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戰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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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戰後時期是指台灣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迄今、由中華民國政府管轄統治的時期,在台灣歷史上又可稱為中華民國時期

沿革[編輯]

戰後初期(1945至1949年)[編輯]

黃榮燦描述二二八事件的版畫:《恐怖的檢查》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並簽署《終戰詔書》,當時由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先於南京接受太平洋戰區戰敗方日本政府投降,然後依據太平洋戰區同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於1945年8月17日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台灣與越南日本軍須向中國戰區蔣介石元帥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於同年10月25日代表太平洋戰區盟軍委託管理台灣。台灣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0月5日在台北設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前進指揮所之間有一短暫無政府狀態,台日裔人士以原日治時期制度維持至行政長官公署執行後。

中華民國代表盟軍受委託接收台灣與越南後,設立與中國大陸省級行政體制不同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由陳儀出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總司令。延續了日本殖民時代體制,被時人視為「新征服者」來臨,台灣總督制的復活[1]越南方面,因越共領袖胡志明恐懼越南步上台灣後路,被中華民國以「自古以來越南是中國的一部分」為藉口加以併吞,故企圖利用法國逼退國民政府軍,使國軍在越南與法國簽署六三協定後撤軍。胡志明且曾表示:「與其吃中國人的大便,不如聞法國人的臭屁。」[2]

1946年1月12日,中華民國行政院以「節參字第0一二九七號訓令」規定「原有我國國籍」之台灣人民於去年(1945年)10月25日起即恢復中華民國國籍。[3]。唯反對者認為中華民國政府未經公投與其他民意諮詢,強迫自1896年,便從大清國籍轉換為日本國籍之臺灣人民(1895年日本始政後依國際法給予大清國於台澎六個屯墾地之居民一年國籍選擇權,一年內未選為大清國者視同放棄選擇權發給日本籍),必須對1911年才建立之中華民國宣誓效忠。違反『海牙第四公約』第四章附則第四十五條之規定:「強迫佔領地居民向敵國之強權宣誓效忠是禁止的。」,中華民國政府為美國委託管理之政權,依國際戰爭法佔領不等於轉移原則、萬國公法中國土不得轉移特性,無權改變自1896年4月1日後在台澎地區已成為日本國民與領土國籍,同時也違反中華民國國籍法。[4]

香港《知識青年》雜誌作者「史堅」見證:「...他們以「新征服者」的姿態出現,用元朝對待南人一樣的態度,對待台灣同胞。...1895年日本的「接受」,台灣人所得到的,是殖民地的「法治」,可是1945年中國的管理,台灣人卻又得到「無法無天」的統治,他們覺得前者比後者還要好...」[1]

1947年初,因查緝私煙所引發的警民衝突,導致「二二八事件」全面爆發。數星期後,國民政府派兵來台灣以武力鎮壓,後續還有「清鄉」行動,許多與事件無關的各界,當時應非中華民國國籍的臺灣菁英與百姓也被無故殺害,或逮捕之後不經審判而被監禁、處死或就此失蹤。中國記者王思翔在《台灣2月革命記》報導:「配合著公開的大屠殺,還有掩耳盜鈴式的恐怖手段‧‧‧一經逮捕,多不加詢問,立即處死‧‧‧每夜間均有滿疊屍體的卡車數輛,來往於台北-淡水或基隆間。至3月底,我在基隆候船10天,幾乎每天都能看到從海中漂上岸來的屍體,有的屍親圍坐而哭,有的無人認斂,任其腐爛。‧‧‧軍警、警察、特務以及以征服者自居的外省人等,都可以隨時隨地捕人,公開綁架,甚至可以在辦公室內隨意捉人‧‧‧。」而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印的二二八暴動事件報告中,將事因歸咎於「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1]王白淵發表評論質疑:「中國受滿清奴化三百年之久,現在女人還穿著旗袍,何以滿清倒臺後,漢人能可當權呢?」表示日本奴化教育之說乃是為欺壓所編造的藉口」。[1]。此事件揭開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壓的序幕。

