍及陸戰隊1.5萬之眾。

13日,兩軍前哨部隊在八字橋遭遇,易謹營長向日軍射擊。14日,淞滬會戰爆發。

8月17日,中日雙方軍隊在上海衝突擴大。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主張抵抗:「日本之所謂不擴大者,蓋為對內欺君民,對外欺國際之口號,對我國則藉獲暇豫,大量徵發,積極充實戰備。本月中旬後必大舉攻我,最小限度亦須完成其華北五省計劃。」

8月18日,國軍又停止進攻,英、美、法、德、義五國向中國提議:「中日雙方由上海撤兵,劃上海為中立區」,日方拒絕。蔣中正陳誠熊式輝視察上海戰況,20日匯報上熊式輝認為上海不宜打,陳誠建議:「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故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鐵路南下直撲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滬事以牽制之。」蔣中正:「一定打。」陳誠:「若打,須向上海增兵。」

指揮問題[編輯]

8月15日,中國下令總動員,滬杭為第三戰區,任命顧祝同上將為戰區副長官,作戰方針為「戰區以鞏固首都及保有經濟策源地之目的,迅速圍殲上海附近之敵,並打破其沿海沿江登陸之企圖」。8月18日,蔣中正下令任命陳誠為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引來張治中不滿:「陳辭修資格太淺,怎能指揮我!」馮玉祥雖是兩人直屬上司,但無法調和兩人摩擦。8月28日,蔣日記寫道:「近日戰局,漸轉劣勢,人心乃動搖矣。」8月31日,吳淞失陷,蔣日記寫道:「我軍轉入被動地位矣。[參 10]」9月21日,馮玉祥調至華北第六戰區司令官,蔣中正兼任第三戰區長官,顧祝同為副司令長官,陳誠為前敵總指揮。9月23日,張治中辭去前線職務,轉調中國大本營管理部部長。[參 9][5]

日本方面[編輯]

朝日新聞》1937年8月14日的宣傳戰

一二八事變以後,日方以虹口日軍營房為核心,在周邊租界、紗廠構築百餘處堅強掩體工事。日軍參謀本部於盧溝橋事變後擬訂<處理華北時局要領>:「如抗日行為波及華中華南時,亦以不出動陸軍兵力為原則」。日本參謀本部以「防蘇」為戰略重點,認為中國華北地方割據,派系獨霸一方色彩濃厚,中國將無力發起全面戰爭。日本參謀本部井本熊男

對華兵力使用限度的拘束,不用說,是來自對於蘇俄的考慮。當時的想法,對蘇兵力,加上預備隊,是23個師團。而總動員兵力是30個師團,所以對華使用兵力只能有7個師團。因此沒有向華北增兵的餘裕。若有個萬一時,是想就近從華北方面向東北轉用兵力;但也覺悟到,這樣的兵力轉用,幾乎是不可能的難事。

稻田正純認為:早在7月10日通過了由武藤章大佐所擬訂之日本本土三個師團動員案,已從根本上推翻石原莞爾部長的不擴大方針[參 2]

日本原本對蘇聯軍隊有所顧慮,未料到史達林於1937年6月11日進行大肅軍(蘇聯肅反運動),連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紅軍拿破崙)都遭到殺害。6月30日,日本艦艇在黑龍江乾岔子島擊沉蘇聯砲艇,日本駐蘇大使與蘇聯交涉時發現對方態度軟弱,日本軍部因此認為蘇聯內部不安,於是擴大對華戰事[6]。 7月2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採納石原莞爾的建議,派出宮崎龍介為和談密使,並事先告知中國駐日武官蕭叔宣安排相關事宜,預定由神戶出發時被日本軍部查獲,遭便衣憲兵逮捕。 7月28日,日本政府下令撤走長江沿岸日僑,上海日僑準備以武力保護不在撤退之列。 7月29日,日本參謀本部制定《對華作戰計劃大綱》:「一、以中國駐屯軍進行作戰,在平津地區對中國軍隊盡量加以沉重打擊。二、在情況不得已時才在青島上海附近作戰。」 8月10日,日本海軍希望控制長江流域,日本海相米內光政要求陸軍出兵,但遭到陸軍次官梅津美治郎與參謀本部石原莞爾的反對,經過爭辯後決定派遣最小限度的兵力進行壓制。[參 9] 8月14日,日本近衛內閣召開臨時內閣會議,決定對中國採取「斷然措施」。

8月15日,日本下令總動員,以第3、11師團為基幹編組「上海派遣軍」,日本天皇任命松井石根大將為司令官,任務為「協同海軍擊滅上海附近之中國軍,並佔領上海及其北方地區要線[參 11]

日本帝國政府發表聲明:

帝國已達到其能隱忍之限度,為著膺懲支那軍之暴戾,促使南京政府之反省,現今不得不採取斷然之措施[參 12]

9月5日,日本近衛文磨首相發表演說:「中國方面利用帝國之忍讓,侮日抗日之勢愈加高漲,戰局終於波及華中。至此,政府認為採取從來消極局部之手段已不能收拾局面,不得不積極全面對中國軍斷然給予一擊。」 9月9日,日本宣佈全國轉向戰時體制,下令進行第六次動員。 9月10日,日軍西村敏雄少佐視查完上海戰況回報:「中國軍的抵抗確實頑強,無論被包圍或被砲轟均絕對不後退。派遣軍之臨時動員以軍艦運輸而後續部隊跟不上,使兩師團陷入苦戰。」日本陸軍認為上海方面兵力過少,即使增兵也只是杯水車薪,但由於必需突破上海方面的悲慘戰況,最終不得不同意增兵。日軍統率部決定增強上海派遣軍之兵力。

9月11日,日本發佈對第9、第13、第101師團及第3飛行團之上海派遣令(臨參命第99號)。採取不擴大方針的第一作戰部長石原莞爾隨即呈報辭職,轉調關東軍副參謀長,原職由下村定少將繼任。

10月4日,日本作戰部長下村定召開會議研究「是否擴大華北方面的作戰以實施山東作戰,或將其停留於適當戰線轉用兵團於上海方面」,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強調應實施山東作戰,但內部最終決定:「目前最重要的任務在上海方面的積極行動,以期獲得戰果。」隔日,決定轉用華北兵力將主戰場移至上海。下村定部長的著眼點在於想將敵軍主力予以擊破,截斷上海經濟迫使國民政府屈服。預定再派遣一個軍於10月30日在金山衛登陸,此登陸計劃引起參謀本部的爭論,認為準備不足危險性太大,但九國公約在即,最終仍決定斷然實施。日本陸軍省制定<昭和12年度對華北作戰計劃>:「對華中方面原計劃以第九軍佔領上海附近,但中國軍隊增加了兵力,構築了防禦工事,因此計劃新編第十軍從杭州灣登陸,兩軍策應向南京作戰。」 10月8日,日本參謀本部二宮義清少佐視查完上海戰況回報:『日本軍兵力強但缺乏彈藥,軍官死傷因狙擊所致,應改變服裝。中國步兵的戰法在於「緊跟對方步兵」;跟著對方以利用手榴彈或迫擊砲來分勝敗,另外也有避免受日軍炮擊的目的。』

