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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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

國共關係是指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之關係。雙方從1920年代起多次對抗與合作,自國共內戰後,深深影響中國政治兩岸關係,是中國近代史縮影。其中,1923年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蘇聯代表越飛在簽訂孫越聯合宣言後,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在1927年發生分裂。對於此次分裂的原因,中國國民黨認為,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按照孫越宣言中的安排,應當接受國民黨的黨綱,實現國民革命,但是中共黨員力圖破壞國民革命,反對國民革命軍武裝北伐,並且在北伐光復南京後,發動暴動,因而引發國民黨清黨。而中國共產黨方面則認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義的施行是國共合作的重要基礎,國民黨內頑固右派拋棄孫中山親蘇聯蘇的三大政策,導致大革命的失敗,而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孫中山所提出的三大政策,不得不向蔣介石集團進行反擊[1]

1927年分裂之後,兩黨進行了武裝對抗(第一次國共內戰),西安事變後中華民國被迫與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為日後內戰埋下隱憂,至1946年第二次國共內戰爆發,直至1949年共產黨在北京建立其主導的正式政權。至50年代初,國民黨幾乎完全失去對中國大陸的控制,國民黨控制的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此後雙方進行了多年的武裝對峙,並在國際層面上爭奪對中國的代表權。在台灣實現民主轉型、國民黨經歷失去執政權後,2005年國民黨領導人首次與共產黨領導人會面,此後兩黨開始較緊密的聯絡,兩黨關係成為海峽兩岸關係中大陸和台灣之間的聯絡渠道之一。

國、共創黨初期[編輯]

中國國民黨

1919年,孫中山中華革命黨改組成中國國民黨。在1917年及1921年,孫先後兩次於廣州建立軍政府,進行護法運動。但是中國國民黨在廣東依靠南方軍閥,而各軍閥派系對立,常與孫意見相左,屢次出現「叛變」,孫多次被迫出走。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孫希望汲取俄國革命成功經驗,亦希望得到俄國援助,建立中國國民黨軍事力量。

中國共產黨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從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共產黨領導全國罷工達180多次,掀起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主要有香港海員大罷工京漢鐵路大罷工。由於京漢鐵路大罷工遭到直系軍閥吳佩孚鎮壓,造成「二七慘案」,中國共產黨從中認識到,沒有強大同盟,不可能戰勝北洋軍閥

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3-1927)[編輯]

第一次國共合作發生於1920年代。開始時,中國國民黨與新興之中國共產黨合作,後因與中國共產黨政見分歧,中國國民黨旨在建立由中國人獨立主政之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而中國共產黨旨在建立有工人階級領導的共產主義國家。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不可調和,加上不願其他黨派擾亂當時混亂局面,所以採取排共政策。後來,中國共產黨提出建立「反帝反封建」,要與中國國民黨合作,組成「革命統一戰線」。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二大提出實行「黨外合作」(即所有合作均不涉及黨內事務),但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卻倡議實行「黨內合作」(即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把中國國民黨改造為各革命階級聯盟。當時得到中國共產黨接受。當時中國正處於軍閥割據時期。1921年12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得到孫中山同意,在張太雷陪同下前往孫之桂林大本營停留9天,與孫三次長談,廣泛接觸中國國民黨其他領導人。之後馬林提議中國共產黨應該與中國國民黨合作。

1922年9月,經張繼介紹,孫親自主盟,陳獨秀李大釗等先後正式加入中國國民黨。

1923年1月,孫中山與蘇聯代表越飛在上海會談後,發表聯合宣言或稱孫越宣言,開始聯俄容共。2月,派廖仲愷與蘇聯談判,8月又派蔣中正到蘇聯考察軍事。10月,聘請共產國際米哈伊爾·馬爾科維奇·鮑羅廷為顧問,負責改組國民黨,使之成為類似布爾什維克式政黨。

1923年6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全體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與中國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孫在廣州召開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聯俄容共方針,選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約占委員總數1/4。標誌著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

會後,在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重要職務之中國共產黨黨員有:組織部長譚平山,農民部長林祖涵,宣傳部代理部長毛澤東等。隨後,全國大部分地區以中國共產黨黨員和中國國民黨黨員為骨幹改組或建立各級中國國民黨黨部。

