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中正: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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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BD|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catIdx=C蔣}}是[[中國]][[政治家]]及[[軍事家]],[[表字|字]]'''介石'''<ref>名、字典故,取自《[[易经]]》豫卦:中正自守,其介如石。</ref><ref>'''蔣-{}-介石'''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已作為正式名稱,教科書一律僅見「蔣-{}-介石」。</ref>,[[幼名]]'''瑞元'''、[[譜名]]'''周泰'''、[[訓名|學名]]'''志清'''。[[祖籍]][[江苏省|江蘇]][[宜兴市|宜興]],生於[[清朝|清代]][[浙江省]][[奉化縣]],逝世於[[中華民國]][[臺北市]][[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國民革命軍]]总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ref>[[1935年]]3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制定「特級上將授任條例」,規定中華民國[[中華民國陸軍|陸]]、[[中華民國海軍|海]]、[[中華民國空軍|空軍]]最高軍事長官為特級上將。</ref>、中華民國[[五星上将|特級上將]]<ref>1935年[[4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蔣中正為[[五星上将|特級上將]],是[[中華民國國軍]]將領中唯一獲此軍銜者。</ref>、[[中國國民黨領袖|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國抗日戰爭|中国战区]][[軍事制度#軍隊統帥|最高统帅]]、[[中華民國總統]]等職務,乃中國建立[[共和制|共和]][[政體]]以來,唯一成功統一全中國,並同時統治過[[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領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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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號和稱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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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名 || 石岡 || [[刺殺]][[陶成章]]後,赴日所用的[[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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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的名“中正”和字“介石”,典出《[[周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
蒋的名“中正”和字“介石”,典出《[[周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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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名與字而來的「中正」([[威妥瑪拼音]]:{{lang|la|Chung-cheng}})和「介壽」(祝蔣「介」石萬「壽」無疆之意)相關稱謂,是[[台灣]]極常見的地方與機構名稱,例如: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中正路]]、[[介壽路]]、台灣各縣市的文化中心名為[[中正文化中心]]、台北市立[[中正國中]]以及[[國立中正大學]]。 [[中華民國政府]]官方及公務機關多稱之「'''蔣-{}-中正'''」、「'''蔣-{}-公'''」;蔣中正逝世後,則用[[抬頭|挪抬]]的尊敬寫法:「'''先總統 蔣公'''」稱呼,隨著之後政治情勢改變及社會風氣的進化,此一寫法已較少使用。 |
自其名與字而來的「中正」([[威妥瑪拼音]]:{{lang|la|Chung-cheng}})和「介壽」(祝蔣「介」石萬「壽」無疆之意)相關稱謂,是[[台灣]]極常見的地方與機構名稱,例如:[[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中正路]]、[[介壽路]]、台灣各縣市的文化中心名為[[中正文化中心]]、台北市立[[中正國中]]以及[[國立中正大學]]。 [[中華民國政府]]官方及公務機關多稱之「'''蔣-{}-中正'''」、「'''蔣-{}-公'''」;蔣中正逝世後,則用[[抬頭|挪抬]]的尊敬寫法:「'''先總統 蔣公'''」稱呼,隨著之後政治情勢改變及社會風氣的進化,此一寫法已較少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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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出於對蔣的政治情節,較少使用「中正」或「蔣-{}-中正」,而一般稱其為「蔣-{}-介石」。目前[[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之[[政府|官方]]、[[教科書]]以及[[媒體]]多稱之為「'''蔣-{}-介石'''」。此外在有關蔣氏領導[[中国抗日战争|八年抗戰]]的影視作品中,常按其當時職務稱「'''蔣委員長'''」,委員長遂成為蔣最著名的稱謂之一。 |
[[中國大陸]]出於對蔣的政治情節,較少使用「中正」或「蔣-{}-中正」,而一般稱其為「蔣-{}-介石」。目前[[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之[[政府|官方]]、[[教科書]]以及[[媒體]]多稱之為「'''蔣-{}-介石'''」。此外在有關蔣氏領導[[中国抗日战争|八年抗戰]]的影視作品中,常按其當時職務稱「'''蔣委員長'''」,委員長遂成為蔣最著名的稱謂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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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氏奉[[陳其美]]指示[[刺殺]][[陶成章]]後,赴[[日本]]避風頭,曾一度假裝為[[日本人]],[[化名]]為'''石岡'''(Ishioka)。<ref>《辛亥黨人秘辛》,滿洲光清書局,吉林,1940</re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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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蔣氏長期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務,早年[[黃埔軍校|黃埔]]畢業的[[國軍|國]]、[[解放軍|共]][[軍官]]皆稱他做「'''蔣校長'''」、「'''校長'''」。由於對[[中華民國國軍]]建設和發展貢獻很大,所以也有「'''國民革命軍之父'''」或「'''中華民國國軍之父'''」的稱呼。 |
由於蔣氏長期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務,早年[[黃埔軍校|黃埔]]畢業的[[國軍|國]]、[[解放軍|共]][[軍官]]皆稱他做「'''蔣校長'''」、「'''校長'''」。由於對[[中華民國國軍]]建設和發展貢獻很大,所以也有「'''國民革命軍之父'''」或「'''中華民國國軍之父'''」的稱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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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清朝|清]][[宣統|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蔣潛回[[上海市|上海]]參加[[辛亥革命]],與陳其美於[[江浙]]起義,並以先鋒指揮官職位率百餘人進入浙江,攻打浙江巡撫衙門。時清兵多為革命黨支持者,遂不攻而下,10月5日即控制市区,6日抵抗结束,俘虜[[巡撫]]增韞。後陳其美在上海獲舉為滬軍都督,任命蔣為滬軍第五團團長,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 |
[[1911年]]10月([[清朝|清]][[宣統|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蔣潛回[[上海市|上海]]參加[[辛亥革命]],與陳其美於[[江浙]]起義,並以先鋒指揮官職位率百餘人進入浙江,攻打浙江巡撫衙門。時清兵多為革命黨支持者,遂不攻而下,10月5日即控制市区,6日抵抗结束,俘虜[[巡撫]]增韞。後陳其美在上海獲舉為滬軍都督,任命蔣為滬軍第五團團長,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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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民國紀年|民國]]元年)[[新曆]][[元旦]],孫 |
[[1912年]]([[民國紀年|民國]]元年)[[新曆]][[元旦]],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1月,蔣在[[陳其美]]命令下,[[刺殺]]了[[孫文]]的異己——曾為[[光復會]]領導人的[[陶成章]]。8月,[[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 (1912年-1913年)|國民黨]]。<ref>《蔣主席》,鄧文儀著,勝利出版社,上海,1945年。</ref>刺殺陶成章之後,蔣打算出國暫避風頭,遂辭去滬軍第五團團長,3月赴[[日本]],一度假裝為[[日本人]],化名為'''石岡'''(Ishioka)。後又恢復身分,自稱'''蔣介石''',學習[[德文]],並創刊《[[軍聲]]》雜誌,在該雜誌著有多篇文章。<ref>包含:《征蒙作戰芻議》、《軍政統一問題》、《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巴爾幹戰局影響於中國與列國之外交》等文章。</ref>蔣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国,遂歸[[奉化]]溪口老家,暂时闲居。[[袁世凱]]在南北議和後依《[[臨時約法]]》繼任總統,並控制[[中華民國]][[北洋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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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因國民黨於[[國會]][[議員]]選舉大勝,而將領導國會修訂《臨時約法》、出任[[閣揆]]並依法組閣的國民黨要員[[宋教仁]]遇刺身亡。由此孫中山見革命以文治不成,決意改以[[武力]]致之,遂號召各地[[護法]]討伐袁世凱,其中以[[陳其美]]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蔣遂參與「[[二次革命]]」,于7月在上海攻[[江南製造局]],作战不利,败退[[闸北]],為英军缴械,于8月13日彻底失败。9月,各地討袁軍相繼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東渡日本,[[陈其美]]与蔣则躲入租界,因袁政府追捕甚急,亦相继逃往日本。蒋于9月1日抵长崎。孙中山在日本召集東渡黨員重組[[中華革命黨]],1913年10月29日,由[[张静江]]做监誓人,蔣加入中华革命党。蔣於此第一次单独与[[孙中山]]见了面,期間令蔣主持滬寧討袁軍事兼任第一路司令,主攻滬西。 |
[[1913年]],因國民黨於[[國會]][[議員]]選舉大勝,而將領導國會修訂《臨時約法》、出任[[閣揆]]並依法組閣的國民黨要員[[宋教仁]]遇刺身亡。由此孫中山見革命以文治不成,決意改以[[武力]]致之,遂號召各地[[護法]]討伐袁世凱,其中以[[陳其美]]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蔣遂參與「[[二次革命]]」,于7月在上海攻[[江南製造局]],作战不利,败退[[闸北]],為英军缴械,于8月13日彻底失败。9月,各地討袁軍相繼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東渡日本,[[陈其美]]与蔣则躲入租界,因袁政府追捕甚急,亦相继逃往日本。蒋于9月1日抵长崎。孙中山在日本召集東渡黨員重組[[中華革命黨]],1913年10月29日,由[[张静江]]做监誓人,蔣加入中华革命党。蔣於此第一次单独与[[孙中山]]见了面,期間令蔣主持滬寧討袁軍事兼任第一路司令,主攻滬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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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蔣奉命赴[[哈尔滨市|哈爾濱]]考察[[東三省]],並書告孫中山,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戰]]趨勢及倒袁計劃。夏天,蒋抵沪从事进攻[[上海]],但事机不密,遭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并遭追缉。此军事行动失败后,蔣又奉[[陈其美]]之召再往日本,时风闻[[东北军]]倾向[[革命]],遂派蔣由日本赴[[东三省]]。 |
[[1914年]],蔣奉命赴[[哈尔滨市|哈爾濱]]考察[[東三省]],並書告孫中山,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戰]]趨勢及倒袁計劃。夏天,蒋抵沪从事进攻[[上海]],但事机不密,遭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并遭追缉。此军事行动失败后,蔣又奉[[陈其美]]之召再往日本,时风闻[[东北军]]倾向[[革命]],遂派蔣由日本赴[[东三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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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凱]]推翻共和,於[[燕京]]([[北京]])稱帝,年號[[洪憲]],各地爆發反袁運動,陳其美回任淞滬司令長官,召蔣回國襄助。蔣協助楊虎攻擊「肇和艦」及襲取「應瑞艦」,且參與攻擊[[上海]]各官署,但均告失敗,是為肇和艦起义。蔣亦於[[1916年]]初參與[[江陰戰鬥]]攻取江陰要塞,佔領五日後退出。5月,[[陳其美]]遭袁世凱遣人刺殺身亡,蔣於險地為之發喪。根據李宗仁回憶錄記載,蔣在上海期間加入了[[青幫]]。 |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凱]]推翻[[共和]],於[[燕京]]([[北京]])[[稱帝]],年號[[洪憲]],各地爆發反袁運動,陳其美回任淞滬司令長官,召蔣回國襄助。蔣協助楊虎攻擊「肇和艦」及襲取「應瑞艦」,且參與攻擊[[上海]]各官署,但均告失敗,是為肇和艦起义。蔣亦於[[1916年]]初參與[[江陰戰鬥]]攻取江陰要塞,佔領五日後退出。5月,[[陳其美]]遭袁世凱遣人刺殺身亡,蔣於險地為之發喪。根據李宗仁回憶錄記載,蔣在上海期間加入了[[青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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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e:Chiang Kai-shek in 1912.jpg|180px|right|thumb|[[1912年]]的蔣中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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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19日 (四) 10:48的版本
蔣中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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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1-5任總統 | |
任期 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 |
副总统 | 李宗仁 |
继任 | 李宗仁(代理) |
任期 1950年3月1日—1975年4月5日 | |
副总统 | 陳誠 嚴家淦 |
前任 | 李宗仁(代理) |
继任 | 嚴家淦 |
中國國民黨總裁 (黨章永久總裁) | |
任期 1938年—1975年4月5日 | |
前任 | 首任(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