10月17日,上海派遣軍的戰況並不理想(9月11日至10月20日,日軍只推進5公里),預定於14日對大場鎮的攻擊被迫延期,甚至原先的二線兵團(第13師團)也投入一線作戰,故日本參謀本部決議將主戰場由華北移至華中,在中國東北待命之第18師團及華北之第6、16師團及國內之第114師團、後備部隊兩個聯隊,均使用於上海方面;第16師團,預定由白茆口登陸。由於日本本土僅剩近衛、第7兩師團,顯見參謀本部對上海作戰期待極大。由於上海作戰消耗過大,日軍感到幾乎沒有餘力為而後的太原會戰增加兵力。日本陸軍省要求上海派遣軍於九國公約開會前攻下閘北嘉定

11月7日,為統一指揮上海派遣軍及第十軍,日本大本營編成中支那方面軍,由松井石根大將兼任方面軍司令,並下達臨參命600號(統制線):「將華中方面軍的作戰地區為蘇州嘉興之線以東。」

11月8日,按日方統計傷亡已逹4萬餘人。

參戰部隊[編輯]

中國部隊[編輯]

1937年9月21日以後,第一期防禦部隊,第三戰區司令官蔣中正,副司令顧祝同

左翼作戰軍 中央作戰軍 右翼作戰軍
總司令陳誠 總司令朱紹良 總司令張發奎

國軍參戰軍隊未必準確,部份僅列名戰區序列,實際可能被移轉至杭州灣、浙東防禦。

其間中國空軍閻海文上尉之壯烈事蹟受到日軍讚揚;沈崇誨上尉因機械故障與日艦同歸於盡。

日本部隊[編輯]

日本為支援上海作戰,日本海軍以加賀赤城龍驤鳳翔等航母於長江口外之佘山島一帶,策應日本本國機群作戰。

日本第1、3艦隊除了5艘於吳淞口外,川內由良名取鬼怒之二等巡洋艦,與時雨白露夕暮有明初霜子日若葉初春等新式一等驅逐艦,早在8月10日前停泊於淞滬附近。

戰役過程[編輯]

8月11日,國民政府下令軍隊向上海集結。中國外交辦事處:「日軍急運軍械,水兵2000已登陸。」日軍並將其第1、3艦隊30餘艘艦艇集中在吳淞口。

8月12日,中國海軍完成對江陰水道阻塞作業,共沉大小船隻35艘。國軍第87師王敬久第259旅抵虯江碼頭;第262旅抵薀藻濱車站、吳淞鎮。第88師孫元良第262旅原本集結區為真如,但孫元良鑑於一二八作戰經驗,獨斷下令第262旅往閘北推進。

虹口、楊樹浦之攻勢[編輯]

1937年8月14日,中國空軍飛機因受日軍攻擊意外墜彈於公共租界法租界交接處的大世界,造成上海平民三千人死傷[7]
美國媒體所發表之宣傳照片《中國娃娃》,《日軍轟炸後的上海南火車站》,1937年8月28日

8月13日,早上上午九點,日軍在坦克掩護下沿寶山路進攻閘北虹口,國軍守軍第88師予以還擊。同時日軍艦艇主動開始向閘北國軍陣地進行炮擊,下午三點,日軍在海、空火力支援下,由租界再次向閘北地區寶山路、八字橋和天通庵路發起進攻[8],國軍第523團第一營開始在上海八字橋遭遇日本海軍陸戰隊,雙方進入戰鬥狀態,八一三淞滬會戰就此展開。[9]

8月14日,國民革命軍第88師進攻位於虹口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14時50分日寇木更津聯隊、鹿屋聯隊18架九六式陸上攻擊機由臺北松山機場起飛後兵分兩路,9架轟炸我杭州筧橋空軍基地,9架轟炸廣德機場。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防空總臺首任少將總臺長陳一白當即無線電急告從南京開會直接飛抵剛剛降落的空軍第四大隊高志航少校大隊長迎頭痛擊,在不到30分鐘的空戰中,高志航擊落日機2架,全大隊擊落日機6架。當晚日本廣播稱「18架飛機中,有13架失去聯絡」。8月15日,蔣中正日記中記道:「倭寇空軍技術之劣,於此可以寒其膽矣!」(此後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宋美齡提議以後每年8月14日為中國空軍節)。8月14日,國民政府發表《自衛抗戰聲明書》,同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下達總攻擊令,命令八十八師與八十七師奪回8月13日被日軍攻擊佔領的持志大學五洲公墓滬江大學八字橋等市區據點,並向日軍陣地紗廠進攻。第88師第264旅長黃梅興在持志大學的戰鬥過程被迫砲擊中陣亡。[10] 同一日早晨,中國軍機前往黃浦江轟炸日本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號巡洋艦[7]

8月15日,日本海軍第三艦隊開始實施對南昌南京之越洋轟炸。颱風過境上海。

8月17日,國軍第36師到達南翔

8月18日,日軍第3、第11師團完成臨時動員,分別由熱田港多渡津港出航,集結於馬鞍群島。國軍第十八軍由蘇州一帶進入戰場。

8月22日,日軍第3、第8和第11師團在海軍炮轟的配合下,發起兩棲作戰,繼續在川沙、寶山登陸。國軍第五集團軍於晚間對日軍實施全線反攻。原打算由匯山碼頭突破,可惜攻擊過早,第98師尚未趕到,導致第36師之攻擊陷入被動,陳誠:「我軍以五師之眾,對數千的敵陸戰隊實行攻擊,竟未能奏功,實在是當時部署種種不當的緣故。」[參 13]

羅店鎮之攻勢[編輯]

8月23日晨,日軍第11師團與中國海防司令沈鴻烈部戰艦激戰;下午,著名的先施百貨公司遭日軍砲彈擊中,造成上海平民傷亡。

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呼籲中日雙方停戰。但此時日軍第3、11師團開始向吳淞鐵路碼頭、川沙口(川沙鎮)實施強行登陸,並擊退了沿岸守軍。國軍江防司令劉和鼎電報請求支援,張治中覆電:「敵人於獅子林、川沙口登陸,即與陳誠次長商定部署,以第11師向羅店北進,支援第56師之作戰,而由正面抽出兵力為預備隊……是時據報蘊藻濱附近同時有敵軍登陸,我守軍迎擊中……」