軍事部分在蘇聯援助下,1924年5月在廣州黃埔建立黃埔軍校。蔣中正任校長,廖仲愷任黨代表,周恩來任政治部副主任。黃埔軍校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並重,依照蘇聯紅軍樣式,注重培養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成立黃埔軍校,為國民革命軍奠定基礎,培養出林彪徐向前解放軍名將。

國共分裂[編輯]

第一次國共合作,加速了中國統一。但1925年3月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內派閥蜂起,國共合作逐漸出現動搖[2]蘇聯加速分化國民黨[3]。8月,中國國民黨內左派重要人物廖仲愷被暗殺,右派領袖胡漢民涉嫌主謀。1925年11月23日,謝持鄒魯等中國國民黨元老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中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宣布分共。

1926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否認西山會議,謝、鄒等人被開除黨籍。3月,發生「中山艦事件」,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之中國共產黨人員遭到蔣介石清除。5月,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限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內任職比例。7月北伐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地位快速上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國民黨內及軍隊政治部發展,中國國民黨內矛盾逐漸增加。

1926年10月,中共於湖南湖北發動農民運動。「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權力歸農會」。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譚延闓)、國民革命軍第六軍(軍長程潛)、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唐生智)都是湘軍,許多北伐官兵家屬受到衝擊,甚至屠殺,因此反共情緒高漲。[原創研究?]

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3月10日至17日)後,其執監委暨候補委員八十名中,共產黨員約居三分之一,親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暨其秘書,中國共產黨員亦佔一半以上,至此國民政府已由蘇聯顧問與共產黨勢力全權把持。[4][5]鮑羅廷並在武漢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憑藉掌握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左派進而取得政治主導權,以所謂「提高黨權」、「反對軍事獨裁」、「打倒新軍閥」為理由,於1927年3月10日,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決議案》,通過了「統一革命勢力」、「統一黨的領導機關案」等反蔣方案,隨即在蔣中正北伐途中剝奪了蔣的主席職務,將其降為普通委員。[6]。蔣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不接受該決議。面對親蘇勢力倒蔣,蔣中正決計和共產黨斷絕關係,於是同剛剛回國的汪精衛商討發動清黨工作,驅逐蘇聯顧問,同共產黨決裂。汪精衛提出避免過激的解決辦法,建議蔣親自去武漢規勸說服共產黨,把國民政府和黨部遷到南京。3月24日,中國共產黨成功發起南京事件 (1927年)等一系列排外運動,希望藉由屠殺洋人來打擊蔣北伐統一的企圖。[原創研究?]

1927年4月初,中國國民黨右派上海開會,會上提出「共產黨連結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有謀叛證據」。汪精衛回國後,以中間派出面領導武漢政府。4月6日,張作霖在得到公使團同意,派遣中國軍警突襲北京的蘇聯大使館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公處,逮捕了躲藏在其中多時的58名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李大釗,還查獲並向外界公開共產國際發來大量指示、訓令、顛覆材料(與馮玉祥合作顛覆文件、紅槍會及煽動農民的紀錄、中國共產黨文件等,「蘇聯陰謀文證彙編」),證實蘇聯全面指揮顛覆中國政府運動。[7][8]。蘇聯與中國共產黨則強烈譴責中國國民黨粗暴侵犯蘇聯使館尊嚴,並稱此事件乃「帝國主義的挑撥,中國政府已淪為帝國主義者的工具」。4月12日,中國國民黨右派及蔣中正正式與中國共產黨決裂,先後在上海、廣西、廣州等地搜捕中國共產黨員與蘇聯要員,中國國民黨稱為「清黨」。4月18日,南京成立國民政府,汪兆銘則不同意清黨,南京與武漢一度分裂(寧漢分裂)。南京國民政府發令通輯中國共產黨要員約二百人。4月19日,蘇聯召回北京駐華代辦及大使館職員。史達林在事後坦承以中國共產黨來分化國民黨為錯誤之舉[9]

7月15日,武漢方面汪精衛在瞭解鮑羅廷中國共產黨合謀奪取政權的計劃後,亦開始和平分共

第一次國共內戰 (1927-1936)[編輯]

8月1日,中國共產黨舉行南昌起義,打響武裝反抗中國國民黨的第一槍。[10]全面攤牌,進行武裝暴動。國共第一次合作至此破滅。中國共產黨幾天後敗逃,隨後數月先後在湖南廣東江蘇浙江等地推行暴動,均告失敗。