继任 | 蔣經國(中央委員會主席)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 |
任期 1932年—1946年5月31日 | |
前任 | 首任 |
继任 | 裁撤 |
个人资料 | |
性别 | 男 |
出生 | 1887年10月31日 清朝浙江奉化縣溪口鎮 |
逝世 | 1975年4月5日 中華民國台北市士林區 | (87歲)
籍贯 | 浙江奉化 |
国籍 | 中華民國 |
政党 | 中國國民黨 |
配偶 | 毛福梅(1901年-1921年) 姚冶诚(1911年-1921年) 陳潔如(1921年-1927年) 宋美齡(1927年-1975年) |
儿女 | 蔣經國 蔣緯國(養子) |
专业 | 軍人 |
宗教信仰 | 佛教(1887年-1930年) 基督教(1930年-1975年) |
获奖 | 醒獅勳刀 國光勳章 青天白日勳章 采玉大勳章 一等寶鼎勳章 |
签名 | |
军事背景 | |
服役 | 中華民國陸軍 |
服役时间 | 1923年-1975年 |
军衔 | 特級上將 |
學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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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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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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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是中國政治家及軍事家,字介石[1][2],幼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祖籍江蘇宜興,生於清代浙江省奉化縣,逝世於中華民國臺北市士林官邸。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國民革命軍总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3]、中華民國特級上將[4]、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華民國總統等職務,乃中國建立共和政體以來,唯一成功統一全中國,並同時統治過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領導人。
名號和稱呼
一如其他的中國歷史人物,蔣中正一生中有多個名字,下列是常被使用的名號和稱呼。
性質 | 名字 | 說明 | |||
---|---|---|---|---|---|
譜名 | 周泰 | 族譜記載的名字。- | 幼名 | 瑞元 | |
学名 | 志清 | 16歲至寧波上學時所取。 | |||
名 | 中正 | 1917年至1918年之間所取。 | |||
字 | 介石 | 1912年留學日本時於自創雜誌《軍聲》中所使用的筆名,後成為字。 | |||
化名 | 石岡 | 刺殺陶成章後,赴日所用的化名。 | |||
拉丁轉寫 | Chiang Kai-shek | Kai-shek是「介石」二字按照粤语发音的音譯,出现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 |
蒋的名“中正”和字“介石”,典出《周易》:“(豫卦)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自其名與字而來的「中正」(威妥瑪拼音:Chung-cheng)和「介壽」(祝蔣「介」石萬「壽」無疆之意)相關稱謂,是台灣極常見的地方與機構名稱,例如: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中正路、介壽路、台灣各縣市的文化中心名為中正文化中心、台北市立中正國中以及國立中正大學。 中華民國政府官方及公務機關多稱之「蔣中正」、「蔣公」;蔣中正逝世後,則用挪抬的尊敬寫法:「先總統 蔣公」稱呼,隨著之後政治情勢改變及社會風氣的進化,此一寫法已較少使用。
中國大陸出於對蔣的政治情節,較少使用「中正」或「蔣中正」,而一般稱其為「蔣介石」。目前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之官方、教科書以及媒體多稱之為「蔣介石」。此外在有關蔣氏領導八年抗戰的影視作品中,常按其當時職務稱「蔣委員長」,委員長遂成為蔣最著名的稱謂之一。
蔣氏奉陳其美指示刺殺陶成章後,赴日本避風頭,曾一度假裝為日本人,化名為石岡(Ishioka)。[5]
由於蔣氏長期擔任黃埔軍校校長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務,早年黃埔畢業的國、共軍官皆稱他做「蔣校長」、「校長」。由於對中華民國國軍建設和發展貢獻很大,所以也有「國民革命軍之父」或「中華民國國軍之父」的稱呼。
以英語為主的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暱稱蔣中正為Gimo,指其特級上將背景(即大元帥,Generalissimo)的英語簡寫。而現在的紀錄片都以Chiang Kai-shek作為他的英文名稱。
生平
求學經歷
蔣中正於1887年10月31日(清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出生在浙江省寧波府奉化縣溪口鎮[6]。父親為蔣肇聰,母親王采玉。蔣家自蔣中正祖父蔣斯千開始經營鹽業,家境可謂富裕。
蔣中正於五岁时先在家延师启蒙,六歲起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九歲時父親辭世;1902年到奉化縣城(今浙江寧波奉化市)应童子试,未考取。[7]十七歲入奉化鳳麓學堂,學習英文、算術等西學,惟傳統经史仍占很大比重,引起学生不满,蔣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翌年转学至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復返龙津学堂。1906年4月,蔣首次東渡日本试图学习军事,因为日清协议,他不是清政府官方保送,所以不能习军事。他雖未能入學,但結識了陳其美;[8]同年冬天返國。翌年夏天,蔣入位于河北的保定陸軍速成學校,接受軍事教育,因不守校规被开除[9]。后被选取官費留日陸軍學生,蔣隨即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学校的预备學校東京振武學校就讀,但並未從士官學校畢業。不過蔣對外仍然自稱學歷為士官學校。[10]
參與革命
1908年,蔣中正在日本東京就讀東京振武學校期間,接触到了旨在推翻滿清、建立共和的革命思潮,經陳其美介紹加入由孫中山於東京成立的中國同盟會,開始進入革命運動。1909年至1911年,蔣入日本陸軍第十三師團第十九聯隊實習。
1911年10月(清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蔣潛回上海參加辛亥革命,與陳其美於江浙起義,並以先鋒指揮官職位率百餘人進入浙江,攻打浙江巡撫衙門。時清兵多為革命黨支持者,遂不攻而下,10月5日即控制市区,6日抵抗结束,俘虜巡撫增韞。後陳其美在上海獲舉為滬軍都督,任命蔣為滬軍第五團團長,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
1912年(民國元年)新曆元旦,孫文就任臨時大總統。1月,蔣在陳其美命令下,刺殺了孫文的異己——曾為光復會領導人的陶成章。8月,宋教仁將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11]刺殺陶成章之後,蔣打算出國暫避風頭,遂辭去滬軍第五團團長,3月赴日本,一度假裝為日本人,化名為石岡(Ishioka)。後又恢復身分,自稱蔣介石,學習德文,並創刊《軍聲》雜誌,在該雜誌著有多篇文章。[12]蔣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国,遂歸奉化溪口老家,暂时闲居。袁世凱在南北議和後依《臨時約法》繼任總統,並控制中華民國北洋政府。
1913年,因國民黨於國會議員選舉大勝,而將領導國會修訂《臨時約法》、出任閣揆並依法組閣的國民黨要員宋教仁遇刺身亡。由此孫中山見革命以文治不成,決意改以武力致之,遂號召各地護法討伐袁世凱,其中以陳其美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蔣遂參與「二次革命」,于7月在上海攻江南製造局,作战不利,败退闸北,為英军缴械,于8月13日彻底失败。9月,各地討袁軍相繼失敗,「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東渡日本,陈其美与蔣则躲入租界,因袁政府追捕甚急,亦相继逃往日本。蒋于9月1日抵长崎。孙中山在日本召集東渡黨員重組中華革命黨,1913年10月29日,由张静江做监誓人,蔣加入中华革命党。蔣於此第一次单独与孙中山见了面,期間令蔣主持滬寧討袁軍事兼任第一路司令,主攻滬西。
1914年,蔣奉命赴哈爾濱考察東三省,並書告孫中山,述說歐戰趨勢及倒袁計劃。夏天,蒋抵沪从事进攻上海,但事机不密,遭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并遭追缉。此军事行动失败后,蔣又奉陈其美之召再往日本,时风闻东北军倾向革命,遂派蔣由日本赴东三省。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凱推翻共和,於燕京(北京)稱帝,年號洪憲,各地爆發反袁運動,陳其美回任淞滬司令長官,召蔣回國襄助。蔣協助楊虎攻擊「肇和艦」及襲取「應瑞艦」,且參與攻擊上海各官署,但均告失敗,是為肇和艦起义。蔣亦於1916年初參與江陰戰鬥攻取江陰要塞,佔領五日後退出。5月,陳其美遭袁世凱遣人刺殺身亡,蔣於險地為之發喪。根據李宗仁回憶錄記載,蔣在上海期間加入了青幫。
崛起政壇
1917年,張勳復辟,北洋軍閥不承認《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率海軍南下廣州,籌組軍政府,並就任海陸軍大元帥,主持「護法」及「北伐」事宜。蔣中正撰寫《對北軍作戰計劃及滇粵兩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劃》,受孫中山讚許,後奉孙中山之命留上海主持黨務軍事。
1918年,蒋奉命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擬定第一期、第二期作戰計劃書,並於漳州戰鬥中親加督戰。同年夏天,他辭職返回上海,不久又奉命赴閩就粵軍第二支隊司令職。冬,蔣參與攻取永泰,旋奉命停戰。後蔣辭職回滬,並遊日本,不久後返國。
1919年發生五四運動,蔣回上海向孫中山陳述留學歐美計畫,但孫中山不同意。同年,孫中山以「中華革命黨」為基礎,擴大吸收黨員,成立中國國民黨,蔣亦加入。1920年,蔣再往福建參加作戰,陳炯明本任其為粵軍第二軍前總指揮官,蔣婉拒之,回鄉侍母。随后到上海股票交易场所当经纪人。
1921年6月14日,蔣母王太夫人逝,享年58歲。蔣回鄉葬母,孫中山書“蔣母之墓”刻石建碑,豎于墓前。
1922年,蔣到廣西參見孫中山,商決「東征北伐」事宜,建議移大本營於韶州。後因陳炯明與孫中山交惡,阻礙北伐,蔣兩難之下辭去職務。同年夏,孫中山自桂回粵,免陳炯明職,6月,陳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炮击广州总统府,孫中山倉促避難於永豐艦,蔣奉中山「事緊急,盼速來」電召,星夜自滬馳赴廣東,在永豐艦上协同指挥作战56日。8月9日脫險,随孙中山返滬,並將經過寫成《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請孫中山作序。後蔣奉命為東路討賊軍參謀長,赴福建整頓各軍,伺機攻擊陳炯明所屬軍隊。
1923年,孫中山將大本營遷回廣州,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对抗北洋政府。列強多不支持孫中山與國民革命軍,孫僅獲得表面上對華友好的蘇俄支持以因應此情勢。[13]孫中山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時实行“聯俄容共”:聘請蘇俄軍事及政治顧問,力排眾議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4][15]
同年9月至11月间,孫派蔣為代表率團赴苏俄考察學習蘇維埃體制的政治及軍事系統。蔣在苏期间,發現苏俄不欲兌現援助革命政府的承諾並坚持认为蒙古不属于中國,他還發現蘇俄當局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认识,「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並認為「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16]。蔣自此認定蘇俄乃“赤色帝國主義”,共產主義亦不適於中國。蔣將其在蘇俄3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资料和印象,写成《遊俄报告书》,寄奉孫中山。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開辦軍官學校,創立國民黨黨軍。孫中山任命蔣為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及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蔣回廣州后,對孫中山面陈其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惟孫中山认为他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顾虑过甚,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蔣因而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予廖仲恺後离粤返乡。[17]
同年4月,孫中山再三催促蔣復出。[18]蔣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任命。冬,革命委員會成立,蔣奉派為「革命委員會」全權委員,負責弭平广州商團叛亂。在粵之警備軍、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飛機隊、甲車隊、兵工廠衛隊、陸軍講武學校、滇軍幹部學校均奉命歸蔣指揮。1924年末,孫中山離粵北上與段祺瑞籌開國民會議。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燕京逝世,時蔣率黃埔軍校學生與教導團官兵三千人東征,攻下東莞、石龍、平湖、深圳、淡水、平山、海豐,直搗潮州、汕頭、梅縣。蔣獲悉孫中山逝世后,在軍中發哀告全軍將士書,並回廣州祭奠孫中山。[19]同月,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蔣被任為黨軍司令官。5月,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6月,楊希閔、劉震寰叛亂,蔣奉兼廣州衛戍司令,回師討叛平之。沙基慘案發生,蔣憂憤成疾。7月,軍事委員會成立,蔣任委員,建議六大革命計劃。8月,廖仲愷遇害,人心激憤,國民黨中央組織特別委員會,任蔣為委員,負責政治軍事及警察全權處理廖案,平定時局;胡漢民出國。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畢業后,黨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任軍長。10月,蔣指揮東征軍第二次東征,首戰惠州,連戰皆捷。12月,凱旋廣州。時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及軍隊政治部發展組織,國民黨内矛盾逐漸增加。
1926年3月,「黃埔軍校」改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蔣仍任校長。後發生中山艦事件,蔣相信此為中國共產黨有意策劃謀害自己的陰謀[20]。事變平息后,汪兆銘避嫌離粵。4月,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蔣通電反對,並建議中央請整軍肅黨,準期北伐。4月16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聯席會議中蔣中正被推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6月,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委任蔣為中央組織部部長;7月6日中國國民黨二屆臨時全會,蔣中正當選為「常務委員會主席」成為中國國民黨最高領袖,是乃國民黨繼孫中山之後,第一位真正全面繼承其地位的黨、政、軍統一最高領導人。國民黨中央全體執委及各省市海外黨部聯席會議開會決議,迅即出師北伐,並任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聯席會議還決議,中國共產黨應造送其加入國民黨之黨員名冊於中央組織部,俾消減猜疑,共同努力,完成革命,此決議為共產黨所拒。
統一中國
攻取華南各省
1926年7月9日,蔣中正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誓師北伐。[21]8月,北伐軍進駐長沙,蔣發表討吳佩孚宣言,督令各軍進攻,先後大戰於汀泗橋、賀勝橋,並獲得勝利。9月,蔣督攻漢口、漢陽;圍攻武昌等戰役,贛戰告急時,蔣甚至親臨面授攻城機宜畢,移師入贛督師,令潮汕部隊進攻閩省。攻下閩浙後,接下於武昌戰鬥中,擊敗劉玉春、陳嘉謨等,至此吳佩孚在武漢軍力全部消滅。蔣令入閩部隊在攻破周蔭人主力后赴贛參戰,先後攻下樟樹、豐城、建昌、德安、永修、撫州。孫傳芳向蔣求和,但蔣拒絕。11月,攻克九江,南昌守軍負隅頑抗,蔣親臨督戰,克之,孫傳芳在江西軍力於是消滅。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移設於南昌。蔣通電各省促人民自決,先後攻下漳州、泉州,福建全境平定。12月,閻錫山加入國民革命軍。
1927年1月,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成立。政府會議決議中央黨部與政府暫駐南昌,在鄂各「左派」委員於蘇俄顧問支持下對此堅持反對,蔣努力斡旋,赴牯嶺邀各中委會晤,消弭隔閡。九江英兵殘殺國人,蔣建議對外方針,以和平不辱國格為主,並提請任命閻錫山為國民革命軍北路總司令。其時,蘇聯顧問鲍罗廷及中共決議「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同時攻擊蔣為“新軍閥”。國民政府自粵遷鄂后,汪兆銘出任國民政府主席。