8月24日,張治中電:「連日敵機甚為活躍,全日在各處轟炸,毫無間斷,我軍日間幾無活動餘地。」白崇禧:「無制空權,仗無法打。我官兵日間因飛機不能動,夜間因探照燈亦不能動。長期抵抗需另作打算。」

8月28日,日軍第11師團推進至川沙口南方地區後,以主力攻佔羅店鎮

8月29日,德國顧問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建議國軍死守羅店:「敵之目標,為驅逐我軍遠離上海,截斷我與政治、財政策源中心之聯絡。目前最要害地點,莫如羅店。宜絕對在該處阻止敵人,使不能犯劉行,更不能趨向嘉定。穩固由南翔經嘉定-太倉之連絡,極關重要。」

8月31日,拂曉後,日軍以飛機30餘架,並以海軍艦炮猛擊吳淞,強行登陸;日軍另一部由市輪渡碼頭登陸。中國 守吳淞的第六十一師的一個團,傷亡過半,不支後退;惟吳淞炮台,仍由上海保安總團固守。張治中將在劉行的第六師調到楊行、吳淞,驅逐登陸之敵。該師於31日夜,向吳淞攻擊前進,與敵遭遇於楊行以北地區,發生激戰。

9月1日,日軍淺間支隊佔領獅子林炮臺。

9月2日,日軍岸上兵力遭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阻於羅店一帶,原欲用在青島方面的天谷支隊轉派增援上海到達吳淞外海,沿吳淞鎮月浦鎮羅店鎮的路線推進。 9月2日起,日軍重兵進攻三官堂第六師陣地,並強渡泗塘河,被擊退。 9月3日,蔣中正督促張發奎金山衛構築防禦工事,但隨著10月蘊藻濱大場告急,原杭州海防駐軍移調,造成防務空虛。 3日至4日,日軍連續向三官堂一帶進犯。第六師十八旅奮勇阻擊,殲敵不少,但該旅傷亡甚眾,旅長翁國華和團長朱福星負傷。 9月5日,日軍淺間支隊聯合天谷支隊突破月浦鎮東方陣地。日軍分三步驟進攻:第一步由飛機密集轟炸,再升起觀測氣球,由砲兵及艦炮進行砲擊,摧毀守軍工事。第二步以戰車掩護步兵推進,砲兵、飛機持續阻絕國軍增援。第三步以突破之缺口向國軍陣地左右席捲,每前進一小段就構築機槍掩體,防堵守軍反擊。 5日晨,日軍分由吳淞、張華浜和沙龍口夾擊寶山至三官堂陣地。第六師腹背受敵,各村落都被燒夷,火藥局守兵全部犧牲,第十七旅旅長丁友松以下傷亡過半,相持至午,該師退守泗塘河。敵軍越過泗塘河橋向西侵犯,於是,獅子林、吳淞間聯繫通道被敵打通,而寶山城中國守軍由此陷入重圍。 

9月6日,國軍第98師師長夏楚中奉令死守寶山。寶山守軍第583團第3營姚子青電報:「敵兵艦30餘艘排列城東門江面,飛機10餘架轟擊各城門……職決遵命死守。」師長覆電:「戰至一兵一卒亦須固守,準備充分巷戰,萬一城垣被陷,亦當與敵偕亡於城中。」姚子青陣亡於東門,除一人翻牆逃出外,守軍全數陣亡。陳誠:「激戰至6日十時,卒以傷亡殆盡,無法支持,全營官兵自營長以下偕城作壯烈之犠牲。」姚子青如此拚死壯舉震撼中國。國軍傷亡過重,國民政府下達第二期作戰計畫,命令各部隊停止現有攻勢,轉赴各預定陣地防制。第二期作戰指導:「如不能達到各個擊破敵人之目的時。依狀況後退至敵艦砲射程外,以決戰目的佔領陣地,乘敵海陸軍火力不能協調之際,發揚我精神與物質之威力」[參 14]

第一期防禦[編輯]

9月11日,張發奎集團軍(右翼集團軍)轉進至杭州灣北岸;張治中集團軍(中央集團軍)退至瀏河、羅店、蘊藻濱;陳誠集團軍(左翼集團軍)退守江灣洋涇一線陣地[參 15]。國軍第三戰區司令電:

為整理淞滬嘉瀏一帶陣線,節約兵力,俾達韌強抗戰之目的,第九、十五集團軍即刻轉移。第九集團軍北站、江灣、蘊藻濱右岸之線轉移,佔領預築陣地,但需節約兵力……

9月14日,日軍重藤支隊登陸貴陽灣,納入第11師團指揮。日軍攻擊重點放在羅店鎮南方。何應欽:「日軍在滬共約12萬人,不獨炮火優於我軍,即人數亦已相當。」

9月2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將後方到達部隊編組第十九集團軍,加入左翼作戰。

9月21日,國府軍事委員會調整第三戰區部署,左翼作戰司令陳誠,右翼作戰司令張發奎,中央作戰司令朱紹良

9月22日,日軍谷川支隊開始登陸;第101師團於吳淞、上海之間登陸,朝第3師團左翼推進。日軍主力突穿國軍第十八軍陣地。

9月27日,日軍第9師團於吳淞、上海之間登陸。

第二期防禦[編輯]

10月1日,日軍第13師團於吳淞、上海之間登陸,被定位為二線兵團[參 2]

10月7日,日軍第3、9師團在國軍第87師及第一軍正面強行由蘊藻北岸渡河,國軍加以狙擊並激戰數日。

10月12日,何應欽:「戰事發生至今,國軍在淞滬死傷達六萬三千餘人。中國空軍損失約四十架,海軍幾已被全滅[參 16]。」

10月17日,國軍第二十一集團軍到達前線。

10月18日,國軍軍事委員會作戰組第一部劉斐因「不明原因」提供錯誤情報:「日軍有在杭州灣登陸企圖,估計最多一個師,不會對上海戰局有影響。」

第三期防禦[編輯]