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調整臺灣地方政治制度,廢除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設臺灣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屆省主席,縮小公營事業範圍。1949年(民國卅八年),陳誠就任臺灣省主席,違反國際法不得改變佔領地現狀原則改革幣制(舊臺幣以四萬比一的比率兌換新臺幣),並實施長達38年之久的《台灣省戒嚴令》;但於同年,國共內戰局勢大變,中國共產黨中國大陸建立新政權,使中華民國於同年12月7日將中央政府遷至臺北市。此時中華民國的大多數領土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佔領。

戒嚴時期(1949至1987年)[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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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
吳三連(左二)於1951年1月7日獲悉以65.5%高票當選台北市第一屆民選市長後在辦事處與支持者舉杯同歡。
戒嚴時期各種短命的黨外雜誌

1949年,中國大陸易主,中華民國國軍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台灣,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初期,揚言要反攻大陸,但缺乏美國的支持,兩岸間僅有一些小規模戰役發生,1955年大陳島撤退後,確立現今兩岸的統治範圍。

中華民國政府於1949年起在台灣透過戒嚴令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法令,配合黨、政府、軍隊、特務的結合掌控,持續政治與社會上的高壓控制,鞏固一黨專政的體制,造成許多人因反對言論或行動無故被指為「匪諜」而遭到監禁,甚至處決。此前中華民國政府在統治中國大陸時為打擊和消滅中國共產黨勢力亦曾在國統區內採取這種嚴厲措施,這種現象被統稱為白色恐怖

1950年起(民國卅九年),台灣實行地方自治,縣以下民意代表行政首長及省議會議員由公民直選產生。1950年代起雷震知識分子在《自由中國雜誌上要求民主。1960年(民國四十九年),雷震等人士籌組中國民主黨,但很快就被政府鎮壓[5]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彭明敏與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於1964年共同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主張「遵循民主常軌,由普選產生國家元首」、「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三人隨即遭逮捕、以「叛亂罪嫌」起訴、並判處有期徒刑。在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之前,台灣的「黨外」團體一直透過私下發行的政論雜誌,要求全面落實民主政治言論自由。1979年12月在高雄市所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是對20世紀後期台灣民主化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民主抗爭事件,隨之而來的對被逮捕相關人士的軍事審判更是引起廣泛注目。1984年發生的江南案,政府形象大損,並且受到來自美國強大的壓力[6],隨後蔣經國於1985年表示下屆總統不會再由蔣家人擔任。[7] 江南案成為促使台灣於1987年解嚴的關鍵事件之一。[8]

民主化時期(1988年至2000年)[編輯]

隨著蔣經國在1988年1月去世,蔣家父子兩代的統治也隨之結束,開始朝向民主政治發展。1988年,李登輝依憲法繼任總統,但當時國民黨勢力仍然龐大,蔣宋美齡曾企圖阻止李登輝出任國民黨代主席但未成功[9]。1991年5月1日,前總統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代表著中華民國政府不再否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李登輝任內推動民主化與台灣本土化政策,陸續推動六次修憲,1947年在中國大陸選出而一直未改選的國代在1991年宣告退職。

兩岸關係在1980年代緩和之後,因1989年的六四事件而大受衝擊,1990年發生了907事件,1994年千島湖事件之後又趨惡化。1995年,前總統李登輝伉儷訪問美國;1996年3月,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舉行首次總統直選。中國大陸對李登輝訪美及台灣舉行總統大選大表不滿,因而在台灣近海試射導彈及進行軍事演習,美國為此兩度派出航空母艦戰鬥群巡弋台灣海峽。1999年,李登輝接受德國記者專訪時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為兩個對等的國家(即「兩國論」或「特殊兩國論」)。

第一次政黨輪替後(2000年至今)[編輯]

臺灣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呂秀蓮
第六屆立委席次分布圖,顯示兩黨制的雛形已經形成。
第七屆立法委員席次分布圖