9月,毛澤東在湖南發動秋收暴動失敗,率殘部進入江西及湖南交界之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當時國民革命軍北伐,隨後在1929年爆發蔣桂之戰及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無暇顧及中國共產黨之發展。中國共產黨得以喘息及擴張,1930年在贛南,閩西及湘,鄂,豫,皖等邊區建立蘇維埃區,並於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第一次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兩黨進入圍剿與反圍剿階段。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12月,共產國際指示,謂推翻中國國民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之民族革命戰爭之先決條件,必須發展罷工運動,領導學生運動,號召士兵與民眾,聯合反帝國主義與中國國民黨[11]:620。1934年10月,紅軍突圍,展開二萬五千里長征,一年後抵達陝西北部,剩下一萬多兵力。中國國民黨派張學良東北軍到陝西,繼續圍攻。

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7-1945)[編輯]

蔣中正、赫爾利與毛澤東

在第一次國共分裂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中央政府進行全面攤牌,發動分離主義與顛覆中國政權運動,但蘇聯對中共指示應聯蔣抗日。國民政府採安內攘外方針,也遭到中國地方軍閥的反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挾持蔣中正,國民政府被迫放棄對內統一的政策,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

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在面對日本軍事步步逼進,在抗日情緒高漲的壓力下,蔣中正也對其攘外必先安內政策作出調整,願意和中國共產黨商討共同抗日。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蔣中正對進行中之中日外交談判採取了強硬態度;調整了對蘇聯之政策。與此相聯繫,蔣在1935年11月提出「打通與共產黨的關係」。

1935年10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12]比「八一宣言」又前進一大步。[13]指示信認為中國社各階級政治態度和1927年時「大不相同了」:廣大小資產階級、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及一些中國國民黨軍官政客也反蔣反日;一些中國國民黨將領不願當亡國奴和日本走狗,又為士兵群眾威脅,要另圖生路。[13]總之「目前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大大的擴展了」。[13]指示信提出:黨之策略方針是廣泛之統一戰線。[13]全黨要充分認識:「不管什麼階級(從工農起資本家止),若果他們不願做亡國奴,願盡一點救中國的義務,中國共產黨願與之聯合以同策謀抗日反蔣行動」;「不管什麼黨(從生產黨至社會民主黨、國家主義派止),若果他們願意做任何反日反蔣的活動,有一點救國救亡的情緒時,中國共產黨都願意很誠意誠懇的與之統一戰線以共同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14]

在此情況下,從1936年初開始,國共兩黨間打破長期對立僵局,通過多種渠道,雙方派出代表,進行秘密接觸。中國國民黨要求「合作抗日」與中國共產黨溝通,互相了解,為兩黨正式談判開闢道路。1936年12月,發生西安事變,中國國民黨陝北「剿共」前線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劫持蔣中正,逼其下令放棄對中國共產黨分離主義的剿滅戰。蔣最終在宋美齡周恩來斡旋下獲得釋放。事變後中國共產黨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15]將促使中國西北之半獨立。但遭蘇聯反對作罷,使國共兩黨間長達10年之內戰基本停止,使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政府加強控制西北。

由於張學良、楊虎城二人造成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得以復甦,早於1937年2月,接受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收編。[16]2月9日至9月下旬,國共兩黨代表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南京等地舉行6次談判。經過7個多月反覆商談,中國共產黨同意結束分離主義、暫緩階級鬥爭運動。8月22日,發布收編投誠之中國共產黨命令如下:任命朱德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3個師,其兵額為20,000人。[16]軍事委員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入第二戰鬥序列,歸閻鍚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16]陝甘寧邊區政府則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充任正副主席。[16]9月6日,軍事委員會命令,將中國共產黨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17]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共計4.5萬人,上設總指揮部。國民政府通過「根絕赤禍案」,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停止軍事剿共,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撥發軍餉。

9月22日,國民政府發表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17]中國共產黨向國民政府提出「為進兩步而退一步」之四項諾言如下:(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一切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16]中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委員長發表談話,盼中國共產黨真誠一致,為禦侮救亡而努力。[17]蔣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宣布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形式上完成。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美各國放棄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支持中國國民政府抗戰,反對中日和談。然而,1940年6月22日,法國宣布投降,德國組織空襲英國,世界各地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中國這時也出現廣泛悲觀傾向。在此情況下,國共兩黨以不同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長沙會戰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岳指揮第三次長沙會戰,殲滅日軍5萬多人,使戰略部署回復到會戰前,改變當時中國國內抗戰士氣。在其後數年中,國軍游擊隊約半數成為偽軍,也有很大一部份遭中共策反。