國共第一次分裂
3月,在攻下杭州、蘇州後,武漢國民政府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突然免除蔣中正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外的一切重要公職。蔣乃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不接受該決議。[22]北伐軍繼而攻下上海、江寧。入江寧時一些北伐军违纪士兵挑釁英國人,殺害外僑(或认为是北伐軍中之共產黨煽动[23]),英美軍艦以此炮擊南京,遂形國際衝突,是為“南京事件”。蔣嚴電阻止事態擴大,靜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決。在蔡元培等國民黨元老舉發“共黨破壞革命,危害國本之逆謀”後,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決議通過“非常緊急處置案”。 之後,蔣所率的軍队於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解散上海總工會等組織,抓捕处决一批共产党員,包括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24],蒋自此与共产党决裂。4月17日,國民黨中央宣佈撤銷蔣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並開除黨籍。4月18日,蔣在南京另立國民黨中央,組織政府,發表《告民眾書》。4月21日,軍委會自粵遷南京辦公,蔣發表《告全體將士書》。 1927年4月北伐軍攻佔上海,蔣介石下令進行「清黨」(清除國民黨內有共產黨身分的黨員),並大規模捕殺共產黨黨員。1927年7月武漢汪精衛政府知悉共產黨奪取武漢政府權力之策略後,遂決定取締共產黨,汪兆銘在武漢進行分共(寧漢復合),國民黨與共產黨終於正式決裂,並展開了持續十年的武裝對立。
寧漢分裂與下野
1927年5月,蔣中正繼續北伐,分全軍為三路進攻。同時組織「清黨委員會」,在全國各省厲行“清黨”,將中共黨員從各級政府、公家機構及軍隊中處决或刑事拘留。北伐軍先後克復揚州、泰州、滁州、蚌埠,鄭州、許昌。在清江浦克復后,孫傳芳通電下野。蔣抵徐州,馮玉祥來會,舉行徐州會議,決定聯名通電北伐,並由馮勸請武漢政府剋期取消。張宗昌派員來談輸誠。雲南易幟。四川劉湘通電歸附。蔣奉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8月,北伐軍反攻徐州失利,蔣下令退卻,並電呈國府,自請處分。當時寧漢分裂益甚,蔣為免成爲目標,發表下野宣言,辭去各職,返鄉祭祖掃墓。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並改組國民政府。
同月,武漢汪兆銘随后也开始清党,并驅逐了蘇聯顧問(中共官方稱之為寧漢合流)。 广西、广东和湖南等省亦分别在李宗仁、李济深、何键、朱培德等主持下开始清共。共产党在几次武装暴动失败后退到农村地区发展。 1927年9月,蔣決定出國考察日本對華政策,28日,自滬東渡日本。11月,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會談,告以中日兩國相處之道。蔣自日返國后,于12月1日與宋美齡於上海結婚。在汪兆銘于廣東成立政府后,國民政府發討伐廣東令。國民黨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決議請蔣復職,並負責籌備四中全會,各方亦紛電促其再起,蔣乃決定回江寧。
復職與決戰華中
1928年1月4日,蔣中正復職為北伐全軍總司令。迭電馮、閻及各將領準備北伐。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推蔣公軍事委員會主席。9日,扶病渡江視察前線,15日,赴開封與馮玉祥面決北伐大計,中政會決議蔣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並統歸蔣指揮。3月,蔣赴杭檢閱,過滬會商財政,迭令白崇禧早定湘局,合力北伐。軍官團開學,蔣以團長親臨主持。蔣並對日本記者坦白講演,盼日勿妨礙中國國民革命之進行。部署軍事畢,蔣於31日渡江北伐。4月,北伐軍進駐徐州,[25]蔣手撰誓師詞,令駐兩湖各軍加入北伐,編入第四集團軍,以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所向克捷,連克郯城、台兒莊、鄆城、韓莊、臨城、棗莊。第三軍團在魚台失利,蔣電令各軍赴援。張宗昌下總退卻令,惟孫傳芳糾集餘部尚圖頑抗。下旬,迭克鋸野、嘉祥,經西關克濟寧、滕縣、界河、魚台、汶上、鄒縣、大名。
收復華北
5月,日本試圖阻礙中國統一,以“護僑”為名出兵山東。蔣中正一面與日交涉,一面委朱培德為前敵總指揮,積極北進。蔣在親赴界河督攻兗州,寧陽、兗州、曲阜、金鄉、萊蕪、平陰、泰安、肥城後赴泰安,督攻濟南,並決定濟南克復後,即渡河追擊,不使日本阻北伐軍行進。5月1日,北伐軍克濟南。日軍阻礙北伐軍,造成五三慘案,國民政府外交特派員蔡公時遇害。3日至5日,日軍在濟垣滋擾挑釁,向北伐軍襲擊,蔣嚴戒北伐軍勿予還擊,並嚴令入濟南部隊,於三日夜退出城郊;並派員與日軍師團長福田商約束部隊,未得要領。日軍仍繼續放槍發炮,並引張宗昌以飛機炸北伐軍司令部,蔣為完成北伐,忍辱勿較,限令北伐軍星夜渡河,僅飭留李延年步兵團駐守。日本阻礙北伐之陰謀於是粉碎。6日,蔣繼續提兵北進,並籲召汪、胡回國,又切告奉系“早日覺悟”。在連克平陰、禹城、石家莊、臨沂、德州、定縣、張家口后,蔣進駐石家莊督師。克復保定。6月,張作霖出燕京,過山海關,皇姑屯事件被日軍預埋炸藥炸死。
统一中国並修改國旗、國歌
蔣中正攻下平津後,以任務完成回京提請解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中央挽留。蔣呈請設裁兵善後委員會,並迭電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徵求意見,以期協調一致,實施裁兵。7月,蔣赴燕京,祭奠總理孫中山,並往南口追悼陣亡將士,發表整軍意見及裁兵方案,並決定由第一集團軍率先裁編,以為之倡。8月,蔣主持舉行北伐全軍陣亡將士追悼會。籌開五中全會,糾紛迭起,蔣赴滬斡旋,終於開幕,決議開始訓政,推行建設等要案。全會通過國民政府之組織,並推蔣任國民政府主席。
1928年10月10日,蔣就任國民政府主席。五院組織成立。蔣發表中華民國訓政時期施政宣言。成立法制局。設置外交研究委員會,研究廢止不平等條約的步驟。宣告關稅自主。11月,制定國璽,實施禁煙。蔣出巡蘇、魯、皖各地,檢閱軍隊,並考察地方政教及民生利病。美國首先承認關稅自主,各邦交國均贊同,僅日本極端反對。12月,統轄中國東北的奉系张学良宣布改五色旗為青天白日紅旗,史稱東北易帜,通電遵從中央號令,國民政府宣布统一。
北伐成功後不久,國民政府便將原本的國旗——五色旗,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取代,並將原為國民黨黨歌的「總理訓詞」定為國歌。
訓政中國
掌握軍政與「黃金十年」
國民政府於1927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金陵淪陷為止,各方面建設發展被稱為「艱苦建國的十年」[26],西方則譽為「黃金十年」(Golden Decade)[27]。
1928年,蒋介石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保有前者至1931年,保有後者則至1946年間。
1951年9月19日美國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在國會說:「1927年至1937年之間,是許多在華很久的英美和各國僑民所公認的黃金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交通進步了,經濟穩定了,學校林立,教育推廣,而其他方面,也多有進步的建制」。[28]
1928年到1937年,虽有内忧外患,中国经济还是得到了长足发展,不计东北,全国工業增長率達8%以上,社會經濟呈現快速上升趨勢。1936年,中國工農業產值達近代以來最高水平,其他各項現代化制度也都粗具雏形。這一時期中國電力工業年平均增長9.4%;煤炭工業為7%;水泥工業為9.6%;鋼為40%。[29]教育建設方面,初等教育由1929年百分之17就學率,增至1936年百分之43。[28]这十年也因此被稱為「黃金十年」。国民政府藉外交手段逐一收回一些租界和外國在華享有的特權。《中华民国刑法》、《中华民国民法典》、《中华民国行政诉讼法》等基本大法相继颁布,司法体系渐趋完备。在经济方面,国府努力穩定物價、償還國債、實施法幣、禁用銀幣、統一全國幣制,對外貿易也累積了盈餘為外匯存底;建設鐵路及公路,為備戰而特別發展 蜀、黔、湘、陝、隴、豫連貫公路;建立電話網絡;改善公共衛生設施;立法對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農業的生產。國民教育也有了長足進步;國語作為標準語言得到推广。蔣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強調以儒家為宗的道德價值,推行卫生的现代生活方式,期望在中共最活跃的江西省建立新秩序。
然而此時國民黨內部已些許腐化,派系林立,而其無條件接受入黨者則加重了這一狀況。農村的社會與經濟狀況在軍閥內戰之餘也沒有得到改善。南京國民政府在財政上依賴海關稅收,而其管轄範圍也十分有限。其軍事開支依靠大批借款維持。政府五院很少能發揮積極作用,實權則有軍事委員會掌握。政府的渙散使得蔣中正甚至支持建立帶有法西斯色彩的黨內組織“藍衣社”。[30]
中原大戰
北伐完成后,張學良呼應蔣中正,在東北易幟,除下北洋政府五色旗。此刻,以青天白日紅旗為象徵的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統一中國」。但各省實力派軍人各懷異志,蔣對各個省份的影響力很弱。1929年,蔣中正召开编遣会议裁军,但盡裁他人軍隊,冯玉祥、阎锡山、陈济棠與桂系李宗仁等不滿自己的军队被削弱,遂聯軍擁汪兆銘爲首,另立中央於燕京。
1930年冯、阎與桂系聯軍與蔣介石中央軍爆發了中原大戰,聯、蔣兩方二十餘萬人員傷亡。在張學良支持蔣介石,率軍入山海關攻進燕京,聯軍反蔣同盟即告瓦解。同年,蔣正式受洗禮,皈依基督新教。
1931年,國民會議在京集會,宣佈訓政時期約法,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反對召開國民會議的胡漢民則在粵成立“軍政府”,胡汪聯合反蔣,粵桂等省處於半獨立狀態,並處於與南京政府交戰的邊緣。与此同时,蒋还要对付中共在赣、湘等省的“武装起义”,他在1931年5月12日向国民会议提出《剿灭赤匪报告案》,表示中国當時最大的祸患就是共產黨。[31]
宁粤分裂再下野
1931年4月底,粤方即国民党四个监察院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发表通电,以蒋非法扣留胡汉民为由,公开弹劾蒋,并例举了他种种独裁事实。5月27日,反蒋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陈济棠、李宗仁等会集一堂,联合在广州成立了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同时成立国民政府,与蒋的南京政府相对峙,形成宁粤分裂局面。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變前夕,蒋发表《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以“攘外亦須安內”為旨,表明以外交折衝,先延緩日本的武力攻勢,並具文表達抗日決心,指出“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32]。”
1931年10月14日,蒋在张静江陪同下去见胡汉民,蒋说:“过去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请胡先生指教”。这一天下午,胡到了上海,结束了软禁。11月2日,蒋在国民政府纪念周报告中提出,即使“牺牲个人”,也要“促成本党团结”、“遵守党章”的重要性,强调自己遵守这一原则,表示愿意下野。12日,蒋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大,指出“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一、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18日,胡汉民、孙科在广州召开另一个国民党四大,要求“蒋必须下野”。12月7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第三个国民党四大,指责广州“不体谅共赴国难的退让精神”。同月,国民党中央电邀粤方、沪方中央委员来南京举行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但粤方坚持蒋必须下野,否则不去南京参加会议。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蔣中正向全国发表辞职通电。自蒋下野后,各地中委纷纷入京,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召开。至此,蒋、胡、汪三派表面上实现了统一。蒋出席开幕式后启程返乡。
1932年1月28日,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日军悍然向上海进攻。1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政会,作出重要决议,在国民政府下设军事委员会,推蒋中正、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等11人为委员。蒋再一次重返政坛。
安內攘外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件發生,日軍突犯瀋陽,侵佔東三省,正在南方剿共的蔣中正聞訊后,旋即電令張學良:“瀋陽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蔣中正。”張學良下達不觝抗命令,導致東北淪陷,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并書立遺囑,決心抗日,即回南京籌商禦侮救國之計。中共趁機加緊發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中央苏区”並不斷擴大。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當日為苏联国庆日)。
當時的國民政府面臨“北有日軍、南有共軍,交相呼應,同時進逼”的危局。各地軍人亦各自爲政,不聼中央調遣,山東韩复榘與劉珍年、陝西楊虎城與馬青苑、四川劉湘與劉文輝,各起衝突,蔣費盡心機,居中調停。1933年12月,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在福建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中共中央特派潘漢年為代表,簽妥兩國雙邊協議,未料中華共和國迅速被平定,中共未能及時派兵,事後還指責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此事件上的怯懦也影響了毛澤東職務被拔除。
1934年,蔣親自指揮對“中央蘇區”清剿,擁有優勢兵力且得到德國軍事顧問[33]相助的國軍採取步步爲營戰法,加上中共內部出現了軍事路線錯誤,導致紅軍主力被擊潰,使之放弃江西“中央蘇區”和其他南方根据地,向北撤至接近蘇聯的中國西北地区,即所謂長征。中央军亦借追擊紅軍機會,进入了處於半独立状态的西南各省军阀地盘,国民政府势力自此进入云贵及四川,蒋恩威并施,开始施力使西南各军阀难以再与中央相抗,西南平定。至此,蒋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本部。
1936年6月,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謀打抗日旗號,組「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起事入湘。蔣命國軍星夜出動,阻叛軍於衡陽以南。同月,創辦所得稅,籌設農本局,計劃鐵路與公路聯絡辦法。7月,廣東空軍在蔣收買下投奔國民政府,粵將余漢謀等通電擁護統一,反對陳濟棠、李宗仁武力割據。是月,国民党二中全會開會,蔣講演統一救國之必要,並提《組織國防會議案》。全會決議撤銷西南執行部與政委會,並改任兩廣軍事長官。陳濟棠辭職下野,粵局平定。同月,蒋佈置綏遠攻勢防禦。8月,調整滇省軍事,改組黔省政府。蔣蒞廣州,處理粵省軍事政治善後,并勸導桂省服從中央,同时嚴戒國軍在江西附近各部不得與桂省啟釁,又命國軍退後五十里,以示誠意。[34]同月,粵漢鐵路通車。不久,桂軍事當局李宗仁接受中央新任命,桂局大定。
国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并准备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结束党治,还政于民。但由于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制憲國大遲至1946年才召開。面對日本進逼,蔣定下「攘外亦須安內」之國策,旨在外交抗日與軍事剿共同時並行。無強大經濟與武力的國民政府積極爭取西方大國奧援,力圖避免對日全面開戰,但中日战争仍在1937年全面爆发,制憲國大因此被迫延期召開,“黃金十年”也告以終結。
抗日戰爭
緩兵備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东北军政领袖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35]下,未行军事抵抗,導致東北淪陷,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张学良率领东北军约20万人撤入关内陕西。
1932年1月,日軍進佔錦州。蔣發表「獨立外交」演講,痛切指陳宣戰之弊害。日軍于同月侵入淞滬,第十九路軍就地抵抗,「一二八戰事」爆發。蔣以辭職在野之身,密電各軍積極準備抗日。國民政府遷都洛陽。蔣密令何應欽指揮第十九路軍作戰,並密令張治中率第八十七與第八十八兩師加入淞滬抗戰。3月,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開會,決議再任蔣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新負責中國政事。