2000年3月18日的總統選舉,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新台灣人服務團隊(現為親民黨)」分散了泛國民黨支持者的票源,最終由民進黨的陳水扁呂秀蓮以2.5%的勝差比例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任正、副總統,寫下中華民國首次政黨輪替的歷史紀錄。2002年8月,陳水扁任內公開表示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是一邊一國,引發台灣各界、中國大陸及美國的不少爭議。2003年底成為東亞第一個立法保障公民投票權的國家。2004年總統選舉,陳水扁及呂秀蓮在總統大選前一天遭到槍擊受傷,陳呂二人僅以兩萬五千多票勝差當選連任。泛藍陣營以三一九槍擊案等事件,對其當選的合法性提出質疑,並發動激烈抗爭。2005年,任務型國大通過憲法修正案,規定立法委員選舉改採單一選區兩票制,這有利於兩黨制的形成[10]。2006年2月27日,前總統陳水扁任內終止《國統綱領》。2006年9月9日,因民進黨政府爆發多起弊案(高捷案等),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發起百萬人民倒扁運動,但此運動因各種因素於同年結束。2007年7月19日,陳水扁總統向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致函,正式以「台灣」的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遭退件。

2008年1月12日,2008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完成投票,113席中,中國國民黨獲得81席、民主進步黨獲得27席、無黨團結聯盟獲得3席、親民黨1席、無黨籍獲得1席。而在2008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使得國民黨重新獲得執政權,也達成二次政黨輪替[11]

2012年1月14日,2012年中華民國立法委員選舉完成投票,113席中,中國國民黨獲得64席、民主進步黨獲得40席、台灣團結聯盟獲得3席、親民黨3席、無黨籍獲得1席。而在2012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三任總統。

兩岸關係與國際地位之變化[編輯]

美國總統艾森豪於1960年6月18日訪問臺灣時與蔣中正總統搭敞篷車前往圓山行館途中接受熱情群眾夾道歡迎。蔣總統伉儷親至松山機場迎接, 艾森豪總統並於傍晚在總統府前廣場對50萬群眾發表演說。兩國總統發表聯合公報, 穩固邦誼,譴責中共對金門隔日砲擊之惡行,也依《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繼續保衛台澎金馬。艾森豪與蔣中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分別擔任歐洲及中國戰區的盟軍統帥。

1943年底,《開羅宣言》發表,其中表示包括台灣在內的日本所佔據的中國所有領土要歸還於中華民國。該宣言並於1945年所發表之《波茨坦公告》重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盟軍統帥令在台日軍向中華民國政府投降。台灣總督府於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向中華民國代表陳儀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接管台灣。1951年,日本正式簽署《舊金山和約》,但因國共內戰中國情勢不明,和約未註明台灣主權歸屬。在1952年的《臺北和約》第二條中,日本依據《舊金山和約》,重申放棄對台灣、澎湖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之主權。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並宣佈臺北和約失效,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簽訂了《中日聯合聲明》。關於台灣的政治地位,或兩岸是否走向統一,亦或是持續相互獨立狀態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國內及國際宣稱:「無論從歷史、政治還是國際法上,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並在統一無望以及某些其他前提下,不放棄以武力解決。」而主張台灣主權獨立的人士則認為:由美國、日本等國家所簽署的「舊金山和約」並未明白指出台灣的主權歸屬(台灣地位未定論),而且台灣的未來走向應由全體台灣人民自主決定,不容許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武力威脅。2005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高票通過《反分裂國家法》,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將「一個中國」原則明確化。台灣人民對此事感到不滿,在3月26日有100萬人走上台北街頭,以表示強烈的不滿與抗議。2005年4月26日起,國民黨、親民黨新黨前後訪問中國大陸,引發兩岸政黨交流的熱潮,兩岸緊張的情勢有所緩解,但兩岸關係仍充滿不確定性。

在修憲與總統直選後的民主鞏固時代,支持台灣獨立的比例緩步微升、且通常穩定地高於支持統一的比例,而均低於支持維持現狀的比例。換言之,與中共的任何政治結合在台灣都是最缺乏民意基礎與政治市場的選項。2010年12月,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所作的的民意調查,高達87.3%的絕大部分台灣民衆認為應該維持現狀(廣義):儘快宣布獨立:6.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17.6%;永遠維持現狀:28.4%;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34.2%;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7.1%;儘快統一:1.2%;不知道/無意見:5.2%。[12]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被認為是國際社會中中國的合法代表,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逐漸增加。1954年,中華民國政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到1971年,聯合國通過第2758號決議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民國遂被迫退出聯合國,此後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大幅度滑落;1979年,與美國斷交,更是對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造成嚴重衝擊。