10月22日,日軍向大場發動攻擊。顧祝同何應欽:「聞敵將有三個師團來滬增援,其先頭部隊26日可抵滬。」

10月26日早,陳誠陣地司令部所在地大場鎮 (上海市)失守,蘊藻濱被日軍突破。國軍下令自上海市區撤退:「本軍以達成持久抗戰之目的,除以一部據守鐵道沿線附近諸點外,將南翔以東陣地逐次轉移於吳淞江南岸。」陳誠、白崇禧、李宗仁均建議撤守蘇州河防線陣地,往吳福線、錫澄線移轉,蔣中正一度同意,但隨後又下令回防。晚,守衛「大場防線」的國民革命軍第88師第524團第2營400餘人(報紙宣稱「八百壯士」),沿途收容傷兵、散兵,在團附參謀謝晉元兼任代理副團長、營長楊瑞符的指揮下,死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掩護主力部隊西撤。在日軍包圍下,守衛四行倉庫的國民革命軍孤軍奮戰,誓死守城,堅持4晝夜,擊退敵人數十次進攻。同時,上海人民也以極大熱情支持壯士,慰問品、藥品源源不斷地送入了四行倉庫,女童軍楊惠敏更在日軍戰機掃射之下,將國旗送予部隊,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在槍炮下飄揚,提振國民的抗敵之心。戰至30日,國軍糧彈俱盡棄守防線,撤入英租界。後被漢奸出賣,繳械俘虜再被轉至南洋作為苦力俘虜營。1941年4月24日,謝晉元被汪精衛政權收買的二連下士郝鼎誠、四連下士張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張國順4人拿出身藏的匕首刺向謝晉元,謝晉元當場倒地。[11] 日本偷襲珍珠港後,日軍佔領上海公共租界,並俘獲這些士兵。他們分別被遣送至杭州南京孝陵衛光華門做苦役,還有一部分留在南京老虎橋監獄拘押。部分被送至孝陵衛及光華門的士兵於1942年11月逃脫,其中一部分在重慶重新歸隊,另一部分就近參加游擊隊。[12] [11]另外三十六名官兵被押至紐幾內亞作苦工。[13]

抗戰勝利後,從全國各地回到上海之倖存者有一百多人,在新幾內亞作苦工之三十六名官兵由澳洲政府派軍艦送回上海。[14]

10月31日,日本上海派遣軍為封鎖上海南市,決定攻擊蘇州河南岸的敵軍;第3師團開始渡過蘇州河;翌日第9師團右翼渡河成功。

10月,孫立人率稅警總團第四團在周家橋成功擊退日軍渡河。但在此役孫立人受到迫擊炮彈攻擊身受十三處創傷,因宋子文之助立即送往香港接受完整治療。

日軍登陸金山衛[編輯]

11月4日,日軍第13師團接替重藤支隊永津支隊的長江守備任務。

11月5日,日軍第十軍成功登陸杭州灣金山衛,立即向黃浦江突進。晚間,國軍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主張將軍隊撤到吳福線。軍令部徐永昌:「我軍若撤至吳福陣地,敵必在上海協定線堅固不進,以緩和各國之干涉。日前上海各國領事調解浦東南市作中立區,我以為許之至佳。而反對者有之,持重觀望者有之。在今日說,直是不費之惠。蔣中正則擬固守南市,是又出於純軍事或外交範圍外矣[15]。」

11月8日,太原任縣失守。國軍於晚間下令淞滬戰線向平嘉、吳福線移轉。由於九國公約會議正在召開,蔣中正則電令前線希望再守三日。

11月9日,日軍第3師團向龍華推進,第9師團向高家灣追擊。松江失守,蔣中正下令撤退,但部隊秩序已經混亂,國軍兵分兩路(北路沿京滬鐵路,南路沿蘇州河)向南京及杭州撤走,因日軍戰鬥機不停朝沿路退兵機槍掃射,國府軍此階段傷亡尤為慘重。

11月12日,上海淪陷。

11月13日,日軍第16師團登陸白茆口附近,向支塘鎮前進。國軍第15、21集團軍一部進入常福陣地。

11月15日,蔣中正召集會議,希望國軍努力抵抗掩護遷都。

11月19日,國軍下令棄守吳福線徐永昌:「九時悉嘉興被敵佔領,我軍退至距城數里之線。又南潯亦為敵佔領。常州顧墨三(祝同)電話,蘇州為敵佔領,已退無錫江陰之線。因偕往蔣先生處,決定不必再論守城,祗求江陰至長安之線能多守幾日。據何敬之(應欽)云:僅軍政部之要品須一百列車方能運走。」

11月20日,蘇州失守,蔣中正宣布遷都重慶

11月26日,國軍下令棄守錫澄線,上海戰役結束。蔣中正在日記中留下:「竟不分步驟,全線盡撤,絕無規律,痛心盍極!」

11月27日至12月7日,江陰要塞因彈盡援絕失陷[參 17]

宋美齡在戰爭期間親赴上海戰場慰問官兵,遭日軍炸傷出國醫治。

戰後[編輯]

1937年11月13日,國民政府發表自上海撤退之聲明:

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

1937年8月13日戰事爆發,廠礦遷移委員會成立,工廠內遷至1940年大體結束。內遷企業中67%是重工業,至1940年經政府部間協助內遷之技工約12,164人,其中機器業5,968人[參 18]

依日方統計:淞滬戰場陣亡9,115名,負傷31,257名,合計40,672名。何應欽個人統計:國軍死傷約187,200名[16]

後果與評價[編輯]

對戰局的影響[編輯]

淞滬會戰原先蔣中正打算速戰速決,並將日軍的注意力從華北轉移到華中,為了達到這目的他將手中受過德國顧問訓練最精良的部隊全數送上前線。不過由於速戰速決的目標失敗,導致更多兵力加碼投入戰場與具有軍艦支援且補給源源不絕的日軍進行絞肉戰,總計國民政府在這場戰爭除了中央軍外,先後各派系部隊共78個師、7個獨立旅、3個暫編旅、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炮兵7團、財政部稅警總團、憲兵1個團、上海市保安總團、上海市警察總隊、江蘇省保安團4個團,3隊海軍艦隊,兵力總數60萬人以上。其中精銳部隊在戰鬥中損失了三分之二以上,使蔣中正的實力大為削弱。

此外,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指出:「當時我軍參戰約五十餘師,戰鬥兵員在六十萬左右,約全國兵力的百分之六十。當時淞滬戰場離蘇嘉鐵路第一道國防線尚有百餘華里。投入戰場人數既多,然而上海是十里洋場,四面平曠,無險可守,日軍陸海空三軍的火力可盡量發揮,我軍等於陷入一座大熔鐵爐,任其焦煉。敵方炮火之猛,猛到我炮兵白日無法發炮,而夜間又無法尋找目標,只是盲目轟擊。所以淞滬之戰,簡直是以我們的血肉之軀來填入敵人的火海。每小時的死傷輒以千計,犧牲的壯烈,在中華民族抵禦外來的歷史上,鮮有前例。……是我國抗戰八年,犧牲最大,戰鬥最慘的一役。」蔣中正知道國軍只有極小的機會獲勝,上海將會失去。