1933年1月,日軍攻破榆關,中共則在江西擴張。蔣籌劃應付日軍、共軍呼應夾擊之策,決定“對外積極準備,對內加緊剿共”。2月,日軍對熱河開始進攻。國聯決議不承認满洲国。蔣一面派兵北上防日,一面加緊剿共,並密籌對日宣戰與封鎖之準備。3月,承德失守。蔣北上佈置。日軍又侵,長城戰起,蔣進駐保定督戰,第二、第二十五軍於對日作戰中獲勝。蔣制定攻擊古北口計劃,確定華北作戰方略,並解除張學良之軍職。4月,日軍謀與「满洲国」聯合進攻多倫,爆發察省危機。同一時期,江西新淦為共軍所攻陷。蔣赴贛主持國軍剿共軍事會議,表明長期抗戰方略與決心。為此,蔣隨後發表《告各將領先清内匪再言抗日電》,申明“外寇不足慮,内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則無以禦外侮”。6月,「塘沽協定」簽字,指示停戰後應注意善後之點。这一天,蒋在日记中写到:“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
「塘沽協定」簽訂同6月,蔣密令購備裝甲車、坦克車等武器。7月,廬山軍官團訓練開始,蔣親赴牯嶺主持訓練事宜。8月,籌劃對日開戰時國府遷都西北之準備。9月,令中學以上畢業生實施軍事訓練。趕築西北公路。籌備洛陽航空分校。10月,蔣在南昌召集各將領會議,杭江鐵路建築完成,八省糧食會議開會,規劃建築江防海防各要塞。11月,令召集蒙古青年受訓,妥籌移民辦法,切實整理田賦。
1934年1月,閩變落幕後,蔣在病中口述《敵乎?友乎?》一文,囑陳布雷潤筆,以徐道鄰名義發表,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同時晓谕國人:「中國則應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為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36]日本方面也察觉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蒋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的空气一时大濃。
1934年7月,蔣中正在成都計劃「峨嵋訓練團」,前後共有畢業生兩期。同月,日軍四處製造軍事威脅,並令特務機關到處滋擾。9月,蔣劃配四川各軍防地,嚴禁軍人干涉行政財政,除了打破已往割據分裂之積習,並同時整理四川地方鈔票貨幣,由中央發行公債收回之。10月10日,蔣發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文。日本於同時提出華北五省特殊化口號,策動華北獨立,脫離中央。蔣由川飛陝,巡視豫、晉,與閻錫山會商安定西北計劃。12月,国民党第五屆一中全會開會,蔣提出對日決策之基準:「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1935年8月21日,蔣在日記中對日本侵華最終失敗之走勢做超前預判,總七點:「(一)對中國思不戰而屈。(二)對華只能威脅分化,製造土匪漢奸,使之擾亂,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國。(三)最後用兵進攻。(四)中國抵抗。(五)受國際干涉引起世界大戰。(六)倭國內亂革命。(七)倭寇失敗當在十年之內。」
1936年1月,蔣派員赴歐洲接洽經濟合作,以利國防建設。同月,宣佈國難時期教育宗旨,并接見日大使有吉明及其武官磯谷,直接商談中日交涉。2月,令速加強全國鐵路與公路建設。修正民眾訓練主旨及實施要領。日本發生政變。3月,令清剿晉共,並加強綏遠防務。同月,日本破壞海關緝私,並增兵華北,國府一再提出抗議。8月,日本對華提出五條件,蔣回京商決對策,電戒各省作對日交涉破裂之準備,令各省編練壯丁。10月,對日反提五條件,表示抗日決心;檢閱全國童子軍;巡視豫、陝,駐節洛陽,督剿殘共。蔣五十壽辰時,全國發動獻機祝壽。11月,蔣派陳誠入晉主持綏防。蒞太原,督攻蒙古並奪回百靈廟。
西安事變
1936年12月,蔣中正赴秦,召集各將領在西安會談,並嚴督張學良、楊虎城加緊進剿陝北中共紅軍,希冀完成“安内”。蔣雖從情報中獲知中共主力在到達陝北后,與当地东北军和西北军有所交往,但蔣中正並不疑張學良的忠誠。不料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向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联合抗日等要求,史稱西安事变, 經宋美齡、宋子文、端納及周恩来等人的斡旋,蒋在12月25日被釋放,西安事变和平落幕,蔣回京時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37]西安事变和平落幕,但剿共工作功虧一簣,并导致日本對蔣凝聚了中國的團結而意識到須加快侵略,影響日後歷史發展極深,讓蔣惱恨不已。[38] [39]東北軍在事变后被國民政府改編,國府對西北的控制也得以加強。中共与國民政府达成协议,中共宣佈解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边区政府,並停止“土地改革”,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成八路军和新四军。国府則通過“根絕赤禍案”,停止軍事剿共,為改編后的中共軍隊撥發軍餉(中共党史所稱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至此开始)。此时,蒋的备战计划在事变中有泄露,引起日本的注意,華北形勢日益緊張。[40]
卢沟桥事变
事先,日军在华北的挑衅行动日益露骨。[41]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由于山中问信较迟,蒋于九日才知。蒋采取的总对策是“不屈服不扩大方针”。[42]并密电当时的宋哲元向石家庄、保定增兵,巩固北平城防。7月13日電令宋哲元,謂“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宁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17日,蒋在江西庐山发表了“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對日軍挑釁的退讓底線。在这里,蒋一再强调“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系此理。”他认为卢沟桥事变非“偶然突发”的,而是日本“处心积虑”,所以必须反击。同時採取緊急措施,編組第一線戰鬥部隊100個師,預備部隊80個師,後備兵員100万人。国民政府亦将重要的设施、人力向西南迁移,使西南成为日后抗战的大后方。28日,北平沦陷。
淞滬戰役
日本認為攻下寧滬能讓中國屈服。1937年7月16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長谷川清向海军军令部报告:“为制支那于死命,须以控制上海、南京为要着”。26日,蒋接見美駐華大使,告以“東亞局勢已至最後關頭,望告其政府,作轉危爲安之計”。8月9日,两名日本军人以汽车冲入上海虹桥机场,與中国保安队戰鬥戰死。日军乘机在上海集中兵舰,以陆战队登陆,要求中国撤退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12日,日陆军省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保安队是“一二八”停战以后上海地区仅有的中国部队,蒋认为,撤退保安队,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佔领,故决定拒绝日方要求。8月,蔣调遣五十萬精銳部隊赴上海防守。8月8日,蔣發表《告抗戰全軍將士書》,指出此次日軍大舉入寇,攻取平津,“此誠為我民族莫大之奇恥,亦中國歷史未有之巨變”,要求全軍將士:“要確立最後勝利之自信”。
8月14日,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下令對日軍發動總攻擊,大规模對日抗戰遂于淞沪全面爆發(淞沪会战)。8月20日,陈诚向蔣中正提出,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不如扩大沪事以牵制之。8月23日,增援日军在军舰密集炮火掩护下,于长江南岸强行登陆,上海战场日军参战兵力超过华北,达9个师团,20万人以上。淞沪国军转入顽强守卫战。由于蔣將主力集中在上海,缺乏运输和重武器及空军掩护,陷國軍于被動挨打之局,国军伤亡很大。[43] 西方列強對中國抗戰仍袖手旁觀。[44]11月7日,蒋日记写道:“保持战斗力以图持久抗战,与消失战斗力以维持一时体面相较,则当以前者为重。”同日,蒋下令中国军队自上海苏州河南岸撤退。11月11日,國軍撤離上海,一潰千里。蒋决计迁都,长期抗战。日本全面进攻时,宣告三个月灭亡中国[原創研究?],而仅淞沪一战便打了三个月。
首都南京是战是守,意见不一。[45]唐生智遂自动请缨负责守卫南京,蔣最終接受。不过,蒋也确知南京难守。11月27日,蒋巡视南京城防工事,叹惜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也。”12月1日,蒋下令将沿海工廠、企業等陆续遷入内地復工生產。12月13日,南京淪陷。
堅持抗戰
蔣中正在主要沿海城市被佔领,经济和财政不断告急情况下,抵制住政府内部求和派压力,投入百餘万國民革命軍坚持抗战,尽全力阻止日军进一步深入中國内地。[46]蔣在12月17日發表《告全國國民書》,表示“中國持久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于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國之民心……人人敵忲,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之國土之内國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致敵于死命。……最後勝利必屬於我。”[47]日本於年底提出和談條件,要求中國「放棄抗戰,承認滿洲國,設立非武裝區,對日賠款」。蒋乃決定對日方所提議和條件一概不理,強調日本所提出的和談條件“等於滅亡與征服,我國自無考慮餘地……與其屈服而亡,不如戰敗而亡。”
遷都重慶
1938年春,日本發表“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的聲明,大量增兵進攻中國。3月29日,中國國民黨於武昌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蔣中正被推举为总裁,發布“抗戰建國綱領”,明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主張,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號召全中國青年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努力,並通過設置“國民參政會”,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構。4月,國軍在台兒莊大勝,史稱“台兒莊大捷”。5月國軍撤出徐州,6月蒋下令炸毁花園口使黃河決堤,阻挠了日軍進攻。10月25日,國軍撤離武漢。12月,主張與日本媾和的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河內,蔣發電報給香港《大公報》的張季鑾,希望輿論對汪寬留餘地。12月29日汪發出“艷電”,決定提倡“中日友好”,蒋正式加以譴責。1939年元旦,中國國民黨決議開除汪精衛黨籍。二月,日軍攻佔海南島。
抗戰與建國
蔣中正於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中,受推舉為議長,提出“如何建立民主政治”報告,期望在抗戰中也同時樹立民主政治基礎。3月,蔣於重慶青木關創“中央訓練團”。五月,日軍發動空襲,總計對西南大後方投彈六萬零一百七十四枚,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受創最烈,尤其5月3,4日,落彈上萬枚,傷亡慘重。蔣在日記寫道:“觀我民眾,遭此慘痛,仍無一句怨及抗戰之言,更增余之樂觀與勇氣矣!中華民族之志氣……殘忍暴行豈能脅制!”。九月,蔣手訂“縣各級組織綱要”,作為實施“新縣制”藍本,對日後蔣在台灣實施地方自治有重要參考價值。
內在的敵人
1940年夏,法國被德國攻陷,英國亦岌岌可危,日本趁機脅迫英法關閉滇緬公路、滇越鐵路,中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更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抗。此时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议”,美国则继续出售钢铁和石油支持日本军火工业。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
同年,汪精卫立傀儡政權於金陵,與日本簽訂密約,蔣中正嚴正駁斥,並明令通緝。国共军队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在“皖南事变(又称新四军事件)”中,蒋以新四军偷襲政府軍為由,包围攻擊新四军军部,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并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军饷,国共关系不断恶化。
太平洋戰爭
1941年6月,德國突擊蘇俄,後美國與日本談判,希望促使中日議和,蔣中正電告美政府,不得犧牲中國以謀求對日妥協,要求日須從中國撤兵及歸還侵佔中國之土地。美政府隨後停止了對日戰略物資供應,並要求日在只承認蒋領導的國民政府(與日本人扶持的南京汪精衛‘國民政府’相對)的前提下無條件退出全部中國領土。
12月7日,日軍突擊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发。[48] 中國與美英等同時对日正式宣战,中國成為同盟國成員之一。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26國在美國華盛頓簽訂反侵略共同宣言,蔣受推舉為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指揮中、泰、越等地區的同盟國軍隊作戰。1月4日,國軍在長沙大勝日軍,日軍五萬七千人陣亡,史稱“長沙大捷”[49]二月,蔣與夫人宋美齡訪問印度,與甘地會談戰時合作,戰後獨立事宜。後赴緬甸視察中國派出的遠征軍。4月,英軍主力七千餘人在緬甸仁安羌遭日軍襲擊,中國軍隊前往救援,但因撤退問題,蔣與英美軍隊統治者約瑟夫·史迪威產生間隙。[50]6月,蘇俄在新疆勒兵脅迫盛世才,企圖完全控制新疆,盛世才電告蔣,願意歸於中央政府。
世界四強
1942年8月,蔣中正親自巡視中國西北。10月初,蔣敦促美國率先自動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10月9日,美英兩國通知蔣,願與中國談判締結新約。[51]11月,信仰基督教、受美式教育、持美國南方口音的蒋夫人宋美齡應美國總統羅斯福夫婦之邀,前往訪問,並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演講,受到热烈歡迎。[52]美國朝野普遍认为蒋及其國民政府是中國民主化之希望所在。雖然蒋在中國推行的訓政與美式民主有很大差距,但由於同為同盟國盟友,當時美國政府、國會、一般民眾對於蒋頗有好感;此時,中國抵禦日本的戰果獲列強正視與欽佩,國際地位遂大幅提升。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平等新約”,隨後各國陸續與中國重定新約,危害中國百年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廢除。陶希圣著《中國之命運》并以蔣名義發表,敘述不平等條約由來、國民革命奮鬥過程、與今後國民努力方向。8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10月,蔣繼任國府主席,與美英蘇聯合發表“四強宣言”,共同擔負戰後國際和平安全責任。11月18日,蔣偕同夫人前往埃及參與開羅會議,主張 “所有日本竊奪之中國一切土地,如满洲、台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日本之國體待戰後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及“扶助朝鮮與安南獨立”,並對美總統羅斯福表明:“中國對泰國、緬甸、越南等,沒有領土野心”,“戰後中國不派兵佔領日本本土,而由美國獨自佔領”以排除蘇俄派兵日本本土。會後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
1945年7月26日,中華民國再與列強共同對世界發表波茨坦宣言。此時蒋與羅斯福、邱吉爾和史達林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國主要領導人之一。美認為蒋領導中國國民政府是重要盟友,可藉此牽制侵華日軍縮短戰爭,[53]蒋與美駐華聯絡官約瑟夫·史迪威將軍在戰爭戰略與戰術乃至性格皆不相合,两人關係日漸惡化。美國罗斯福總統权衡利弊,将史迪威召回美国,由魏德邁將軍接替其职。不過,蒋和美政府之間因此產生間隙。
抗戰勝利
1944年春,日軍秘密與蘇俄妥協,自東北調動五十萬兵力,發動“一號作戰”,趁國軍精銳部隊調往緬甸作戰之際,展開猛烈進攻。蔣中正提出“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從軍,两个月内逾十五萬人。12月初,日軍攻陷貴州獨山,四川岌岌可危,所幸國軍於數日後收復獨山,局勢再度穩定。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领袖秘密签署雅尔塔协定,在中國代表未獲邀請參加的情況下,部分内容涉及外蒙古问题。因此中國被迫與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蘇聯不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前提下接受外蒙古投票決定是否獨立;條約亦約束,蘇聯在战后須依約僅承认和支持国府。在外蒙古实行公民投票表决后,中华民国政府于1946年1月5日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1949年10月国共内战失利的中華民國政府退居台湾后,蒋介石以蘇聯違約去支持中國共產黨,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向聯大提出控蘇案,并宣布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失效;在台湾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上,外蒙古重新被“划歸”到中华民国。直到李登辉主政后,新出版的中华民国地图才修改为目前中华民国实际管辖的台湾本岛以及金门、马祖等外岛区域范围。)8月,日本廣島、長崎連遭美原子彈轟炸,苏军随即以「聯合國軍隊」名義,南下中国东北。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蔣於翌日發表抗戰勝利廣播,《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在參考一戰後,各國對德國的懲罰措施,致德國人民倍感羞辱而成為二戰導引因素之一之下,決定不對日本採取報復性賠償,並勸勉國人不念舊惡,与人為善。9月2日,日本正式向中、美、英、苏等同盟国遞上降書,抗日结束。9月4日,蔣發表《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宣示“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推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實施軍隊國家化”三點建国方针。