台灣領土主權地位探討[編輯]

  • 美國方面,當時的總統杜魯門原先採納國務院的意見,於1950年1月5日發表「台灣不干涉聲明」(「袖手旁觀」政策),表達拒絕防衛台灣、不介入國共戰爭的立場。當時國務卿艾奇遜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管理台灣已達四年(1945年-1949年)之久,美國或其他任何盟國對於該項權利及該項佔領,從未發生疑問。當台灣改為中國一省時,沒有一個人發出法律上的疑問,因為人們認為那是合法的。現在若干人認為情形改變了,他們認為現在控制中國大陸的那個勢力,對我們是不友好的,而那個勢力,不久將獲得其他若干國家的承認。因此他們就主張:「好,我們等待一個條約吧。」』[13] 可以視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開端。
  •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結束,美國委託中華民國政府接受太平洋戰區戰敗方日本政府投降,然後依據太平洋戰區最高司令麥克阿瑟於1945年8月17日發佈一般命令第一號,台灣與越南日本軍須向中國戰區蔣介石元帥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於同年10月25日代表太平洋戰區盟軍委託管理台灣。且麥克阿瑟將軍在1951年5月美國參議院聽證會上亦作證中華民國政府係代表太平洋戰區「主要佔領權國」的美國委託而暫時管理台灣。且因二戰時蔣介石元帥負責的中國戰區與美國負責的太平洋屬於不同戰區,並無法具有權利與同盟國簽訂舊金山和約,未取得臺灣主權。中國〈中華民國〉與日本於1952年4月28日在台北另行簽訂一份和約,和約中第二條規定:茲承認依照1951年9月8日在美國舊金山市簽訂之對日本和平條約...,日本已放棄台灣、澎湖群島之一切權利、權限和請求權...1952年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向立法院解釋這個條款時表示,舊金山和約「並未規定把這些島嶼歸還給中國〈中華民國〉」[...];有立法委員問:「台灣和澎湖群島的地位是什麼?」他葉公超回答說:「事實上,這兩個地方正由我們控制〔...〕.然而微妙的國際形勢使得它們不屬於我們.在現行情況下,日本沒有權利把台灣和澎湖群島轉移給我們,即使日本有意如此,我們也不能接受。」[1] 證實了台灣地位未定論實質存在,並廣為當時代國民政府知悉與接受。
  • 韓戰於1950年6月25日爆發,為了堅守西太平洋的反共防線,美國政府一改先前的消極態度—杜魯門於兩天後發表「韓戰聲明」(Korean War Statement),除了宣佈台灣海峽中立化,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海外,同時表示:「福爾摩沙/臺灣 若遭共產勢力佔領,將會對太平洋區域及美國於此區之維和勢力造成直接威脅....台灣未來的地位,必須等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恢復,以及對日本的和平條約成立,或經過聯合國討論後,再作決定。」此即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起源。部分原文:Truman's Korean War Statement(June 27, 1950) 原文(全)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occupation of Formosa by Communist forces would be a direct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the Pacific area 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performing their lawful and necessary functions in that area. Accordingly I have ordered the Seventh Fleet to prevent any attack on Formosa. As a corollary of this action I am calling up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Formosa to cease all air and sea opera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 The Seventh Fleet will see that this is don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uture status of Formosa must await the restoration of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peace settlement with Japan, or consider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經濟成長[編輯]

戰後初期,由中國戰區司令蔣介石負責佔領台灣等相關事宜,1945年9月相關人員陸續到達台灣後,開始發生將台灣視為可掠奪之戰敗地區的情形。當時負責接收之軍隊及官員腐敗的情形,嚴重展現在對經濟的影響上,大量台灣各地的物資或工業設備,被官員與士兵私自破壞變賣,導致原本美國在戰時對台灣刻意避免破壞的非軍事性相關民生工業,遭到從原料、設備到供應鏈的毀滅性打擊。許多原本能自給自足的基本民生用品,不再能供應,這導致台灣當時由物資豐富、工業生產沛然可供應戰後亞洲鄰近地區建設的經濟力,演變成有錢也換不到各種物資與用品的嚴重通貨膨脹。一些數據顯示,到了1948年,台灣經濟已衰退至1915年左右之水平,也導致其後嚴重的官民與社會衝突。此後直到60年代,台灣經濟的產業結構才又繼1928年後再次進入工業化社會。從「工業日本,農業台灣」轉變成「工業台灣,農業南洋」是為了太平洋戰爭作準備,讓台灣成為日本軍力的跳板、南進基地。[來源請求]