馮玉祥說:「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3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個小時死了三分之二,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

1937年11月13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發表自上海撤退之聲明:「各地戰士,聞義赴難,朝命夕至,其在前線以血肉之軀,築成壕塹,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堅如鐵石,陷陣之勇,死事之烈,實足以昭示民族獨立之精神,奠定中華復興之基礎。」

除了軍隊的耗損以外,淞滬會戰後期毫無章法的總撤退使整個戰線完全潰散,並讓日軍得以長趨直入,間接導致了南京保衛戰提早開戰。

以軍事面來說,國民政府不但戰敗以外還讓其軍事實力大幅受創,使得多年建軍付諸流水;但在政治面上卻是成功的,淞滬會戰將中日衝突成功的檯面化宣傳到國際媒體。也讓世界清楚中華民國政府對日本的立場: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將其一塊一塊地征服侵吞,也證明了中國絕不會向日本投降,而戰爭導致的國外資產損失與日軍的戰爭暴行有效的降低國外輿論對於日本的好感,也間接影響日後英美對中國戰場的支持。

最後,日軍原先希望藉由有限度衝突取得在華利益的作法,在淞滬一戰後開始無法收拾。淞滬會戰的時間長達三個月,最終也只能在傷亡慘重下勉強奪得勝利,而國民政府在此戰以後毫無對日本妥協的態度使日軍無法回收戰爭成本,在一無所得下日軍必須增兵以在這場戰爭獲得利益,這種惡性循環最終使日本國力逐步拖入崩潰邊緣,並引發更大規模的戰爭。

對中國政治的長期影響[編輯]

蔣中正在淞滬會戰幾乎投入所有的精銳部隊,最後除了慘重傷亡之外戰爭還輸的一敗塗地,但日本當時尚未做好侵略中國的準備,因此無法有效的趁勝擴張,否則淞滬的戰敗後果將不堪設想。在這之後,中央政府的兵力與各地軍閥的差距縮小,這時中國共產黨、各地軍閥都各據一方,擁兵自重。日後長江中下游的各省的喪失,使得國府吃緊的財政更加雪上加霜,不得不與各地軍閥爭奪稅賦資源,造成抗戰中的內戰。淞滬會戰後大量的游勇散兵,國民政府無力加以收編,因此成為各地土匪游擊隊造成後方百姓的困擾,或者被中國共產黨加以吸收,使得八路軍新四軍的實力急速強化,到1940年7月7日時八路軍、新四軍已發展到五十萬人[17]。蔣中正知道「攘外必先安內」,但還是沒法改變歷史。但由於中央軍的慘重犧牲,奠定了蔣中正作為中國抗戰軍事統帥的地位和形象。也讓抗戰時各地軍閥大多聽令重慶政府的命令,如果沒有淞滬抗戰,各地軍閥依舊無法統一指揮,蔣中正也無法處決臨陣脫逃、失守山東的韓復渠

對上海城市發展的影響[編輯]

持續3個月空前慘烈的淞滬會戰極大的改變了上海城市發展的空間格局。上海的蘇州河以北地區,包括上海公共租界[18]的北區和東區,以及閘北華界,由於控制了黃浦江下游岸線,和陸上門戶火車站,曾經是20世紀初上海城市發展最迅速的地區。

淞滬會戰期間,閘北和虹口成為中日兩軍對峙的前線,閘北幾乎100%毀於戰火,虹口和楊樹浦的損失達到70%,此外南市區和吳淞的損失也相當嚴重。無數的建築物葬身火海,上百萬當地居民被迫避難到蘇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區。

此後,上海城市的精華完全集中於蘇州河以南面積有限的租界地區,蘇州河以北地區嚴重衰落,對上海後來的城市發展造成了長期性影響。戰爭廢墟上後來曾經形成大片難民聚居的貧民窟,曾是上海很長時期內極其注目的城市景觀。(由於缺少保護價值,現在大部分已經改造成高層樓群)

陣亡將軍[編輯]

  1. 朱耀華中將。字強生,湖南長沙人,國軍第78軍第18師師長。1937年10月24日拂曉,日軍在150架轟炸機,10餘輛坦克掩護下,集中兵力猛攻18師駐守的大場鎮,18師官兵苦戰3日,萬餘官兵犧牲,大場鎮失守,舉槍自盡殉國。(但另據資料,稱因衛兵阻攔朱耀華自殺未果,但亦受傷致殘,後曾任第八戰區軍法執行部執行監。20世紀50年代初在中共鎮反運動中被殺。)
  2. 吳克仁中將。字靜山,黑龍江寧安人,滿族,保定軍官學校5期炮科畢業,國軍第67軍軍長。所轄107 、108師是淞滬抗戰中最後趕到戰場的原東北軍主力,1937年11月8日拂曉,日寇柳川第10軍主力渡過黃埔江。9日,吳將軍在掩護上海守軍撤退時,在白鶴港遭到日軍便衣隊襲擊,壯烈犧牲。
  3. 路景榮少將。江蘇武進人,1902年生,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98師583團團長,師部少將參謀長。1937年9月10號在上海月浦與日軍激戰中犧牲,時年35歲。
  4. 楊傑少將。字子英,河北容城人,1895年生,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1軍第1師第1旅副旅長。1937年10月11日,在淞滬會戰顧家宅之役中犧牲,時年41歲。
  5. 龐漢禎少將。字胤宗,廣西靖西縣人,壯族,1899年生,廣西陸軍講武堂及中央軍校南寧分校高級班畢業,國軍第7軍第21集團軍第170師第510旅旅長。1937年10月23日下午3時,在陳家行指揮戰鬥中,被日寇火炮擊中犧牲,時年 38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6. 秦霖少將。字松濤,廣西桂林人,1900年生,廣西陸軍講武堂畢業,國軍第7軍第171師第511旅旅長。1937年10月23日,秦霖將軍在日機轟炸中不幸中彈犧牲,時年37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7. 黃梅興少將。字敬中,廣東梅縣客家人,1897年生,黃埔一期畢業,國軍第9集團軍第88師第264旅少將旅長。8 月14日下午3時許,黃梅興將軍親臨前線指揮,在愛國女校附近被日軍迫擊炮彈擊中,壯烈殉國,時年40歲。一同殉國的還有旅部參謀主任鄧洸中校及通訊排官兵30餘人。黃梅興將軍是淞滬抗戰國軍犧牲的第一位高級將領,後追授陸軍中將。
  8. 宮惠民少將。字劍豪,廣東曲江人,黃埔四期畢業,國軍第4軍第90師第270旅旅長。1937年10月28日在嘉定清水顯犧牲,時年31歲。
  9. 劉啟文少將。河南南陽人,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國軍第67軍第108師第322旅旅長。1937年11月8日在石湖盪與日軍激戰中犧牲。
  10. 蔡炳炎少將。字潔宜,安徽合肥人,黃埔一期畢業,國軍第18軍第67師第201旅少將旅長。淞滬抗戰中有「血肉磨坊」之稱的羅店爭奪戰中,8月27日晨,蔡炳炎將軍親率402團兩個營攻擊羅店日軍,不幸中彈陣亡,時年35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11. 吳桐崗少將。遼寧人,國軍第67軍參謀長,1937年11月8日在上海松江與日軍激戰中犧牲。
  12. 鄧玉琢少將。遼寧東港人,國軍第67軍第107師參謀長。1937年11月9日在上海松江與敵激戰中犧牲。
  13. 朱之榮少將。遼寧人,國軍第67軍第107師第321旅旅長。1937年11月10日在上海松江與日軍激戰中犧牲。
  14. 李伯蛟少將。湖南邵陽人,早年投軍,國軍第28軍第63師第187旅旅長。1937年11月在上海金山衛阻擊日軍登陸部隊,激戰中犧牲。
  15. 吳繼光少將。江蘇盱眙人,1903年生,黃埔二期畢業,1937年11月11日在白鶴港與日軍激戰中犧牲,時年34歲,後追授陸軍中將