国共再战
雙十協定
抗战结束,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並跻身五大国之列,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與世界各國重定平等新約。但抗战间,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统治濒于瓦解,而中共却在华北進行游擊戰和政治动员。中共正规军由抗战初期5万餘人,由於國府戰後實施戰士「解甲歸田政策」,加上中共在下層民眾中所擁有的強大動員能力[54],使共軍得以吸納並发展至127万餘人,民兵268万餘人。国共军队比例从60:1变为3:1。[55] 中共对国民党渗透前所未有:熊向晖、郭汝瑰、刘斐等中共地下党员均进入国军指挥核心,卫立煌等国军高级将领也与中共不断联系,而蔣中正并未察觉。國府在战后还受通貨膨脹問題及貪污腐败困擾。
執政的國府为政治民生穩定,也避免内战擴大,在美国调停下與中共签署《雙十協定》。蒋中正首倡“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主张,并与中共以党对党的名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业并达成了建设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新中国的政协决议。但事與願違,代表國府前往戰時淪陷區接收的大員顯見腐敗化,且在各地皆激起不必要的民怨,使層峰對民意的掌握也漸形脫離,同時與共軍的衝突亦趨白熱化。蔣在1945年10月11日日記寫道“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固然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不可调和,但國府與蘇聯達成「友好協議」,政治孤立中共的成果似乎近在眼前,然而1947年國府在東北戰略的失誤牽一髮而動全身,致戰事失控,最後宣佈“動員戡亂”(抗共护国战争),中共所称之解放战争全面爆發,士農工商從此大失所望,國府的國內外布局已面臨全面瓦解。
結束訓政,施行憲政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蔣中正回南京主持政事,後往淪陷十四年的東北。10月21日,蔣偕同夫人飛抵台北,參加台北中山堂舉行台灣光復一週年紀念大會。同年11月15日,在共产党缺席、国大代表總數仍達法定人数情况下,制宪国民大会在首都南京召开,11月28日国府主席蔣中正向大会提出《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2月25日,三读通过,于当天闭幕式中由大会主席递交蔣。1947年元旦,《中華民國憲法》頒佈。11月,選舉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2月25日,憲法正式施行,中華民國進入憲政時期。
軍政經情勢逆轉
1947年2月,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蔣中正依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請求,派遣整編第二十一師劉雨卿部隊前往台灣,进行武力镇压,同時也派遣監察院監察使楊亮功前往調查真相,雖於3月13日電告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但派兵之舉造成大量無辜平民伤亡[56](至2004年10月6日總計收到补偿申请 2756件,截至第110次董事會已審:2710件;其中成立2247件,死亡681件,失蹤177,羈押1389,不成立463件),台灣行政院官方調查報告,則是:死1萬8000人至2萬8000人。[57]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在原籍浙江省奉化縣當選為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
1948年3月29日,蔣中正經第一屆國民大會以2430票的高票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於5月20日就任。4月18日,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於同年5月10日施行。8月,大陸地區改革幣制失敗;9月,濟南戰役失利,軍事、政治、經濟及外交等情勢逆轉,在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战役中,國軍精锐尽失。握有重兵的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要求蒋下台。
退守台灣
鞏固台灣基地
1949年1月10日,蔣中正派其子蔣經國前往上海會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將中央銀行所存之美金與黃金移往台灣存放。1月11日,蔣致電陳誠,指示治台方針六點。隨後,蔣指示陳誠在台灣實施三七五減租,於視情況在台灣發布戒嚴令。1月21日蔣發佈“引退文告”,由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理總統,與共產黨進行和談。
蔣下野後,返回故里奉化溪口,隨後決定了補救方針,包括:從黨務革新下手、以台灣為新軍事基地、對外爭取奧援、遷移中央政府於台灣。李宗仁等曾多次要求蔣出國,蔣予以拒絕。[58]李宗仁議和失敗后,國府拒絕了共产党提出的投降条件。4月,共军渡过长江。蔣以中國國民黨總裁身份前往上海、舟山群島等地督戰。[59]
8月,美國政府發表《對華關係白皮書》為其對華政策徹底失敗辯護,並嚴詞批評蔣。8月3日,蔣訪問韓國,與韓國總統李承晚發表聯合聲明,組織“反共聯盟”。蔣在台北近郊的草山(今 陽明山)成立總裁辦公室,隨後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訓練幹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要員、國大代表、學者專家及國軍各部陸續撤往台灣。10月,國軍於金門迎擊解放軍獲勝,史稱“金門戰役”。12月5日,代總統李宗仁託病自英屬香港遠走美國。蔣協助中央政府機構遷移台灣後,飛往重慶、成都指揮最後抵抗。12月10日,解放軍逼進成都,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乘軍機飛往台灣,自此而後,蔣未再踏足中國大陸一步。
復行視事與韓戰爆發
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多次電請在美國之代總統李宗仁回台主持政務,李宗仁回覆以“醫囑不宜遠行”為由,滯留美國。在國大代表及各界人士勸進下,蔣中正於3月1日在台北復行視事,履行中華民國總統職權。杜魯門於3月2日邀請李宗仁至白宮,席間仍稱李為總統;陪同的顧維鈞承蔣意旨,以“副總統”一詞作介,為國務院執事者所否定。顧氏始被迫改用“代總統”為介紹詞。當記者問杜魯門對蔣如何稱呼,杜魯門說:“我和蔣介石尚無往還!” [60]李宗仁在美聲稱蔣此舉是違反憲法的。同年年初,美國總統杜魯門聲稱:“盟國對中華民國統治台灣四年的事實已經予接受”。關於台灣主權問題,蒋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時表示:“台灣的主權是沒有問題的,只是有一些法律程序還未完成,須待對日和約的簽訂”。由於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採取“袖手旁觀”政策,蔣為了重整軍備,向日本聘請軍事顧問人才,稱為“白團”。1月6日,故宮南遷文物順利運抵台灣,暫存台中霧峰。國民黨黨史館搬至南投草屯,取名「荔園」,集中保存。6月,韓戰爆發,美國恢復對中華民國政府軍事及經濟援助,並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中華民國自此轉危為安。7月,蔣進行國民黨黨務改造,確立國民黨為“革命民主政黨”,並在農林工商文教等機關團體建立黨組織,任命蔣經國為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主掌軍隊、政工、情報及指揮對大陸游擊戰。憲政方面,維持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體制,並開始實施地方自治。
軍政經改革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12月2日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為台灣建立了軍事安全保障[61] ,隨後展开了各項改革、建設台灣的措施,包括:
- 義務役:依照日軍顧問團白團建議,在台推行徵兵,使台灣每個成年男子皆入伍服兵役一段時間,以具備足夠兵力與中共解放軍抗衡,甚至反攻大陸。
- 土地改革:实行“三七五減租”改善租佃制度,“公地放領”將公有土地移轉為現耕農民所有,“耕者有其田”徵收放領私有耕地,創設自耕農戶,使台灣農村復興,並實施“平均地权”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所得用來擴大社會福利建設,促使農村人力和資本向城市工商業移動,實現了孫中山建國大綱“平均地权”的理想。
- 地方自治:制定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使各縣市以下各級政府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
- 國民教育:實施九年國教,擴展高等教育,建立技職教育體系。
- 發展各項經濟建設,擴大社會福利建設:興建國民住宅,辦理低利貸款,鼓勵貿易、私人投資。
- 維護與發揚傳統中華文化,整理保存文化遺產,矢言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和「反共復國的自由基地」。
在台意識形態
來到台灣後,蔣中正的最大願望是「反攻大陸」。1950年5月16日,蔣中正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提出「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盪,五年成功」。他一度认为韩战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国軍在美苏交战下可反攻大陆,但韩战在史達林死後迅速结束,美苏关系亦得到缓和,美国并不支持他反攻。国军虽不断尝试小规模对大陆反攻,但败多胜少。在國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發生其後由共產黨自行停戰的金門砲戰。中華民國政府在1958年發表中美聯合公報,對外宣稱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的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但蔣中正仍繼續積極主持極爲機密的國光計劃。但中共當局在1960年代中期研发出原子弹後,國府军事反攻大陆可能不复存在,但蔣中正仍坚持中华民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對包括外蒙古在内中國全部領土擁有主權。
為了與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禮,蔣主持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冷戰背景下,大部分西方國家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聯合國及其他組織內的中國席次亦由中華民國代表。中共“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等动乱,也促使这种國際情勢得以持續。雖然蔣大力主張復興中華文化,但當時國民黨的許多作為卻同時破壞台灣本土的文化,包括禁說台語、客家話,強迫原住民改為漢名等。
1971年,蒋中正堅持他一貫之“漢賊不兩立”的意識型態,長期不接受美國提出的“雙重代表”建議,即由中華民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同在聯合國代表整個中國。於是在联合国通过第2758號決議案(中華民國政府稱為「排我納匪案」)之前一刻,由代表團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他並發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詳申其緒。
逝世與遺囑
1969年9月16日,蔣中正在陽明山遭遇車禍[62],身體狀況自此大為衰退。蔣中正在1975年於病中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生死於度外”。4月5日清明節午夜十一時五十分,蔣中正因突發性心臟病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其遺體隨即於子夜奉移台北榮民總醫院,並於稍後移靈至台北國父紀念館供民眾瞻仰。4月16日十二時五十分,蔣中正遺體奉厝於慈湖行館正廳。</ref>。
根據侍從翁元的回憶,“老先生歸西時,沒有交代任何的遺言”[63]。遺囑由秦孝儀代筆。并且直至蔣中正過世後,五院院長才簽名以為旁證。[64]內容如下:
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堅苦奮鬥。
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邪惡,展開政治作戰,反共復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
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
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
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遺囑代筆人秦孝儀指出,蔣介石遺囑首句本為「自余束髮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總理信徒自居...」,「耶穌基督」是由宋美齡添加,秦因此背了一段時間的黑鍋[65]。對於蔣是否真信基督教,存在不同意見,一种意見认为早年即隨母信奉佛教的蔣介石本人,並非真正相信西方的基督教,蔣於基督教受洗是因為其妻宋美齡家族的原因。另一种意見认为蔣确实信仰基督教。[66]。該遺囑在这一問題上顯然存在紕漏和矛盾之處,一則蔣自束髮以後追隨總理革命便無時不以耶穌基督信徒自居不符合事實,蔣接觸基督教較晚;一則以耶穌基督信徒和以總理中山信徒自居存在矛盾,孫中山後期頗反對於宗教的迷信,曾明確說過:「宗教和科學比較起來,科學自然較優。」還說過:「知道人是由禽獸變來的進化論,因是從事科學來的,總好過那些神甫、牧師迷信隨著書講。」
蔣去世後,其總統職位依法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真正的權力則是由其子蔣經國掌握。1978年,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於嚴家淦結束第五任的任期後,由國民大會選舉,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1988年,蔣經國去世於第七任總統任內。
蔣中正的遺體目前置於銅棺中,靈櫬暫厝桃園縣大溪鎮慈湖,其子蔣經國的靈櫬則暫厝桃園縣大溪鎮頭寮賓館,“以待來日光復大陸,再奉安於南京紫金山”[67]。2005年,中華民國國防部規劃將蔣家父子遺體一同遷葬至國軍示範公墓特勳區[68],但顧慮各界意見而尚未執行。
1976年,中華民國政府除了保持蔣中正出生日10月31日為「蔣公誕辰紀念日」外,另立4月5日為「蔣公逝世紀念日」,亦放假一日。1990年代末期,台灣實施週休二日後,蔣公誕辰紀念日改為「只紀念不放假」的法定節日。2007年8月,當時執政之民進黨政府以「去威權」為由廢除該等紀念日[69]。
婚姻
蔣中正在十四岁时,經媒妁之言,娶同村毛福梅(1882年-1939年)為妻。蔣中正與毛福梅生有一子經國。蔣中正与毛福梅分居后,在1911年迎娶姚冶诚为妾,婚後没有生育子女,但若干年后收养了蒋纬国(纬国的親父为蔣中正留日時之好友戴傳賢)。蔣中正在1919年结识陳潔如(1905年-1971年),经张静江及孙中山的介绍,他与陳潔如在1921年12月5日结婚。1927年,蔣中正登报声明與几位前妻脱离关系,随后於1927年12月1日與宋美齡(1897年—2003年)於上海結婚。
蔣中正在西安事变时,曾给宋美龄和两个儿子留下遗嘱:
美齡吾妻:
- 吾決心殉國。經國、緯國吾子即汝子,望善視之。
經國、緯國吾兒:
- 余只承認宋美齡為余唯一之妻,務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則吾雖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 蔣中正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神化
蔣中正在台灣的戒嚴時期被極度的神化,例如會有讚揚他是民族英雄的歌曲蔣公紀念歌,當時的課本中也穿插著許多蔣中正小時候的故事,例如與日本人談判,看到溪中有魚往上逆游等,不過這些在正史之中都並未記載,極有可能是杜撰的。
另外於蔣中正死亡後,當時政府也要求行文是必須稱他為『蔣公』,並必須挪抬以示尊敬。另外一個神化運動是廣建銅像,並將蔣中正的頭像刻在硬幣之上。同一時間,政府還大量使用「中正」「介壽」等名進行命名,例如高雄壽山、合歡山,均被命名做「介壽山」,總統府前的馬路則稱「介壽路」,當時國軍使用的飛機則有「介壽號」,台灣有數百條的中正路,許多公園都叫「介壽公園」,另外還有介壽國小、國立中正大學等。