國府於1949年遷臺後,首先發展農業,實行了耕者有其田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等土地改革政策[14]。之後政府奉行「以農養工」的政策,在1950年代時期,政府實行進口替代的政策,將農業所得支援工業部門,以農產品出口來換取外匯以進口工業機器,發展民生工業。並提高關稅,管制外匯,限制進口,以保護本土產業。到1960年代,臺灣的進口替代產業面臨國內市場飽和的問題,同時一些工業化國家的工廠面臨工資上漲等因素,因此紛紛搬遷到一些具工業基礎又勞工成本低廉的地區,臺灣的經濟政策遂改為出口擴張。1960年(民國四十九年),政府通過《獎勵投資條例》,積極爭取外商在臺投資;1966年(民國五十五年),政府成立高雄出口加工區,這是亞洲第一個出口加工區,以擴大加工生產。臺灣以加工中繼站的角色,成為國際分工體系中的一環。1963年(民國五十二年),工業占臺灣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超過農業。此後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機為止,臺灣長期保持年均兩位數以上的經濟成長率。1971年(民國六十年),臺灣對外貿易出現順差,從此臺灣長期維持貿易出的局面。

新竹科學園區入口光柱

1970年代初,因外交受挫、石油危機與基礎公共設施不足等影響下,民間投資意願降低,經濟成長受到衝擊。政府因此調整經濟政策,改采「第二次進口替代」,推出十大建設等一系列大型公共投資計劃,國內投資環境因此大幅改善,也有效提振了就業景氣強勁復甦。經濟成功實現轉型升級。臺灣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與香港南韓新加坡並列為亞洲四小龍。1980年代後期,臺灣面臨土地價格上漲、環保意識抬頭、治安形勢惡化[15]勞工意識勃興等一系列不利於投資的因素。政府於是再次推動經濟轉型。1980年(民國六十九年),政府成立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大力鼓勵內外廠商投資積體電路電腦高科技產業,希望以耗能少、污染低(實際上並非如此)、附加值高之技術密集型科技產業取代傳統產業。而後臺灣經濟日漸自由化國際化,並於2001年以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加入世貿後,臺灣市場持續開放,大量外來產品衝擊臺灣產業,以農產品民生工業為甚。同時為降低生產成本,大量企業外移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地區,造成產業空洞化的現象。經濟自由化也造成國內金融業競爭激烈,引發潛在金融風險等問題。為應對這些問題,政府先後有不同的措施,在李登輝時期以將臺灣建設為亞太營運中心為目標。其後如何提升自身生產力,經濟更趨多元化與提高科學研發能力,讓企業根留臺灣,均是臺灣經濟要面臨的課題。

台灣所得分配不均的現象在1970年代改善後,依Gini係數,在1980年至2001年、2004年以後這兩段期間又開始惡化。[16]實質平均薪資自2000年代開始倒退,2010年代已倒退回1990年代後期的水準。[17][18]

社會變遷[編輯]

國立台灣大學,被視為台灣最頂尖的大學之一

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之初,致力消除日本殖民教育的痕跡與影響,推動以中華文化為本位的教育政策。國民政府遷臺後,頒布《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和一系列法令,在日常教學中大力灌輸反共思想中華傳統文化,並推行髮禁等規範學生日常行為的措施。1968年,政府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該計劃對臺灣的社會具有跨時代的重要意義,伴隨著更多人進入國民中學接受教育,勞動者的素質得到有效提升。解嚴之後,教育政策日益寬鬆,校園風氣日益自由自主,教科書由過去之一綱一本變為一綱多本,各縣市可自立高中,入學管道亦多元化九年一貫亦開始推行。在教學內容上,加強鄉土教育之教學比例與在地語言之教學,課堂上開始出現閩南語客家話台灣南島語言教育。但由於九年一貫之綱要文句太含糊,內容乃分階段而非分學年或學期,肇使各版學科教科書內容差異大(特別是社會科),因此近數年來有部分縣市要求恢復一綱一本,或透過各種名目,實行實際上之縣市內一綱一本。 1990年代以來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不論是法令、師資、課程、教學、教科書財政等方面,均有重大的變革,2002年廢除大學聯考後,開始實施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測驗,堪稱台灣教育史上變動最劇烈的階段。 同時,教育部推動十二年國教也成為了教育界的焦點[19]