各類評論、檢討[編輯]

1938年11月28日蔣中正

上海開戰以後,我忠勇將士在淞滬陣地正與敵人以絕大打擊的時候,敵人以計不得逞,遂乘虛在杭州灣金山衛登陸。這是由我們對側背的疏忽,且太輕視敵軍;所以將該方面佈防部隊全部抽調到正面。以致整個計畫受到了打擊;國家受了很大的損失。這是我統帥應負最大的責任,實在對不起國家!

  • 張治中:「上海之未能一次總佔領,統帥部失機於先,叫我停止攻擊;後來大戰展開,除陸軍外,又沒有配合有力的空軍。」
  • 第九集團軍作戰課長史說:「部隊方面,必須學會對堅固據點的攻堅戰術,但當時部隊軍官缺乏攻堅知識與經驗,又沒有威力強大的武器....初期攻擊日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就不知道用重砲直接瞄準去破壞和壓制日軍火力點以及接近爆破。[參 19]
  • 胡宗南身邊的參謀於達:『革命軍積下一個很不良的習慣,其原因可能是蔣委員長對於底下的「學生」很不放心,而事事干預他們。打仗是瞬息萬變的,等委員長看到前線電報已經過了好幾天,戰況早變了,必打敗仗的,此乃源於「毛頭小子不放心」的心理。而師長也常越級指揮下級團長,常使旅長不知兵在何處。不放心和越級指揮造成作戰能力低落。』
  • 孫元良:「國軍雖動員了優勢兵力,但機動運輸集結力不足,結果演變成車輪戰,始終沒有足夠的預備兵團,給了日軍各個擊破的機會[參 20]。」
  • 法肯豪森:「雙方海空火力落差太大,國軍僅能用夜暗期間,日軍海空兵力無法發揮優勢時,對白晝日軍所佔據之村落進行反攻。」
  • 陳誠:「附近各縣地方官員負責者,事先不組織民眾,事後不知動員抵抗,這也是我們作戰中極大的缺點。」「漢奸太厲害了,敵機一來總部到處都是小鏡子,一閃一閃地向敵人指示目標。夜間則發信號彈,捉不勝捉。」
  • 顧祝同:「大場情況變化後,閘北陣地側背完全暴露,必須調整態勢。但國際聯盟11月初要在日內瓦開會,會中要接受我國控訴,將討論如何制止日軍侵略行為,所以委員長有意要留在閘北作戰……盡量爭取時間,喚取友邦同情。」
  • 顧維鈞九國公約會議與淞滬會戰的關連作分析:「西方人士一開始就認定,中國是個政治不團結,軍事上又渙散落後的國家,……西方認為中國的抵抗無濟於事,日本終究要佔領中國,那麼向中國提供援助又有何用,認為抗戰不可能持久……問題在於,是運用這些軍隊堅守上海,從而在國外產生心理上的效果呢,還是要後撤至一個偏僻角落進行戰鬥。這地方不為任何人所知也就不會有任何人關心,但損失是相同的。全世界都知道上海是什麼地方,戰鬥為了什麼。在上海集中了西方各國最大利益,……所以我們主張政府盡可能堅守上海線。」「不幸的是,中國軍事最終惡化了。恰巧又與11月15日美國新國會孤立主義碰在一起,這此因素導致布魯塞爾會議上一些主要代表團都催促趕快結束會議,……事情很明顯,以後再也不可能有何作為了。」「雖然羅斯福看出了當時歐洲與東亞方面的危機,但美國國內民意上的姑息壓力使其無法有實質作為。」陳誠:「戰略原是達成政略的一種手段。但是戰爭既啟,就應該以戰略為主,不能因為政略牽制戰略。因為戰略保持勝利的時候,政略的環境就可以跟著好轉。反過來說,如果戰略失敗,就是當初認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著惡化。這次戰略受政略影響極大,乃是國家的不幸,並不是國家的錯誤,因為我國本身準備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關係。」淞滬會戰後期的「死守」被學者形容成「為政略殉」,非出於戰略因素,而是為了國際輿論、民心民氣而戰。蔣中正當時痛苦的表示:「藉此戰略關係而撤退,使敵不敢窮追,是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然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其不良必甚大,使此心苦痛不已。」
  • 第88師參謀張柏亭:「委員長訓示政略目的,是強調日本軍閥的侵略行為,而上海是一個國際都市,中外視聽所集,要在國聯開會時,把淞滬戰場的現實景況,帶到會場去……」「孫元良8月12日率先佔領上海北站、寶山路、八字橋、江灣路一線,此獨斷決策對戰局有決定性的影響,使國軍取得閘北軸心陣地[參 21]。」「淞滬戰場一開打,中國老百姓就開始協助日軍割斷電線、破壞電訊,或擾亂治安、刺探軍情。」
  • 蔣中正:「緒戰第一星期,不能用全力消滅滬上敵軍。何應欽部長未將巷戰及攻擊武器發給使用,待我想到,催發戰車與平射炮,已過其時……何應欽誤事誤國,亦我想到太遲之過也。」「由大場撤退至蘇州河南岸以後,以張發奎為指揮官,使金山衛、乍浦一帶無人負責,不注重側背之重要,只注意浦東之兵力不足,調金山、乍浦大部移防浦東,乃使敵軍得乘虛而入,此為我戰略最大之失敗也。」
  • 白崇禧:「我方裝備訓練遠不如人,全賴血肉之軀與之相抗,打破日本軍閥三個月征服中國之迷夢。上海抗戰原計劃是節節抵抗,故有設吳福線錫澄線,後因敵人掌握制空權,行軍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計劃實施。複以命令下達倉促,部隊準備不周,故原計劃尚未實現便開始撤退。」