蔣在去世之後,政府仍持續一系列的造神活動,包括在慈湖及中正紀念堂設儀隊兵站崗,將蔣中正過世當天訂為民族掃墓節中正紀念堂更是使用中國古代皇帝陵寢才能使用的建築格局——「五間六柱十一樓」。這種神化運動到現在的台灣依然影響深遠,例如現在許多學校及公園之中依然有蔣中正的銅像。
軼事
- 蔣中正在振武學校學習乃第十一期,就讀三年,于1910年畢業。在此期間,他曾給其表兄單維則寄過一張照片,上面寫了一首七言絕句:「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萬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70]
- 1920年岁末,蔣中正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多,顿觉惊心,在日記中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愛、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71]
- 1923年1月7日,蔣中正離開東路討逆軍總司令部赴廈門鼓浪嶼,見石壁新刻“天地正氣”四字,頓發興致,揮筆寫下“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對聯。指一亭對同遊者說:“在此亭后筑屋三間,隱居于此,可足平生之願”。又在湧泉寫自己表字的典故“其介如石”四字,請湧泉寺僧人雇工刻于更衣亭西,以爲紀念。[72]
- 1925年-1937年,蔣的兒子蔣經國曾經在蘇聯學習並工作。在蘇期間蔣經國曾於1935年1月22日公開發表《給母親的信》。信中說道:“昨天我是一個軍閥的兒子,今天我成了一個共產黨員。有人也許會覺得奇怪,但是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一點都不動搖。我有充分的自覺,對真正的革命理論成就有研究、有認識。”信中痛斥其父親:“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他是您的兒子的仇敵。我有這樣的父親,在中國人民之前是不能不感到恥辱的。對這樣的父親不但沒有任何敬愛之念;對這樣的人物我恨不得殺戮他,消滅他。”蔣經國的這封信當然受到當時客觀環境的牽制,但的確也反映了他當時的思想動向。[73]
- 1948年副總統競選,当投票达最高潮时,蔣中正在官邸内屏息静听电台广播选举情形,并随时以电话听取报告。当广播员报告蔣的異己——李宗仁的票数已超过半数依法当选时,蔣中正盛怒之下,竟一脚把收音机踢翻,气喘如牛,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卫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仍一言不发,司机因蔣中正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乃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蔣中正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官邸。蔣中正才下车,立刻又上车,再度吩咐开车出去。随从侍卫见蔣中正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蔣中正的座车刚进入陵园,他又吩咐掉转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当选翌日,李宗仁夫婦至蔣中正黄埔路官邸拜候。二人在客室中枯坐了三十分钟,蔣中正夫妇才姗姗而出。李宗仁请示蔣中正,就职典礼上正副总统应着什么服装?蔣中正说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急忙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装店,赶制了一套硬领燕尾服。到典礼前夕,李宗仁忽然接到蔣中正手谕说,典礼改着軍常服。 可是在就职典礼上,总统就位时,李宗仁忽然发现自己被蔣擺了一道:蔣中正并未穿军服,而是着长袍马褂;身着军服的李宗仁站在蒋身边,活像蔣的副官。李宗仁認為:蔣中正這種做法只會讓蒋本人在历史上又多其难堪的一笔而已。[74]
-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自民國五十四年(1965年)開始編碼時,「編號第一號」的身分証,意為第一張身分証,擁有人即蔣中正,字號為Y10000001。不過蔣介石因愛面子,在其身分証的學歷欄上,虛報了學歷為「日本士官學校」,事實上蔣僅有士官學校的預備班:東京振武學校的學歷罷了。[75]
- 蔣中正常常自稱自己為“領袖”,并把“總裁”的“總”字上面加以空格示敬;在1954年他講《陸軍軍官學校黃埔建校三十周年紀念訓詞》,稱自己的話為“訓詞”;1962年他講《復國建國的方向和實踐》:“總理遺教和領袖根據遺教所提出的指示,亦就是黨務干部思想行動唯一的依據……然而我考察黨的好些工作,往往都是領導干部的自專自用,管見臆說,而自矜創意,很少是根據總理遺教和領袖的指示……可是今日黨的干部似乎不應該再犯有這種毛病,因為大家對于總理的主義遺教,特別是領袖的言教身教與當面指示,總應該了解,那是領袖積五十年來的經驗……”,多次自稱為“領袖”;同年《總統蔣公手訂對匪軍官兵喊話要旨》[76]中,第五條有“蔣總統是大陸同胞的救星”;第八條有“蔣總統才是你們的救星”,全是蔣中正的親筆。
- 根据《亚洲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报道,[77] [78]林彪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从陶铸处获悉毛泽东对自己关于“政变”的讲话有所猜疑,林陶二人在1966年末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秘晤居住香港的前国军华南补给区中将司令周游(同林,陶,萧三人一样,周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并转交一秘函,林彪在函中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蔣中正)爱护学生无微不至 ,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该函由周游在1966年11月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台湾方面对此做出了秘密回应,表示欢迎,但与林彪之间的联系随后中断。据陶希圣回忆,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蔣中正为之落泪。
- 蔣中正是大談“變化氣質”哲學的能手。例如1951年11月19日蔣中正曾在草山陽明山莊講《改造教育與變化氣質》:“張橫渠說:‘學者須先變化氣質。’又說:‘為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這就是說教育的要務,莫要于學者能變化氣質……如要完成革命責任,必先要變化氣質。”因此蔣中正的手下也就希旨承風,以為逢迎。國民黨中常委林挺生在被蔣中正召見時被問及近來研究何物,林挺生想答以正在研究“變化氣質”,但他根本弄不清怎麼回事,忘了怎麼成詞,竟說成“我正在研究變化氣”。蔣聽了也弄不清何為“變化氣”,以為是林挺生大同公司的新研究項目,因而連說:“好好,你好好研究‘變化氣’吧!”[79]
- 蔣中正在成為中華民國總統後,想將浙江奉化溪口鎮的老宅擴建一下,而蔣幼年時候的鄰居周順房的主人堅決不願意騰出地盤。他接到拆遷的通知後,曾放出風涼話說:“瑞元(蔣中正的本名)當皇帝了,他讓我搬,我不得不搬……”並執意要讓蔣中正親自來說。蔣中正得知後也無可奈何,只好苦笑著說:“遷不遷由他去吧。”今天還能看到那家周順房千層餅店。[80] [81] [82]
評價
蔣中正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位毁誉兼有的人物,人们对他评价趋于兩极。由於互联网络日益普及,大陸地區对蔣的评价也趨於統一。
正面
常平站感吟一絕
蔣中正
親率三千子弟兵
鴟鴞未靖此東征
艱難革命成孤憤
揮劍長空涕淚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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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国国民党认为,蒋中正在孙中山病故後,领导國民政府及國民革命軍北伐,扫除北洋軍閥、名義上统一中国,结束了军阀割据和南北法统分裂的局面,捍卫了共和国统,重建了中華民國,并在1947年实施以五權憲法為基礎的宪政体制,胡適稱這部憲法是:“比美國憲法還民主的憲法”[83]。
- 同時,蒋中正作为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领导中华民族抗战卫国。在八年抗戰前,力排眾議,堅持『攘外亦須安內』的國策,極力推遲德國軍事顧問返歐的時程,並透過外交談判的方式,使日本的軍事行動不致全面擴大。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孙文广认为,抗日期間,蔣的領導地位亦無人可以替代[84]。
- 1971年12月,毛澤東召集文宣部進行內部談話:「蔣介石有幾個優點是客觀的史實,我們講史必須留心,一北伐統一中國,二抗日戰爭,三收復台澎,四開拓海疆。1946年蔣介石從法國手中取得南海四島嶼,這塊370萬平方公里的海疆相當於三個外蒙...」[87]
- 馬英九認為蔣中正對台灣的貢獻有三方面[88]:光復台灣、建設台灣與保衛台灣。建設方面除了土地改革、9年國民義務教育及發展經濟外,更重要是蔣中正在政府剛迁台、韓戰方酣動盪之際,毅然推動地方自治,對台灣民主的基礎有很大貢獻。蔣中正還支持婦女解放、廢除養女制,對台灣人權進步有很大貢獻。當初若沒有蔣中正保衛台灣,台灣可能已淪入鐵幕,也就沒有後來的經濟發達與教育普及。
- 一些與蔣接觸過的中外人士認為蔣有品德上的優點。蔣日記自1915年即未間斷,至 1972年健康惡化為止長達57年之久。西方史學界對蔣中正正面看法有:「律已甚嚴」、「生活節儉」[89],有「鋼鐵般決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90]。「他的各種偉大優點,使他成為一個忠誠愛國的、不與人同流合汙的和足智多謀的領袖,他百折不撓地決意保持其他國家的獨立,不受任何外國控制,一心要為他憲政的民主政治奠定基礎」。[91]
- 台北市的前市長高玉樹對蔣中正的評價比對蔣經國的高許多。[92]
- 費正清認為,蔣中正在台灣成功的因素,即是重用大陸來台的知識份子。1942年,國民政府國家資源委員會派往美國深造的工程師之中,21人留在中國大陸但均未獲重用,7人來台灣,裡頭3人為國營工業首腦,2人做到經濟部長,1人成為經濟開發主持人,另一個則為行政院院長。[93]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研究員陶涵(Jay Taylor)則認為,蔣中正對現代中國的功績超過毛澤東,他始終是維護中國的統一、領土完整的愛國者;其次,儘管丟掉大陸退處孤島,他仍是最終的倖存者,在台灣享受了25年和平建國歲月,為台灣現代化、民主化奠定基礎。
負面
- 照李宗仁回憶錄所述,蔣中正的統治有“流氓治國”的特色。[95]「所以蔣先生在中國戰場縱橫數十年,他所憑藉的武器,不外金錢收買和分化離間的伎倆。若從純軍事觀點立論,則蔣先生實在是既不能將將,也不能將兵,若以他一己的意志來統兵作戰,安有不敗之理?只以軍事一端作簡單的論列,中共統一大陸,實非偶然。」李宗仁在1948年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时因着装问题遭到蒋戏弄,两人不合台面化[96]。
- 美國總統杜魯門對蔣中正始終沒有好感,而且對美國的援助遭嚴重虧空以及美國國會和聯邦調查局注意到孔宋兩家不正常的斂財手法而十分不滿。美國作家默爾·米勒有一次採訪杜魯門總統,杜魯門就氣得大罵地說:「他們(國民黨)都是賊,個個都他媽的是賊……他們從我們給蔣送去的38億美元中偷去7.5億美元。他們偷了這筆錢,而且將這筆錢投資在巴西的聖保羅,以及就在這裡,紐約的房地產。」[97]杜魯門77歲高齡接受采訪時,提起蔣,仍然怒火中燒:「我從來沒有改變我對蔣他們那幫人的看法。他們個個都他媽的該進監獄!如果我活著看到他們鋃鐺入獄的那一天,我將很高興。」[98]
- 鲁迅等当代思想家批判蒋介石在国内施行“恐怖統治”(白色恐怖),冠予异见人士「叛國」、「顛覆」等罪名大肆捕杀並以軍法審判,是“独裁统治者”。
- 汪荣祖、李敖[99]认为蔣中正不是一位稱職的军事領袖。蔣中正曾身为黄埔军校校长,却是个不称职的军事家,在战术层面乏善可陈。比如,在七七事變後,蔣中正動用了差不多全部國民革命軍精銳調往淞滬作戰,希望擴大上海之戰,以冀國際可以出面調停,犯了戰略上的錯誤。[100]
- 蔣中正在抗日戰爭時为阻挡日军,批准黃河花園口決堤,造成上千万中國百姓受灾、近百万人死亡及数万平方公里的田地被河水淹没後大面积的飢荒。
- 張學良被蔣中正、蔣經國治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從1937年軟禁直至1990年;而楊虎城自1937年就被關押,1949年國府潰敗時,周養浩等軍統人員在毛人鳳的直接命令下,將杨虎城及其子女、卫士、秘书一共8人全部殺害。
- 前陸軍總司令且為國民革命軍名將的孫立人批評蔣中正視國軍為私軍,為一黨一人之工具,最終以涉及匪諜、預謀兵變之罪名,遭軟禁長達33 年[101]。
- 在雅爾達密約的逼迫下,國民政府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在蘇聯同意不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前提下,由外蒙古舉行公民投票決定 外蒙古的地位(雅爾達協定稱:“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102] [103] 然而國府敗退台灣后,1952年10月13日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蔣中正说:「承認外蒙獨立的決策,雖然是中央正式通過一致贊成的,但我本人願負其全責。這是我個人的決策,是我的責任,亦是我的罪愆。」放弃外蒙古「实在是一个幼稚的幻想,绝非谋国之道」;蔣認為自己「对总理、对革命、对国家和人民应该引咎自责。」1952年国府以蘇聯「違約」為由,向聯合國大會提出「控蘇案」,並經大會決議通過。1953年立法院宣佈廢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華民國曾在1955年否決蒙古加入聯合國,但为了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聯合國,在美国的壓力下中華民國停止阻擋蒙古[104],最終蒙古在1961年加入聯合國。
- 一些評論家指出蔣中正為鞏固政權展開軍事統治,以刑法一百條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造成白色恐怖。蔣中正在台灣威权統治使一些台灣人对蒋评价甚低。國民黨曾製造對他的崇拜風氣,中正路和介壽路等名稱,成為台灣最常見的路名。蔣中正銅像大量出現於車站、各級學校及各公共機關。[105]
- 蔣中正曾孫蔣友柏於2007年5月23日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表示「這些年來我慢慢在思考一些事。我家人曾經迫害台灣人民,後來被逼出去(指離國發展)。我們不能總是對以前的光榮無法忘記,無法接受批評,總要有人出來接受這些事情。」這是蔣家後人首次對蔣中正提出負面評論。
- 中共长期将蒋定义为负面人物,中共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指责蒋“背叛总理(孙中山)遗志”,“背叛革命,血腥屠杀革命群众”。抗日战争中蔣中正被认为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忽略抗日、枉顧民族利益”。在相当长时间内(1990年代以前),蒋被批判为“蔣幫头子”、“流氓劊子手”、“新興軍閥”、“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群眾之仇敵”、“背叛革命”、“反革命”、“反動”、“無恥”、“美帝国主义走狗”、“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在中国的代表”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106]。陈伯达称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聚敛200亿美元的财富。 [107]中共及部分學者把蔣介石列為中國的頭號戰犯及賣國賊。
- 张学良口述历史痛贬蒋介石。他说:“蒋先生这个人,我批评他,他要有机会,他真能当皇帝。他的思想非常顽固,旧的思想,不是当代的思想,蒋经国就不同,所以我可以说,到台湾以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现在也是没有了。”张学良表示:“介石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我)本来很尊重蒋先生,但后来不尊重,因蒋先生完全是自我主义。”访问者提到:“我们在可大图书馆看见很多书,是说蒋先生对台湾的贡献。”张:“那大概都是国民党写出来的,要说蒋经国对台湾有贡献,我承认。蒋先生有什么贡献?”張學良認為,蔣中正是個投机取巧型的買辦、好吹,例如蔣中正常說「几年準備(反攻)、几年成功」,失信于民。張學良還稱,西安事變后蔣介石發表《蔣委員長西安半月記》,「都是假的」,事實上是蔣囑文膽陳布雷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在杭州新新旅館辟室杜撰,八易其稿。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他在特務劉乙光監視下,碰到熟人也不敢打招呼,心情不好,不如「抓詩一首」。[108]
- 張學良在接受唐德剛教授採訪時說:“蔣介石就是李宗仁說的那個樣子,一點不錯”。“馬歇爾說得對,蔣先生就是抓權不放。”
- 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一书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蔣中正為了不讓苏联插手中国内战,默許外蒙投票獨立。蔣中正懂得政治妥协,可能避免中国内战,形成多党制民主国家。最后结果导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并失去外蒙主权,中国也失去了最佳民主化时机。[109]
其他