伴隨經濟發展,臺灣由農業社會轉為工業社會生活方式出現重大轉變。在1970年代,臺灣省主席謝東閔提倡「客廳即工場」,成為一道奇觀。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導致各都會人口激增,形成了大臺北地區都會圈。隨著人口的流動,家庭結構也隨之變化,小家庭結構成為社會的絕對主流,從而使老人安養與幼兒托教成為社會問題。隨著家庭計劃之推廣與醫療條件改善,臺灣人之平均壽命不斷延長,人口成長已由高生育率、低死亡率轉變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1951年(民國四十年),臺灣男性平均壽命為53歲,女性為57歲。2004年(民國九十三年),男性平均壽命增加為73.6歲,女性增加為79.4歲。1981年(民國七十年),全年臺灣新生人口數量為四十一萬四千人,每一婦女平均生育2.46個子女。到2004年(民國九十三年),全年臺灣新生人口數量下降到廿萬六千人,每一婦女平均生育子女僅1.18人。臺灣已經成為高齡化少子化社會。

解嚴前,臺灣人的結社遊行言論、出版、新聞自由都沒有保障,加上片面重視經濟效益,底層人民權益卻橫遭剝奪,維權意識與社會發展皆不健全。1970年代後,伴隨著教育普及中產階級興起,自主意識開始抬頭。1980年(民國六十九年),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立,標志著消費者維權意識的興起。1980年代,隨著民主運動的蓬勃展開,街頭抗爭也成為臺灣社會的常見現象。著名的如五一九綠色運動三月學運鹿港居民反杜邦設廠事件五二〇農運無殼蝸牛運動等。各個少數組群亦注意維護自己的權益,如臺灣原住民族權力促進會發起之「還我姓名」「還我土地」等訴求;外省人返鄉探親促進會成功實現開放赴大陸探親之政治訴求;客家權益促進會發起之「還我母語」運動等。男女平等亦獲得社會的重視,在立法院已有女性保障名額,女性地位顯著提升。同志團體亦時有遊行示威要求同志人權。立法院陸續通過勞基法等法令,勞工地位得到保障。1995年(民國八十四年),全民健保正式實施。福利制度的完善已初見端倪。近年來,大量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婦女來到臺灣,形成了外籍配偶(外籍新娘、新移民女性)族群,亦產生了一些社會適應問題。

多元文化[編輯]

國府遷臺早期,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強力推行國語教育,命名街道名稱(日本人多只有町名少有街道名稱),試圖強化台灣本省人對中國的認同和對領袖的崇拜。同時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間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與之對抗,文化樣貌呈現中國化、反共、一元的文化特質,只有少量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滲入臺灣。而在1970年代後,伴隨著經濟的起飛,本土文化日漸興起,外國思想湧入臺灣,台灣的文化趨向多元。如今,台灣文化融中華、原住民、日本和美歐等各種要素於一身,成為文化多樣共存的一個樣本。