  • 滕昕雲:「國軍在圍攻時期空軍尚有表現,但隨著戰損增加,任務重心轉為首都防空,使日本在後期取得制空權。在海空劣勢下,反登陸作戰註定不會有太大成就。甚至有些部隊在未與敵人接觸前,就遭到日軍艦砲、航空轟炸而傷亡過半。」『1936年7月,國府財政顧問李茲羅士曾向蔣中正直言:「閣下期望英美支持中國抗日極為不智!」兩者所言皆正確,李茲羅士乃是當下情勢分析;蔣中正則是長遠局勢之發展。』
  • 黃仁宇:「德國顧問誤判情勢,認為日軍在金山衛方面的行動應該只是屬於兩棲佯動,藉以吸引國軍注意,並非作戰重點」『苦撐待變即是持久抗戰的主軸,日軍擊破了國軍的抵抗,使國軍蒙受極大損失。蔣中正不會不清楚,他惟有採用長期持久戰略,持續消耗敵人實力,並靜待「國際情勢」的變化,別無他法。』
  • 吳相湘:「蔣委員長誘使日軍主攻向由『自北南下』改變為『自東西上』的戰略終成功,一切可按1935年7月持久抗戰的計劃了。」
  • 李雲漢:「就原定計劃而言,日本決不能將其兵力用在長江流域,如今卻調集10個師團以上的兵力到了長江流域,而使中國初步達到持久戰略的目的。」
  • 蔣緯國:「此役打破日軍速戰速決的企圖,吸引日軍主力到華東,使長江下游之人員、工廠能遷往西南大後方,增加持久抗戰之能力。」
  • 重光葵在《昭和之動亂》:「華北戰事擴大,立刻刺激了上海,米內光政海相強硬要求陸軍出兵,參謀本部則堅決反對。這事把政府夾在中間,弄得近衛首相非常難為,結果通過了最低限度的出兵折衷方案,派了三個師,叫松井帶領向上海出發,但仍陷於苦戰。第二次又派柳川以幾個師編成一個軍,從杭州灣登陸,中國軍這才開始退卻。」
  • 汪兆銘:「戰被動、和亦被動。就戰來說,自從蘆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橫著一個「戰給國際看」的念頭。中蘇締結《不侵犯條約》當時,武斷蘇聯必於三個月內出兵參戰。《九國公約》國在比京開會時,武斷會議結果必能制止中日戰爭,一切戰略因此之故,皆處被動,以致敗壞不可收拾[19]。」
  • 德國顧問:「自戰鬥開始日軍即掌握了無可爭辯的制空權,對戰局自會產生不利影響。重野戰榴彈炮由於訓練不足與觀測不夠精確,多數均留在後方。過早爆破上海與青浦道路間之橋樑,增加國軍後撤之混亂[參 22]。」
  • 東條英機:「太平洋戰爭前,日本對中國作戰四年以上,以日本國力對復興中強有力的中國作戰,自感國力的不足。」
  • 10月28日,英國海通社:「上海十週之英勇抵抗,已足造成中國堪稱軍事國家的榮譽,此乃前所未聞者。」泰晤時報:「華軍已從滑稽故事之迷霧中,脫穎而出,此為近代史中的第一次。」
  • 鄭浪平:「事實上,就算國軍事先在杭州灣金山衛待命,也沒有足夠軍力阻擋日軍第十軍三個半師團登陸(日軍1師團約2萬人)[參 23]。」「中國沒有完整與統一的後勤系統,更沒有後備軍人,徵兵制才在試辦階段,因此由各地強徵來的補充兵員,多是沒受過軍事訓練的。」
  • 1938年6月,日本外務省東亞局局長石射豬太郎:「如果將國民政府比喻成一把扇子,蔣中正實為扇軸。對於擁有民族意識之中國多數知識份子來講,蔣中正是其國家生存、民族復興的好漢,更是中國民眾的民族英雄。要打倒中國國民之偶像,與討伐張學良的滿州和其他地方軍閥是不同的。」
  • 中國大陸的書籍以負面評價為主,一般稱為「片面抗日」、「對九國公約不切實際的幻想」、「安內攘外的誤國政策」、「出賣中國」、「不抵抗主義」、「妥協主義的下場」。台灣學者認為這是「後見之明」、「人為加工」、「與日方交涉是出賣國家的說法欠缺客觀」[參 24][參 25][參 26][參 27]
  • 潘漢年:「主要是由於抗戰已經三月有餘;而對外並未堅決執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對內,始終沒有嚴厲打擊政權機構中的親日份子與主和論的官僚政客。……連日來消息所傳不外是調解、妥協、停戰,於是給熱望九國公約會議的同胞們,一個嚴重的心理上的幻滅。……其中南京少數大吏相機進言蔣委員長提議與日直接談判和平,這群漢奸的活動及著名親日份子、和一貫主和的官僚政客,依然追隨最高領袖之左右的事實,有意散佈各種謠言,致使妥協和平空氣瀰布一時[20]。」
  • 由於國民政府中央軍如第3、9、14、36、87、88師、稅警總團(德國人稱為鹽師)等部隊是由德國顧問所訓練,第87、88師也派有德籍顧問,因而淞滬會戰的「德式中央軍」被部份外籍人士稱為「德意志戰爭」。10下旬日軍進入閘北時,對國軍的防禦工事讚嘆不已,譽為「現代巷戰之典型陣容」。
  • 撥補制度的問題:(可能是陳誠或法國顧問建議的)國軍傷亡過大時,直接將兵員送上前線補充,部隊不換防(整個部隊不撤下來整補)以免換防發生危險,有作戰經驗的老兵也能帶領新補士兵延續經驗,稱為「撥補制度」。代價是,許多前線軍士官已瀕臨死亡仍拒絕後送就醫,因過多新補兵員訓練不夠容易臨陣退縮,要是中下級軍官不在場監督,部眾可能怯敵輕棄陣地,導致精銳幹部與老兵嚴重傷亡,後期無力發動全面反擊。

國防線的缺陷[編輯]

國防線原是由德國顧問實地勘查所設計,但規模龐大非中國財政所能負擔,於是參謀本部李青等人參照德國規劃,擬定出折衷方案的國防線。國防線的工事掩體、交通壕多來不及完成,或找不到掩體、打不開暗鎖,部分工事構築位置、品質不符需求。[21]