- 北伐結束后,各地方勢力及原軍閥都表示愿意歸順國民政府,國府也予以接納;但他們只是形式上聽命於蔣中正。所以有人[谁?]認為:部分對於蔣中正及國民黨的劣評,實際上是基於其他軍閥的惡行。
- 英國首相丘吉爾在開羅會議上曾與蔣中正會面,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對蔣有如下評價:「他的那種沉著、謹嚴而有作為的性格,給我以深刻的印象。這時,他的權威和聲望正處在頂峰。在美國人的眼中,他是世界上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力量,他是‘新亞洲’的一個鬥士。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堅定地捍衛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人,同時他又強烈地反對共產黨。美國各界人士公認,在這次戰爭獲勝以後,他將成為世界上第四個大國的首腦。後來,許多持有這些觀點和估價的人們都拋棄了他們原有的看法。我在當時並不同意人們這樣過高地估計蔣介石的力量,或中國在未來的貢獻,然而,我在這裡還是可以指出,蔣介石大元帥至今仍然獻身於當時曾使他獲得廣泛聲譽的同一事業,但是,後來他卻在自己的國家中被共產黨擊敗,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110]
- 「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于一九三九年曾说:“看来敌军抗日力量的中心不在于四亿中国民众,也不是以各类杂牌军混合而成的二百万军队,乃是以蒋介石为核心、以黄埔军校青年军官阶层为主体的中央军。在历次会战中,它不仅是主要的战斗原动力,同时还严厉监督着逐渐丧失战斗力意志而徘徊犹豫的地方杂牌军,使之不致离去而步调一致,因此不可忽视其威力。黄埔军校教育之彻底,由此可见……有此军队存在,要想和平解决事变,无异是缘木求鱼” [111]。
著作
蔣中正留下文字極多,但許多文章由蔣之文學侍從陳布雷、陶希圣等代筆,如《中國之命運》、《蘇俄在中國》等。主要内容收入《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包括:
蔣中正極重視歷史文件文物保存,其個人檔案於1949年由南京經上海轉運台灣,先存放桃園大溪頭寮賓館,史界稱為“大溪檔案”。1979年7月移存台北陽明書屋,1995年移送台北近郊國史館,1997年定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簡稱“蔣檔”。目前公開的可分為十類:
- 籌筆:1923年至1972年函電、諭令,291冊
- 革命文獻:1923年至1945年歷史事件記錄報告與函電,167冊
- 特交文卷:1927年至1964年蔣對政事情勢規劃,5709件,分72冊
- 特交文電:部署呈報電文及蔣的批示,436冊
- 特交檔案:幕僚、部屬、各地區之原始報告,90597件,分622冊
- 領袖家書:1924年至1967年,968件,分12冊
- 其他文物圖書、印章、勳章、書畫,888件
- 蔣氏宗譜,48冊
- 照片影輯:照片集243冊,照片67卷,底片23732袋,縮影29卷
- 事略日記115冊、蔣經國文電資料48冊
兩蔣日記
2005年蔣方智怡將蔣中正與蔣經國私人日記原稿,簡稱“兩蔣日記”,移至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暫存50年。胡佛研究所檔案室主任ElenaDanielson表示,他們現在所收藏的手稿檔當中屬於中國近代史的人物已經有一百多位,而兩蔣日記只是暫借保管罷了,李登輝時代曾任總統府第一局副局長的郭岱君五年前受聘於胡佛。據郭說,胡佛和蔣家的協議是:兩蔣日記只是「存放」(deposit)於胡佛,但並不「擁有」(own or possess)這些日記,將來不排除日記遷往中國領土(Chinese territory)的可能。
蔣介石日記起於1919年直到1972年他患病止,由蔣用毛筆親筆工整的在日記簿上書寫。不過卷帙浩繁要解讀得花很大的功夫。 蔣經國日記始於矲1937年自蘇聯歸後至1980年,後期日記由於糖尿病視力模糊,字寫得很大但字跡端正並以毛筆書寫。在蔣介石的日記中顯示,他在民國37年已經承認國民黨改造失敗,而失敗的原因出在內部。在蔣經國總統的日記手稿中,則可以看到他對方良女士的奉獻是很珍惜肯定的。
2006年3月25日时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和蔣家媳婦蔣方智怡親自到訪下,美國史丹佛大学首度將原件(1917年至1931年的日記)公之于世。
胡佛設立的「近代中國檔案及特藏史料」,內容包括國民黨檔案、蔣中正、蔣經國日記、中華婦女聯合會檔案等。陳誠把他在江西剿共攻破中共紅都瑞金,所擄獲的原始文件贈予胡佛,二戰接收東北的要員張嘉璈把他的文件也給了胡佛,宋子文的文件和兩蔣日記如今亦歸胡佛,行政院長郝柏村、唐飛和王作榮等國民黨大老也將個人文件和檔案交給他們收藏。
去蔣化
西元2007年始於台灣的的政黨台灣民主進步黨的一連串政治行為,由指稱蔣為228之元兇開始否定蔣中正,進而要求國防部移除〝部分〞營區的所有蔣公銅像,以及揚言拆除台北中正紀念堂的圍牆,最後是毀去坐落於高雄市文化中心的巨型蔣中正銅像以及後續的要求蔣家將位於慈湖之兩蔣(蔣中正以及其子蔣經國)遺體移靈致五指山軍人公墓等等行為。
文化資產
中華民國
- 重要古物:文建會2010年1月,針對國防部軍史館11件蔣中正文物,核定為「重要古物」(僅次於國寶指定),包括:
- 北伐、抗戰時的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旗、印
- 北伐後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旗、印等六件
- 日本投降時向我方敬獻的「岡村寧次五獅刀」
- 蔣中正個人物品:五星上將軍階披風、北伐佩用指揮刀、黃埔軍校校長佩劍、三軍統帥權杖;其中「五星上將披風」係擔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時,盟軍唯一頒發之中國將領是軍史上重要文物。
- 蔣中正宋美齡士林官:國定古蹟,台北市福林路60號,台北市2000年7月14日以「蔣中正宋美齡故居」指為市定古蹟,後內政部2005年5月25日以「蔣中正宋美齡士林官邸」指定為國定古蹟,古蹟本體為官舍、招待所、凱歌堂、慈雲亭4處。
- 慈湖陵寢:桃園縣歷史建築,1959建,桃園縣大溪鎮福安里4鄰埤尾3號,蔣中正停棺所在(未下葬)。
- 草山行館:台北市歷史建築,台北市湖底路89號,1920年台糖株式會社興築原是為了接待1923年日本皇太子裕仁所建,1949年12月,國民政府遷台後成為台灣首座的總統官邸,士林官邸完成後,蔣介石每年夏天仍於來此處避暑,也稱「草山老官邸」或「後山官邸」,2002年由台北市政府登錄為「歷史建築」定名為「草山行館」。2007年4月7日凌晨遭火警焚燬,木造結構,受損嚴重,但石砌門版尚存。 草山行館佔地約594坪,行館主建物150坪外。
- 西子灣蔣介石行館:高雄市直轄市定古蹟(民國93.04.09高市府文二字第0930020248號),1937年建,高雄市蓮海路70號,西元1952年海軍總司令部將其移交總統府,作為蔣介石在南部的駐蹕之地。行館設置蔣氏南京座車的展示空間。主體建築的特色保有日式和風特色,目前由中山大學管理作為藝文展覽場所稱為「西灣藝廊」。
- 第一賓館:澎湖縣定古蹟,馬公市介壽路觀音停海水浴場旁,1942年日人建專門招待日本皇族及高級軍官之場所,1949年蔣公首次下榻於此,1959年「八二三」砲戰時,蔣介石坐鎮賓館成立指揮所。建築物結構為承牆、木桁架、文化瓦屋頂,由於軍方管理甚少開放。建積約550平方公尺,是澎湖地區少數融合「和洋」混合風格之代表特例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
- 浙江奉化故居: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登錄,奉化市溪口鎮武嶺路,民國重要史蹟及代表性建筑,包括豐鎬房、小洋房、玉泰鹽铺,建於1930、40年代,
- 豐鎬房:位於武嶺路是蒋介石、蒋經國居住地。分為大門、前庭、内門、前廳、内庭、後堂,兩側為東西厢房。後堂名「報本堂」吳敬恒题額。報本堂陳列蔣氏四代神主,素居樓上設佛堂為蔣母禮佛之處。東厢房為宋美齡卧室,西厢房為毛福梅房間。占地4800平方工尺,建築面積1850平方公尺。其中大門、素居、報本堂、獨立小楼為清代建筑,其餘為蒋氏1929年擴建。
- 玉泰鹽鋪:位於武嶺路中街,為蔣介石祖父、父親開設鹽铺所在,蔣介石出生地。前後兩進,前進為樓房,硬山頂,寬4間,後進平屋3間。大門在圍墙右前方,石框架,門额書「清廬」二字,右下側牆角嵌刻有「玉泰鹽鋪原址」基石,落款为「中正」。鹽鋪曾兩次失火現在房屋為1946年所建。
- 小洋房:蔣經國别墅,位於在溪口潭墩山東麓,原名「涵齋」,又稱「剡溪小築」,为兩層楼房。1930年建。原供蔣介石回鄉時居住。1937年蔣經國留蘇回國,偕妻蔣方良、子蔣孝文居住在這裏。
- 溪口鎮建築羣:2006年6月作為第六批國家重點保護文物擴充歸入蔣氏故居,包括武山廟、蔣母墓、摩诃殿、蔣氏宗祠、文昌閣遺址。這些建築都是蔣介石出資建造维修,是蔣氏回鄉祭祀、居住和從事政治活動場所,是研究蔣氏家世的重要物證。
- 上海故居「愛廬」:1994年上海市第二批優秀歷史建築,位於上海樂平路9號是宋美齡陪嫁物。蒋介石將這座法國式花園洋房稱為“愛廬”。
- 南京故居:主要有三處包括黄埔路官邸(憩廬)、美齡宫、湯山陶廬。
- 憩廬:位於黄埔路國民政府國防部内,曾是中央軍校所在地,192910月14日落成,蒋介石宋美龄夫婦住到1949年。憩廬為一座红色西式洋樓,座北朝南,上下兩層。1948年12月31日蔣中正引退告别晚宴在此舉行。1949年後分別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校址、「華東軍區和南京軍區」駐地。
- 陶廬:現稱為「蒋介石温泉别墅」,位於南京市江寧區湯山鎮温泉路3號。建于1920年,本是陶保晋私宅。1946年國民政府還都后,成立了「湯山籌備處」,進行整顿修缮。修復工程於1947年3月完成,但不再對外開放成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御用浴室。
- 美齡宫:1934年竣工,又名為「蔣主席小红山别墅」、「南京主席公邸」、「主席小红山官邸」、「主席小红山公邸」、「國民政府主席官邸」等。蒋介石于1930年秋正式向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提出“擬借陵園小红山建築别墅”,供謁陵小憩之用。占地120公畝,建築面積2000多平方公尺,建築結構为筋混凝土,平面為凸字形,外觀為清官式建築做法。客廳後来被改為祈禱室稱為「凱歌堂」,每周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都要到凱歌堂做禮拜,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和馬歇爾也曾到凱歌堂做禮拜。1991年由國家建設部、國家文物局評為近代優秀建築。1992年被南京市列為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7月升格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名單。
日本
參見
注釋
- ^ 名、字典故,取自《易经》豫卦:中正自守,其介如石。
- ^ 蔣介石在中國大陸和香港已作為正式名稱,教科書一律僅見「蔣介石」。
- ^ 1935年3月,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制定「特級上將授任條例」,規定中華民國陸、海、空軍最高軍事長官為特級上將。
- ^ 1935年4月1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蔣中正為特級上將,是中華民國國軍將領中唯一獲此軍銜者。
- ^ 《辛亥黨人秘辛》,滿洲光清書局,吉林,1940
- ^ 位于寧波西南方約33公里
- ^ 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
- ^ 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121至122頁
- ^ 《李宗仁回忆录》570至571頁
- ^ 蔣中正身分證的照片教育程度:「日本士官学校」。
- ^ 《蔣主席》,鄧文儀著,勝利出版社,上海,1945年。
- ^ 包含:《征蒙作戰芻議》、《軍政統一問題》、《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巴爾幹戰局影響於中國與列國之外交》等文章。
- ^ 民国七年(1918年)七月四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釆林(G·V·Chicherin)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中國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国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民国八年(1919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Leo Karakhan)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釆林这个报告。其中有一段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 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
- ^ 中共黨史稱爲“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 ^ 民国十二年(1923年)12月,蘇俄代表越飞到上海會見孫中山,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条全文如下:「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急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及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 ^ 《蘇俄在中國》第二章,第六節
- ^ 蔣于民國十三年(1924年)3月14日由奉化致廖仲恺一函,把他對“國共合作”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其游俄报告的意见。信的全文如下:「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应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贱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入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饿与英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霉,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不于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为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党中特派一人赴俄,费时半年,费金万余,不可为不郑重其事,而子弟之见闻报告,毫无省察之价值。此弟当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扫地,亦应引咎自辞也。」
- ^ 孫命其“务须任劳任怨,百折不回,从穷苦中去奋斗,故不准辞职。 ”;复派戴季陶去奉化,转达其准许蔣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相约。
- ^ 蔣誓言:“敬遵總理遺囑、繼承總理之志、實行國民革命、至死不渝”。
- ^ 中共黨史記載與此相反
- ^ 他在出發前發表演講,強調“如果革命的指揮不能統一、意志不能一致、努力不能團結、命令不能實行,就一定要失敗。所以大家必須犧牲個人意見,堅固團結,為中國爭獨立自由”。
- ^ 他說“革命責任,不容諉卸”,“誓必負責完成北伐”,並力勸同志“堅守國民革命立場,維持國家社會秩序,團結一致,解救民眾痛苦”。
- ^ “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突袭了北京的苏联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和武器弹药。据称,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
- ^ 据國民政府記載,在此次事件中共有200餘人被處決,中共則稱有數千人被殺。中共黨史称此事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 ^ 蔣于此時發表《告前方戰士書》,《告全國及海外同胞書》,《告北方將士及北方同胞書》,《告友邦人士書》並電外交部切實負責保護外僑。
- ^ 薛光前.艱苦建國的十年.民國60年.台北中正書局
- ^ 1951年9月19日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在美國國會
- ^ 28.0 28.1 中國現代史辭典,近代中國出版,1987年
- ^ 〈日本侵華終結“黃金十年”〉《環球時報》 (2006-06-08 第13版)
- ^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十三章
- ^ 該報告指出:「国民政府与全国人民当前最急要之工作,亦莫过于扑灭赤匪……近年以来,受赤匪荼毒最烈而最惨者,厥惟江西与湖南,而湖北次之。今试即就赣、湘二省有形之损失言之,其统计已至堪惊人,江西人民被匪惨杀者约十八万六千人,难民之流亡者约二百十万人,各县被匪焚燬之民房约十万余栋,财产之损失约六万万元……以各地受匪残害之种种事实言之,赤匪之存在与蔓延,不惟于中国民族生存与发展不能兼容,且于全国人民各个人之生命与生计不能并立……赤匪不仅使吾全国人民受物质上之有形损害,其处心积虑所蓄之阴谋,乃在于赤色帝国主义卵翼之下,直接利用青年男女农民工人,以破灭吾国之社会基础与经济基础,而间接亦即所以破灭青年男女农民工人自身之生命。盖吾国之社会基础为家庭,而家庭之新生命即为青年男女,设匪一方利用青年好奇心理之弱点,煽惑青年男女为种种反叛家庭之惨害举动,而社会唯一基础之家庭为所破坏矣。他方更乘青年血气未定之弱点,诱使一般青年男女自由纵欲,则家庭之新生命又为所戕贼矣。若使此种破灭社会基础之祸患未除,则中国民族非至灭种不止」。
- ^ 告全國同胞一致安內攘外
- ^ 在日本與德國及意大利締結盟約後、德國軍事顧問團撤離中國。詳見中德合作 (1911年-1941年)。