教育
台灣教育的現況成形於中華民國政府於1968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後,在之前,教育資源與體制則約承襲日治時期後期與國民政府在中國時期的綜合體制。被認為是國民黨五十年愛國教育,一味吸收中國思想,而這些內容有部分是仇日教育。[20],其目的是切斷台灣本省人對過去日治時期的眷戀,也表現了執政者害怕台灣人拿日本和國民政府作比較,同時也把受日本教育的知識分子排除在政經核心之外,也是為了獨裁統治的方便性作考量。其嚴重的後遺症不但造成台灣歷史的嚴重失落,文化產生斷層,認知產生缺陷、不夠完整的現象。且造成書唸得愈好的人,仇日的狀況似乎愈嚴重。[21],使許多台灣人猶記得超過60年以上的中日仇恨。[22]
文學
在國府遷臺初期,政府大力推行反共懷鄉文學,著名反共文學作家有王藍(代表作《藍與黑》)、姜貴(代表作《旋風》)和司馬中原(代表作《狂風沙》)。同時,西方現代文學也是當時臺灣文壇重要力量,以白先勇王文興為其代表,而現代主義文學代表作則有《臺北人》、《家變》等。1960年代中後期起,一些本土作家以《臺灣文藝》、《笠詩刊》為陣地,重拾鄉土素材,關注農民勞工等底層階級命運,作品隱含批判精神,終於在1977年(民國六十六年)引發鄉土文學論戰。解嚴後,文學種類更多。近年隨著網際網路興起,網路文學蔚然成風。
美術戲劇音樂
1950年代,台灣畫壇主流以中國大陸來臺水墨畫家與日治時期本土西畫家為主,繪畫技巧傳統。1960年代起,新生代畫家引入西方抽象畫等風格,美術風格走向西化。1970年代鄉土意識抬頭後,繪畫題材再趨本土化。解嚴後美術自由,風格前衛多元。二戰後,一方面政府在臺灣大力扶持國劇(京劇)等大陸劇種;另一方面歌仔戲布袋戲等本土劇種仍是大眾重要娛樂。電視之出現,布袋戲、歌仔戲開始講求聲光效果,重獲人們重視。而國劇與國語話劇則有所創新,常以小劇場等方式表演,舞臺劇表演成為臺灣最具活力的藝術活動之一。戰後初期,臺語歌曲一度流行,後來官方鉗制。政治力延伸音樂界,創作大量反共愛國歌曲。國語流行歌曲和美國音樂由香港傳入,在民間風行一時。1970年代,知識青年疾呼「唱自己的歌」,校園民歌因此風行。近年臺灣成為世界華語樂壇中心,周杰倫張惠妹五月天等歌手紅遍兩岸三地,成為樂壇重要力量。
電影
國府遷臺起,臺灣電影在官營製片廠經營下,攝製大量國語劇情片,不少有反共色彩。同時臺語片悄然興起,以民間故事等為題材。1960年代,健康寫實電影成為電影界主流,代表作有《蚵女》、《養鴨人家》等。同時,香港邵氏製作電影也在臺灣廣受歡迎,也影響到臺灣本地電影製作,愛情片武俠片功夫片成為一時主流。1970年代,隨著外交困境,中影製作大量愛國宣影片,如《梅花》、《汪洋中的一條船、《823砲戰》等。1980年代起,《悲情城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愛情萬歲》等影片開始了「台灣新電影」風潮。解嚴後,後新浪潮電影興起,侯孝賢李安蔡明亮楊德昌成為這一時期代表導演。同時,由於後新浪潮電影之表現手法大眾多難理解,加以外國電影配額廢除後,美國好萊塢電影大舉進入臺灣,國片之環境及市場日漸萎縮。近年,國片又有復甦跡象。另《海角七號》《九降風》《翻滾吧!阿信》《艋舺》《志氣》於各大電影院創下票房佳績。
電視與其他媒體
1962年,臺灣電視公司成立,是臺灣第一家電視臺。不久中國電視公司中華電視公司開播,臺灣電視業進入老三臺時代。三臺都由政府機構與國民黨掌控,在娛樂大眾同時也扮演政府宣導工具。1969年(民國五十八年),中視播出《晶晶》,為臺灣首部連續劇。同時楊麗花葉青楊懷民歌仔戲也紛紛登上螢幕。1993年,政府開放成立有線電視臺,隨後在1998年又開放了首家民營無線電視民視。為普及多元文化與尊重弱勢群體,又陸續開播公視客家電視台原住民族電視台。隨著政治民主,黨政軍對電視不再直接控制。
解嚴前,《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份報紙影響臺灣至大,1980年代後,《自由時報》興起,成為第三大報。近年《蘋果日報》快速發展,報業再演變為四大報——《自由》與《蘋果》競爭第一大報,而後是《聯合》與《中時》。廣播事業亦有發展,除了中廣等傳統廣播外,飛碟電台KISS Radio等亦成為重要廣播電台。近年網路文化因網際網路迅速興起,在台灣文化中亦日見重要。

參見[編輯]

參考資料[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