  • 羅卓英:「吳福陣地與工事無圖參考,無人指示無鑰開門。前線撤退而在國防陣地之軍政要員,尤其兵站、交通、通信等單位卻同時失去連絡,無人負責。江南湖沼河渠交錯,在軍事上非完全障礙,有變成空隙薄弱之虞,須有水面巡防之部署。」

注釋[編輯]

  1. ^ 日本所謂「第一次上海事變」指一二八事變
  2. ^ 淞滬線是從上海到吳淞口,蘇福線是從蘇州到福山鎮,錫澄線是從無錫到江陰,這些工事都是在極端保密下完成的[3]

參考文獻[編輯]

  1. ^ 參見民國二十六年 國民政府《自衛抗戰聲明書》http://mil.news.sina.com.cn/2005-06-19/1841298670.html
  2. ^ 大阪毎日新聞:1937.8.15(昭和12)事件公債増発も消化に心配はない
  3. ^ 中華民國國防部,《國軍軍語辭典》,2004年3月版,第764頁
  4. ^ 蔣百里,對日戰局判斷,《蔣百里先生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第一冊,第7頁
  5. ^ 顧祝同身邊的參謀曾振:「張治中在上海初期作戰時,喜歡在報上發表戰況,以英雄人物自許,無非是想出風頭,博得好評;報紙也有些替他吹的。委員長見報,便屢次告誡,不要發表談話,他哪忍得住悠悠之口?而上海那些記者,偏偏每天必來……最後大概是受了委員長一頓罵,顧副司令長官也勸他不要說了,張治中才不再發表談話。」。
  6. ^ 軍事史評論,(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6年6月,第三期,第133頁
  7. ^ 7.0 7.1 Frederic E.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eptember 1996. 281 [2010-06-14]. ISBN 0520207610. 
  8. ^ 陳應明、廖新華,《浴血長空--中國空軍抗日戰史》,410頁
  9. ^ 陽光衛視 紀錄片 國殤 第九集:淞滬會戰
  10. ^ 中國抗日戰爭史, 1931-1945,第2卷,第265頁
  11. ^ 11.0 11.1 孫元良,《謝晉元與八百壯士》載於《八一三淞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115-129頁。原載,台北 孫元良回憶錄《億萬光年中的一瞬》
  12. ^ 陳德松,《殊死報國的四行孤軍》載於《八一三淞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168頁
  13. ^ [1]
  14. ^ 胡志偉〈抗日名將孫元良訪問記〉,香港,《明報》,2005年6月19日,D10世紀版
  15. ^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1937年11月6日,168頁
  16. ^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三聯書店,2008年3月版,237頁,ISBN:978-962-04-2736-7
  17. ^ 《為抗戰三周年紀念對時局的宣言》
  18. ^ 上海公共租界。以西藏北路,到新疆路和海寧路,到浙江北路,到天目東路,到河南路,折到蘇州河,再回到西藏北路的所圍的地區。沒有受到嚴重的打擊。 該地區當時有英國正規軍駐守「中立「。該地區1920年代的房子比比皆是。與老閘北形成鮮明對比。
  19. ^ 胡蘭成,戰難和亦不易,遠景出版,2001年7月,轉引汪兆銘
  20. ^ 轉引自潘漢年,提高民族的警覺性,《全面抗戰論》,生活書店,1938年1月
  21. ^ 找不到鑰匙只不過是奔潰官兵支吾之辭,大兵團在敵前退卻,為軍事上最高度及最難的技術。即使是訓練成熟的部隊,也須經綿密的部署方能行動不脫節……。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代文化出版社,180頁
  1. ^ 黎東方,轉引孫元良估計,傳記文學,第41卷第2期
  2. ^ 2.0 2.1 2.2 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初期陸軍作戰(一),從盧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版,第393-581頁
  3. ^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上冊,第116頁
  4. ^ 《蔣介石傳》,施羅曼.費德林史坦,辛達謨譯,黎明文化,1985年10月31日版
  5. ^ 14日,史達林電:「採取聯蔣抗日政策,限十日內釋放蔣介石」蔣緯國,抗日戰爭指導,遠流出版,1989年4月5日,第238頁
  6. ^ 蔣永敬,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論中共抗日統戰初期的抗日反蔣方針〉,近代史學會出版,1996年9月版,ISBN:9579896402,第863頁
  7. ^ 轉引自〈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電〉,1937年1月5日,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第37頁
  8. ^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國史館,2000年12日,第86-89頁,第114-125頁,第312-317頁,ISBN:957027428X
  9. ^ 9.0 9.1 9.2 李君山,為政略殉,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2年12月初版,ISBN:957-9019-26-6
  10. ^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三聯書店,2008年3月版,ISBN:978-962-04-2736-7
  11. ^ 中華民國建國史,抗戰建國,第四篇,教育部主編,第275頁
  12. ^ 藤原彰,解讀中日全面戰爭,陳鵬仁譯,水牛出版,1996年11月20日,第112頁,ISBN:957-599-563-5
  13. ^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先智出版,1994年11月版,第196頁,ISBN:957-8909-16-0
  14. ^ 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吳相湘,綜合月刊出版,1973年5月版
  15. ^ 抗戰勝利四十週年論文集,下冊,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年9月3日,第155頁
  16. ^ 蔣永敬,抗戰史論,東大圖書,ISBN:957-19-1821-0
  17. ^ 陳誠,《陳誠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38頁
  18. ^ 馮祖貽,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抗戰期間內遷人口對西南社會經濟的影響>,近代史學會出版,1996年9月版,ISBN:957-98964-0-2,第863頁
  19. ^ 淞滬會戰,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中國文史出版,2010年9月,第75頁
  20. ^ 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時英出版,第208頁,ISBN:978-986-6653-09-4
  21. ^ 轉引自張柏亭,淞滬會戰紀要,傳記文學,41卷第2期
  22. ^ 軍事史評論,傅寶真譯,德國上海戰役檔案資料,德國陸軍檔案7Abt.IcGenStdH,Nr.1292/39
  23. ^ 鄭浪平,中國抗日戰爭史,城邦文化,第401頁,ISBN:957-469-375-0
  24. ^ 滕昕雲,鐵血軍魂:抗戰前期德式標準新中央軍暨淞滬會戰評析,真元堂,1998年,ISBN:957-98411-1-X
  25. ^ 龔古今,中國抗日戰爭史稿,上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 ^ 胡德坤,中日戰爭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
  27. ^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冊,解放軍出版社

外部連結[編輯]

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