中國共產黨
美國總統特使喬治·卡特萊特·馬歇爾批准使用美軍艦船將中國共產黨軍隊東江縱隊廣東運往中國山東共產黨控制區。圖為東江縱隊抵達煙臺碼頭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奉蘇聯明確指示與中國國民黨共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合作。

1935年,華北事變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引起國內和國際關係重大變化和各種政治力量重新組合。中國兩個政權--中華民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策相應地發生變化。6月10日,中國共產黨上海臨時中央發表宣言,號召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必須與中國國民黨進行協作,共同抗日。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奉蘇聯指示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有力打擊閻錫山軍隊。接著,中國共產黨中央於12月下旬在陝西省安定縣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批判了中國共產黨黨內錯誤,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毛澤東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之報告,系統地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策略方針。

1936年2月,中國共產黨宣布開始東征抗日,一舉擊潰閻錫山七個師。5月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18]。呼籲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19]

1936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形勢之進一步變化,又發出《致中國國民黨書》,明確提出挾民意以脅迫第二次國共合作,組成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並把「抗日反蔣」口號改為「逼蔣抗日」。9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國共產黨放棄「抗日反蔣」,提出「逼蔣抗日」。[20]

中國共產黨設立之邊區政府、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不受國民政府指揮之組織,也逐步壯大。敵後戰場大多為汪精衛政權地方部隊。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會議,隨著日軍攻佔南京,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路線獲得黨內肯定,會議裡糾正以王明為首,所謂統一戰線團結抗日的右傾投降主義[21]。1938年10月,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代表朱德提交國共兩黨舉辦抗日游擊幹部培訓班的提議,並獲得蔣中正同意。其後葉劍英李濤等30多人代表中共軍隊前往執教。游擊幹部訓練班共辦7期,每期3個月,畢業學員共計5,659名。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藉著國民政府抗日攻城掠地,擴充中國工農紅軍,在長江流域建立閩西、贛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閩浙贛等主要根據地,游擊區擴大到124縣個以上。[22]

日本僅用少量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隊伍,創造出大量不同名義的與日協作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佔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日本態度轉變引起歐美國家與中國注意,其中歐美研判第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戰火燃燒到蘇聯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説團勸説,希望蔣中正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受此影響主張與日本媾和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汪精衛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復和平」,在戰爭最緊張時,被視作公開叛國投降,打擊抗戰士氣。之後1939年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中正派出特務軍統策劃,企圖暗殺汪精衛而不果。汪精衛徹底投向日本,並於5月在上海與日本開展秘密談判。蔣嚴正駁斥,明令通緝。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仍然發生多次摩擦,但總體上說維持了一致抗日的局面。中國共產黨亦發動多次敵後作戰,對日本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牽製作用。但與此同時,中共亦藉助抗日戰爭之契機,全面擴充了自己的勢力,爲抗戰勝利後國共力量對比逆轉埋下了禍根。

第二次國共內戰 (1945-1949)[編輯]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為爭奪統治權,展開內戰。其間兩黨曾在美國斡旋下展開和談。

1945年8月,毛澤東在美國大使陪同下到重慶與中國國民黨展開會談。10月,雙方簽定雙十協定

1946年初,雙方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等協議。但和平被劃破,雙方再次爆發武裝衝突。

1949年1月,三大戰役以國軍失敗結束。同月,蔣中正下野,國民政府由李宗仁任代總統,並派出以張治中為首之代表團於4月到北平和談。會談開始前,南京設想由國共組成聯合政府,軍事上劃江而治解放軍不渡過長江。中國共產黨會談時,公布一個四十三人戰犯名單,要求「國民黨政府予以逮捕」[23]。不僅民國總統副總統,連第三方面張君勱曾琦,和無黨派王雲五也上了榜成為「中國國民黨戰犯」。協議最後被國民政府拒絕。4月21日,解放軍渡過長江,於4月23日攻下南京。10月1日,中國共產黨正式在北京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同時改變法統。中華民國政府則從南京遷往廣州,12月8日從重慶遷往台北,離開中國大陸台灣海峽兩岸開始分治對抗。雙方軍事對立:中國共產黨意欲「解放台灣」,中國國民黨主張「反攻大陸」。