- ^ 蔣在廣州對諸將領表示:“中央如果有力而穩固,就是廣東的福利,反之中央如失敗,亦即是廣東失敗,就是整個革命的失敗,廣東與中央的榮辱利害得失,是完全一體的”,“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内部不安,怎麽能抗日?國内不統一,不消滅共產黨,可以抗日嗎?”“我之安内,就是爲了準備抗戰”。
- ^ 大陆网易http://news.163.com/05/0519/00/1K2VA3980001124T.html,张学良: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此事与蒋介石无关
- ^ 1934年9月,蒋的《友乎?敌乎?》一文,以“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10月号。这篇长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除非日本真的能在10天之内灭亡中国,如果战争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佔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佔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佔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
- ^ 蔣在12月嚴冬中遭遇西安變亂,單衣越牆攀岩,倉皇逃難,傷及脊椎與腰部,身心受創甚巨,心力交瘁。隨後,蔣回溪口休養一月,托付秘書陳布雷參考蒋在西安事变时的日记及相關人士口述編著《西安半月記》,並為宋美齡自述的《西安事變回憶錄》校正。
- ^ 西安事变后,蔣对国民党元老张钫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扬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 ^ 主動送蔣囘南京的張學良被軍事法庭判處十年監禁,蔣隨即提請國民政府特赦之。張學良繼而長期軟禁在溪口等地,杨虎城及其子女則在1949年末被殺。
- ^ 西安事变前,蔣计划训练三十六个师,冀以此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军队只完成了進程三分之一不到,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分未运回,甚至连预备囤积起来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分之一。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而延缓或停顿,使日人提前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时间表。(黎望树教授:《李宗仁回忆录批判》)
- ^ 日军以北平郊外的卢沟桥附近为演习场所,逐日不断训练、示威,更且计划以丰台到卢沟桥一带的六十多公顷土地建造飞机场,执拗不休要求中国方面卖出这块土地,由于中方不予理睬,日军就一方面向中国地方行政当局施压,一方面更增加了在卢沟桥一带挑衅演习的频度。最初演习不过是每月或半月一次,后来渐渐增加到三天或五天一次;最初用虚弹射击,后来改用实弹射击;最初是白昼演习,后来是夜间演习。演习部队有几次竟出国宛平县城,都被中国守军严厉拒绝。
- ^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69页
- ^ 据日方统计,至11月8日,日军在上海战场阵伤亡合计40672名。但中国损失更大。据何应钦11月5日报告,淞沪战场中国军队死伤187200人,约为日军的四倍半。
- ^ 中日全面战争使莫斯科欣喜若狂。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Maksim Litvinov)即对法国副总理布拉姆(Léon Blum)说,他和苏联“都对日本向中国开战感到开心极了,苏联希望中日战争打得越久越好。”《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19章
- ^ 蒋在1937年11月17日日记中寫道:“南京应固守乎?放弃乎?殊令人踌躇难决。”蒋在军事会议上表示,愿自负死守之责,将领们则认为统帅不宜守城
- ^ 12月16日,國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兆铭向蒋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企图抛弃抗战國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别树一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这时也“主和至力”。
- ^ 12月28日,蒋与汪兆铭、孔祥熙及张群谈话,称“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國家、民族永远之束缚”。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蒋认为,与日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國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
- ^ 12月8日,当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蒋在当日日记中写下感想:“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
- ^ 蔣在日記寫道:“日本侵略南洋,可謂戰無不利,攻無不克,而獨在長沙之役受到最大慘敗,於是英美政府及其輿論,方知日寇之強,乃反應我國之不弱,公認我五年抗戰之艱難非若期預想之易易也!”。
- ^ 英軍逃往印度,遺下中國軍隊孤軍奮戰,蔣於日記中寫道:“史迪威……任令我軍流落受害如此之甚……近年來當以此次所受英美人士不德不信之刺激為最甚也!”
- ^ 蔣在日記寫道:“接獲美英自動放棄在我國治外法權,重訂新約之通告,此乃總理革命奮鬥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將由我手中達成,中心快慰,無以言喻”
- ^ 美境內報紙稱 宋美齡“已征服國會,而感化無數美國人傾心於中國”。
- ^ 但美国“先欧后亚”战略,相對於美國對英國援助,中國得到美國軍援物資數量很少。
- ^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第十四章
- ^ 美國最初对中國内戰持秉承「先歐後亞」的中立政策,冻结对内戰雙方的武器供应。至1948年后方对國府给予军事和财政支持(相當一部分並未就位)。莫斯科为中共提供武器,则包括缴自日本的九百架飞机、七百辆坦克、三千七百多门各种大炮、将近一万二千挺机关枪、一支具规模的松花江小舰队、无数步枪、高射机枪、装甲车。朝鲜是戰時日本重要军火库,那里军火都给了中共,足装了两千多车皮。还有更多日本军火从外蒙古运到。苏製的武器也来了,外加苏德战场上缴获的德国武器,上面德文被锉掉,中共宣称它们是美製,从“蒋介石运输大队长”那里缴来的。中共还从苏联秘密接收了数万日本战俘,他们在把中共军训练成强大作战机器上功不可没。是他们教中共怎样使用日本武器,怎样保养、维修。是他们创建了中共空军,由日本飞行员做教练。《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第28章
- ^ 蔣介石回電:余置之不理!
- ^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網站
- ^ 蔣表示:「他們要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只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保持獨立之主權,不信中(中正)無立足之地。」
- ^ 6月18日,蔣在日記中寫:“余必死守台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
- ^ 《李宗仁回憶錄》中稱:杜魯門發出請柬,約我3月2日至白宮用午餐。在初次會面介紹禮節上,顧維鈞承蔣意旨,企圖以“副總統”一詞作介,為國務院執事者所否定。顧氏始被迫改用“代總統”為介紹詞。 杜氏致歡迎詞後,按外交禮節,應請顧大使翻譯,然杜氏一反常例,終席未與顧氏交一言。 有好奇的新聞記者問杜魯門對我如何稱呼,杜說:“我以總統身份請他,我就應稱呼他為總統。”記者又問他對蔣介石如何稱呼,杜說:“我和蔣介石尚無往還!”
- ^ 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蔣中正引入抗戰時,較有才能也同為反共的日軍軍官組成白團協助台灣軍事,對中華民國國軍的建軍及防衛台灣有正面意義。白團將領也於八二三砲戰親赴前線。
- ^ 一軍官開會後下山急馳,蔣總統車隊緊急剎車導致蔣中正伉儷均受傷。蔣中正在逝世前幾年間長期接受治療,一度住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六號總統病房。最後,在宋美齡的堅持下回士林官邸治療。
- ^ 《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翁元,頁一八八
- ^ 司法院長田炯錦回憶,《總統蔣公哀思錄》
- ^ 《鳳凰週刊》:秦孝儀因遺囑被宋美齡插入“耶穌基督”4字背了一段時間的黑鍋。見:《秦孝儀蔣家文膽》
- ^ 一直以來,蔣介石信仰基督教都被指是因為宋氏家族的原因,他本人並非真正相信西方的基督教。過去流傳的蔣介石部份日記有載,待其如親母的岳母,宋倪桂珍女士一直勸他加入基督教,但被拒。倪桂珍病重時他認為再不答允太對不起岳母才改信基督教。而且,張學良、趙一荻等都不認為蔣介石是個真正的基督徒。蔣介石束髮追隨孫中山革命直至認識宋美齡家之前也根本不瞭解基督教是怎麼一回事,故不可能以耶穌基督信徒自居 。然而,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近年將所保全的,由1915年至1972年,長達五十餘年的蔣介石日記全文曝光。兩岸學者均認為此日記有高度真實性及權威性,顛覆國共兩黨過去的官方論述。研究過該批日記的呂芳上指出,在蔣日記中可以看到主宰他人生的,包括他稱「中師」的孫中山、他的母親以及妻子宋美齡,還有耶穌基督。蔣信基督的過程是在自己有所證驗之後,才信了基督教的。「蔣早期受母親影響,信奉佛教。結婚前沒念過基督教《聖經》。1930年,岳母倪桂珍勸他入教。這一年2月,蔣夫人和江長川牧師都勸他受洗。但是,蔣在日記裏自言,他對教義還不了解,所以沒有答應。1930年8月,他在軍事行動中有所證驗,認為『這是上帝的力量』。同年8月15日,他讀《新約聖經》,啟發新思維。這一年10月23日,蔣才正式受洗。他對於基督教過去知道但不解,直到他個人有所證驗之後,他才接受。這是他的人生態度,對某些事一定要了解才願去做。」〈蔣介石日記曝光讓他走下神壇和祭壇〉《亞洲週刊》21卷39期(2007-10-07)。 〈蔣介石的書單與反思〉《亞洲週刊》21卷39期(2007-10-07)。
- ^ 《蔣總統經國先生言論著述彙編》第9輯第62頁頁
- ^ 最後一次謁陵 慈湖人潮再現
- ^ PCHOME政治新聞;行政院核定刪除蔣兩紀念日
- ^ 楊樹標:《蔣介石傳》,團結出版社,1989年版本,第10頁。
- ^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
- ^ 《蒋介石年谱》
- ^ 楊樹標:《蔣介石傳》,團結出版社,1989年版本,第6-7頁。
- ^ 《李宗仁回憶錄》
- ^ [1]
- ^ 《總統蔣公墨寶》,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7
- ^ 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2月2日
- ^ 郑义: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论国民党为什么败走台湾
- ^ 《蔣介石研究》,李敖
- ^ 蒋介石与溪口,CCTV
- ^ 蒋介石对付不了钉子户?周顺房片瓦未动保存至今,东北新闻网
- ^ 蒋介石与一个“钉子户”的故事,看中國
- ^ 新唐人電視 作者:史淨 :【歷史上的今天】四月五日蔣介石先生逝世
- ^ 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對蔣介石的評價
- ^ 博讯新闻,简体中文新闻胡锦涛指国民党负责抗战正面战场:一石三鸟之举
- ^ 胡锦涛:国共两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 ^ 毛澤東先生評傳.張良善.第30頁.ISBN:957-41-0334-X
- ^ 馬英九在2007年11月1日出席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馬蕭後援會成立大會時的講話
- ^ 巴科夫著《中國強人蔣介石》
- ^ 費正清著《美國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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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高玉樹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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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宗仁回憶錄》中記載了蔣介石的勢力:「在此黨內糾紛無法解決之際,參加黨爭的人,大半只顧目的,不擇手段。流風所及,國民道德,社會風氣均受到極不良影響。其中最顯著的例子,便是上海流氓的社會地位提高,終至與黨國要人相頡頏。……民國二十年代,上海流氓分青、紅兩大幫,最有名的流氓頭為杜月笙與黃金榮。他們在租界內倚靠洋人保護,包庇煙賭、盜匪、娼妓,無惡不作。以上海租界為巢穴,青、紅兩幫流氓勢力簡直籠罩長江中下游所有碼頭,商民旅客謂之如蛇蠍。但在軍閥時代,這批黑社會的流氓們尚有一種自卑感,不敢與正人君子或士大夫明目張膽地稱兄道弟。舊時代社會上的士紳官商也羞與為伍。那時即使貪贓枉法的軍閥,也向不與流氓往還,他們還多少有些舊氏士大夫的頭巾氣。……後來蔣介石回到上海,流氓們的社會地位便上漲了。蔣氏於民初不遇時,曾列名黑社會,加入青幫。因其加入得遲,故輩份不高,上海甚多老流氓還是他的長輩。今番蔣氏衣錦榮歸,貴為革命軍總司令,他以前的兄弟們,自然都有雞犬升天之感。……他們自以為與蔣有舊,於清黨更有微勞,居然以紳士姿態出現,周旋於黨國要人間。而我黨中樞領袖,不自覺其在政府中地位之尊貴,竟與這批流氓稱兄道弟,不以為恥。官箴全失,斯文掃地,以視北洋軍閥,猶等而下之,實堪浩嘆!」
- ^ 《李宗仁回忆录》,据李宗仁回忆,蒋介石故意不让他知道要穿着中式礼服,结果他穿军装,看起来好像蒋中正的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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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杜魯門在打給蔣中正的電報中寫道:“我請閣下執行雅爾達協定,但我未曾請閣下做超過該協定之讓步。”但事實上,杜魯門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根據雅爾達密約中對日作戰條件的第一條明定: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必須維持。此即表明蘇聯要求美英兩國與其共同迫使中國接受外蒙古獨立。
- ^ 《顧維鈞回憶錄》中如此評價:“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苏联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即使从英国的观点来看,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美国的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但英美官員的說法是沒有根據的,根據雅爾達密約中對日作戰條件的第一條明定: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必須維持。此即表明蘇聯要求美英兩國與其共同迫使中國接受外蒙古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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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後,蔣圖像逐漸從公共建築上消失,新版新台幣也不再大量採用其肖像。2007年年初,執政民進黨推行去蔣化,陸續將各地蔣介石銅像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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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按出版日期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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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 中正文教基金會
- 24分钟的纪录片《蔣總統傳》(行政院新聞局)
- 數位典藏入口網: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關於蔣中正的照片集
- 蔣中正的一些照片
- 《黄花岗》杂志社
- 中國國民黨
- 蒋介石记录片
- 蔣中正:《九一八事變九周年紀念日對全國軍民同胞的廣播講話》(1940年9月18日)(原聲錄音,在線收聽)
- 蔣夫人宋美齡:《1943年在美國衛斯理大學的演說》(原聲錄音,在線收聽)
- 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對大陸同胞的廣播講話》(1950年11月13日)—— 大陸軍民勿為漢奸朱毛共匪打仗犧牲!(原聲錄音,在線收聽)
- 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中華民國五十年元旦對全國軍民同胞的廣播講話》(原聲錄音,在線收聽)
- 評《中國遠征軍》[[2]]