國共關係現狀[編輯]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取代過去「武力解放」,1982年中共單方面提出解決兩岸分裂狀態主張的《臺灣問題白皮書》。
  • 1987年,中華民國政府解除戒嚴,設立了允許台灣人民到中國大陸探親政策。許多老兵回到中國大陸家鄉探親。兩岸重新開放交流。
  • 2005年3月28日下午,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率團抵達廣州,正式揭開離開大陸60年的中國國民黨訪中國大陸行程的序幕。也正式宣告國共兩黨一泯恩仇、為推進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步向和平而展開平等性對話的開始。
  • 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中國國民黨代表團在主席連戰的帶領下訪問大陸。參訪了南京、北京、西安上海。在北京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會談。
  • 200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中共十七大開幕式發表首次政治報告,呼籲中華民國政府執政黨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

註:民國80年中華民國憲法》開始修憲。《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中明確界定了中華民國人民區分為自由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而國民權利義務限縮成僅自由地區人民具有,凍結大陸地區人民的權利義務,故持大陸地區戶籍的中華民國國民目前不具中華民國的公民權。

國共高層會面[編輯]

2005年4月29日,國民黨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是60年來國共兩黨領導人首次會談,稱為第一次連胡會,又稱和平之旅、破冰之旅。
2006年4月16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連戰等台灣各界人士出席第一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胡錦濤對兩岸關係發展提出四點建議,稱為第二次連胡會。
2007年4月28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並共同會見參加第三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的全體代表,稱為第三次連胡會。
2008年4月29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稱為第四次連胡會。
2008年8月8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胡錦濤對連戰前來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錶示歡迎,並再次對台灣各界支援大陸同胞抗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表示衷心感謝,稱為第五次連胡會。
2008年11月21日,領袖代表連戰與胡錦濤在秘魯利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胡錦濤指出國際金融危機正從局部向全球蔓延,兩岸更應加強溝通,積極推動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努力化挑戰為機遇,稱為第六次連胡會。
2009年11月14日,領袖代表連戰與胡錦濤在新加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胡錦濤表示希望爭取年內啟動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協商進程,也要為今後共同破解政治難題積極創造條件,稱為第七次連胡會。
2010年4月29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連戰等台灣各界人士出席上海世博會開幕式,稱為第八次連胡會。
2010年11月13日,領袖代表連戰與胡錦濤在日本橫濱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稱為第九次連胡會。
2011年11月11日,領袖代表連戰與胡錦濤在美國夏威夷檀香山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稱為第十次連胡會。
2012年9月7日,領袖代表連戰與胡錦濤在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稱為第十一次連胡會。
2013年2月25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面,稱為第一次連習會
2013年2月26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稱為第十二次連胡會。
2014年2月18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釣魚台國賓館會面,稱為第二次連習會。
2015年9月1日,國民黨前主席連戰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連戰等台灣政界人士出席北京「九三」閱兵,稱為第三次連習會。
2008年4月12日,候任中華民國副總統兼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稱為蕭胡會,又稱融冰之旅。
2013年4月8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稱為第一次蕭習會。
2013年10月6日,領袖代表蕭萬長與習近平在印尼峇里島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稱為第二次蕭習會。
2014年4月11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稱為第一次蕭李會。
2014年11月9日,領袖代表蕭萬長與習近平在中國北京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會面,稱為第三次蕭習會。
2015年3月28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但是僅有5分鐘,目標為讓台灣參與經濟整合及加入亞投行,稱為第四次蕭習會。
2015年11月18日,領袖代表蕭萬長與習近平在菲律賓馬尼拉APEC領袖國宴上會面,交談長達5分鐘以上,隨後美國總統歐巴馬也加入對話,促成美中台三地領袖代表首度交談,稱為蕭習歐會。
2016年3月24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與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亞洲博鰲論壇會面,稱為第二次蕭李會。
2008年5月28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稱為第一次吳胡會。同年6月便有首度的「江(炳坤)陳(雲林)會」登場,同年12月,兩岸基本實現直接「三通」。
2009年5月26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會面,稱為第二次吳胡會。隔年6月29日,海基、海協兩會完成ECFA的簽署,開啟兩岸經濟合作的新階段。
2013年6月13日,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稱為吳習會。
2015年5月4日,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會面,稱為朱習會
2015年11月7日,中華民國總統暨國民黨前主席馬英九與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新加坡會面,是兩岸分治66年來的最高領導人首次會談,稱為兩岸領導人會面

參考文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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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